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中石门废墟是中国首个人工修筑的穿山隧道，历经两千余年时光磨蚀，有着媲美西方废墟的物质真实性审美品格，而荟萃其中的大量历代摩崖石刻，又使其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石刻文字呈现着字体演变，汉隶与魏楷书法艺术价值颇高;摩崖档案对汉魏至宋清许多史实的本真记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古人“火焚水激”开通的幽深隧道与亲手刻录的文字痕迹真实可触，且随着时间的积累愈发丰厚，极具震撼性与凭吊价值。然而，价值独特的石门废墟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以建坝为由而毁坏，使我国失去了传承两千年而不绝的文化记忆场所，由此引发出“应对废墟特定文化美学价值多加认识、关注与保护”的历史教训。

关键词：石门废墟;审美;独特性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5-0005-04

陕西汉中石门废墟，以古蜀道主动脉褒斜道的枢纽石门为中心，是中国首个人工修筑的穿山隧道，是多场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也是石刻艺术的荟萃场所。汉魏石门初开，以交通功能为主;北宋之后，其交通功能逐渐丧失，石刻景观意义逐渐明显;到清代之后，石门废墟逐步演变成纯历史文化景观。经两千年余年绵延不绝的演变发展，石门积淀了深厚的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独特的象征意义。

从审美视角而言，废墟指极具历史文化信息的古建筑遗存。其价值在于残破过程的历史真实性，和由其联想所带来的震撼人心的力量[1]。对于古建筑物废墟文化的审美有两种倾向：大体而言，石构建筑废墟的审美属于真实“视觉系”，即基于古代石质建筑物的遗存引发联想，具有真实留存的“物质性”[2]33;木构建筑废墟之审美，则倾向于“想象系”，即木质建筑主体已经消逝，历代对其怀恋咏叹，多建立于“虚空”的想象之上，如中国的秦阿房宫。西方石质建筑颇多，其废墟审美多属前者，石门废墟在物质性审美方面，有着可媲美西方石质废墟的審美品格，在形式、关注点及成长历程上又有其独特性。

一、石门废墟媲美西方废墟“物质性”的审美品格

西方建筑石质居多，坚固而耐久，其废墟实体兼具往昔宏伟与岁月沧桑之美感，真实可触，极具视觉冲击力。如古希腊帕特农神庙历经两千余年，庙顶垮塌，所存大理石宏柱撑起巍峨矩形建筑之框架;“既具有宏伟的外形以显示昔日的辉煌，又经历足够的残损表明辉煌已逝。”[2]33石门隧道是古代蜀道褒斜栈道工程之核心，作为历经两千年的石质建筑遗存，以物证性的石质结构与斑驳的沧桑感，完美契合西方传统视野中对于废墟的审美理念。

石门废墟（图1）的主体石门隧道是东汉年间发徒隶数千人，在极其坚硬的石英岩山体上，以“火焚水激”之法人工开凿的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条穿山隧道。其留存的隧洞，是真实存在并切实通行的“穹隆高阁，有车辚辚”[3]31的现场，此宏伟石质工程即为确切的物证。石门为连接巴蜀、关中两地的交通枢纽，亦是进出巴蜀的门户，故在三国魏蜀对峙、南北朝对峙分裂战争中为兵家必争之“形胜之地”，在漫长岁月里屡历战火洗礼、风霜磨砺。宋、清代时期，石门泥沙壅塞，两壁青苔，斑驳陆离，印证废墟“成长时间”之古老。所幸其石英岩质地坚硬，经清洗拂拭，壁面虽有剥蚀，却仍保存着“犹见古人真面目”[4]字口清晰的石刻文字。因此，石门石构建筑废墟，不但有着真实的审美之物——幽深高大的石质隧道，与国外石质建筑废墟相比，又有着附于其上的精美文字，时间久远却真实可触，引起观者心灵激荡，极具文物审美价值。可以说石门废墟是古今中外“物质真实性”废墟的典型范式。

二、石门废墟物质性审美方面与西方之差异

石门废墟的物质性审美较之西方又有着形式与关注点的差异。石门废墟之“物质性”审美更关注摩崖石刻文字。西方废墟审美的关注点偏向于建筑形制，以雕像、建筑本体所象征宏伟功业。如帕特农神庙以“多立克柱”式结构，为希腊古代建筑典范之作;万神殿是古罗马建筑的经典标志;丁登修道院则提供教堂建筑的经典范例。因此，对其审美体验，重在关注其完美本体轮廓以及精美雕像、巍然屹立的柱廊等建筑细节。而石门废墟以附着其上的摩崖石刻文字取得神圣的地位，其建筑物本体形制简单、外观质朴，刻于石质隧道建筑实体之上的经典纪念性文字的集合，反客为主成为焦点。尤其在宋、清时期，石门隧道内“古翰”经典石刻《石门颂》《石门铭》等三十余品（图2），成为整个区域景观的中心和审美重心，甚至超越了此地险绝壮美河山对人的吸引，也超越石门隧道建筑物本身形制对人的吸引。

（一）文字形成独立美感

从表面上看，附着在石门隧道建筑之上的石刻文字，虽类似于西方建筑物上的浮雕或文字，但具体性质有所差异，西方建筑浮雕虽然精美，但仍属于大建筑之细节。比如帕特农神庙柱上精美神祇雕像，以及祭殿外长达一百余米细腻的浮雕带，均为古希腊艺术之杰作，然其均属建筑一部分，其美感自然应该纳入整体建筑设计之中。古罗马万神殿门廊顶上所刻拉丁文MAGRIPPALFCOSTERTIVMFECIT字样，意为“吕奇乌斯之子、三度执政官玛尔库斯阿格里巴建造此庙”，乃是神殿初建的纪念性文字标识。因此，观者不可能脱离建筑整体来关注这些雕刻或文字，更不可能只关注此文字而忽略神殿之整体。

石门废墟则不然，其石构建筑纯为实用的隧道，并无装饰刻石之意，文字是之后一代代人以洞壁空白石面为载体而逐一刻入，其文字内容、布局设计、书写刊刻等理念与当初造隧道建筑的理念无关，属于后代书刻者的文学与艺术行为。因此附着其上而又各自独立，具有极强的个性，比起神庙建筑的浮雕，石刻文字更类似后期不断嵌入石门隧道建筑石壁进行展览的艺术品。中国文字除了记事功能，更有着书法艺术性，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传统艺术门类，拥有文字记载功能之外的形式之美，这就使得这种文字刊刻艺术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在书刻艺术史上占有独立的地位。尤其是清代、民国对于其在书法领域新的审美阐释，使石刻文字美感更是超出石门建筑之本体，成为独立于所依附的石门废墟之上，意蕴无穷的审美客体。

（二）文字的功能急剧放大了废墟今昔对比的悲剧体验

留存的废墟以宏伟的外观昭示着当初征服之艰难、功业之不朽，令人仰视与倾慕，而其破毁亦凸显出韶光易逝、功业如云烟消散之必然宿命，让人慨叹不已，由此唤起观者既豪壮敬佩又沉郁哀伤的双重情愫。西方实体废墟虽然真实可观，但后人对于生存其中的古人的思维及行为追溯，都只能基于蒙胧的想象，无法真切体会。石门废墟的语言文字附着于建筑物体，使观者在真实可触体验的基础上，摄入可读文字，从而加剧可感体验。因此，文字对于宏伟功业、时间流逝、观者感慨三种体验都有辅助、放大之功效。

换言之，石门摩崖石刻文字对于往昔功业与事件的记载，起着放大宣示之作用。观之不仅可以根据建筑本体联想往昔之辉煌，还可以通过一代代当事者直接凝结的文字记录，聆听建功立业者亲自叙述这种辉煌，其现身说法无疑是一种思想与精神的放大。

石门隧道具有时间的流逝感和历史剧变的真实性，古人真实的言语以石刻定格并公示，文字对于时间流逝的确切性，大于直观建筑实体朽坏程度带来的时间感。面对单纯物质性的废墟，视觉所见只是最终的结果，而初始完好的建筑形貌及中间一步步衰亡的过程则难以得知。比如帕特农神庙，如今所见的是其庙顶崩垮、浮雕破败之状态，从最初雅典娜女神崇拜之地到被改为基督教堂，再到被土耳其人占领后改为清真寺，这其间衰亡走向只能依据典籍记载得知，而石门废墟的摩崖石刻文字，记载着历史事件每一个变化环节的时间点，更带有一种过程的渐进性及真实的时间消逝感。

观者对于废墟的情感体验，是由雄伟之物的毁灭，哀叹时间、生命之消逝，生发出类似悲剧的感慨。后人观看宏伟建筑的破败所引发的联想，与石刻文字中历代古人的体验记载二者重叠，比起单纯由建筑物质结构的破败带来毁坏的悲剧感，更有着人文的色彩，“物伤其类”共鸣更烈，因此带有石刻艺术文字的废墟自然更能吸引观者的目光。

（三）石刻文字拓展所带来的废墟新生审美

废墟的成长、形成需要历史漫长时间的积累，然而生成的美感趋向却有所不同。西方废墟随时间积淀新增的美感，皆属于自然给予的逐渐破败、残损的倾向，由完美到倾颓，将新增加的残败部分，以残缺之美加入建筑整体美供游客欣赏。从审美角度来考量，无论是建筑遗存实体大面积的庙顶、柱廊坍塌，还是雕像、浮雕的剥蚀细节，抑或因风化痕迹、蓑草丛生而使严谨冰冷的建筑轮廓显出松弛与柔和，无一不是表示其昔年丰姿已黯然失色，显露出渐进的损毁倾颓进程，即由原来的神圣、庄严、宏大，逐步趋向忧郁、松弛、落寞的特质，且可以预知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风化，损毁现象将更加强化，其整体美感是由神圣完美、庄严宏大向着不可逆的“衰败美”方向延伸。

而石门废墟的成长区别于西方渐进式毁坏，凭借石刻文字拓展另一向度的新锐光芒。其同样接受自然加诸的残损，形成石面苍茫的古意，同时更兼具人为文字添加，其新增石刻文字是完好的，且带着各时代鲜活思潮、不同书刻的审美倾向，字体由古隶走向成熟的汉隶，再衍生出楷书、行书，文字内容也由工程纪念变为游览抒情、金石研究等新的范畴，对这些新添文字的品味与审美，不同于一般废墟破败、衰亡的体验，皆属于循着历史时间轴前进的时代新潮。石门废墟经时间的流逝，除了自然洗礼风化磨蚀趋古趋残，同时也随着一代代后人石刻文字的参与，新生丰厚的人文底蕴，反向滋生出与颓废残缺美相反的鲜活、新锐之美，呈现出多维度的美感范畴，成为在毁坏进程中兼具新生倾向的废墟典型。

三、石门废墟传承千年不败的原因及倾没的损失

石门废墟故地作为承载着往事的记忆场所，其传承两千余年不灭，文化底蕴不断叠加，却因筑坝一夕倾覆，几乎荡然无存，实在令人惋惜。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其历代绵延不绝的原因以及毁灭所带来的损失，以引发人们对废墟特定文化美学价值的认识、关注与保护。

（一）人类文化认同感是石门废墟千年传承的动力

废墟以物质性将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不论从现实还是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废墟就是积淀的文化，废墟建筑通过沧桑的外表和独特的造型，成为人们情感寄托的实体。石门废墟在两千余年时间进程中渐进式形成的历史，是由各时代发展所串成的完整链条，古今交流链条上不同年代的人对于其建筑、交通、军事、石刻等历史文化朝圣般的情感与相惜之意，是石门传承千年的原动力。

石门并不具备得天独厚的安全环境，且充斥着混乱与动荡。它作为露天野地里的交通枢纽，过往行者人人可触，又常处战乱中心，屡历战火纷飞，然而石门废墟中的摩崖石刻群，从东汉开启至民国再至后来沉于褒水，传承近两千年，较好地留存着先贤文字及刻痕的遗迹，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靠的是上至精英下至平民对古迹文化的认同感，爱之惜之，保护、传承。华夏民族的共识是把古刻文物看作往昔时代的“共同记忆”，是自身精神生命之延续。后代为使前代遗迹永不湮灭，往往自发为其重刻，上至西晋为曹魏崩裂的《李苞通阁道题记》重刻，其后宋代为“玉盆”、清代为“石门”复刻。民国重刻北魏“石门铭”，恐后人不识，“可恨岩曲已残缺，久后游者更婼愫  。”[3]33由此可见，古人有对石刻文化的认同感和公德之心，有将古石刻继承与传承的使命感。古石门两壁汉魏经典石刻的周围，宋、清题名环绕分布也不伤及前代碑刻。嘉庆年间，有石工在石门南崖取石伤及摩崖石刻《山河堰落成记》“绍熙”二字，几被杖毙。民国公路设计者与决策者，因珍爱石门石刻而手下留情，不惜舍易求难，耗费人力、物力将公路改道避开石门故地。正是基于一代又一代人们对石刻文化朝圣般的情感与爱护文物古迹的责任感，使得石门废墟传承两千年而不灭。

（二）石门废墟倾没的文化损失

从物质上来说，石门是中国传统废墟文化中少有的，以物质性审美为主体，可媲美西方经典废墟的典型，且又有其独特性，却因修建水库淹没于褒水之下、废墟现场倾毁，使其失去独特的物质性場域。虽然一部分石刻从石门建筑原址凿出迁移至汉中博物馆，似乎仍带着古代信息，但已成为与自然割裂、脱离母体之碎片，再无可供真实体验的鲜活的历史场所。此乃当时有关决策者缺失废墟文化保护意识所致。

古迹的美感属于时间的积淀和历史的串联。对于废墟的审美并非趋新、趋完好，而是在时间流失的磨蚀中彰显其美与价值。古建筑物越是辉煌，与时间自然博弈越久、历经沧桑越多，越具有审美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石门经历两千年的废墟成长时间所积淀的美感，在倾覆瞬间完全丧失，失去的不仅是古石门本体，而是古隧道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古石刻倾颓斑驳的韵味，这是崭新的建筑难以比拟的。从文化记忆角度来论，石门沉沦代表着记忆链条的断裂与生长过程的终止，其被淹没的并不只是一段古旧废弃的建筑残骸，而是历经两千年独有的文化记忆场所。换言之，石门故地具有存储往昔历史的庞大而牢固的记忆基底，基底越丰厚、积淀越深沉，链条越完整。在被淹没斩断之前，石门隧道是一条古今之间延续两千年的交流纽带，主题从交通工程转化到对汉魏母碑古刻的研究;从载酒观碑，再到寻幽秘境“金石考释，终以物质性废墟呈现，极具文化典型性与经典性。而场所的遗失，无疑抽去物质基底，断裂了发展的链条，造成文化精神的失忆，这也永远剥夺了石门故地继续存储文化的机会。因此，石门废墟的沉没，使其由历史文化真实的“完美场所”与“完整链条”变为“虚无场所”和“记忆碎片”，这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来说，无疑都是一种莫大的损失和遗憾。

四、结语

石门废墟以自然山崖为底色，以人工修筑的穿山隧道为空间形态，历经两千余年时光磨蚀所形成苍茫的表征，极具西方废墟的物质真实性审美品格，又有以摩崖档案、石刻艺术反客为主的特质，可谓将自然与建筑、艺术、历史有机兼容的“活化石”。这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以建坝为由毁坏，实在令人惋惜。石门废墟具有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一是历史价值，石门废墟是历史记忆的场所，记录了两千年间石门隧道时空流逝的进程，存储着汉魏至宋清从交通要塞—石刻景观—文化景观的流变的全程;二是艺术价值，历代文人于石门摩崖刊刻文字，带着各时代鲜活思潮、审美取向，字体由古隶走向成熟汉隶，再衍生出楷书、行书诸体，文字内容也由工程纪念转化为游览抒情、金石研究，为石门废墟历史记忆加入确切的脚注;三是审美价值，古人“火焚水激”所开通的幽深隧道与亲手刻录的文字痕迹，时间久远却真实可触，可引起观者心灵激荡，对往昔的留念与感怀，极具震撼性与凭吊价值。石门废墟是中国乃至世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今人应对废墟特定文化美学价值多加认识、关注与保护，以免重蹈覆辙。

参考文献：

[1]叶廷芳.再谈废墟之美[N].光明日报，2017-07-21（13）.

[2]巫鸿.废墟的内化：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往昔”的视觉感受和审美[M]//时空中的美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3]郭荣章.石门石刻大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

[4]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序[M]//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九：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396.

作者简介：陈思（1988—），女，汉族，福建福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单位为首都博物馆民族考古研究部，清華大学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艺术史论。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