洪纬

摘 要：在10世纪，南下经略是契丹向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契丹南下经略活动研究颇丰，尤其对契丹南下经略的目的与影响都进行了具有广度与深度的研究。但多数研究注重以契丹南下经略结果来推论目的，缺少对契丹南下经略中军事活动与政治契合度的关联研究。对以契丹为主体的南下过程中，契丹与中原互动研究关注不多。对南下经略过程中契丹其他军事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因而有必要通过对史料的深入挖掘，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以便了解契丹南下决策的根本出发点与10世纪南北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契丹;南下经略;军事问题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2-0027-10

自10世纪初契丹崛起于北方草原，南下便成了契丹早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长达百年的南下经略活动，对中原政局，契丹国家制度建构，以及东亚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对契丹南下问题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对前贤研究的归纳与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契丹南下研究的基本情况与尚需进一步研究之处。

一、契丹南下经略的目的研究

游牧民族南下一直都是民族史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此国内外学者曾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原因与目的做过各式各样的解释。萧启庆曾对游牧民族南下原因的相关研究做了总结，归纳出影响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七种原因，并在对这些不同原因分析中，找出了一般共性，即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促使游牧民族南下一般是以掠夺财富人口为目的[1]。国内部分学者认同这一观点，认为10世纪契丹的南下活动目的在于掠夺人口与财富，不过时间段多限定在耶律阿保机与耶律德光父子时期。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对契丹南下经略活动的过程、结果分析，或从中原王朝的角度，认为契丹南下经略还存在着扩张、入主中原、维护安全、争夺霸权与收复失地的目的。但在目的产生的原因探讨上，有的学者并不涉及，有的学者虽对目的的观点不同，但在目的产生的原因上却有相似之处，故本节在对南下经略目的的总结与归纳之中将插叙不同学者关于契丹南下经略原因的讨论。

关于南下掠夺说，舒焚在所著的《辽史稿》中基本立足于阶级史观，认为辽太祖、太宗时是契丹的奴隶制时期，契丹南下是为了掳掠人口与财富，供奴隶主阶层驱使、奴役[2]。蔡美彪[3]与白寿彝[4]在各自所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大都吸收了舒焚的观点，不过白寿彝从耶律德光灭亡后晋的结果分析，认为耶律德光南下灭亡后晋的目的是入主中原。佟家江则从契丹勃兴之初的国力出发，认为契丹毕竟是北方初兴的小国对中原王朝的侵略活动目的在掠夺财富和奴隶，没有吞并中原统一天下的力量和野心[5]。黄凤岐通过对辽初契丹南下俘虏人口与财富的编管与安置的分析，也认为辽太祖太宗时期南下的目的在于掠夺人口和财富[6]。

王明荪虽然也认为辽太祖太宗时期，契丹南下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得中原财富。但在南下原因上多强调外部因素，阿保机是因中原混乱的局势而产生了南下中原的野心，耶律德光时期契丹的南下也全因后晋之故，耶律德光以后的契丹诸帝放弃了南进中原的政治构想[7]。韩光辉大致延续了王明荪的说法，在《契丹人南下原因初探》中认为契丹对汉地财富、人口的欲望是契丹南下的目的之外，北方漢族官僚与契丹的勾结以及中原北方藩镇实力的衰弱是契丹南下的原因[8]。彭艳芬、于淼虽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不过角度有所延伸，认为混乱的中原为契丹的南下掳掠提供了机会，但幽州刘仁恭是阻挡契丹南下的最大阻碍，与李克用的会盟是打破幽蓟壁垒的重要保障之一[9]。李锡厚的《耶律阿保机传》是较系统地研究阿保机的一本专著，将阿保机时期的南下分为两个阶段，认为阿保机改元称帝前，掳掠是契丹南下的目标之一。阿保机改元称帝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需要统治更多的汉人，这是他南下的动因[10]。时至今天仍有部分文章认为阿保机与耶律德光多次南下劫掠中原，并不是为了有效统治，而是为了牲畜、财物甚至俘虏[11]。这一观点只关注于经济层面，对契丹南下与中原政权互动与作战目标的选择上都不涉及，因此此说已不占主流。

在契丹的南下经略中，除掠夺活动外，尚存在着对中原城池或军队的进攻，这一经略行为似乎很难在经济层面做出解释。故而部分学者强调契丹较大规模的南下经略，本质是契丹的南下领土扩张行为。陈述在《阿保机与李克用盟结兄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一文通过对阿保机与李克用的会盟前后契丹的南下军事活动分析，认为阿保机南下并非掳掠实为扩张势力之举，并认为阿保机的南下政策为远交近攻。除此之外，陈述还从阿保机背盟导致的契丹与后唐危机出发，认为晋王在取得幽州后必然会威胁契丹，契丹在晋王取得幽州后就必须南下[12]。陈述的南下扩张说被后来许多学者继承，如苗泼[13]、李大龙[14]认为在辽初太祖、太宗时期契丹奉行扩张政策，南下中原是对扩张政策的执行。任爱君则认为，阿保机在即位之初，契丹南下的经略目的在于掠夺资源与人口，随着契丹实力越来越强，在阿保机晚年对中原的战争转向对土地与城池的占有[15]。以上学者虽然强调扩张是辽太祖、太宗时期的南下经略目的，但在此目的产生的原因上并未深入探讨。

崔明霞从外部因素出发，认为契丹南下扩张全因五代的混乱局面为契丹南下提供了机会，其目的不仅在于扩张疆土，掳掠财富，还为了称霸中原[16]。孙政同样也认为五代中原诸藩衰落景象与对契丹的拉拢刺激了阿保机向南扩张的野心。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阿保机缺乏问鼎中原，建立正统王朝的远见[17]。而许明武则强调契丹的南下扩张，是因为其军事力量在十世纪初期加强的结果[18]。这些讨论虽解决契丹南下扩张的因，但并未解决南下扩张的果，即达成何种扩张的目标。

陈述根据阿保机“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一语，认为契丹南进扩张的目标在于获取幽州，并安排交付汉人管理，以构成其联邦之一，作为他的屏藩地带。太宗对石敬瑭的援助，正是符合先帝“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的遗意，并且在这基础上的扩大[19]。王吉林在《辽太宗之中原经营与石晋灭亡》，对自辽太祖至辽太宗时期的契丹南下史实进行了梳理，认为在太祖时期为自身利益计，此时契丹的南下扩张的目标是蚕食燕赵并代地区，梁唐的争斗给了契丹绝好的机会，南下采取的政策是远交近攻。燕云十六州的获得是耶律德光对太祖南下扩张政治的继承与发展[20]。邢义田、蒋武雄也都认为，耶律阿保机试图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与河东李克用结盟，压制幽州刘仁恭，以达到向汉地幽州扩张的目的[21]。曹流认为云州会盟之后，阿保机两度用兵幽州，说明阿保机与河东联手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夺幽州[22]。

不过关于契丹南下扩张一说只集中在阿保机与耶律德光即位初期，对于耶律德光获取燕云十六州及之后，契丹南下活动解释力尚有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界提出了入主中原说。在较早的研究耶律德光的专文中就有学者强调，耶律德光时代的南下是为了入主中原。如王振科、郑毅在《契丹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耶律德光事略》一文中认为，太宗对中原地区用兵的主要目的是想插足中原。强占中原、扩大统治区域，做蕃汉共主。援助后晋时辽太宗未能直接入主中原全因时局不允许辽将中原收入囊中[23]。柳孟训在《耶律德光的历史作用》一文中将耶律德光南下入主中原的目的追述到阿保机时期，认为早在阿保机时期契丹既已觊觎中原，德光即位后，只是继续推行阿保机的南下政策，把进攻中原作为重点[24]。不过这些观点多是从耶律德光南下灭晋的结果做出的推论，在契丹南下的原因上则强调后晋的挑衅，并未反映契丹在南下决策中自身的动因。

林鹄通过对契丹汉化的分析，弥补了前贤在这一问题上的疏漏。在林鹄《耶律阿保机建国方略考——兼论非汉族政权之汉化命题》一文中认为阿保机在上台之初，就确立了契丹的汉化政策，在汉化政策下契丹的南下活动始终都是以入主中原为目的[25]。在其另一篇文章《辽太宗与石氏父子：辽晋关系新说》中再次强调，入主中原是契丹开国君主阿保机建国方略中的根本目标，亦为太宗所秉承。耶律德光在即位之初就一直在准备南进中原，石敬瑭只是给德光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契机，而契丹据有汉地的野心并非石氏所启。德光对后晋石重贵的进攻，也并不是石重贵原因，耶律德光本身也有意征服中原，耶律德光南下灭晋，绝无意再立傀儡政权，而是为了实现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称帝中原之梦[26]。此后的学者，如蒋金玲[27]、郑毅[28]等在他们的论著中也多延续了林鹄的观点。不过在研究景、圣二帝时期的契丹南下问题时，有学者提出了与入主中原说相似的统一中原说，即在北宋时期的南下战争具有统一战争的性质[29]。这一观点的提出是针对北宋的统一战争而言的，缺少对当时政治环境与军事环境的分析，故学界论及不多。

从契丹参与到中原诸政权军事斗争的角度，有学者认为契丹南下经略在于称霸。如杨树森从契丹南下的战争性质出发，提出契丹在五代时期的南下战争虽具有掠夺性，但主要还是从属于争夺霸权的全国割据战争[30]。姚丛吾则通过对不同版本阿保机与姚坤的会谈梳理后指出，阿保机力谋南征是为了与后唐李存勖争夺河北霸权，其采用的政策是远交近攻[31]。而任崇岳先生在《略论辽朝与五代的关系》一文，更是直接围绕契丹为何能在五代称霸展开讨论。不过这些讨论将契丹南下争霸的原因都归为中原藩镇的诱使，对契丹政权本身争霸动因的分析不足[32]。

部分学者注意到除耶律德光外，契丹其他时期的南下经略活动，多是对中原政权威胁的反应，其目的在于维护自身安全。如李鹏认为，刘仁恭出于对南争中原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措施对契丹进行扼制，随着契丹自身实力的迅速增强，阿保机与刘仁恭集团的博弈，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33]。李鹏在对辽穆宗南下政策的研究中认为辽穆宗及时放弃了辽朝三代君主的南征战略，调整为草原本位，在军事上支持同盟国北汉政权抗衡后周，将南疆锁定在幽云一线，其本质在于维护契丹南疆安全[34]。同样崔岩勤也认为辽景宗时期南下对北汉的援助是在维护自身的利益。北汉灭亡后，辽受到了北宋的直接威胁，辽景宗的南下是反对北宋入侵的威胁[35]。李大龙认为在穆宗和景宗时期退守保国，并无南下灭宋的企图，圣宗时期的南下是出兵求和[36]。林鹄认为，辽宋高梁河战后，幽州受到北宋威胁，辽廷可能担心中原再度北伐，景宗改变保守策略，频频出动大军南下[37]。孙书仁从辽朝内政改革的角度出发，认为在景、圣时期，契丹封建化改革要顺利进行，就必须抗击和打败北宋的军事进攻，保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这是辽朝南下的动因[38]。宋建明从燕云十六州对宋辽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辽国从宋亡北汉及北征的行动中，深感宋方的威胁，唯恐丧失燕云，失去与宋均衡的局面，故精兵南牧，这样引起了连锁反应，均势已失，双方都想抑制一下对方势力，于是才有了太宗的第二次北伐和辽的大规模南侵[39]。曾瑞龙认为中原并非辽朝的唯一目标，只是南边地区对契丹的安全非常重要，契丹故而时常南下。契丹南下的攻击纵深有三层，一层即幽燕二层魏博三层汴京，自阿保机时契丹南下就是为了突破并建立这三层纵深，辽太宗入主中原的失败，就标志着契丹这一南下模式的失败[40]。

最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圣宗时期的南下目的是为了收复失去的三关之地。这一观点在徐宏年[41]、蒋金玲[42]、曾瑞龙[43]等学者的论著中被提及。

由上可知，目前学界对于契丹南下的目的尚未有定论，学者在研究契丹南下目的时角度各不相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多是穿插在其他问题研究当中，也忽略了契丹南下目的与南下军事手段间的契合度的观察，对于契丹南下从结果推论目的研究较多，缺少契丹早期发展与南下关系的研究。

二、契丹南下经略影响研究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契丹无论以何种目的南下经略，整体上并不是成功的，但契丹南下经略带来的影响却是持久的，这是学界对契丹南下经略研究的又一个重點。

契丹南下对五代政权的影响，学界已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如邢义田通过对契丹南下战争的分析，认为契丹南下助梁灭晋，延长了后唐灭梁的时间，同时契丹的南下也使一些野心勃勃的藩镇将领掌握了更多的军权，这间接地导致了五代各政权的更迭[44]。蒋武雄发表了数篇系列论文探讨契丹南下与五代政权的关系，内容上大致延续了邢义田的观点，不过更加注重对史料的梳理[45]。同时对邢义田文章中并未涉及的契丹南下对北汉的影响做了专门讨论，认为辽世宗时期希望与后周建立同后晋相似的主从关系的破裂，促使契丹转向支持北汉，这是北汉得以存在并抗衡后周和北宋的重要原因。这一政策在穆宗朝被继承。辽朝南下的失败，导致了北汉灭亡[46]。蔡美彪[47]、郑学檬[48]、曾国富[49]也都认为契丹的南下支持是北汉得以维持割据的一个重要条件。任崇岳在《契丹与五代山西割据政权》集中关注契丹南下对在山西起家的后唐、后晋、后汉与北汉政权的影响，认为契丹在河东地区的活动，迫使五代的统治者往往把最强的将领部署在那里，从而给了这些将领以坐大之机。并且强调这些政权除后唐外，虽因契丹做大，但仍需契丹援助而导致契丹与其建立不平等的关系。曹流则从外交关系的角度，认为耶律德光南下灭亡后晋后，契丹与中原政权间建立了君臣-父子藩属之国的新型国际关系即辽晋体制[50]。李鹏则从避免宋辽战争的角度，认为辽穆宗与景宗时期，辽朝南下巩固河东地区作为南北双方军事缓冲区的地位，避免了辽宋间的直接冲突[51]。

契丹南下对北宋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澶渊之盟”的影响;二是对北宋御北政策的影响。薛立东[52]、黄凤岐[53]、徐宏年[54]、芮忠汉[55]等都认为契丹在南下作战中，由于与北宋势均力敌，战争形成拉锯，故促成了“澶渊之盟”的签订。李大龙通过对契丹军事、经济的分析，认为“澶渊之盟”的签订，并非势均力敌，而是北宋对契丹攻势难以抵挡的屈辱求和[56]。持此观点的还有杨世彝[57]、高美玲[58]。李锡厚则认为“澶渊之盟”是契丹南下失败，北宋战胜后签订的[59]。任崇岳[60]与漆侠[61]亦认为“澶渊之盟”是辽军南下处在一个不利的条件下造成的。王晓波则提出“澶渊之盟”是契丹以战促和的产物[62]。都兴智、吕洪伟则强调南下过程中，契丹大将萧达凛之死与辽朝萧太后的远见卓识，是促成“澶渊之盟”的关键[63]。

在契丹的南下对北宋御北策略影响的研究中。漆侠注意到自986年宋太宗北伐失利，为了应对契丹的大举南下，北宋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并且构置了以白沟作为前沿防御阵地，旧来的三关为第一线，雄州以南的高阳关，以及高阳关以东的沧州和以西的定州，构成第二线的两线防御体系[64]。王轶英在《北宋澶渊之盟前的河北军事防御区域》一文中继承了漆侠的观点，并认为在宋真宗时为防止契丹军队南渡黄河，设立了以天雄军为主的第三道防线[65]。陈峰认为宋太宗在二次北伐失败后，为了应对契丹再次南下，宋廷继续调整部署，在对辽前线特别是缺乏天险的河北前线驻扎重兵，采取分区与重点驻防相结合的原则，形成全面防御的态势。对河北地区的防线设置与漆侠观点一致，对河东地区防线的设置则认为形成了以北部代州、南部并州为主的两层防线[66]。王战扬则认为宋太宗北伐失败与契丹南下的连番打击使宋太宗追求“大一统”的梦想逐渐有所消减，在边防上由寻找时机再兴北伐的积极防御体制，开始逐步转向保守防御和“守内虚外”国策下的边防经略理念[67]。

除以上契丹南下对中原政局的影响外，较早研究契丹南下的学者无一例外地都提及了契丹南下对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组织的破坏。不过雷家宏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对民族融合的贡献》一文中，除提及阿保机南下对中原地区的破坏外，更多的是对阿保机的南下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论述[68]。

契丹的南下并非仅对中原政权存在影响，其南下过程中也吸收了许多中原先进的政治文化，促进了契丹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廖启照在《征服或扩大——辽朝的政治结构与国家形成》一书强调了契丹南下的征服为契丹国家的建立与制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69]。林鹄则探讨了契丹枢密院的设立，认为太宗入汴设置的枢密使一职对后来世宗设立枢密院与契丹的枢密制度产生重要影响[70]。苗泼[71]、冯小琴[72]、刘春玲[73]、蒋金玲[74]则重点讨论了契丹南下俘虏的汉人对契丹政治的影响。

还有学者讨论了契丹南下对契丹君主的影响，如李锡厚在《辽西夏金史》中，认为阿保机的南下活动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提高了自己在契丹部落的影响力。罗亮在《以谁为父：后晋与契丹关系新解》一文中从契丹的角度出发，认为耶律德光援立后晋不仅使契丹在经济上获取丰厚回报，在军事上取得南进的重要据点，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为辽太宗树立了威望，促成其举办再生、柴册礼，无异于第二次登基。同时，辽太宗借此机会推行政治改革，将大量的汉家制度吸纳到行政体系之中，完成了部落国家到王朝帝国的跨越[75]。

世宗遇弑与南下的关系也是学界研究颇多的一个问题。陈述认为世宗遇弑与天禄五年（951年）的南征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同时还指出这一事件是契丹国内南进或保守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世宗遇弑标志着契丹放弃了南进政策[76]。林鹄意见与陈述相左，他认为世宗是太宗南进策略的忠实继承者。自天禄三年（949年）始便已兴师南下，由于南下军事上局面一时难以打开，世宗已准备寻求外交上的议和，因此世宗之死与南征无涉，主要是世宗得国不正的结果[77]。耿涛认为世宗为摆脱贵族束缚，有意南进中原，此举受众臣掣肘，双方各不相让从而导致世宗被弑[78]。卢修龙在《辽世宗被弑原因探微》中认为，为了摆脱后族势力牵制，南伐中原成为太宗、世宗的一项选择。世宗登位后，延续辽太宗采取的南伐政策，提升自己的威望，试图摆脱后族掣肘及其施加给自己的影响而导致被杀[79]。

而对辽穆宗的讨论主要是其对契丹南下政策转变的影响。陈述认为，穆宗时期放弃了南下政策，“三关本汉地，今以还汉，何失之有。”之说应是迫于形势的现实说法，而这种形势的造成，又和草原保守政策分不开[80]。林鹄则否认了陈述的说法，认为穆宗初年，对进取中原相当积极。辽朝南下政策之转变，发生在应历四年（954年）高平之败后。一方面北汉受到重创，其势渐颓，另一方面穆宗领教了柴荣之英武后，可能自此不敢小觑后周，遂转趋稳健，不再轻易南下，其性功能障碍的疾病也影响了其南下的雄心[81]。岳淑丽、李鹏[82]与王金秋[83]都认为穆宗有严重的人格障碍与精神分裂症是导致穆宗放弃南下与三关之地的重要原因。

由上可知，在研究契丹南下影响的研究中，学界关注点仍然多集中在中原视角上，对契丹为主体的讨论尤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

三、契丹南下经略的作战过程研究

作战过程是南下研究的重要一环，这其中也包含了契丹南下作战中战役分析、胜负因素、后勤补给、战术、路线等问题。

对契丹南下的具体作战过程学界已有很多研究，但多数研究是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注重对战役的梳理与个别战役胜败对双方军事影响的研究，对作战过程中契丹军队表现出的战术特点、作战原则与思路等军事问题涉及不多。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历代战争史》五代宋辽金夏部分，对澶渊之盟前契丹南下与中原政权间展开的主要战役进行了梳理，并对战争胜负的因果进行了分析[84]。刘庆毛、元祐主编的《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站在北宋的角度对澶渊之盟前的宋军两次伐辽之役，与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宋遼之战两军的作战过程进行了梳理[85]。军事科学院主编，冯东礼、毛元佑著《中国军事通史（北宋辽夏卷）》则通过对澶渊之盟前辽宋间的数次战役的作战过程进行分析梳理，以认识北宋对辽战略的转变过程与动因[86]。王晓波的《宋辽战争论考》除重视宋辽间具体作战过程的考辨外，更多的是强调战争成败对北宋对辽政策的影响[87]。

程光裕与曾瑞龙将研究集中在宋太宗时期，在程光裕所著的《宋太宗对辽战争考》中，集中对宋太宗时期北伐幽州的决策过程，与辽宋间历次战役过程的史料记录进行了考实[88]。而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则从军事学的角度，对979-987年间宋辽两军爆发的军事冲突的战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契丹南下非单纯是因为宋太宗的北伐战争引起的，本质是宋辽两强相遇，加上燕云与关南双重的领土纠纷，以及辽朝支持北汉介入中原战争导致的，宋太宗北伐只是双方大战的导火线[89]。

顾宏义《宋辽高梁河之战考辨》对宋辽间高梁河激战的详细进程以及宋军作战失败的具体原因进行考辨[90]。在《宋辽徐河之战及其影响》一文中对徐河之战的经过进行了考辨，认为徐河一战重伤了耶律休哥，使其改变了契丹在河北地区对北宋的政策，促进了边境的安宁[91]。何冠环在《宋辽唐河、徐河之战新考》中对契丹南下与宋发生在唐河与徐河两地的战事进行了分析，由于视角以宋朝为主，故只对契丹南下作战的过程与兵力进行了考实[92]。汪圣铎、胡坤在《宋辽瀛州之战与澶渊之盟》中对统和二十二年契丹南下的瀛州之战进行了梳理，认为契丹的瀛州之败，阻止了契丹军队南下的进度，增强了宋真宗亲征的决心，促进了澶渊之盟的最终签订[93]。这些文章都从契丹南下重要战事的分析中认识契丹与北宋军队策略的短暂变化。

在契丹南下作战胜败因素上的讨论，学界也有颇多成果。在南下作战胜利因素的讨论上，除认为主要原因在中原政权自身的混乱与腐败上，更多的是强调军事上的重要因素。如郑毅[94]、曾国富[95]认为契丹南下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后唐、后晋内部的叛乱所致。漆侠在其研究北宋伐辽战争的系列文章中，强调契丹在抵抗宋军北伐战争中获胜的原因有三：一是辽贵族政治比较稳定;二是军事上除维持其早期的优势外，培养出来一批有为的优秀指挥人才如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三是战争中以坚城为依托，外围兵力为牵制，利用有生力量围歼宋军的策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96]。刘雄与李慧慧在《高梁河之战中辽军获胜原因初探》中基本承袭了漆侠的观点，从固守燕京，战术运用，将帅选任三个角度论述了辽军在高梁河之战中胜利的原因[97]。而郑毅[98]、赵旭峰[99]则强调汉族武装的加入增强了契丹南下军队的实力，是契丹南下胜利的重要原因。沈加元在他的《十世纪辽王朝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文中，则从契丹军事力量储备、训练、动员体制、军队编组形式、行军方式、战术原则、兵员素质、军事纪律、军事区的划分、经济力量与统帅决策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契丹南下的军事胜利原因。对于部分南下作战失败的原因，多认为是军事决策人员的失误与恶劣的自然条件[100]。

在关于契丹南下作战失败的因素探讨上，学界似乎更注重政治原因而非军事原因，且讨论集中在辽太宗时期。任崇岳[101]、郑毅[102]认为，在耶律德光援助后晋之前，契丹南下的失败主要是实力不如后唐。王义康在《后唐建国过程中抵御契丹南进政策探微》探讨了后唐在应对契丹南下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认为随着契丹南进加剧，晋王对契丹奉行坚决反击的政策，对契丹南进及河北地区的亲契丹势力进行坚决打击，这是导致契丹南下失败的重要原因[103]。在讨论耶律德光入主中原失败的原因上，蒋武雄认为首先是契丹准备本就不足，其次是中原叛乱势力四起契丹已无力压制[104]。任仲书、马萌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军事力量不足，政治准备不足，民族习惯不同。自此之后契丹南下的政策趋于保守，究其原因是契丹内部政局动乱与后周、北宋王朝的建立[105]。刘肃勇、王晓莉则认为耶律德光南进中原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国力不足，其次是政治不成熟未能笼络汉族官僚，最后只知掳掠而不知收买人心[106]。孙政认为太宗南下失败的原因：一是契丹在政治和思想方面还不成熟，统治者深受传统“华夷观”的束縛，墨守成规，错失改革良机;二是受到了契丹统治阶级新旧势力分歧和斗争的牵制;三是契丹初期农业发展薄弱，无力支撑庞大的战争供给，野蛮的“打草谷”后勤保障方式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强烈反抗;四是契丹的整体军事实力不足，汉族将领和军阀割据势力强大，契丹没有力量控制整个中原[107]。陈述认为，太宗南下战败的原因，是他放纵契丹士兵纵情抢掠，激起中原人民更大的愤怒和反抗，迫使他不得不很快地离开汴州[108]。

后勤补给是决定契丹能否南下与南下能否战胜的重要一环，以往学界对契丹后勤补给主要集中在粮草补给上，即有无“打草谷”或是“打草谷”是否是契丹南下的后勤制度的问题，对装备问题偶有涉及但无专论。孟广耀最早在《“打草谷”辨》一文中认为，“打草谷”并不是契丹军队的后勤补给制度。辽朝南下解决军需粮草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沿用两汉以来的屯田政策。“打草谷”不是契丹语，而是中原人对契丹军队抄掠军食粮草行为的用语，后来演变为历史上的专用名词[109]。罗继祖、刘庆针对孟广耀一文，发表了《“‘打草谷辨”辨》，认为“打草谷”这种掠夺性的军事补给行为，虽然并非军事制度，但“打草谷”是契丹人早期南下军需供应的一种习惯行为，而不是辽朝始终奉行的长久办法[110]。费国庆从契丹历史整体出发，认为在辽朝的前中期，在辽军中存在着一支专门的“打草谷”骑兵，在南下战争中负责抄掠粮草为辽军提供后勤补给。直至圣宗时期，由于屯田的普及使辽军有了固定的粮草供应[111]。

关树东则将辽军军需分为部族军与汉军两种，认为在辽初部族军的士兵既是生产者又是士兵，辽军南下行军时并不需要固定的军需补给制度，给养与装备一般都是自备。在作战时契丹有老小营做后勤服务。“打草谷”骑作为抄掠部队也为契丹提供军事补给。汉军的给养一同中原制度有明确的员额。从辽中期开始，契丹逐步建立了中原式的军需给养制度，即屯田与群牧。同时关树东还关注到契丹南下的装备供应问题，认为无论是部族军还是汉军都需自备一份装备。大型的攻防器械、精良的武器，则由国家提供[112]。赵光远从契丹军队的组织出发认为，辽朝的常备军“宫卫”有固定的给养供应。南下中原的契丹军队是临时点集的，并没有固定的粮草供应，因此通过“打草谷”骑四处劫掠来补充军需。并且“打草谷”这种军事掠夺性质的军需补给是制度性的[113]。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强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契丹军队分为常备军与非常备军，契丹的部落士兵为非常备军，其装备给养均需自备，但够境内行军吃用，一出境，给养则靠就地筹集。常备军为汉军与契丹人组成的侍卫亲军，汉军的给养来源主要是幽蓟地区的农民所缴纳的赋税。但无论常备军与非常备军由于给养转输问题，一入敌境就需要就地筹粮，因此抄掠是契丹军队在敌境给养补充的主要来源[114]。

张国庆从辽朝前中期的经济状况与结构出发，认为辽朝前中期军队出征不备粮草实行现行抄掠的军事后勤制度。武器装备也以自备为主，国家对部分军队提供战马[115]。吴飞根据契丹“行逐水草”特点认为契丹南下的主要补给方式是随军放牧而非“打草谷”。当物资匮乏时，才会格外依赖“打草谷”来补充军需。辽太宗灭后晋纵容部下“打草谷”，与当时契丹府库空虚有关。同时吸取关树东“老小营”一说，认为契丹也会按照游牧民族传统，以家属、牛羊及其他辎重随军，编组为类似后世蒙古人奥鲁的军事生产组织，作为契丹军队南下作战的后勤组织[116]。武威认为辽朝南下作战的军需给养除自备外，还有“打草谷”和“犒军钱”的补充[117]。

陈述先生在《契丹军制史稿》一文中，则首次将契丹军队的后勤补给分为军食与兵器两种。同时也认为契丹军队存在军事后勤系统。在南下作战中的粮草补给上，契丹士兵除自备粮草与“打草谷”外，在契丹军队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食用牛羊作为随军补给。在兵器补给上，契丹为南下军队提供的主要是铠甲、弓矢，但这是战士自备装备以外的补给和作战消耗的补充[118]。沈元加认为在辽初并没有后勤补给制度，作战与后勤的关系是以战养战，通过作战掳掠来满足军事需要。随着燕云十六州的获得与契丹经济的发展，契丹建立了军事后勤体系。同時提出契丹的南下作战也是根据后勤体系的力量进行[119]。

《辽史·兵卫志》所载的契丹战术史料是学者研究契丹南下战术的主要依据。早在194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编写的《辽代骑兵战史》，就依据《辽史·营卫志》的记载对契丹军队的后勤补给、军事装备与骑兵战术做了介绍[120]。王曾瑜在研究辽军战术时不仅参考了《辽史·兵卫志》的记载还吸收了部分宋人的笔记，认为辽军在战术上长于野战，在野战中集中优势兵力，经常采用“弓骑暴集”攻敌一面的战术，这说明当两军短兵相接时，辽军便丧失优势。并且认为契丹军队的军事纪律要优于中原军队，但辽军回避打硬仗，比较散漫，其坚忍性和顽强性不如后来的金军[121]。武玉环在《辽制研究》中认同《辽史·兵卫志》所载，认为辽军的军事装备为自备，并根据《辽史·兵卫志》所载内容，将契丹军队的战术归为九类[122]。丛密林在其博士论文《契丹骑兵研究》中对整个契丹历史上骑兵的武器装备的分类、发展与制造进行了研究;并根据契丹骑兵在平原上的地理优势，对契丹骑兵的战术进行了总结[123]。

关于契丹南下路线选择的研究，仅有卜凡在《“澶渊之盟”以前宋辽战争交通道路考》一文中，对澶渊之盟前契丹南下多进行的路线进行了梳理，指出战争频率最高的道路为太行山前道路，其次为雄、霸间道路，第三为雁门山道路，道路的选择主要基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与宋辽的战略意图[124]。

关于契丹南下作战时间选择的影响上，仅见张国庆、刘艳敏从环境对骑兵影响的角度出发认为契丹骑兵喜冷怕热的特性，使契丹骑兵南下受制于气候的影响，从而催生了其“主动”南进中原出征作战时必有“季节性选择”的特殊战略则规。并且认为气候的选择直接影响了南下作战的结果[125]。

由上可知，学界目前从军事角度对契丹南下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契丹自身军事特点对其南下经略影响的关注，尚有加强的地方。

综上，契丹南下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由于史料挖掘与视角的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首先，要重视对墓志材料的运用，墓志材料作为时人的观点，有较高的可靠性，通过对墓志材料与文献的对读，有助于寻找被隐藏的材料。此外还应转换视角，深入挖掘宋人史料中，从契丹主体角度所作的相关论述。其次，契丹南下经略以军事活动为主，但在现阶段对战争过程的研究，主要围绕史料内容的分析，缺少运用相关军事理论来研究分析，缺少长时段的认识，未跳出史料桎梏。因此在研究中应当借鉴军事地理与军事后勤等理论与研究方法，通过对军事学相关理论的运用来分析契丹南下军队作战过程，或许对契丹南下战争中的路线选择、装备补给、战术运用能够得出新的认识。最后，不应当忽视游牧民族本身的政治与军事特点。在整个契丹南下经略过程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或是南下作战过程，都保持着一定的游牧民族特色。而对这一游牧特点的挖掘，应当是找到10世纪不同时期，契丹在南下经略中战略共性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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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