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专题论坛的主题是“统筹谋划都市圈 推动区域一体化”，共有7位专家学者针对天津滨海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使命、都市圈核心与外围之间发展差距扩大的实际、安徽省城市团在长三角城市群向西拓展过程中的角色、长三角信用环境的优化提升、上海新城发展的机制建设等问题，对滨海新区对接雄安新区的基础和优势、都市圈地区内部一体化的需求、以合肥市为中心的“两团+一轴+两链”的城市体系发展框架构思、“信用长三角”长效机制建设的深化、东

京都市圈新城发展经验的借鉴等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滨海新区要错位雄安新区承接非首都功能、发挥都市圈核心城市带动作用、构建起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体系、提升区域信用一体化建设的支撑能力、建构上海新城多主体互动的发展机制等对策建议。

摘要：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2006年以来，天津滨海新区依托港口和空间载体优势，借助改革先行先试试验田的示范效应，主动为北京、河北提供便捷的出海通道，积极承接北京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转移，借重首都资源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质量和水平提升，已经成为京津冀三地要素交汇、产业融合、互动创新的空间载体和实践平台。面对设立雄安新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天津滨海新区可携手雄安新区推动世界级城市群崛起，错位雄安新区承接非首都功能，助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新城，为未来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天津滨海新区;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1.03.001

2006年以來，天津滨海新区站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主动顺应改革大势，积极融入国家战略，不断调整历史站位，在创新制度与发展路径改革、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当好“一带一路”桥头堡、探索自贸方式等方面为区域乃至全国发展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经过多年开发建设，天津滨海新区已经成为拉动天津乃至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随着2017年雄安新区的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天津滨海新区也迎来新的角色和使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天津滨海新区要发挥十余年攻坚取得的建设成就和积聚的发展优势，着眼大格局，融入大战略，迎接新使命，谋划新发展。

一、雄安新区建设的历史意义

雄安新区的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历史与全局的高度，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历史性战略决策，将中华民族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一）雄安新区建设是千年大计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定力。从全球看，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的两大主题，但目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美国优先”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随时可能引爆全球性贸易“核战争”。此时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一次全新的探索，将会极大创新人类对于社会生产组织活动模式和效率的认识理念。

从国内看，中国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二位的大国。但行政体制上的一些特点，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仍然难以落地，特别是产生了相邻区县由于行政区划属于不同的省市、导致发展差距非常明显的现象。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将会成为通过行政主导、市场参与的模式，解决区域差距、城乡差距问题的典型案例，为解决全国性不平等问题发挥长期的示范效应。

（二）战略上疏解首都经济功能

目前北京不仅是“四个中心”，还是事实上的经济中心和企业总部聚集地。因此，北京的经济功能是非核心功能的疏解重点。北京对企业和人口的吸引力在于丰富的行政资源和公共服务资源，以及不断自我强化的集聚效应，这种吸引力远远大于财税奖励、政府服务、自然资源的吸引力。随着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人口流动更加自由，北京对资本、产业、人才等资源要素的集聚效应将充分显现。北京市也通过强制搬迁、提高公共服务价格等行政措施，选择性限制人口、产业进一步流入。但这些行政手段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与核心，难以逆转资源要素长期趋势性流动。[1]

雄安新区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承接北京的经济功能，撬动资源要素转移疏解，真正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措施就是通过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引导央企总部向雄安新区疏解，并发挥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作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向雄安新区集聚。同时，在雄安新区的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北京市和河北省建立协调机制，将显著缩小雄安新区和北京在软硬件条件上的落差，为北京经济功能疏解提供全方位保障。

（三）与深圳特区具有明显差异

虽然雄安新区和深圳特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从所处的历史时点、战略定位和核心任务来看，二者都有明显不同。

从历史节点来看，提出建设深圳特区是在上世纪80年代，正值万象更新、百废待兴之际，经济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亟待解决。建设雄安新区是在改革开放40年后，国家正在由“游戏”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身份转变。因此，新时期提出建设雄安新区，对于全局的战略思考和把握更加准确。

从战略定位来看，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定位是五大经济特区之一，与厦门、汕头、珠海、海南相同。深圳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区位、面积、制度、产业政策等多方面因素。2009年，深圳才获得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的定位。而雄安新区提出之时，就被赋予“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等一系列重要定位，这为今后的规划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虽然目前在产业、人口、基础设施等方面，雄安新区与周边地区还存在一定差距，但雄安新区拥有“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这一定位，北京的资源要素均可以为雄安新区所用。因此，雄安新区的起点站位更高。

从核心任务来看，深圳特区主要是对外开放，打造连接香港和内地的桥头堡。而雄安新区要承接非首都功能，重新规划建设一个吸引力堪比北京的区域。虽然雄安新区的建设得到有关部门、省市的全力支持，但任务更为艰巨。

（四）新时期创新发展的标志

雄安新区的建设是新时期创新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京津冀地区来看，区域经济落差巨大，河北不具备承接北京功能疏解的条件，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疏解阻力很大。[2]这就需要选择适当区域，集中承载非首都功能疏解，实现既能破解北京大城市病、又能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双赢局面。

从国家层面来看，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设雄安新区，是打破行政区域限制、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的重大创新，将为地区协同发展和城乡协同发展提供示范。

从世界层面来看，几乎没有集中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成功案例。为有效疏解首都的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功能，一些国家采取了分散疏解的模式，取得了一定效果，如日本东京的“中心区-副中心-周边新城-邻县中心”都市圈模式、英国伦敦的“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城市群模式等。相比较而言，一些国家尝试采取集中疏解模式缓解首都“大城市病”问题，但尚未形成可供参考借鉴的经验，如韩国世宗、马来西亚布城。[3]因此，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是一次创造性的探索实践。

二、雄安新区建设赋予天津滨海新区新的历史使命

天津滨海新区自1984年启动建设以来，特别是2005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在体制机制改革、制度创新、开发开放等领域，被赋予重要的历史使命。2003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以来，特别是2017年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至今，天津滨海新区又承担了新的使命任务。

（一）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经历了科学有序的梯度发展阶段

天津滨海新区发展大体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84年至1994年，是天津滨海新区奠定基石阶段。1984年设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1991年设立天津保税港，1994年天津滨海新区雏形初现，成为我国北方龙头带动能力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经济新区。

第二阶段自1994年至2005年，是天津滨海新区开拓发展阶段。1994年天津提出“用十年左右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的阶段性目标，明确了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方向。这一阶段，天津滨海新区的产业结构、业态布局、发展动能发生了明显变化，初步形成以外向型经济为引领的经济结构。

第三阶段自2005年至今，是天津滨海新区实施国家战略阶段。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国家发展战略正式启动，标志着天津滨海新区发展翻开崭新的一页，站在了更高的起点。2015年，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天津滨海新区再次成为开放高地。天津滨海新区把贯彻落实国家战略贯穿于开发开放全过程，主动为改革试验探路，打造区域发展新引擎，建设生态宜居新城，从初创期进入到中兴期。

（二）天津滨海新区承担着重大改革创新举措先行先试的使命任务

天津滨海新区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示范高地，也肩负着经济增长“第三极”的国家使命。2005年，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被写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并纳入国家总体发展规划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先后莅临天津滨海新区视察，对加快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天津滨海新区要先行先试重大改革措施，努力为全国改革发展积累经验。李克强总理强调，天津滨海新区要为促进环渤海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形成战略支点。

雄安新区建设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雄安新区的建设也为天津滨海新区带来了重要历史性窗口期机遇，对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天津滨海新区可立足新发展格局全力支持雄安新區建设，主动服务雄安新区发展，以雄安新区建设为契机，学习借鉴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管理经验，更好地服务区域协同发展。

三、天津滨海新区对接雄安新区的基础优势

天津滨海新区历经近40年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变大，由地方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由沿海荒滩上升为经济“增长极”、改革“试验田”和开放“桥头堡”。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紧密地融为一体，具备了对接雄安新区的基础和优势。

（一）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天津滨海新区先后实施两轮综合配套改革，在管理体制、行政审批、金融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上充分发挥了先行先试作用。

从建设规划和范围来看，天津滨海新区从1984年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容到当今的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疆保税港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国家级开放区域从1984年的33km2扩展到如今的2 270km2，开发开放空间显著拓展。

从功能定位和内涵来看，天津滨海新区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于一体，被赋予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功能，具有以开放促发展、以合作促协同的独特功能优势。[4]国家赋予天津滨海新区的定位涵盖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城市建设、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凸显了天津滨海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

（二）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积累了明显优势

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来看，天津滨海新区地处环渤海经济带和京津冀城市群的交汇点，是亚欧大陆桥最近的东部起点，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区位优势明显。天津港是世界第四大综合性港口，滨海国际机场是我国北方重要的航空货运机场。[5]同时，天津滨海新区拥有塘沽、滨海、滨海北、于家堡等多座火车站和京津塘、津滨、长深、海滨等多条高速公路，与天津市区无缝衔接，与北京核心区一小时通达。

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上，天津滨海新区拥有水面、湿地700多km2，水资源相对充沛。同时，天津滨海新区还拥有8处郊野公园和22条林带，在空气凈化、植被绿化、水土保持等方面起到了明显的改善作用。2014年，天津滨海新区划定了生态用地保护红线，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基本形成碧野环绕、绿廊相间、绿园镶嵌、生态连片的总体空间格局。

从发展现状和产业基础来看，天津滨海新区已经建立了以石油化工、汽车及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八大高端制造业为骨干，以现代金融、航运物流、旅游会展等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6]特别是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来，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制度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作用显著增强，为推动我国北方地区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作出了突出贡献。[7]

四、天津滨海新区与雄安新区联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面对设立雄安新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天津滨海新区可立足中央对新区的战略定位、国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部署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来思考和谋划发展，为未来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携手雄安新区推动世界级城市群崛起

雄安新区被定性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战略定位极高，天津滨海新区可主动对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升级优势，携手雄安新区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崛起。一是建立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与雄安新区构建高效顺畅的政府对接机制，推动多领域、多层次协同合作。二是对标雄安新区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以新理念、新思维、新体制落实好简政放权的各项部署，优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切实发挥改革创新的示范引领作用。三是携手雄安新区共筑人才高地。搭建区域人才吸纳平台，开展区域人才联合培养，强化创新创业政策协调，构建人才自由流动新格局，以人才智力互通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二）错位雄安新区承接非首都功能

雄安新区集中承载非首都功能疏解，虹吸效应较强，天津滨海新区可立足“一基地三区”定位，精准承接、错位发展、合作共赢。一是对接科技创新资源要素。围绕创新协作、产业对接和服务促进，构建跨区域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经济融合发展模式和利益共享机制，打造研发机构集聚、成果转化高效、创新环境开放的高水平研发转化基地，推动先进制造业高端发展。二是对接优质金融资源要素。深入推进金融改革创新，瞄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产业协同、交通一体化和生态环保三大重点领域，在融资、投资、风险管理等方面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推动金融业高端发展。三是对接高端航运资源要素。注重港产融合发展，打造港口物流、航运金融、加工配套等产业功能承载区，推动航运业开放发展。

（三）助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新城

雄安新区开发程度低，发展空间大，天津滨海新区可通过完善路网、主动对接、深度融合等方式，积极参与雄安新区开发建设。一是加快推进与雄安新区交通“一体化”进程。主动参与津雄铁路建设，推进雄安新区与天津港和滨海国际机场“无缝对接”，更好地服务雄安新区发展。二是积极参与雄安新区产业园区建设。探索设立天津滨海新区—雄安新区协同发展基金，与雄安新区共建产业合作园，实现两地产业链错位协同。三是主动服务雄安新区绿色智慧新城建设。推广天津滨海新区打造宜居生态型新城区特别是建设中新生态城的经验，为雄安新区建设全国绿色智慧新城提供参考，同时对标雄安新区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水准，打造更加宜居宜业的环境，增强吸引力，提升竞争力。

说明：本文系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项目（软科学研究项目）“以天津之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路径研究——基于三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比较”（编号：19ZLZXZF00040）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赵滨元.京津冀协同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J].商业经济研究，2021（1）：162-166.

[2]赵滨元.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沿革与展望[J].上海城市管理，2019（3）：45-50.

[3]王维薇，赵滨元.区域集群化发展对首都经济圈的启示[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0（11）：9-12.

[4]赵滨元.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中的天津之为[J].上海城市管理，2019（5）：31-35.

[5]徐滢，赵滨元.优化天津港口岸营商环境对策研究——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J].中国流通经济，2019（5）：30-37.

[6]乔世环，赵滨元，张莹.天津先进制造业发展对策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0（6）：5-8.

[7]徐滢，赵滨元，刘天慧.对标先进省市 提升天津营商环境的对策建议[J].天津经济，2019（3）：12-16.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and Xiongan New Area

Zhao Binyuan

（Tianjin Big Data Administration Center，Tianjin 300221，China）

Abstract：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Xiongan new area marks the coming of a new stag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also gives a new historical miss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up of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Since 2006， relying on the advantages of port and space carrier，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has actively provided convenient access to the sea route for Beijing and Hebei， actively undertaken the transfer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of  Beijing， boosted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nefitng from the Capital resources， and already become the space carrier and practice platform of factor 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ve innovation. Facing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Xiongan new area， Tianjin Binhai Xiongan new area could win broader development space for the future by promoting the rise of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s with Xiongan new area， undertaking non-capital functions differentiated from Xiongan new area， and helping Xiongan new area build a modern new city.

Key words：Tianjin Binhai new area; Xiongan new area;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王  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