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一会儿，他们就开始善意地取笑起她的口音来。她不介意，因为他们真心想帮她。尤其是费尔南多说到“R”这个发音时，他说他还没听到过一个中国人能发出地道的颤音。

她不会因为这句话而得到安慰，尽管费尔南多贴心地为她加上了“中国人”这顶大遮阳帽——她真的发不好这个音。她是南方人。除了“R”，她还分不清“P”与“B”、“D”与“T”的区别，以及从一个“R”到两个“R”怎么让舌头的翻卷升级。总之，她的西班牙语一塌糊涂，只能说人们大致能听懂她，她也不打算将这门语言学好。够交流就行了。

费尔南多是劳拉的男朋友，两人租住这个四室两厅的一个大房间，外加一个小阳台。费尔南多眼睫毛细长，但身材矮胖，头发稀少。

“perro不是pelo，pelo不是perro。”

“去！去！去！我看你是太闲了。”劳拉拾起屁股下那只抓绒小熊朝费尔南多坐的副驾驶座扔过去，“你来试试，给你一年时间学中文——你来试试呢？！”在任何时刻劳拉试图站在她这一边的殷勤让她发窘。劳拉维护她像是一件陌生新奇的从未得到过但却不打算收藏的礼物。

因而她们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不会这么小心的。

但她们关系还不错，至少从未红过脸吵过架。劳拉还主动带她出来看电影，当这对情侣的一个朋友打算在郊区电影院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晚上时，女室友执意让那位朋友也捎上她。

“还有空位呢。”

车子很小，是一辆五成新的意大利车，后座勉强塞得下三个人，前座也很窄，尤其是副驾驶座。费尔南多和劳拉的朋友哈维尔十多年前就来这里了，换过几个城市，最后在这里结了第二次婚，生了第三个孩子，还买了房，已经是个地道的西班牙人了。但他却不承认属于欧洲这片大陆。

他们把她看成一个吸收力超前的學龄儿童，因而会找一切机会教她。但她实际上记不了这么多。费尔南多和劳拉的教学方法各有千秋，劳拉因材施教地让她认识了不少厨具方面的词汇，比如一只耳朵的锅、两只耳朵的锅和没有耳朵的锅各自叫什么，蔬菜和水果层出不穷的名字;费尔南多则喜欢矫正她的发音，只要逮着机会就要叫她练习说单词，而单词就那几个，有“R”的“perro”，有“P”与“B”的“par”和“bar”。不过这可能是他唯一使用脑力的机会了，通过这个非正式的教学活动他可以近距离地接近已生疏的文化。费尔南多是个水管工，每天要去不同的地方给人们修理有问题的管道。他的世界现实而具体。他有一辆山地车，车座后面焊着一个超大的自制工具箱，工具箱上印着公司名字。他的客户不稳定，有时候一天就得绕上整整一个马德里。所以他小腿上全是硬邦邦的肉，胳膊上的肌肉像鹅卵石，但不影响他继续长膘。

女室友说他在她十八岁就开始追求她了。两人光同居时间加起来就有九年了。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室友这次没来。

车子打开了车前灯。光线不是太亮，但能看清路上大部分障碍物。时候还早，才九点过一刻，习惯在周末过夜生活的人这时刚刚出门。这一带平时街上没什么人，八点一过所有的商店都打烊了，尽管与市中心才隔了一条河，却像一个十足的郊区。

他们要去的地方其实才是一个郊区。在马德里西南面，一家大型打折购物商店的四楼，那家电影院据说还是3D的。这一带周围居民很少，只有一个吉卜赛人和拉美人混居的小区，几家规模很小的便利店，再过去一点就几乎没有居民楼了。公路又平又直，但很干旱，也望不到什么工厂。如果白天经过这里，你简直不能把它认作是首都的一部分。

这里却是费尔南多常来的地方。有一年他在附近一家物流公司做搬运工，每天骑车两个小时往返住处和上班的仓库。他在这个城市干过很多活，却都印象不深，因为有的只是季节工，有的是几天的零活，干完就回家。但他却在这里上了半年班，他熟悉这一带，尤其是两个X造型的高架桥——他永远不会弄错这两个高架的走向，可这里的吉卜赛人和拉美人却常搞混，就是市区的老司机也吃不准。西班牙人天马行空的思维会在艺术上造成惊奇，但在其他领域就是制造混乱的反面教材。

他们打算在这个很少有马德里市区的人光顾的电影院随便看上一场鬼才知道的电影。

四个人不知怎么的都有点小兴奋。她发现她的两个室友更兴奋，而哈维尔，室友情侣的朋友，那个有着在西班牙语国家非常大路货名字的男人，是最兴奋的一个了，他亢奋地在驾驶座上扭来扭去，哼着今年甫一流行就烂大街的“Despacito”。他足有一米九高，不过他的壮实减缓了视觉上的高度，不像他们这次没来的另一个室友，那个又瘦又高的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人双腿特别长，每次他下班回家她都觉得他们的房顶要被他挑起来了，他那摇摇欲坠的海拔让他的身体重心变得非常模糊。而哈维尔长得很英俊，南美土著的大脸盘与欧洲高挑鼻梁的完美混合，头发浓密，骨架稳固，眼珠子又黑又圆，就像宇宙的一个入口处。他知道的也很多，南来北往的生意往来让他结识了不少人，不过刚见面的时候他却用日语与她打了招呼。

劳拉在座位上不停地用指甲抠着那只仿鳄鱼皮的黑色坤包，每过一个路灯，坤包上那条又细又长的金属链的闪光就会恼人地落到坐在边上的她的眼睛里，刺得她眼球微微发痒。不出门时，劳拉的包就挂在门厅的衣帽架上，与那些七上八下的衣服一起，因而她熟悉那上面的每一道人工褶皱。劳拉因为下班晚还没来得及换衣服，一条白色西装短裤配了一件胸前有印花的短袖;至于费尔南多，他那条数日不更换的花色沙滩裤早已让人审美疲劳了，不过他T恤领口处那个米粒大小的破洞是亮点所在，他经常会把领口翻出来给她看，他有尊严地展示他劳工阶级的方式有时候让她惊叹。

她发现当他们的话题里没有她时，三人就会说得非常快，不过她都能听懂。

他们也没说别的，就是几个他们都认识的熟人的家长里短。他们很照顾她，生怕冷落她，聊天时经常会被劳拉那句“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那句话打断。要是没有这类插入语，费尔南多也会扭过头来看看她，好像如果不看她她就会蒸发了一样。他们这么关照她搞得她很紧张，因为她需要集中注意力听他们在说什么。

而她西语那么烂，何况她还有点累。

她第一次见到这对室友情侣时有点惊讶女的居然比男的高出半个头。她与他们在客厅里待了十分钟，签了一个简单的租房合约（他们俩是二房东），互看了一下彼此的证件。他们养的那只猫当时几乎吸走了三个人的全部注意力。后来证实了这是一个错觉，两人身高其实一样，只是因为费尔南多长得太壮了。费尔南多为了把她留下来，不停折腾那只猫，让它摆出各种妖娆的姿势吸引她。他们西语说得又快又响亮，经常吞字，但很热闹。总体上两人也喜欢各种声音围绕着他们，声音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保暖的外套，只要他们在家就有电视机声音，做饭时厨房里还有音乐伴奏。不过他们没像其他拉美人那樣当她的面吻个不停，有些拉美人除了吃饭几乎都在吻对方，因而脸上可能有一股唾沫味儿。

作为一个亚洲人她受不了这个。

她觉得没准那个保加利亚室友也一样受不了。

他们早到了半个小时。可能他们当中有人记错了时间，电影十点半才开映，而现在还不到九点半。除了这家大商场，这里没别的什么娱乐设施，周围都是刚刚长出叶子的绿化树和脚手架还没拆干净的水泥礅子，看样子附近像是要建造一个露天游泳池。看电影的人没他们想的那么多，尽管周末，自动扶梯上却没什么乘客。电影院在四楼，排队买票的地方只有两三对情侣。哈维尔块头大，又剃了个光头，人们看见他都主动离得远远的。劳拉说他像摩尔人。像摩尔人可不是个好的形容词。

“U-f-f-f。”她刚学会用这个叹词，但她说起话来就像在读字母，而不是囫囵说一个单词。

“Vaya更贴切。”劳拉认为她想说的是这个词。

四个人打算先去喝上一杯。

但只有肯德基还灯火通明。

她要了一杯牛奶，其他人都点了可乐。实际上他们只是付了一杯畅饮的钱外加一包薯条。因为没有人吃得下这里的套餐，那些牛肉饼都是用劣质碎牛肉压制成的，鸡肉里全是激素，玉米汤里的调料是过期的，炸鸡腿的色拉油里有致癌物质。每个人都为不点餐贡献了一条借口，而且都言之凿凿。但费尔南多还想再要点什么，一只香辣汉堡或一包鸡米粒什么的，只要有点肉的都行。劳拉告诉他们，上周他体重突破了一百公斤大关。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有六十公斤。现在却胖成了头大肥猪——”

没有人想象得出来六十公斤的费尔南多是什么样子的。听说他那时候招人喜欢，嘴巴又甜，十四岁就被一个年长他十岁的女邻居勾引了。他睫毛长得很特别，部分往上翻卷，眼角处则往外使劲翘，嘴唇也轮廓鲜明。十四岁破处是费尔南多自己告诉她的。她记得是在厨房里，那天中午他忽然对她说辣椒有助于男人的性能力。她从未听说过这类说法。但他表情严肃。他说因为劳拉还是个处女，所以他就不能吃太多的辣椒。

“吃了会天天想那件事。而劳拉不想。”

她早已习惯了这类玩笑，要是他的玩笑里不带性，那简直都不叫玩笑。有一次他对她说黑人那东西不工作的时候可以垂到膝盖上，在裸体海滩上，黑人们都把白人吓得躲到另一边去。又一次他问她是不是处女，因为他听说没结过婚的中国女人都是处女。

“在劳拉之前我有过很多女朋友。”他很认真地盯着她并分析她脸上每一条肌肉可能会作出的反应，“最长的一个只持续了三个星期。还有一个只有一天。”

“我第一次是十四岁。”她才不怀疑呢，她觉得这个年纪可能还保守了点。这就是他破处那个故事的开端：“女邻居勾引了我，她教我怎么做那事。有天晚上她摸到我房间，我爸妈在另一个卧室睡觉，她激动得嗷嗷大叫，结果把我妈妈弄醒了。我妈妈当时都懒得仔细看就喊来我继父，两人一人操起一只啤酒瓶，将赤身裸体的她摁在床上，然后把她拖到大街上——”

这个故事里肯定有部分是真的，但不会是全部。他是博尔赫斯的同胞，但他的想象力像其他阿根廷人一样不是批发给了文学，而是零售给了一些下流笑话。接下来他还开始向我唏嘘，他说他现在与劳拉天天做，他那方面很强大。

“艾米利是个菩提。”“艾米利”是另一个室友的名字，就是那个保加利亚人。他的意思是说艾米利那方面不行，他从不出门，也没有女朋友，天天吃这么多，还健身，却将那个玩意儿闲置着。

“艾米利是个菩提。”这句话也许是她总结出来的，她有点记不得了，因为费尔南多可能弄不清楚“佛教徒”和“菩提”的区别。他还说保加利亚人用手解决一切问题——因为他是“菩提”。

保加利亚室友的故事在这幢公寓里人尽皆知。他谈过一个持续了四年感情的女友，两人有孩子，女友却不愿意与他结婚，有一年圣诞节她带着出生没多久的男婴回到保加利亚后就再也没有来过西班牙。

用手解决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科。“手不会给你生个男孩出来，但比找个女友安全靠谱多了。”费尔南多说完还把手摊开来给她看，他的意思是他不像艾米利，从不用手解决“问题”。他手上的老茧属于劳工阶层。

艾米利在区市政部门做信息工作。

她狠狠捶了他一拳。费尔南多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保加利亚室友经常在周末打电话或接电话，劳拉说，那是那孩子母亲找他要抚养费。他声音响得整幢楼都能听到，并非总体分贝而是有些明显属于愤怒或者生气的语气词很容易让人集中起注意力听他说话。但这里没有人懂保加利亚语。保加利亚室友平时没什么动静，他的存在感只体现在周末那些电话上。

而通过电话判断保加利亚室友的情绪指数十有八九不会出错。他的情绪好坏都取决于周末是否有这类电话，以及电话能打多久。没有人知道他下一秒会是个怎样的人，除非有人预先知道这类电话的时长。艾米利只热衷两件事，做饭和熨衣服，这两件事几乎占了他大部分醒着的时间。

费尔南多真的是个大胃王，短短几秒就干掉了他那份薯条，还吞下了一个汉堡，之后又盯上了劳拉纸杯里剩下的那几根薯条。大家都在看着他笑，连哈维尔也取笑他。刚才哈维尔很有耐心地教她如何识别不同国家里的拉美人，比如哥伦比亚人说话语速很快，阿根廷人口音像意大利人，秘鲁人则是所有拉美人中长得最不好的，因为玛雅人的基因过剩了。哈维尔自己是秘鲁人，住在利马，长得很帅，因而她倾向认为他有意在教她错误信息。

实际上劳拉才是他们三人中长得最好的。当年费尔南多花了好几年时间来追她，他每天找各种借口去他们家，还收买了她所有的女友，就这样，劳拉还没答应他。劳拉有二分之一的德国血统，头发浅栗色，眼睛的湖蓝里掺点了栗灰，笑起来嘴角的弧度就像一枚马上要弹开的豆荚。现在费尔南多再也不用赔笑脸费力在他贫乏的词库里扒拉着找好词了，因为有些词他已用了好多年，一用再用，失去原义了，而新词也显得多余，目前他只需按要求减餐和克制食欲就能满足她了。但对他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他无法战胜他的食欲，除了做水管工，周末他还有份兼职，需要足够的热量才能把这么大强度的工作对付过来。他们还想多存钱在这里买房子，就像他们的朋友哈维尔。不过劳拉有时候又会说其实不想在西班牙待下去，在这里生活不容易。

劳拉舔指头的模样非常迷人。她先是用大拇指在下唇上撇了两撇，之后食指以相反的方向在下唇上又擦了擦，在这一撇一擦中，舌头将手指上的油脂舔干净了。但她注意到边上的两位男士并不为其所动，至少没人留意劳拉把手指头翻过来又转过去地舔弄的利落劲儿。费尔南多早已将劳拉身上的角落都侦探了个遍，当年的迷宫如今已变成了地址清晰的谷歌地图;而哈维尔，他的男性需求在两次婚姻中消磨殆尽了。他们反而觉得她还有点吸引力，因为她无法清晰表达自己，在她表达不出的那些模糊领域总有些神秘的东西值得他们再去张望一下。

“中国人不吃甜？”

——拜托，中国那么大，有很多饮食习惯上的差异，北咸南甜。

“狗肉味道如何？”

这个问题里应当还包括备受质疑的猫肉。

这类话题自从她出国后就被谈论，有些同胞会觉得是种族歧视，她才不在乎呢，因为这属于比较文化的范畴，就像西班牙人被问斗牛场的血腥味道如何或者荷兰大麻和妓女分级问题。

“狗肉与猪肉比起来怎么样？”哈维尔铺好餐巾，拿起刀叉，做出一副开始食用的样子。劳拉把脸捂上。她让他们停止谈论这类话题，因为家里还有只猫呢。

中国女人如果没结婚都是处女？她还被人问过中国人接吻是否不用舌头？还有“masaje”，也就是按摩的意思。他们以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懂“masaje”，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是一种能力和本能。保加利亚室友也一样。他们聊过这类话题，在厨房里，那天应该是他打了一個低分贝的吵架电话心情好的一天。然后有天晚上她收到他的WhatsApp信息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做按摩。那天晚上准是她不小心把他吵醒了，去卫生间她踢到了洗漱架旁的拖把柄。不过她怀疑他根本没睡，因为他一般都睡得很晚。他说他睡眠好坏取决于月亮的形状。

满月时他就会失眠，好像他的身体是一块磁铁，月亮大一点就会把他的梦吸到它身边。在厨房同样的角落里，在费尔南多与她说十四岁破处故事的洗水池边上，保加利亚室友嘴中的失眠似乎更具修辞意味。那天他们还分享了其他一些话题。“masaje”是他理解东方文化最日常的一部分，他喜欢东方文化，他还看佛教书。至于从“masaje”到性高潮，她估计是她听力的偷工减料，可能当中还有什么过渡词，但她只记得这两个词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了。而聊天中两人也没有因此而不好意思，因为她模模糊糊掌握而也不是他母语的语言是他们谈话的一面效力庞大的屏障，它可以挡住一切令人难以启齿的东西。

但这类谈话只发生过一次。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见不到对方，她每天都在外面，而他每天下班也都很晚;只有周末的时候她听到他打给前女友的电话，才证明他们正在共处一屋。

每次听到他在电话里朝对方嚷嚷，费尔南多和劳拉都会小心地把门合上。他们有意要让他觉得这个房子里没有人介意一个人与自己的过去吵架。同样，也没有人想沾染上他那个世界又复杂又阴郁的颜色。

费尔南多目不转睛地盯着在收银台前忙碌的那个男生。费尔南多刚来这里时，也曾在一家披萨店打过工，天天与面粉、肉丁和鱼片作伴，当时以为可以长期将这份工作干下去，没想一个月披萨店关门了。他把袖子撸上去，让他们看看他结实的、因为常搓揉面团而锻炼出来的一整条肌肉。

没有人相信八九年前的力还会留在他肌肉上并让它变得畸形起来。

“像不像非洲人那玩意儿——”

劳拉狠狠地捶打了他一拳，差点将他从椅子上捅下来。不过他稳健的下半身及时地吸收了这一拳的余力，那条山地车骑出来的腿也牢牢地在最后一刻把脚尖钉在了地面上。

哈维尔一点也不好奇，他搔了搔从汗衫领子探出来的几根胸毛，“非洲人生殖力旺盛……可你那玩意儿还差点成色儿——”

“嘘——小心，这儿有很多尼日利亚人。”劳拉环顾了一下四周。

费尔南多的无厘头开始膨胀，他打开手机里的一个视频网站，点开五个全裸的黑壮汉，让他们看看壮观的场面。

“你想表达什么呢？嗯，你想表达什么？”劳拉气乎乎地，想夺过他的手机，但费尔南多举起手机机灵地躲开了。

哈维尔打圆场说那是一群从医院泌尿科里逃出来的病人。

“非洲部落有泌尿科？”

费尔南多还没完，还想接着将玩笑开下去。“地中海猕猴每十七分钟发一次情，马岛缟狸每次交配要持续上八个小时。想想这两名冠军吧，多巴胺都不够它们挥霍，它们的前列腺必定干得像口枯井。而我们的艾米利却保持着充足的库存，像口油田，不过菩萨会知道这一切的，对吧，菩萨会知道？”

费尔南多好不容易掌握了“多巴胺”、“前列腺”这两个医学名词，但他完全不知道怎么用它们。他用张冠李戴的方式终于将话题里的色情意味减弱了。这让她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服务生这时把目光固定到他们这一桌，准是费尔南多夸张的说话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劳拉往费尔南多怀里丢了最后两根薯条命令他：“去！去！去给我们续点饮料来！”

但费尔南多分两次将四个人的杯子都续好后，不但重拾起刚才的话题，而且还有了更新的灵感。

哈维尔说，从他认识费尔南多的第一天起，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哈维尔模糊的立场不打算帮谁。

那天晚上她没有回保加利亚室友的信息。她让那条信息停留在“未读”的状态，然后关了机。她听到保加利亚室友进出了好几次卫生间。她三点才入睡。她猜他也没睡好。因为那天是满月前一天。他房间比她大，有一个二十四寸的液晶屏大电脑，是他自己从保加利亚带过来的。还有一台电视机、一张大沙发，沙发靠窗摆着，堆满了熨好的随时可以在第二天取用的衬衣。他经常在周日下午熨一大堆衣服，但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仍旧会将第二天要穿的有点小折痕的衣服又熨上一遍。

不上班的日子里，他每次外出都会换一件干净衣服，去超市买东西时换一件，到了晚上去健身房又是另一套;如果健身回来还要出门，那又得换一件去哪里喝点东西的衣服——尽管没人相信他有什么朋友可以在深夜喝上一杯的。

她觉得他是处女座。但他是天蝎。他的星座解释了为什么头一场恋爱谈了十年，第二场恋爱又持续了四年，要不是第二任女友离开他，他是会和她结婚的。因而他身上有一种奇怪的像是单身男和已婚男混合物那样的东西，一只长了蝌蚪脑袋的青蛙，或长了青蛙头颅的蝌蚪那类东西。他身上某些东西并不是整齐的，有些發育过头，有些则至今没有成熟。

放映厅里人不少。这是这家电影院最大的一个镭射放映厅，主演是汤姆·克鲁斯，很多人会冲着这个帅哥来这个黑暗的场子里坐上一两个小时，但他们最想看的并非是这个老男人的演技，而是他的韶华不再。中年观众会用满脸褶皱的汤姆·克鲁斯来安慰自己，看，他也老了，狗娘养的时间列车绝不会让任何人误点的！汤姆·克鲁斯演的片子都是一个调门，平庸，但热闹，奇异的是全世界都认识他。于是她中途打了瞌睡。

电影开演前费尔南多还在费力地续他的色情笑话，他的意思，现在他可以给他们讲另一个段子了，可能是关于艾米利的。

“你要是介意，”女室友转过头来对她说，“可以提前把耳朵捂上。我保证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唔——”

“他就打嘴炮，而这个嘴炮随时会瞄向任何一个人。不用怕他——”

费尔南多朝哈维尔阴险地挤了一下眼睛。

费尔南多凑过去，在哈维尔耳边嘀咕了起来。哈维尔还没听完，就将车钥匙的尖尖朝他脸上戳过去。“滚！”

“别坐在我边上。我嫌丢人——”劳拉也在威胁他。但劳拉并没让他“滚”。每一个人都不过在用他们的方式来表达欢乐。费尔南多觉得快达到他的目的了。他喜欢周围人用抗拒的方式表达他的重要性，他喜欢成为聚会的中心，这种被否定尤其能够强烈地表明他们对他的需要。在这样清冷的一个郊区周末夜晚，必须得有点什么让大家开心，必须得有点什么让他们表示假愤怒。

费尔南多于是像到手一件垂涎已久的玩具那样开心地哼哼起来，他紧贴着劳拉的后脑，做出连体人的模样。他把手伸进劳拉的T恤，沿着她的脊柱慢慢往上爬。但这纯粹只是一种亲密的表达方式，他再也不会像第一次与女邻居苟合那样，在对方的激动叫唤声中让自己抵达快乐的高峰。那种非正式的高峰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她头一次凌晨在楼道里走路。他说去他房间，因为他房间大。费尔南多和劳拉已经睡下了，他们每天十二点前入睡，因为第二天要早起。躺下来的保加利亚室友体型大得超过了她想象，她的意思是他连背部都很宽大。忽略掉他身体前面的崎岖，他的背部更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此外它还有点倒三角，尾椎处长了一些痘痘，靠近肩部的皮肤异常粗糙，毛孔很大。没有人想看电视。但是借助于电视节目里的光能让她分辨出哪块是他的背部哪块是床单。电视的微光还照见了沙发上的那一叠衬衣，就像盒子那么整齐，还有一个超大的橱柜、一个老式写字台，电脑就在那张写字台上，一张大地毯。总的来说他房间设施比她齐全，因为他租得早，他一年前就住在这里了。

她的手劲非常大，但他说非常舒服。他每天在公司的电脑前工作八九个小时，有时候回家还会在电脑跟前的椅子上坐个几小时，因而他全身疼痛。他把她的手引向那几个痛感最强烈的部位。都是边缘部位，肩、腰窝和几片骨头。“这些都疼。”尽管光线微弱，她还是能看到因为她的反复揉搓而使这一片皮肤颜色变深了。隔着皮肤，她感觉像在摸着他的骨骼、他的内脏、他那些又细又冷的血管，摸着他的血管内壁。从里面摸着他。

他翻过身来把她摁在底下。一切都很自然。他那么大，几乎就像一座房子，她只能在这座房子的笼罩下感觉到电视机不断变换着颜色和强度的光在房间里弥漫着。她皮肤一会儿变蓝，一会儿变黄，一会儿变绿，因为白皙，那些光几乎都被悉数反射回去了。他的手劲也很大，很容易想象得到，在这样庞大的身躯里一切都是很强烈的。他定期锻炼，尤其是腿部肌肉硬邦邦的，手掌和脚掌都很大，被他的骨节摊开来了，头发很软，有几个手指头的指肚因为长期敲击电脑，覆了一层很薄的茧。但是她很疼，当他进入的时候她就像被一块碎玻璃从里面刮擦着。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她觉得他可能也一样，他手心微微发汗，全身湿漉漉的。

他们没能做完。

他在毯子上坐直身子。她的内裤已经拧成一团并且不知道丢在哪儿了，他却不知什么时候就已经穿上了。他们都不敢看对方的脸。好在有电视。电视机里正播着一档夜间节目，一个安达卢西亚男人油嘴滑舌地打趣一个给他打电话的中年妇女。电视机旁边的墙上有张他儿子在幼儿园美术课上画的画，但什么也看不清。白天她从未来过他房间。她觉得两人都很紧张，坐了一会儿，见他也没说话，她就说她走了。

费尔南多忽然和劳拉亲了起来。他们的票在放映室的最后面，再往后就只有两排座位了，没什么人，实际上整个电影院就那么几个人。前排和后排落差很大，从他们的位置看下去，前面的椅子正在整齐地整排往下滑，沿着重力无声地离开他们，似乎一会儿就会爆发出一声巨响。哈维尔将身子侧向另一边，为的是给这对情侣让出更大的亲热空间。她也把身子侧过去，将饮料麦管朝外地插在座位上放杯子的塑料套圈里，然后弹掉落在身上的爆米花屑。她身体小，不用担心自己的活动会妨碍到他们。电影还没开始，一直在放各种预映广告，而汤姆·克鲁斯的脸已经闪过好几回了，都是他在不同年龄段主演的片子。有部影片他还很年轻，脸上的棱角还没这么多，皮肤闪闪发光，就像光源一样能够把周围出现的一切照亮。

她很少看到费尔南多和劳拉一起外出，他们很少像其他情侣那样周末过得快快乐乐，因为一个人在休息时另一个人总在上班。劳拉总是说要回巴拉圭，她在这里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她来这里十二年了，费尔南多也十一年了，却一直没有找到一份合适而稳定的工作。客厅里挂着他们来西班牙前一年拍的照片，那时两人都二十出头，费尔南多还没发福，头发比现在多，那时候性还没有成为他生活里的常备笑话和调剂品;而劳拉则神气地穿着一条带许多硬褶的超短裙，胳膊下夹着一本时尚杂志，那时候人们都喜欢将书作为摄影道具。他们站在一堵墙跟前，整排整排的未来通过镜头朝他们望过来。拍完那张照片之后，劳拉来到了西班牙。

第二年，费尔南多也过来了。

电影开始了。灯光暗了下来后，荧幕大得仿佛要将他们的眼眶撑破。坐在她另一边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两个小孩，小家伙们在看电影过程中不停地在凳子上爬来爬去，而他们的父母自打坐下来后却没说过一句话。

一个走狗屎运的美国飞行员帮助中美洲的毒贩子贩运毒品，成了一个超级大富翁，最后钱多得只剩下钱了。飞行员就是那位汤姆·克鲁斯。

她与保加利亚室友从来没有在白天谈论过那天晚上的事。没有人提过一个字。有时候两人在厨房碰上，当保加利亚室友提早做饭而她也遵循着中国的晚餐时间，两人就会在那间狭小的厨房相遇。两人彼此寒暄着，眼睛却只盯着锅里或自己盘子里的食物。他站在她边上，显得又高大又壮实，可以不费力气地就取到放在高处的调料。他的肢体尽管长但非常灵活，所有属于他的东西都整整齐齐。他每顿都吃很多，冰箱里属于他的那一格总是塞满了食物，厨房橱柜的公共区域也摆满了他购置的各种罐头，那是他在夜间失眠时偶尔会吃的。每天他有两个小时在健身房，周末则有另两个小时去附近的家乐福购物。他那辆黑色的小轿车每周六中午去洗车房洗，车胎上的钢圈干净得就像厨房的打蛋器。总之，他有一个海平面，一半又明确又整齐，另一半，下面的那一半却不示于人，他在那里建立和归置自己的秩序，给自己看。他仍在周末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费尔南多和劳拉仍旧会将门合上，因为不止是那些可能会让整幢楼地动山摇的保加利亚语，他们也有自己的声音需要倾听：费尔南多当少年时母亲在那晚诅咒的声音，啤酒瓶砸在女邻居身上的声音，劳拉内心渴望回国的声音，费尔南多记忆中郊区的路交叉的声音，笑话背后性那个单词字母们严肃叹息的声音……

她睡得很沉。不是听力的问题，而是从蠢得要命的第一场对话起她就知道导演最后要让汤姆·克鲁斯干什么。她不但睡着了，她还做起了梦。她梦见了自己的初恋男友。她原来以为再也不会梦见他了。

几个人还想喝点什么。看完电影后两个男的都非常兴奋，因为他们在汤姆·克鲁斯身上看到了一种新东西，一种我们生命经历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瞬间，都有我们完全不理解的力量在作用的那种东西。哈维尔有点儿心血来潮地要来点烈酒。但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商场里除了主要通道，其他区域也熄灯了。劳拉一边走，一边紧握着拳头抵住嘴巴，以免突然而至的哈欠将牙齿下面发肿的牙肉露出来给他们看。劳拉被哈欠打得泪水涟涟，好像大哭过一场。费尔南多不再把手伸进她的T恤或托着她的屁股了，费尔南多勾着哈维尔的肩，两人一边走一边唱起了哈维尔最爱的“Despacito”。

四人没有一个想得起来车停在哪儿。他们这才发现这个大商场简直就是一个迷宫。这里所有的角落都很相似，空间方方正正，但是没有任何特殊的标志物。商场东西南北四个大门也一样的造型，连用作装饰的霓虹灯上那几个断电小灯泡的间隔都分毫不差——不过也许因为他们并没有仔细研究霓虹灯的那几个字母。门口的绿化树对称得就像一张刚刚摆好的棋盘。这个世界上有迷乱的迷宫，有整齐的迷宫，也有以相似性让你迷惑的迷宫。总的来说相似性的迷宫更让人害怕，其他的迷宫只是让你不认识路，相似性的迷宫却是在取消你自己，让你怀疑在被不断复制的结构中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哈维尔不停地拨弄着车钥匙上的感应器，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关上，为的是听车的回声。但停车场太大了，根本听不到车子发送回来的感应声——光两条绿化带之间就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宽，而绿化带不止一条。停在停车场里的车并不多，但光线昏暗，看不到更远处的车辆，也听不到远处人们的说话声。可能也没有人在说话。

两个男的走在前面，为的是能在其他车子开走前找到他们的车。费尔南多徒劳无益地打开手机里的手电筒功能，将光在每一辆车顶上晃来晃去，但无法看到车屁股后面的车牌号。哈维尔车钥匙的遥控红外线仍在闪烁，却没有一辆车子搭理那颗孤独的眨巴着眼睛的红光。劳拉抱着胳膊，嘴唇冻得发紫，坤包上链条的反光加剧这种寒冷。马德里日夜温差经常大得就像是两个季节。

她们走得不慢，可赶不上那两个男人飞快的步伐。

“它喜欢各种线，只要是线，对它来说都是玩具。把线藏在地毯下再把它慢慢抽出来是它最喜欢的玩法。”劳拉忽然说起家里那只猫。

“它吃得这么胖，可玩起线来却非常灵活。自打发现它对各种线上了瘾后，我们就不再给它买玩具了。”

“有次我缝沙发上的坐垫，刚穿好线打了个喷嚏，转过身发现线没了，只留了根针。该死的，线被它给吃了——”

她有点犯困了。她的脑海里出现一幅模模糊糊的画面：猫在一堆线中慢慢拨拉着，就像拨拉着一堆面条，它灵活地用爪子挑起其中一根线塞进嘴里。在猫的右边，在沙发的另一头，保加利亚室友正在熨烫衣服，他举着那只滚烫的熨斗，把手举得高高的，仿佛这样就能永久性地消灭衣物上所有的褶皱的线。

多么奇怪的画面啊。

赵彦，1974年3月生，发表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若干，有文艺随笔《我们都是二手动物》等。现为西班牙康普顿斯大学拉美文学在读博士。

郑润良点评：

本期韩国作家殷熙耕的《我们，为什么，停留多久，在哪儿》与中国作家赵彦的《马德里城郊的夜晚》表达的都是异域情境中的现代性个人体验，在题材与主旨方面都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

这两部作品都能让我们联想起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但是，与王维所处的古典情境与人文情怀不同，“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后一句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古典情境中异乡漂泊的个人依然有着温馨的乡土人伦想象作为情感后盾;“独”与“客”映衬的是“佳”和“亲”，其实并不孤独。而当代东亚作家殷熙耕、赵彦等人所面对的全球化、现代化情境中的个人的“孤独”则是彻底的孤独，原子式的孤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情境中的个人是前所未有地自由的，却也是孤独的、迷茫的。

《我们，为什么，停留多久，在哪儿》讲述了韩国女孩胜雅不远千里到美国纽约看望力图在异国立足的发小敏英，没有感受到想象中久违的浓厚的闺蜜情谊，也没有得到异域风光的抚慰。小说的主题词其实是“疏离”，敏英与美国男性朋友麦克的疏离、敏英与胜雅之间的疏离乃至敏英与母亲之间的疏离，虽然这几组关系表面上都是亲密无间的，但却经不起认真的拷问。无独有偶，《马德里城郊的夜晚》里的人物关系也是疏离的，公寓里生活的几个人，不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的，他们与自身的现实生存场景也是疏离的。他们带着各自的梦想来到马德里，却始终无法融入这个都市，始终感觉自己在异乡。这也注定了他们之间无法达成真正的亲密关系，就像来自中国的女主人公与保加利亚室友之间，即使发生过最亲密的关系，也只是一种无法直面阳光的苟且。那只是人处于最深的孤独时的相互抚慰，而不是彼此的爱慕与欣赏。两部作品的结尾都有些黯淡，提示我们思考现代性的个体如何走出这种孤独的困境。当然，小说不负责解决问题，它只是提醒我们思考问题。

（责任编辑：游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