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莉

（咸阳师范学院，陕西咸阳716000）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John.H.Schumann经过研究发现，第二语言习得只是文化适应的一部分，文化适应取决于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两个因素，当学习者在社会和心理两方面适应目的语文化的程度越高，其第二语言习得的水平也就越高，因此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化适应程度。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开始探讨正式的课堂教学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Pienemann提出“可学性假设”，即只有当学习者在心理上“准备就绪”时，他们才能接受和掌握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所以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重要因素就是学习者的准备接受程度[1-2]。

该文通过对8名来该校学习汉语的初级班零基础的留学生进行为期17周的考察，发现以社会语言学为视角的文化适应理论和以认知视角为代表的可学性假设可以相互验证，从而得出结论，在以汉语为第二语言习得中，留学生的文化适应程度和其可学性成正比[3]。

1 实验论证

该次考察的8名留学生分别来自加纳和韩国两个国家，其中加纳学生4名，韩国学生4名，年龄相仿，都是本国在读大学生，他们都是零基础第一次来中国学习汉语，并在同一个班级上课。考察纵向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到3周，属于蜜月阶段；第二阶段是4到7周，属于挫折阶段；第三阶段是8到12周，属于调整阶段；第四阶段是13到17周，属于适应阶段。横向分别从两大模块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下的共12个因素来考察，即社会主导模式、融入策略、封闭程度、凝聚程度、群体大小、文化相似性、态度、打算居住时间、语言休克、文化休克、学习动机、语言疆界渗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