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泽，王成军

(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收入差距扩大会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提升[1]，而政府也意识到发展不平衡会带来生活品质的下降。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7 0，较2016年上涨了0.002个百分比，这不仅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正处在0.4的国际警戒线之上，还说明了中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同时，2010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但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却在急剧拉大[2]，农村收入差距的拉大对农村社会稳定，对实现乡村振兴都具有不利的影响[3]。

另一方面，我国正逐渐成为世界上农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4]。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老年人口为2.49亿，人口老龄化已经达到17.9%，其中，农村地区的老龄人口占总体的近六成[5]。农村老年人幸福感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之一。

综上所述，收入不平等会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当下老龄化日益严峻，随着收入差距扩大，我国老年人幸福吗？尤其是占总数六成的农村老年人，是否确切存在与收入不平等相关的幸福感落差，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否会对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产生不利影响？本文从幸福经济学视角切入，通过相对剥夺理论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运用计量模型研究收入差距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从农村老年人最主要的两种收入方式——政府转移支付与家庭转移支付为切入点，设置调节变量，研究其如何通过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

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创新点有二：1.从研究视角来看，本文采用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调查范围涵盖全国150个县级单位，涉及450个村级单位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来研究农村老年群体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2.本文利用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作为变量衡量个体之间收入，对基尼系数这一变量的不足进行补充。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基于相对剥夺理论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提出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一)相对剥夺理论

相对剥夺理论又称攀比效应，最早被认为是一种心理活动和感受，处于社会群体中的某一个人，当他与比自己境况好的个体比较时，就会感到相对剥夺，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学者们普遍认为在社会活动中，个体之间普遍存在着财富和经济地位的攀比，收入不平等会使人产生剥夺感，进而损害了人民的幸福感[6]。Ferrer-I-Carbonel认为，相对于其他客观变量来说，相对收入在主观幸福感的决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7]。相对收入越高，则主观幸福感越强，但这种效应在不同的收入组中是不一样的，对于收入低于对照组的人群来说，自身收入与对照组收入水平的差额使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程度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负效应，而对于收入高于对照组的人群来说，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正效应则相对要低。相对剥夺理论揭示了人们不是与某一绝对的或永恒的标准相比，解释了相对低收入人群的幸福感受到剥夺的内在原因。因此本文基于相对剥夺理论提出研究假说1：

H1：对于老年人个体而言，个体收入相对村内收入越高，相对剥夺感越弱，则主观幸福感越强；个体收入相对村内收入越低，相对剥夺感越强，则主观幸福感越弱。

(二)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

社会福利函数把社会福利看作是个人福利的总和，因而可以将社会总体的幸福感看作个人幸福感的总和。根据社会福利函数，收入差距增大必然会导致社会总体福利的下降，一是依据边际效用理论，因为富人对收入的边际效用比较低，而穷人的边际效用更高，富人的钱转移到穷人手里，社会总体福利必然增加[8]；另一方面根据“28”定律，社会的总财富总是掌握在少数人群中的，因此如果将社会少数人的财富转移到低收入人群，会使更多的人提升幸福感，而只有少部分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有所下降，社会总体的幸福感仍然会增加，这不符合帕累托改进，却能够有效提升社会总体的福利或者说幸福感。因此本文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提出研究假说2：

H2：对于老年居民整体而言，村级收入差距的扩大会降低当地老年居民的总体主观幸福感。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模型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利用2015期数据选取农村老年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同时，问卷数据中存在部分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与删选。根据不平等系数的计算要求，基尼系数需要以地区作为计算范围测算某个地区的确切系数，并且所有的收入值必须大于零。文章以村为单位计算基尼系数，因此删除了居民样本少于20户的村社区数据，最终共获得有效数据6 379个，涉及村社区226个。

(二)模型设定

1.模型选择。在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的研究方法上，一般将主观幸福感视为定序变量，进而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或有序Logit模型来分析相关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Probit模型与有序Logit模型进行模型回归，而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假设的误差项分布不同，有序Probit模型假设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而有序Logit模型假设误差项服从逻辑分布。对于选择哪个模型更优并没有明确的定论，模型的选取大多随研究者的偏好而定[9]。基于本文所采用的部分数据并不满足标准正态分布的条件，故本文使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有序Logit模型回归原理为：

(1)

在得到αj和βj的参数估计后，某种特定情况(如y=j)发生的概率就可以通过以下等式得到：

(2)

具体模型及变量设定如下：

Happiness=α0+α1incgap+α2incgap*incway+…αnxn+ε

(3)

式(3)中，Happiness为因变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关键变量incgap为收入差距，本文分别运用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基尼系数反应个体效应与总体效应，incgap*incways是收入差距与收入方式的交叉项，用来测量收入方式如何通过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α0是常数项，α1～αn是待估计系数，ε为随机干扰项。

2.变量选取。因变量选用CHARLS数据中问卷编号DC028“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可以度量老年人整体的主观幸福感[10]，具体为1=非常不幸福、2=不太幸福、3=一般幸福、4=比较幸福、5 =非常幸福。

关键变量为收入差距，主要从个体效应和总体效应2个方面测算。对于个体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测量，Podder指数、Yitazhaki指数和Kakwani指数是比较有代表性和特点的，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解释个体层面的收入不平等。任国强和石玉成认为Kakwani指数可以对群组内相对剥夺程度进行客观度量[11]。故本文使用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对个体效应进行衡量。具体表达式如下：

(4)

总体效应方面，本文使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其计算公式为:

(5)

式(5)中，n为样本容量，本文以村为样本范围，样本容量即为村内受调查人数，u为收入均值，|xj-xi|为任何一对收入样本差的绝对值。

此外，本文从农户收入最基本的构成因素——政府转移支付与子女转移支付为切入口，设置调节变量，研究其如何通过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具体变量设置方面，将政府转移支付收入、子女转移收入与收入差距设置交叉项。而在总体效应方面使用地区参保率衡量当地的社会保障情况，检验养老保险是否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与社会关系4个方面，具体包括：年龄(岁)、性别(1=男，0=女)、受教育程度(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包括中专)、4=大学及以上(包括大专))、婚姻状况(1=有配偶，0=无配偶)、健康状况(1=好，2=一般，3=差)、是否与子女同住(1=是，0=否)、家庭住房情况(平方米)、绝对收入(元/年)、社交频率(1=不经常，2=一般，3=频繁)及地区变量(1=西部；2=中部；3=东部)。具体变量设置与数据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续表

三、实证分析

(一)估计结果

基于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本研究运用统计软件Stata 15.0，利用Ologit模型研究收入差距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从模型整体估计结果来看(表2)，个体效应与总体效应回归结果的卡方检验值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所估计的计量模型在统计上是可靠的。回归中大部分变量显著性较好，表明各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模型回归较为成功。

表2 收入差距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模型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不平等指标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否稳健？对此本文检验了不平等指标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稳健性，对个体效应与总体效应的关键变量进行了处理与替换。个体效应方面参照孙计领(2018)的处理扩大参照组的范围，以同一乡镇作为参照组计算相对剥夺指数，总体效应方面使用阿特金森指数作为基尼系数的检验变量。从总体回归结果来看(表3)，关键变量的回归结果在不同的设置下均有较高的一致性，表现出变量良好的稳健性。

表3 模型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三)回归结果分析

个体效应方面，相对剥夺指数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在1%水平显著，这印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1，因为根据相对剥夺理论，人们不可避免地受其社会性的影响，常常是在与他人的相互比较中获得自身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因此当个体收入差距越是高于其他个体时，其自身所获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越强，而当个体收入远低于他人时会使人产生剥夺感，进而降低其幸福感。

总体效应方面，基尼系数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也印证了本文的假说2，这是因为高收入人群占比少，而更多的人群集中在低收入水平，如果将社会总体的幸福感看作个人幸福感的总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牺牲多数人的幸福而提高少数人的幸福感，因此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必然会导致社会总体幸福感的下降。

收入方式方面，对个体而言，家庭转移支付能够有效地通过增加收入，减少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来提升农户的幸福感。然而政府的转移支付变量并不显著，这是因为政府转移支付最主要一部分是农户的养老保险，而新农保仍存在政府转移支付低的问题，按照当前的物价水平，月均100多元的基础养老保险金(各个地区略有不同)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日常需求，因此对收入差距的减小，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及其有限。总体效应方面也显示出了地区的参保率并无法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来提升老年人幸福感。

控制变量方面，受访者年龄、有配偶与个人绝对收入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初中受教育学历、身体健康状况差、不经常社交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为基础，从个体效应与总体效应两方面分析了收入差距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机制，最后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第一，相对剥夺指数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尼系数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是相对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提升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但也会降低低收入人群的幸福感，社会总体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整个社会幸福感的提升；第二，家庭转移支付能够通过减少收入差距来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而政府的转移支付由于额度有限，对减少收入差距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回归结果并不明显；第三，老年人个体特征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有配偶与个人绝对收入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初中以下受教育学历、身体健康状况差、不经常社交会降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基于此，本文提出3点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建议：(1)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减少老年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着重提高老年人群体中低收入部分的收入水平，大力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条件；(2)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提高新农保养老金的保障水平；(3)营造良好老龄化氛围，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引导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