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北大中文系的关系至少可追溯到1929年8月。周作人在这年8月27日给俞平伯的信中说：

平伯兄：

来信承悉。北大对于足下并无正式表示，只有学生要求（指令？）鲁迅讲小说史，闻

一多讲词，似有良禽择木而栖之意，唯此指令前马主任既不遵办，而且此刻该主任自己尚

在下野中，则更谈不到，故鄙见以为可听之，至开学时再同尔时主任一谈，反正此刻现在

也还谈不到开学也。……①

鲁迅1929年5月13日至6月5日从上海来北平探亲期间，北大中文系学生要求系里邀请鲁迅来北大任教，同时还要求邀请在武大担任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也來北大，周作人用了“良禽择木而栖”的譬喻，似乎对学生的呼声持肯定的态度。“前马主任”，指的是当时的系主任马裕藻，至于“自己尚在下野中”的话也是实情，自1931年起中文系主任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直至1937年5月。胡适1937年5月22日日记中记有：“下午，中国文学系送别会，我有短演说”②。他兼中文系主任的时间长达六年又五个月。

遗憾的是鲁迅和闻一多当年都未能来中文系讲学，并不是面临“下野”的系主任马裕藻“不遵办”，而是事实上的不可能。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就曾表示过不愿教书。闻一多也来不了。1928年8月，他应聘为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重任在肩，怎么可以随便离开呢。1930年9月，闻一多就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2年8月，闻一多回到离别了整整十年的母校国立清华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与朱自清成了同事。从此，闻一多和朱自清成了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柱石”（冯友兰语）、清华大学的“双璧”（杨振声语）。1933年9月，闻一多开始在北京大学兼课。《国立北京大学廿三年度各系课程指导书（1934年9月-1935年6月）》注明：闻一多担任二、三、四年级文学组课程，讲授《诗经》，每周2课时;分上、下两个学期;均为2个学分。《课程纲要》中说：“拟综合古来之校勘、训诂、序说，参以近人新解，在可能范围内略加论断。”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一览（1935年9月-1936年6月）》注明：闻一多给二、三、四三个年级开必修课《楚辞》，每周2课时;分上、下两个学期;均为2个学分。《课程纲要》中说：“《楚辞》拟综合历来注家之说，参以近人新解，在可能范围内略加论断。”

闻一多在北大兼课少说也有三年，会不会还是学生的“要求”说不好，与胡适的拉拢有关倒是可以坐实的。身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自称是个“好事者”③。1931年1月，他到青岛大学与闻一多和梁实秋共商翻译莎士比亚著作，并做题为“文化史上的山东”的讲演。1月25日记：“船到青岛，杨金甫（振声）、闻一多、梁实秋、杜光埙、唐家珍医生来接。”午饭后“回到金甫寓中大谈，谈北大事，谈努生事，谈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的事，畅快的很”。又说：“我同一多从不曾深谈过，今天是第一次和他深谈，深爱其人”④。他那时就想把闻一多从青岛大学挖到北大⑤，惜未能如愿。相别一年半之后，闻一多回到清华，“深爱”着的人来到北大的校门口了，胡适岂能不出门相迎？

《古瓦集》时代的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诞生于湖北浠水县巴河镇望天湖畔闻家铺。相传先祖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祖上世代耕读。在这个大家庭里，出过好多位举人和秀才，是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佐洼公，发奋读书，但因“嗜词章学雅，不喜作制艺”，未得功名。值此打击，佐洼公一心培养子弟，“爰筑书室于屋侧，延名师课孙辈”，并不强求子弟读经作八股，而重视“鸠探各专门学诸书”，令之“各以其性之所近者习焉”⑥。

佐洼公育有四子，长子邦柱（延炬），次子邦本（廷政），三子邦材（廷基），四子邦梯（廷治），皆取初级功名。闻一多的父亲闻邦本，又名廷政，字固臣，是清末的秀才，对国学有相当的造诣，早年参加过维新变革的活动，接受过新思潮的洗礼。他深怀爱国救国之心，为人耿介正直，不愿随俗浮沉，在政界待过一阵后就退隐家园，深居简出，读书写字，延师督子，创办改良私塾，以辅导儿孙为己任。闻一多的母亲刘氏是太学士刘廷熙之女。闻廷政有十个孩子，五男五女，闻一多行四。大哥展民（家骥）、二哥履信（家骢）、三哥巡周（家騄）、弟弟尊五（家驷）。闻一多初名亦多，族名家骅，字益善，号友山，亦号友三。名与字皆出自《论语·季氏》“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1912年入清华学校后改名“多”，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改为“一多”。

闻一多出生于家业兴旺之时。闻家原本有一个宅院，佐洼公又在望天湖边筑起一幢三进三重的宽大院落。为了与旧居区别，称之为“新屋”。分家时四兄弟抽签，三房仍住老屋，大房、二房、四房搬入新屋。新屋为一进三重院，有三个厅堂，厅堂内可舞龙灯。两旁有小厅、书房、寝室、天井等。每房各有二三十间屋子，是典型的湖北大家族式格局，据说只有曾国藩的宅院可比。门首悬“春生梅阁”四字匾额，两旁镌刻“七十从心所欲，百年之计树人”对联。院内有书房，名为“绵葛轩”，内藏经史子集达万卷之多，字画拓片也很可观。闻一多在1913年写的自传《闻多》中说：

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赀，

筑室日“绵葛轩”，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⑦

1950年“土改”的时候，省政府规定闻家的宅院不能动，并派人到浠水传达。可当地农会急于要分享胜利成果，赶在省里来人之前连夜拆了。2016年10月，当地政府想重建闻宅，邀请闻一多长孙闻黎明和我到巴河镇望天湖畔寻访闻家的故宅遗址，面积多达四百亩，紧邻巴河，直通长江，风景极佳。

闻家家大业大，一心培育后代，自以为像他们这样的开明地主才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力军。闻廷政生于1866年，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后的第六年。这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屈辱年代，他读《新民丛报》《东方杂志》，受改良运动的影响，对儿子要求很严。闻一多5岁便入私塾，读《三字经》《幼学琼林》，也读《尔雅》与“四书”。闻一多7岁那年，祖父在“新屋”办起家塾，仿照流行的学堂，起名“绵葛轩小学”，聘请师范学堂出身的王梅甫任教。闻一多与“诸兄竞诵”子日诗云，也学国文、历史、修身、博物、算学等新式学堂的课本。入夜，跟从父亲读《汉书》。1910年春，II岁的闻一多和六个嫡堂兄一起来到武昌读书，准备投考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校。闻一多在《辛亥纪事》中是这样描写的：

曩偕诸兄弟游学武昌，馆于三佛阁。辛亥秋，

诸兄弟至者益众。季父督课严，匪故莫得入肆。⑧

闻一多和六个嫡堂兄由伯父邦柱（廷炬）照料，租借武昌芝麻岭三佛阁庙内半边小楼，带了仆人自己起火做饭，终日补习功课。1910年秋，闻一多考入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校，食宿仍在这里，课余在叔父邦梯（廷治）主持的改良私塾里补习中文、英文和算学，叔父要求相当严，没有特别的原因，谁也不准上街。

闻一多好学不辍，人称“书痴”。1912年夏天，清华学校来湖北招生。初试是在武昌举行的，科目有历史、地理、算学、英文。闻一多这几科的成绩都较平平，可是一篇题为《多闻阙疑》的作文却让考官感到惊异。并不是这篇题目与闻一多的姓名有关，写起来得心应手，关键是他自幼“好读梁任公文字”，模仿梁启超的笔调，写得激情洋溢，结果录为备取第一名。到京复试，以鄂籍第二名被正式录取。这一年闻一多虚龄14岁。

清华学校的学制八年，中等科四年（相当初中），高等科四年（相当高中和大一），八年后公费资送美国留学。入学后，闻一多的中文成绩名列前茅，但英文成绩欠佳，他自动留了一级。1913年9月，闻一多重新从中等科一年级读起，到高等科毕业应为辛酉年（1921），所以又称为“辛酉级”，同级中与闻一多关系密切的有瞿世英、罗隆基，吴泽霖、潘光旦和吴国桢。1917年9月，闻一多的堂弟闻亦齐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一年级（即1924级），与高士其、汤佩松、王造时、杨世恩等同级。1918年9月，闻一多的堂兄闻亦传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一年级（即1922级），与潘光旦、时昭瀛等同级，清华遂有“闻氏三兄弟”之称。至于闻一多五兄弟也相当了得。大哥家骥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二哥家骢毕业于湖北方言学校法文预科，三哥家騄毕业于北京国立工业专门学校，弟弟家驷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后留学法国，闻家的“重教”可见一斑。

清华是专以留美为目标的洋学堂，课程分西学、国学两部分。西学课程与留美关系密切，校方和学生都非常重视，而国学则受歧视。西文科目不及格就得留级，而中文科目即使不及格也能毕业，故学生普遍不重视，甚至在国文课堂上搞恶作剧。闻一多则在学好规定所学课程的同时，挤出时间来读经史子集，从《诗经》《楚辞》，到《史记》《汉书》，从陶潜、李白到李商隐、陆游，以及明清笔记诗话，广为“搜猎”，勤学不懈。从1913年起，他先后担任“课余补习会”会刊《课余一览》，以及《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的编辑和辛酉级毕业纪念刊《辛酉镜》的总编辑，仅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旧体诗文就有二十余篇，在《清华学报》发表的诗文有十多篇，在《辛酉镜》刊载的诗文也多达十余篇。他的这些诗文，或五古七古，或骈体骚体，或立论辩驳，洋洋洒洒，新意迭出，在古文学方面的造诣，已超越同侪水平，具有很高的思想和学术价值。这里列举四篇：

《论振兴国学》，刊《清华周刊》第77期（1916年5月17日）。文中愤叹清华的“国文一科”，“只如告朔之饩羊耳”。针对社会上开始出现的“重声光电化”，而鄙视国学的风气，呼吁要“葆吾国粹”“扬吾精华”;既要学习“新学”，也要使古代中国灿烂的文化“渡太平洋而西行”。竭诚地希望作为“预备游美之校”的清华学子，应当“注重国学”，“刻自濯磨”，“晨鸡始唱，踞阜高吟”，以唤醒世人。长诗《园内》中写到的“早起的少年危立在假石山上”，“對新生的太阳/如同对着他的严师，/背诵庄周、屈子的鸿文，/背诵沙翁、弥氏的巨制”。这正是清华时期闻一多“自强不息”的真实写照。在这所“东方华胄的学府”，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盟坛”的“水木清华”，闻一多学习的课程主要是“英读本”“英作文”“法文”“历史”“代数”“地质”“政治学”“生物学”“法制史”等，他在全方位地接受现代教育，“趋赴潮流”的同时，又严守“古圣先贤的遗训”，夯实“国学”根基，誓言要“在东西文化交锋”的20世纪，保存和光大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与强权霸术决一雌雄”。

《新君子广义》，刊《清华周刊》第92期（1916年12月21日）。这篇论文实际上是对梁启超“君子说”的反驳。1914年，梁启超到清华做过一次题为“君子”的演讲，要求学生做“名高任重”“望之俨然”的“君子”，也就是“英人”所谓的“绅士”。闻一多将梁启超提倡的这种“绅士式”的教育称之为“旧君子”教育，痛斥“徒言道义，而尠实践”的旧君子是“无为”“无思”“寂然不动”“谬种流传”的“伪圣贤”。主张做“尚进取”“以博爱为本”，能熟悉“人群日用之务”的“新君子”，并把这种精神称为“新君子之精神”。

《致友人书》，写于1916年秋冬之际，刊《清华周刊》第97期（1917年2月22日）。这是闻一多写给好友潘光旦的一封信。信中谈及人生理想与追求时，有一段自述道：

某荆楚委蜕，因艳多才之士;燕赵负书，剧

怜慷慨之夫。自辞鹳室，铲迹蜗居，人事罕接，

素心靡棼。湖水灏瀚，望天不波。岩峰巉岏，帽

云欲碧（望天湖、碧岩蜂俱近二月庐也）。锲镂

疲瓻，涵饫搜猎。永叔蚕食，落纸有声。义山獭

祭，陈书如次。油灯不辉，尚胜车胤之萤;雄鸡

警宵，起舞越石之剑。讵不知诗莫退虏，文靡送

穷;太白谪仙，尚讥杯水;子云壮夫，亦悔雕虫

哉！第苟伐毛九度，学务立言;诵《诗》三百，

使能专对：则圣籍传德，金抵满籯，《太玄》阐道，

文不覆瓿;以视生弗益时，死莫闻后，蜉蝣寄身，

草木同腐者，不犹愈乎！不犹愈乎！

这里的“荆楚”指作者的故乡湖北，“委蜕”本意是指被遗弃或无用的人或物，显然是自谦之辞。闻一多说他羡慕“多才之士”和甚爱“慷慨之夫”，才前来北京求学。“自辞鹳室”，说的是暑假离开清华回到家乡的“蜗居”，即“二月庐”之后，“人事罕接，素心靡棼”，心中没有一点纷乱。清华重西学而轻国学。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也为了充分利用家中丰富的藏书，闻一多自1912年入校至1922年离校的十年间，每年暑期回乡度假的两个月内，天天把自己关在寝室里，足不出户，闭门读书，尽情遨游在祖父为孙辈购置的经史子集的文山书海之中。浠水靠近武汉这个有名的“火炉”，酷暑难熬，闻一多就为自己的小卧房兼书房题额“二月庐”，把读书心得定名为《二月庐漫纪》，陆续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他在自传《闻多》⑨中说：“每暑假返家，恒闭户读书，忘寝馈。每闻宾客至，辄踧躇隅匿，顿足言日：‘胡又来扰人也！所居室中，横胪群籍，榻几虽满。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暇则歌啸或奏箫笛自娱，多宫商之音。习书画，不拘拘于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稍停云。”大哥闻展民在《哭四弟一多》中写道：暑期归省，“虽值炎午，汗挥雨注，犹披览不汝。比薄暮，蚊蚋袭人，以扇摇曳，油灯照影，伴汝书声。母氏悯汝劳，命之辍，汝不应。一日傍晚，汝方立露井观书，蜈蚣缘汝足而上，家人乍见呼汝，罔顾;代而驱之，汝反讶其扰。犹忆新婚之夕，贺者盈门，汝握卷不即出，促汝而成礼。此皆汝之好学不倦，曾不以外物而动其心，其造诣愈深，而所学亦猛进”⑩。

“湖水灏瀚，望天不波。岩峰巉岏，帽云欲碧”，说的是家乡风景美，望天湖水面平静，湖岸边的碧峰岩高大峻峭，像帽子似的云彩仿佛要罩住碧峰岩的山顶。“锲镂疲瓻，涵饫搜猎”，说他向人借书总会郑重地酬谢，因而能读到珍贵的典籍。“永叔蚕食，落纸有声。义山獭祭，陈书如次”，是说他像欧阳修那样博览群书，循序渐进，像蚕吃桑叶那样一口一口细细吞食，把浩瀚的典籍全部读完;作文像李商隐那样好用典故，且笔耕不止。“油灯不辉，尚胜车胤之萤;雄鸡警宵，起舞越石之剑”，说的是他珍惜时光，在苦读典藏的同时，也认真练习书法。进而说到“德行”的重要，就连超凡脱俗的“谪仙人”李白，也会嘲讽司马相如的失节，杨雄壮年以后也后悔早年写的那些辞赋是雕虫小技。只是革心洗面、脱胎换骨必须经过许多次才能修成正果。“诵《诗》三百”，贵在灵活运用;著作装满箱笼，为的是“传德”;现在的读书人只顾追求利禄，连《周易》都读不懂，何况《太玄》，生前不能对时代有所裨益，死后则不能流芳千古。闻一多强调学以致用，以能“立言”“专对”“传德”“阐道”自勉，对自己的定位显然是要做社会的精英和栋梁。

《辨质》，刊《清华周刊》第101期（1917年3月22日），作者时年17岁。文章开篇便说“君子为学，必光明气质”。“气质”即人的相对稳定的个性特征。在对人的气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时，着重指出“妄”与“惰”两种倾向的危害。“惰者蠹己”，结果成了“庸儒”;“妄者则为小人”，危害更大。“昔之中国之所以不振”，是因为“庸懦”多;“今之中国之所以乱”，是因为“小人”多。随后提出治疗“妄”与“惰”的良方，是“逊志务时敏”，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自觉地督促自己虚心好学，使自己成为“真君子”。闻一多自己就是“逊志时敏”的典范。1918年5月12日给闻家驷的信中说：

寄来作文二篇，均已改就，并附評语，当

详细参阅。兄近作二篇，亦附寄归。又评注司

马温公《谏院题名记》，文法甚明显，可仔细揣

摩。……父亲手谕问兄《汉书》已阅多少，兄

自去腊起，实已改阅《史记》。札记亦随阅随做，

并未拘前后，每次字数亦不拘定。近稍温阅《左

传》，但札记仍用《史记》材料。此外自修功课，

去岁寒假前已阅毕黎（莼斋）选《续古文辞类纂》，

本学期正阅姚选本，未毕。近以大考在即，中文

自习功课多未照格履行。兄现为文，气息尚不能

醇厚，总由读周秦文字太少，暑假回家，当从此

下手。？

闻家驷生于1905年，当时还在老家在父亲的督导下阅读经史?，闻一多对弟弟关怀备至。这封信中说到他给家驷评改了两篇“作文”，同时也把自己的“近作”寄给家驷阅览，其中一篇是评注司马光的<谏院题名记》。在谈到自己的读书计划时说：自1918年1月起，暂停读《汉书》，改读《史记》，并温习《左传》，读《史记》时边读边写札记。又说到寒假前读完了黎庶昌选编的《续古文辞类纂》，现已开始读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进而又说到周秦的文章读得太少了，因而作文总觉得“气息尚不能醇厚”。1918年11月25日给闻家驷的信中说：

前寄归诸题，均有所拟作否？为选古文二首

有领略否？经、史务必多读，且正湛思冥鞫，以

通其义，勿蹈兄之覆辙也。兄近每为文，非三四

日稿不脱，此枯涩之病，根柢脆薄之故尔。今课

程冗杂，惟日不足，尝求闲晷稍读经、史，以补

昔之不逮，竞不可得，因动私自咎悔，呜呼！亦

何及哉！弟腹病亦发否？摄生不可不讲，然亦不

可以此自馁。病者身也，心志则不能病。起居以

时，饮食惟适，旃心坚确，向学不懈，阴阳亦退

而听命矣。勉旃！?

“经、史务必多读”，这可以说是闻一多当年的座右铭;而“宽候岁时，未必不能出入头地”（1919年1月14日日记），这是闻一多的信念和追求。闻一多谨慎勤敏，“不可虚掷景光，致误学业”的念想在日记中表现得尤为清晰。

闻一多留存下来的日记取名为《仪老日记》，?时为1919年1月至4月。1月和2月的日记是全的。3月的日记仅有3月1日至16日。3月16日记：“自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二日凡十七日，剧事最烦，日不暇给，无日记。自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二日，未上课。社事经过困难，不一而足，皆不赘。三日初进城，故续记从此始。”而4月的日记也只有4月3日至14日，这么算来《仪老日记》加起来还不到九十天。但正好处在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从北大蔓延到全国，此时的闻一多忙于“演说”、组建“新剧社”、编写剧本，还和同学一起排演了《巾帼剑》《是可忍》《我先死》和《得其所哉》四个新剧，可以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在4月9日的日记中说“数月以来，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余精神上之耐忍与躯体上之忍耐俱全”，为人赞许，但他“念兹在兹，永矢弗谖”的依然是写诗作文和读书。且看这二则日记：

元月三日 作《读（关雎）章札记》一

首。……造克列女士读耶经，甚有感触。三年前

尚观性理书，以检点身心。今年齿进而反疏忽，

下流之趋殆可必虖！耶家言虽异于儒书，且多近

不经，要其足以益吾身心一也。后此必按期到班。

元月四日 阅《日下旧闻考》，考明代燕京

城市之沿革。……读姚姬传复鲁宾之书。有日：

若鸡伏卵，其专以一，内候其节，而时发焉：又

日：为学之要，在于涵养而已。声华荣利之事，

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宽以期乎岁月之久，其必

有以异乎今而达乎古也。因思吾自侧身会事，日

课尽荒。继此以往。神扰志乱，其何以读书，况

众手所指，群飞刺天，果何裨哉！今犹不悟，后

悔何追。

从《仪老日记》可以看到，这九十天里，除《诗经》《圣经》和《日下旧闻考》之外，闻一多阅读的“经史”还有《罗马史》《上古史》《希腊史》《文选》《史记》《类簦》《旧约故事》《清诗别裁》《汉赋》《英文名家诗类论》和《天演论》等。

1月25日记：“阅《类簦》二首，兴趣盎然，不忍释卷也。”2月10日记：“枕上读<清诗别裁》。近决志学诗。读诗自清明以上，溯魏汉先秦。读《别裁》毕，读《明诗综》，次《元诗选》，次《宋诗钞》，次《全唐读》，次《八代诗选》，期于二年内读毕。”闻一多勤奋好学，真的是到争分夺秒。他读书有计划，阅读面很广，真正做到“为己”而学。

1921年7月，闻一多本当毕业赴美留学，只因6月下旬临大考时，他和班里部分同学为了支援北大、高师、女高师、法专、农专、医专、工专、美专等八所国立高等学校教职员的索薪斗争，不顾学校的禁令，毅然罢考，结果被开除，取消了留美资格。他愤愤不平地回到了老家，在“二月庐”里一边一篇一篇地观看进入清华以来所写的旧体诗文，一边认真审视自己的言行。扪心自问，行得端立得正，好学上进，光明磊落，没有错。被开除无愧无悔，只是离开那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告别清华园里那些楼堂馆舍和花草树木，情感上总有些藕断丝连，难以割舍。毕竟是九年了，多么令人难忘的九年啊！于是提起笔来，饱蘸墨汁，把自己比较满意的诗文逐篇誊抄一遍，加上自序，亲自装订成册，再在封面题写上书名《古瓦集》，留作纪念。闻一多在《<古瓦集>序》的开头说：

闲空里翻阅旧作的诗、古文辞，从前那種忘

餐废寝，荡肝伐肺底情形，历历如同隔日的事。

因念他（它）们实能代表当时的一番精力，便随

时择着录了下来。?

闻一多把《古瓦集》称为“几件零星古董”，在解释为何命名为《古瓦集》时说：“砖瓦虽没有盘鼎那样尊贵，可也算得一种古董，抛掉了怪可惜的;保存起来，到（倒）一则可以供摩挲，二则也是一个纪念品。”同年8月，清华当局迫于同学们的力争和权衡利弊，将对罢考学生的处分改为“留级一年，推迟出洋”。闻一多接到通知后，匆匆回校复学，把《古瓦集》带到北京，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下落。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本《古瓦集》失踪了70多年后，竟然于1997年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未编目的图书中找到了，这成了闻一多研究中的一段佳话。

闻一多亲手抄录的这本少作选集《古瓦集》，内含白话《自序》一篇，古文辞、赋、骈文18篇，『日体诗33篇（首），共52篇，而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写的旧体诗文远不止这些。闻一多幼女闻翩编注的《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中收录了《古瓦集》之外『日体诗文34篇，这样算来闻一多从14岁至25岁所写全部旧体诗文共85篇，连同《（古瓦集>自序》，共86篇。这些旧体诗文，特别是十六篇读书札记性质的《二月庐漫纪》以及《助战平议》《儆官邪议>诸篇，感情丰富，文辞典雅，意境优美，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精神，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文学欣赏价值，使我们看到闻一多自青少年时代起，就胸怀大志，既关注现实，又熟悉历史;既用功读书，又不拘泥于章句，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向前人陈说挑战，绝不人云亦云。作品涉及的古代文化历史知识面很广，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儒教、道教、佛教，天文地理、人事，草木、虫鱼、鸟兽、山水，名物、制度，成语、典故，无所不包，仅写到的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就多达286人之多。闻一多之所以能登攀上文学和学术的顶峰，就在于他在幼年及青少年时代就博览群书，热爱中国文化，学术根基夯得相当厚实。

①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②④《胡适全集》第3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56页，第41页。

③胡适：《1936年1月9日致周作人》，《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⑤详见胡适1931年1月27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⑥《闻氏宗谱》第22卷，第49页。转引自闻黎明编著：《闻一多年谱》，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⑦《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⑧?《古瓦集》（上卷）（1921年7月手写本），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第1页。

⑨《辛酉镜》，1917年6月15日。

⑩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纪念委员会编印：《人民英烈》，1946年，第376页。

???《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第13页，第411-428页。

?闻家驷：1919至1921年就读于文学中学（教会学校）;1921至1923年就读于汉口法文学校;1923至1925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学习法语;1926年自费赴法国留学，就读于巴黎大学文科。

?闻惠编注：《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群言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商金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有《叶圣陶年谱》《叶圣陶传论》《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闻一多研究述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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