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芝

摘要：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为党领导边区建设、团结全国人民联合抗日和赢得国内国际舆论支持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和坦诚开放的宣传策略，为新时代新闻工作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历史经验与政治智慧。

关键词：延安时期 宣传策略 对外传播

延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标识性坐标，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定位，更是一种精神界定和道路称谓。延安时期，特指中共中央自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起始，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为止的13年，期间中共中央在陕北直接领导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为新中国建立开启前奏。

延安时期的新闻事业在艰难困境中起步发展，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党的新闻宣传体系的基本布局。新华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传媒机构为传播党的声音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新闻、通讯、版画、照片、电影、话剧等多形态传播方式，也成为党对内对外宣传、凝聚动员各方力量的有效手段。“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理论创新，亦是新的传播环境和传播格局下做好对内对外宣传的根本遵循。研究和总结党在延安时期的新闻宣传策略，能够为当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极具借鉴价值的历史智慧。

一、延安时期党的宣传体系建设

延安地处西北腹地，土地贫瘠、生活困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基础设施都非常恶劣，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带领边区群众展开全面建设，党的对内对外宣传工作充分传播了党的政治理念，巩固和彰显了党的领导地位，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与支持，也为后来党日臻成熟的新闻宣传工作提供了整体框架和基本准则。

（一）高度统一的宣传思想。1935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面临的是内外交困的时局。1937年，面对抗日战争爆发后迅速演变的国内国际形势，在关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敌入侵。为了加强特殊时期的组织领导，以适应彼时新的使命与任务，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将中国革命的任务视为党的使命，通过各种途径展开宣传，对内进行社会动员、对外扩大政治认同，这一宣传思想具有统领性和统一性。

在宣传思想方面，党的认识高度统一：首先，中国共产党通过媒体对内宣传抗日救国的总体纲领，并以此作为媒体宣传的首要目标。以《解放日报》为核心的新闻媒体紧密围绕这一政治目标，积极发声、广泛动员。中国共产党将“打日本，保中华”这一中国革命的任务视作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明确指出，领导和完成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可以负担的”。[1]因此，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其次，通过媒体积极进行对外宣传，通过对话外国记者、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团到延安采访等多种渠道传播党的理念与政策，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应该说，党的对内对外宣传思路的战略性设计和高度统一，为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组织抗日斗争、凝聚社会力量和寻求国际支持等革命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

（二）宣传体系的组织建构。抗战初期，党的宣传工作还未形成健全完整的组织体系，对新闻宣传工作重视不足，鉴于此，中宣部发出有关改进宣传组织工作的通知，通过强调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价值、建立各级宣传部设置标准、改进宣传部门领导和工作方式等手段，加强了党对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要求“党的宣传工作必须服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党管宣传必须渗透到宣传领域的各个层面”。[2]《解放日报》的创办是党宣传系统构建的重要举措。党中央初到延安时，已有的党的媒体如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由于刊期时间较长、以理论宣传为主等原因，无法承担抗战时期大量而集中的报道任务，而处于大后方的《新华日报》则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不断迫害，在宣传能力和宣传效果上都受到了相应的限制;还有一些媒体与党的联系较弱甚至缺乏党性，无法为党的政治任务和边区建設提供有力的舆论宣传保障。

中国共产党亟需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与斗争性的媒体，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与方针，并对国民党媒体对于共产党的不实报道与污蔑进行澄清，树立党的形象与权威，扩大党在国内外的影响。基于这样的复杂形势和实际需要，《解放日报》的创办至关重要。《解放日报》的创办，实际上强调并强化了党对于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3]中共中央对于党报体系在宏观上作出了调整与部署以适应抗战的新闻宣传需求，以《解放日报》为中心构建层级明确、统一领导的传播格局逐渐形成。

（三）党性原则的明确及坚持。《解放日报》创办之后，对边区的新闻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众多资源的整合下，《解放日报》以一张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所设立的新的党报的姿态出现。但是在博古等人领导下，新的报纸在最初并没有成为一张能够切实反映中国共产党抗战现状以及边区民主革命进程的报纸。具体而言，报纸的版面设置一味学习国外大报的风格，将这份对开四版报纸的整个头版用于刊登国际新闻，边区新闻被安排在第四版且只有半个版面，显示出重国际轻国内、重城市轻边区的倾向。[4]此外，编辑部部分成员受到了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的影响，片面理解新闻报道的属性特征，在新闻工作中秉持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进而使得新闻作品脱离了真实，新闻工作脱离了实际，在“趣味至上”的诱惑下，有时甚至主观虚构、编造新闻。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问题并在党内展开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顿三风”运动，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实行党报改革，明确指出并强调党报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并要求各级党报应按照运动要求检视自身，发现问题，从而进行改正。对于党报的改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承袭中共中央在前期提出的增强党报党性的要求，将党报变成一张真正的党报，“党的使命就是党报的使命”，要使党报成为党的理论宣传、联系群众、指导实践的有力工具;二是党报要加强自身的战斗性，要广泛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三是要不断加强业务能力，要撰写和报道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相关的新闻，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这次改版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明确了党性原则：强调党报作为党的喉舌的重要作用，要求必须坚持党报的党性原则，党报的宣传工作应该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性，“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5]结合一系列的办报实践，党的媒体组织逐渐具备并彰显出四个鲜明特质，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最终形成一套以党的统一领导为体制、以“四性一统”（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这四种媒体属性统一在党性之下）为理论框架的“延安范式”。[6]

二、延安时期新闻宣传的实践策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深谙对外宣传的规律与艺术，能够做到从事实出发，在话语策略与宣传方式等方面搭建对外传播的有效桥梁。在与外国记者交谈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坦诚、热情与智慧，许多对外报道为外界提供了真实生动的、正面积极的党和边区政府形象。

（一）以扩大认同为目的。抗战时期，共产党致力于寻求建立国内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民主合作、共同抗日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因此，向边区外的中国民众及国际社会展示与宣传党的政治理念成为延安时期对外宣传的重要内容。

通过持续的、有效的宣传，民族统一、民主革命等政治理念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共抗战的支持与援助。比如，毛泽东在接见记者团的欢迎辞中详细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理念与追求，他特别强调，共产党追求民主不是停留在口头，而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党务等各个方面落实与实现民主。共产党为实现民主不断地努力实践，如在共产党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边区实行“三三制”原则等，他坚信民主对于凝聚人心形成合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极其重要。毛泽东对国外记者所使用的话语策略，加上来华记者在边区的亲身感受，使来华记者们一致认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未来。来华记者对根据地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逐渐为国外人士所明了。

（二）以事实对抗谣言。用事实生动展现中国革命故事是延安时期对外宣传的重要策略。为进一步加强党与外界的联络与沟通，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及政策以获得更多国际援助，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对外接待处即延安交际处。毛泽东指示：“对待来宾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根据地人民战斗胜利的成绩，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要采取老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均不要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组织他们参观考察时，要尽力让他们对我们有全面的了解，要让他们看我们工作中的优点和成绩，也可让他们看看我们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弱点甚至错误。”[7]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曾说：“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面对敌人的抹黑，我们说‘请看事实”。[8]“请看事实”的宣传策略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坦诚和自信，又真实具体地展现了边区的实际情况，还增加了“延安故事”的可信度，为党的宣传工作赢得了主动和支持。

（三）以开放加强沟通。为了最大程度地传播党的声音、加强各界沟通，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宣传中坚持开放立場。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中共坚持敞开大门的原则，满足记者团实地考察与采访需要，提供各类书面材料。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冈瑟·斯坦对中共的举措给予肯定，他专门记录了负责人的这样一句表述“我现在重新向你们保证，你们有权自由考察我们的任何工作，我们最欢迎你们这样做。”[9]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中也肯定了这种开放性，“只要他们不与人民为敌，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10]正因如此，记者团成员在采访中享有极大便捷并获得大量真实信息，对中共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一大批外国记者以考察为基础撰写了真实而具有说服力的报道，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都起到了正面宣传的作用。

三、延安时期对外宣传策略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一方面带领边区群众进行全面建设，另一方面推进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最终走向全国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有力有效的宣传工作为党的事业不断助力。时值建党百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更需要向世界人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党在延安时期对外宣传的宝贵经验与智慧，对我们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启示。

在理论层面，对延安时期对外宣传策略的梳理和总结，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党的新闻事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党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性机关报”，[11]媒体的党性原则在任何时候都是新闻工作和舆论宣传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其次，总结延安时期党的对外宣传策略，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党的宣传体系与社会动员。伴随延安时期党的媒体的社会动员实践，党的新闻体系得到系统性建构，目标统一、宗旨明确、传播高效的新闻宣传体系建立了起来。同时，延安时期党所从事的新闻传播活动，建立在对党的新闻传播体制进行全面整肃的基础上，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和进一步改革，媒体的党性原则得到了进一步重申和强调。上述指导思想和实践经验，在此后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中得到继承和创新。

在现实层面，延安时期党的对外宣传策略仍然对当下宣传工作具有巨大的启示价值。

其一，事实高于一切，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用事实抵制偏见。延安时期许多记者进入边区前，对中国革命的真实状况不够了解甚至抱有偏见，但随着到访边区并与毛泽东等领导人接触、交往与谈话，在边区采访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国的革命现状之后便会做出公正的判断。美国学者肯尼思·休梅克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宣传政策：“在政治形势和延安开放政策的鼓舞下，大批美国人和欧洲人既能够到共产党地区采访，也能够在汉口同共产党代表自由交谈。其结果是前所未有和源源不断地得到了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使有利于共产党的宣传获得了一次新丰收。”[12]

其二，进行广泛社会动员，讲好中国故事可以凝聚社会力量。媒体宣传可以实现最广泛的社会动员，为团结与发展凝聚磅礴力量。延安时期党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包括报纸、标语、板报等形式进行社会动员，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参与团结抗战，效果极为显著。延安《解放日报》在发刊词中就谈到：“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13]这里，“团结全国人民”即是动员全国人民、动员一切党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全民族抗战的意思。在1942年发布的社论《致读者》中，《解放日报》又强调“党报必须是为着党的革命方针和路线而奋斗的战士;报纸必须根据当前的政治事变而进行热忱的鼓动。”[14]由此可见，包括报纸在内的党媒系统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和平发展时期，都能够发挥充分的社会动员作用，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进行“热忱的鼓动”，所形成的力量自当澎湃。

其三，多重手段融合，讲好中国故事须提倡方式创新。延安时期的宣传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紧密结合延安边区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创新，譬如报纸不一定就是“出版发行”才叫报，传单、布告、墙报、画报、黑板报等都是报，“要把墙报办得又有革命的内容，又生动活泼”。[15]因此，延安时期的对外宣传手段非常多样，既有传统媒体如报纸，又有当时的新媒体如广播、电影等新技术手段。结合当前宣传环境和传播格局，媒体技术更新和手段融合更是主流，融媒体传播作为基本传播样态，在对外宣传领域需体现出更多的创新性。

（本文为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实践与现实启示”（2017M007）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672.

[2][4]李文.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1，187.

[3][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72，140，2.

[6]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7.

[7]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6.

[9][美]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M].马飞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74.

[10][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M].端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26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60.

[12][美]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M].郑志宁等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86.

[13][1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下） [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31，50-51.

[1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9-110.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