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年3月10日

地点：暨南大学文科楼文学院

讨论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基地班学生

唐诗人：今天我们讨论的作品是青年作家文珍的新小说集《夜的女采摘员》。文珍特别擅于写情感，尤其爱情、婚姻等主题的一类小说写得特别诱人。文珍有一种叙事天赋，就是擅长于把握人内心隐秘之处的那些很微妙的情绪。读文珍的小说，各位可能都很容易融入其中，原因是这里面的故事我们都不陌生，小说中那些有意思的情感细节，对于在座各位或许也是极具诱惑力的。各位目前正在学习文学理论知识，这个时候读一些全新的、青年作家的作品，考验的是我们该如何灵活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去评判一个全新的作品，以及如何保证我们的阅读感受不被理论知识所淹没。我希望听到各位真实、同时又尽可能带着理论剖析的评判。文怡先说，后面人接着话题，最后我再总结。

徐文怡：好的。很高兴能来参加这本文集的读书会，我想先从我阅读时印象比较深刻、但估计比较直观浅显的女性形象问题说起。文珍很多小说的主角都是女性，这部新小说集也不例外：三十多岁仍然在家里的未出嫁的小林，工作认真、能力强但仍然深陷爱情导致工作失利的女强人，十九岁离开家乡去城里打工的林雅，北大历史系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欧阳小乐，虚假的网红a小姐，等等。这些女性身份不同，经历不同，但都是底层人物，都带着很深的伤痕。同时，她们身上都表现出一些矛盾性的精神品质，比如既美好又脆弱、既卑微又伟大，可以说都是些矛盾的个体。这种矛盾特征背后，应该是作家极力想塑造出一些复杂的、饱满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精神。我们知道，女性的伟大很多时候表现为她们的软弱，体现在她们更重情谊、同情心更强烈，尤其作为母亲的女性，更可以和博大、善良等一系列美好品质关联起来。但同时，拥有这些美好品质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又往往被辜负、被欺凌，如此比照之下，女性精神的矛盾性其实就是伟大性。作为女性读者，我读文珍的这些小说时，對这些女性人物的遭遇有很多感触。我以为，文珍在书写女性形象层面，已经把握到了一个隐秘的叙事路径，就是寻找女性身上那些矛盾性的品质，用内在的悖论性的情感心理去构造故事，如此营造出来的作品不仅在叙事层面实现了内在转换，也在情感层面展示出极强的感染力。

赵子陕：文怡讲女性形象，的确，女性形象在文珍小说中是最感人、给人印象最好的部分。但我作为男性读者，看小说的时候留意的往往是其中的男性形象。文珍所塑造的男性形象大多有着类似的特征，如责任感缺失、共情能力缺失、依存性强。这在《大闸蟹》、《寄居蟹》和《乌鸦》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这类男性人物太多，可能会导致一种阅读印象，即男性形象不够多样、不够饱满。但换一个角度，我又觉得这类形象对于小说主题精神的表现是有很大帮助的。如果可以概括一下这些小说的精神核心的话，可以这样说：在黑暗的绝望中，令人感受到爱的光芒。为了这个叙事目的，男性通常是作为小说的次要角色，他们的存在从反方向来丰富我们关于小说精神主题的感知。我们看到小说中的苦难和悲哀，往往都有男性来辅助完成，这就突出了女性作为主角时的精神感染力和情感冲击力。在一系列不理想的男性形象的衬托下，女性真挚的爱、纯粹的爱，就显得格外令人感动了。因此就小说整体感而言，文珍塑造的男性形象是有效的，符合小说创作的精神逻辑。但若能够把男性形象塑造得更复杂一些，如她的女性角色一般精神饱满，小说的艺术张力应该会有大的提升。

唐诗人：子陕说的这点很有意思，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我曾经与文珍聊过男性形象的问题，她也很奇怪自己的读者基本都是女性，男性读者很少。子陕说的男性形象不够饱满，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会让很多男性读者没有代入感，影响阅读感受。

徐文怡：子陕说的男性形象问题，我倒觉得不太重要，毕竟我们不能说现实生活中没有这一类男性，所以从叙事目的和小说重心来看，塑造何种特征的男性角色是作家的自由。而且，阅读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忽略男性形象的问题，男性形象完整不完整，对于我们理解整篇小说而言一点也不重要。文珍在后记里讲：“这是一本关于梦境、小孩子、女人、动物和鬼魂的书。”这里就没有提到男性，所以在作家的故事架构中，男性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不要男性、男性不重要这些叙事结构问题来理解文珍的女性写作特色。在一个男性话语还占据着日常生活主导性位置的环境下，小说创作过程中刻意忽视男性的作用，这种叙事安排本身就携带着特别强的女性主义意识。当然，我并不是说文珍是女性主义作家，但其小说中的这种性别结构，倒是可能隐藏着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子。

说到女性写作问题，对于文珍而言，我以为她的女性意识不只是表现在女性视角和女性形象塑造方面，更因为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女性关怀感。文珍从很多方面表现着对女性生命价值的重视。这种性别关怀也不同于很多传统小说对女性的刻意偏重，而是带着很强的现代性品质，比如她写的都是全新历史环境下的女性，是寄居在现代大都市的青年女性，在情感等方面都展示出清晰的现代特征，但现代城市人的游荡性特征显然无法慰藉这些女性的独立性需求。女性的独立成长与城市的无根性本质，带来的精神矛盾是很深层次的悖论，她们该何去何从？文珍在小说中不断地探询着这样的精神难题，她感受着她们的迷茫和无助，同时，作为女性读者，我也感同身受着。

朱霄：两位同学是从男性和女性形象来讲，我从中得到了一点启发。我喜欢文怡所说的母性造就善良，却也致使了妥协。这个说法在女性文学里面常常被谈到，擅于付出的女性会显得矛盾多情，但这正是她们让人感动的地方。在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中，文珍突出了这种迷茫。但我还想说，其实在几篇文章中，女性最终的心理变化是与世界的和解，就像《刺猬》里，筱君最终还是理解了母亲，她曾经挣扎痛苦的部分与轻松释然后的愉悦结合在了一起，让女性不再单是茫然无措的形象。而子陕同学谈到男性形象的不够丰富，我也有一点同感，但可以理解。《夜的女采摘员》主要是以女性为叙述者，男性普遍缺乏成长和变化，这是文珍在铺排女性形象时忽略的东西，也是我们需要思索的地方。尽管女性的解读愈来愈热，但男性角色给读者的印象也应当被重视起来。

叶莹：你们关注男性和女性形象，我想补充一下动物形象。小说中出现很多动物，我以为，这些穿插在故事中的动物分担着塑造人物形象的叙事作用。作者很多时候并没有直接指出人物的性格和想法，而是通过动物的描写进行暗示和隐喻。比如在《小孩小孩》中，小林和依依在荒地上遇见一只“大胆”的大鸟，独自在田野上徘徊，“目空一切”，对周遭的变故无动于衷，正好符合小林内心孤独、作为社会边缘人的人物形象。在《狗》中，“我”深夜潜入草丛对着一只癞皮流浪狗倾诉衷肠，其实也是在与自己对话。这一篇章的结尾借“我”的口清晰明了地指出，期盼着“我”变出火腿肠的狗其实就像是期待暗恋能有结果的“我”自己，最后狗看清真相转身离去，也暗示了“我”决定放下自身的妄念。

除此之外，动物对人性也有隐喻作用，不管是乌鸦还是黑熊，它们身上都有明显的人性化特征。动物形象的人性化是将动物当作人的同类，将动物性中具有人性的一面放大，比如黑熊对家人的依恋、对外界的向往，以及乌鸦的倨傲与爱美之心。这些特性，在人类身上一样有，都是动物和人类最原始的本性。在《乌鸦》中，鸟类联盟将弱势鸟类甚至是自己的同胞出卖给流浪猫，只为换取生存空间，这其实就是社会中唯利是图、弱肉强食的畸形环境的完美投射。还有黑熊一家的故事，偷猎者滥杀滥捕野生动物以牟取私利，极大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和自然和谐。今天我们呼吁保护动物，但在城市里动物表演仍大行其道，以及所谓的野生动物园，人类的发展侵占动物的生存空间，美其名曰对动物进行保护，实则是将其关进牢笼任人观赏。人类才是社会畸形发展的唯一罪犯。作者借动物形象的塑造，指出人类精神中的善恶美丑，指导人们的是非判别，以此促进读者感怀人生、反思社会的生活伦理等问题。

付淇琳：人性就是这样，正如叶莹所说，文章中的动物大多是为了隐喻而写，这里的动物可以和人自由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是动物和人的互文。而在这些互文中我总能感觉到一股弥漫着的淡淡的悲伤，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一只五月的黑熊怪和他的特别的朋友》中，一只会欲盖弥彰地把蜜糖罐当路障、爱与和尚们聊天、爱刷手机看公众号的黑熊精，他从小家里人就被抓去取熊胆了，游客拔掉他的一丛毛也不能作声，喜欢的公众号明海告诉他那是洗稿的，哪怕最后手机铃声终于响了，都要掘地三尺把刚刚埋下去的手机挖出来，好可怜！但看着看着，我发现，可怜的不是熊罴，是我们人类自己。“人类是十分复杂的动物，从来不仅仅满足于蜜糖和鱼。他们有难以魇饱的欲望，以及你难以想象的抵达欲望的曲折途径。”比如为了偷取熊胆猎杀一头熊啦，熊有什么错，鲸、穿山甲、蝙蝠又有什么错？雪山、冰原、湖泊、海洋、森林又有什么错？居然要被人类这样对待！人类对于大自然来说，是癌症吧？

但同时，文珍的叙事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让你觉得悲伤也是轻飘飘的，像在云里飞翔。你会觉得她的悲伤也是一种很美好的情绪，有别于内耗的、把人折磨得形如枯槁的悲恸，亦不是“人比黄花瘦”那样敏感纤细的凄楚。有悲伤也就会有欣喜，如果说文珍的悲伤是漂浮在上面的，那么她的欢喜就是在地上重重地跳踢踏舞的，既像在開party，又像春天刚出洞的在地上打滚的熊。总之，一种强大的包容力始终笼罩着我。

陈李涵：没错，文珍小说的包容力是很强的，不同的情感都能在其中被品味到。我读这本书，也体验到了更多人类情感的表达，这种方式细微轻盈，城市的孤独感便从中突现出来。文珍这本小说集书写的主要是城市社会中那些孤独的灵魂，她关注那些主流之外的人群的生活状态。书中所展现的人物，大都是在现代城市里浮沉的“小人物”。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如沙砾般渺小，仿佛随时可以被浪花淘尽。比如不起眼的小林、躲在隐蔽角落的K、死去后连姓名都无人知晓的林雅、在残酷的城市生活中逐渐走向毁灭的女大学生小乐……他们大都面孔模糊，正如摩肩擦踵的城市里，日日匆匆穿行的、不知姓名来历的路人甲。而文珍将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将这些渺小个体的世界一一展开。这本小说集要完成的，或许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那些被掩藏在主流话语之下的人群。文珍用一颗饱含温情的心，来叙述这些游离在主流世界边缘的人或事。通过叙述，文珍演绎了许多渺小个体的命运，向我们诉说着城市中某些群体的苦痛。文珍的细腻讲述，让那些孤独的、不被理解的灵魂都能在文字中找到自己，并得到慰藉。

赵婷：李涵讲到的小人物与时代关系也是我读小说时想到的话题。区别于李涵，我想以离散这个概念作为视角，聊聊这个问题。《夜的女采摘员》延续了文珍之前关于城市底层青年的写作视角，写的是“离散时代”城市青年的心灵内伤。离散时代是文珍小说创作的现实背景，也是当代城市文学书写离不开的写作场域。与传统熟人社会相比，“离散社会”是个既脱地缘又脱血缘的陌生人社会。在离散社会中，疏远的不仅是个人与家人的距离，还有个人与身边人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的减少，不一定是出于个体追求独处的自主选择，更多时候是现代社会复杂的压力所导致。如《在办公室里过夜》的主人公“我”宁愿在办公室里与一只骷髅鬼跳舞、聊天，也不想和人打交道，这是当下社会“社畜”、“自闭小孩”的真实写照。

像李涵讲的那样，这些被时代浪潮无情冲刷的沙砾们，或者说离散时代中的小人物们，大都是大城市中无根可依的漂泊者。比如《乌鸦》中从小镇来到北京读书、工作的唐家岭，“蚁族”青年欧阳小乐，《寄居蟹》中在深圳工厂打工的“三和青年”林雅和军军，《相手蟹》中漂泊在外的K等等。他们背井离乡，离开父母，独自在外打拼，承受着大城市中难以负荷的生存与竞争压力。当受到缺钱的生存困境与缺爱的心理困境的双重碾压，这些城市的外来者从孤独走向了绝望，产生了人性的异化。一个个“林雅”熟门熟路地堕落成了“军军”;一个个“军军”又稀里糊涂地长成了“老董”;一个个“老董”或潦草一生，或一跃而下。我们所处的时代，各种技术的发达，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生活紧密关联着，但世界也从来没有这样地被分割与不可逾越。群体之间交往的缺失一方面免去了应付人情世故的烦恼，但另一方面也给个人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孤独，造成了焦虑、抑郁等隐秘的心灵内伤。文珍的小说对于这些时代性的精神问题有着很细密的书写，所以她不是很多人说的只写女性个体情感，为此就被指认说格局小，更多的时候她是用个体的情感来隐喻、甚至直接表达着时代性的一些精神隐忧。

陈李涵：我想补充一下赵婷的观点。我觉得文珍的文字之所以感人，除开她写的是“微小”的群体，或者说离散时代下遭遇着精神内伤的城市青年群体之外，更重要地，是得益于其善于从许多渺小的情感和瞬间出发，来描摹人物的精神世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难以言说的感情或者经历，很多内心想法经常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文珍的才华在于，她能让这些如同在深夜里发光的点点繁星一般的微小情感，一一散落在书中，让读者看到其珍贵的光芒。如《小孩小孩》一篇，小林和依依妹妹将采回家的花视若珍宝，回家的一路上都用湿纸巾小心翼翼地包着，生怕手中的温热烘得花朵过早地枯萎。但是，当天晚上，这些花就被家人毫不留情地扔进火堆里。那个瞬间，小林和依依二人心中一定有许多不甘与不舍，但她们却都默契地选择不开口——她们早已习惯这些微小的情感遭遇忽視、不被理解。《相手蟹》中，K因宠物蟹蜕壳死去而深陷震撼和痛苦之中，他的痛苦既来自对相手蟹蜕壳的不忍，也来自于对同样遭受着精神上的囚禁的自己的自怜，这是只属于他的、隐晦又细微的情感，无法与任何人讲述。这许多微小的瞬间与情感，在匆忙又冰冷的现代生活中实在过于微不足道。我们常常将视线放在城市的摩天大厦和璀璨的华服珠宝上，不愿去触碰那些被细小情感烦扰着的灵魂，以至于有一部分人认为，在文学作品中过多地展现这些细微的情感，有失格局。然而，这些情感对于置身其中的人来说，却实实在在地占据着生命中的许多分量。我们的生命历程，又何尝不是由这些看似微小的情感点点滴滴汇聚而成的？在《夜的女采摘员》中，文珍将这些微小的情感放大，用文字表达了许多人从未说出口的心声。这对于那些常常被世界遗忘、忽视的人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力量和安慰。至少他们能在阅读中发觉，在同一片时空下，还有人理解这些从未被提起的微小情感，并懂得他们内心的许多无奈、痛苦和挣扎。

赵婷：李涵的观点让我想到评论家杨庆祥的一个说法：“看到阴暗和伤害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重建确定和信任的希望哲学。”与其说文珍在小说中化身夜的女采摘员，不如说她是一位敏感的发现者、耐心的聆听者，她发现那些隐匿在阴暗里的弱者，聆听那些无人知晓的故事，用细腻的文字走进弱者的内心，用文学的微光抚平他们无言的伤痛。文珍笔下的故事兼具孩童的纯真与成人的理性，伤痛却不悲凉，批判却不控诉。她的故事不是“哭”的故事，而是“爱”的故事，她发现了伤痕，并且努力地治愈伤痕。

朱霄：其实我觉得文珍想表达的不仅是这些青年的无言的伤痛，还有伤痛背后无尽的希望。和大家不同，我在阅读过程中，对文珍这些小说的结尾特别感兴趣，我觉得一个好结尾特别重要，我自己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一直很关心如何写出一个好的收尾，所以我特别想从文珍这里获得一些启发。前面叶莹提到说动物形象有隐喻作用，我觉得文珍小说的结尾也饱含让人深思的隐喻。如《小孩小孩》简单琐碎的结尾，可以读出一种悠远的意味，仿佛也有了城市生活里宁静的感受。《寄居蟹》里最终返回了前文的悬念，给读者释疑，而《雷克雅未克的光》的结尾解嘲，这使它的力量感不及《大闸蟹》，但却胜在一种理解和暖融的感受里。这种种的结尾都和小说主题之间相照映，有隐喻的作用，足以让我们慢慢品味。

我想详细探讨《刺猬》这篇的结尾，这是轻松明快的自然式结尾。筱君始终看着妈妈以自己厌烦的方式生活，最终重蹈妈妈的覆辙。小说以筱君的视角引出整个故事，最后以筱君主动接受、承认这样一种助人的生活观念为止。故事的内容主要在于她从挣扎到接受的心理过程，最终点出情感上的“快乐”。我把这篇归为情理之中的自然结尾。故事本来就是以筱君自我的情感作为线索，最后也就试图让她极力隐藏的柔软直接展现出来。前文已经将小说的情节叙述完整，情节明显无法再有大的反转，结尾就必然承接了升华主题的任务。最终，筱君认识到了自己的快乐，刺猬坚硬的刺和柔软的肚子确实是并存的。这并不意外，但流露出的天真却让人心动，筱君最后的妥协给世界重新带来思考的力度，极力渲染的无望恐惧总也掩不住文珍眼里世界的美感，恶毒的誓言总是柔弱，悄无声息的坚持却韧性十足。这种自然式结尾的升华往往比反转式结尾更艰难，平淡总意味着余韵悠长。

这十一篇小说描绘出的世界，现实和想象之间很好地结合起来，情感却因此显得轻盈，这些元素的组合产生了剧烈的碰撞。不同的结尾都有不同的隐喻，但文珍始终都在无声地表述，微小的爱存在于生命的暗影中。我们从这样的结尾中，读出文学的缺失性体验，感受生活的尖锐力量。

付淇琳：朱霄对小说结尾的分析很有意思，我读的时候也有一丝类似的感觉，但没有深入思考。大家谈隐喻比较多，这些都很深刻，我想谈的是语言问题。我读这部小说集，给我最直接冲击的不是形象、观点啥的，而是语言。我特别喜欢文珍小说的语言，感觉她的语言有着三面一体的品质。比如它很雅致、很讲究，但这不是刁钻的讲究，而是在古言、童言、流行语中间找平衡，用古言讲一个城市刚出炉的故事，用童言讲成人世界的追逐故事。此外，不难发现，文珍用的句号特别多，这又为文章增添了一种孩童的稚气。她的文字很可爱，而且在用一种可爱的方式讲成人世界，讲城市生活。当然，她的矛头终归指向——正如《赛马驯养要诀》里悄悄透露的——多么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不管文珍如何着力于微小，如何不写“社会”、不写五湖四海、不写社会百工，没有百年沧桑千里路，没有纵横捭阖，但终归影射着庸庸碌碌的世人。“作为一只热爱美、追求美的高等动物，我讨厌这种旋生速死。”愿我们都会被温柔以待，无论是小孩儿，是动物，还是疲惫不堪的成年人。

唐诗人：我这么听下来，感觉到很多我阅读文珍小说时无从想到的东西，比如付淇琳讲的这种在古言、童言和流行语中间找平衡感，这很有意思。还有动物意象、结尾方式所可能具有的隐喻效果，这些都是我没怎么思考的角度。当然，大家谈的人物形象特征以及个体与时代关系，尤其女性主体与现代城市精神之间的悖论性情感矛盾，这些都是很理论的问题。我曾经就文珍小说的爱情、婚恋问题写过一篇长论文，探讨的就是现代城市语境下，人的情感方面的现代追求带来一系列的伦理困境，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现在想想似乎探讨得也不够深入。文学的问题如果不小心被置换成了社会的问题，论述起来就容易流于平面，结论也难以有大的突破。听大家的发言，我觉得如果回到文珍小说本身来看，去注重小说内部更细微的情感内容、厘清人物形象背后的情感逻辑，可能会更有意思。文学阅读，还是要注重审美，在把握审美逻辑的基础上，再去思考一些社会化的或者思想性的问题，如此才能凸显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所在。各位的发言有深有浅，但都很真诚，都能贴着文本来探讨，是给我上了一课，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