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1981年开始，国内开始流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并说这是日本学者藤枝晃在天津南开大学和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演讲时说的。实际上，1979年3月23日至4月2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就有代表说“敦煌在中国，研究中心在日本”。在藤枝晃来南开大学讲演前夕，吴廷璆教授在1981年4月也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当吴廷璆教授主持讲座并介绍藤枝晃教授时，为了突出日本和藤枝晃，就改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一经流传，在当时那个极具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代，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从政界到学者，都感到的是气愤、震惊，而没有人去探究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不可否认，“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的传播，客观上却对我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藤枝晃;吴廷璆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1-0095-07

Abstract：Since 1981， the saying“Dunhuang is in China， Dunhuang Studies is in Japan”began to spread through China after being stated by Japanese scholar Akira Fujieda in his speech at Nankai University in Tianjin and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in Lanzhou. In fact， as early as the Chinese History Planning Conference held in Chengdu from March 23 to April 2， 1979， one representative said，“Dunhuang is in China， while the research center is in Japan.”Prior to Akira Fujiedas lecture at Nankai University， Professor Wu Tingqiu said in April 1981，“Dunhuang is in China， and Dunhuang Studies is abroad.”When Professor Wu Tingqiu introduced Professor Akira Fujieda while presiding over the conference in 1981， his original statement was changed to“Dunhuang is in China， Dunhuang Studies is in Japan”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Japan and Professor Akira Fujieda in the field of Dunhuang Studies. In the patriotic and nationalistic climate of the time， the saying“Dunhuang is in China， Dunhuang Studies is in Japan”spread rapidly through Chinese society， from top to bottom， from officials to citizens， and from the academic world to the political. Many people were deeply angered by the phrase but no one explored the authenticity and objectivity of its source. In retrospect， it can be seen that this phrase had an undeniable part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unhuang studies in China.

Keywords：“Dunhuang is in China， Dunhuang Studies is in Japan”; Akira Fujieda; Wu Tingqiu

從1981年国内开始流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并说这是日本学者藤枝晃在天津南开大学和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演讲时说的。在当时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感召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一经流传，就引起了大家的愤慨，但却没有冷静地、从理性上来辨别和讨论。

一 藤枝晃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关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起源于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在南开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的演讲。藤枝晃教授来南开大学讲演是在1981年4月8日至5月23日，讲演结束后，南开大学历史系于1981年6月将藤枝晃的讲演稿整理为《敦煌学导论》油印交流。

据当时在南开大学听课的中国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并不是藤枝晃说的，而是请藤枝晃来讲演的南开大学日本史专家吴廷璆教授说的，目的是让大家重视这位中国学者还比较陌生的敦煌学家。因为当时的敦煌学研究，虽在国内已经起步，但对一般的学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吴廷璆教授此前就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话。正是为了让大家重视这门还比较陌生的学问，重视国内一般学人还比较陌生的藤枝晃教授，当吴廷璆教授主持讲座并介绍藤枝晃教授时讲了此话。为了突出日本和藤枝晃，就改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了。

南开演讲后，藤枝晃赴敦煌参观。在兰州中转时，就于1981年5月26日下午在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进行了学术演讲。正是在西北师范学院的演讲中，藤枝晃说道，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同时还讲到“高昌的文化有独特的特色”等。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在中国引起较大的反响后，听说藤枝晃曾有过辩解：原话不是他说的;他只是说：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而翻译没有将此话完全翻译说明，因此造成了误会[1]。

二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引起的反响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一经流传，在当时那个极具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代，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从政界到学者，都感到气愤、震惊，但没有人去探究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不可否认，“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的传播，客观上对我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加强敦煌学研究，成了爱国主义的象征，也是弘扬我国民族精神的动力。此后，从官方到学界，都更加重视敦煌学的研究及有关研究组织的建设。

1981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陪同下考察了敦煌，当时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副所长段文杰先生“简要地向邓小平等同志介绍了敦煌的历史和莫高窟文物的内容和价值，特别是藏经洞文物的发现、帝国主义的掠夺、敦煌学在国际学壇上的兴起，所谓‘敦煌在中国， 研究在外国的说法，省委指示一定要把敦煌学搞上去，研究所研究人员正憋着一股气开展工作等情况。小平同志说：‘敦煌是件事， 还是件大事。”并询问有什么困难，段文杰谈了研究所人员的生活等问题，着重谈了洞窟的加固工程。当邓小平问到需要多少钱时，段先生说“最少得三百万”。邓小平便吩咐由王任重负责解决[2]，并一再叮嘱：“敦煌文物天下闻名，是祖国文化的遗产，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3]

姜亮夫先生在1983年说：“两年前听人说， 某领导去敦煌视察， 听人说起日本谣传‘敦煌材料在敦煌， 敦煌学在日本， 便立即电告北京筹备， 使敦煌学有所发展。”姜先生的听说，可能并非空穴来风，从事情的发展来看，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

在邓小平视察敦煌不久，教育部就于1981年10月专门派人到甘肃调查了解敦煌学的研究状况;在随后编制的“六五计划（1981—1985）”中，也将敦煌学研究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1982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期间，教育部顾问周林邀请与会专家座谈了整理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情况及建立敦煌学会的设想。同年6月，教育部在南京又邀请了部分学者进行酝酿。“许多专家学者一致表示了组织起来促进研究工作的愿望，认为国内国际形势迫切要求我们聚力量，改变研究力量和资料分散的现状，并强烈表示要为加速人才的培养、多出快出科研成果、进一步提高我国敦煌吐鲁番学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地位而贡献力量”[4]。这可能是为了回应“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官方倡导加强敦煌学研究，并计划成立敦煌学会的开始。

紧接着，教育部高教一司就于1982年4月15日给教育部党组提交了《关于发展敦煌学的建议》（下文简称《建议》）[5]，建议成立敦煌学会、普查搜集资料、组织学术考察、进行人才培养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等，《建议》最后指出：“以上各端，如认真执行，五年之内，我国的敦煌学就可建立起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成果的积累，新生力量的成长，将使我国的历史学、宗教学、文学、艺术、民族学、民俗学、中西交通史等多种学科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更加丰富，使国际学者刮目相看，那时，我们将以事实宣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的中心也在中国，敦煌是新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颗灿烂明珠。”

从教育部高教一司的《建议》可以看到，当时要加强敦煌学研究和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国争光，要使国际学者对我“刮目相看”，并要以事实宣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的中心也在中国”。这可以说是官方渠道第一次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所作出的回应。

1982年7月2—3日，由教育部顾问周林和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教授主持，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次筹备会议。会议商定：学会“成立大会初步定于今年十月上旬在兰州召开，参加人数包括新闻界在内约一百五十人，会期一周左右，会后去敦煌考察。”[4]191-192这次筹备会议之后，教育部就于7月19日向中宣部提交了《关于成立敦煌吐鲁番学会的请示报告》[5]182-183。

教育部关于成立敦煌吐鲁番学会的请示报告，中央宣传部于1983年1月15日批示同意。同时，教育部副部长彭佩云在北京大学强调文理科要“比翼齐飞”时指出：“对敦煌学、蒙古学等我国所特有的学科也要注意扶持。”就在此前后，在国际东方学界享有盛誉的第31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大会已决定于1983年8月31日在日本举行，我国著名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专家、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唐长孺教授已收到邀请，将赴日本宣读论文，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首次得到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对我国学术界而言，这也是展示自己能力的大好机会。

在此之前，敦煌文物研究所也积极筹备，计划于1983年9月召开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由于有了唐长孺先生受邀赴日本参加第31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大会之事，为了展示我国的学术力量，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经文化部文物局和甘肃省委建议，筹备中的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合并举行。因此，1983年5月举行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决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定于八月十五到二十日之间在兰州举行，会期十天，以便在八月三十一日日本召开的第31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大会之前闭幕，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6]。

1983年7月25日，教育部高教一司科研处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提供了《解放后我国学者要求加强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建议》[5]188-190，在“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的意义”部分中，指出加强敦煌学研究对国际斗争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有重要意义。“日本学者扬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把我国的学术力量组织起来，发扬优势，将使国家争光。”

从“日本学者扬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可见，官方已经认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就是日本学者所说，从“扬言”二字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态度和愤怒。

1983年8月18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了理事会，季羡林先生为会长，唐长孺、段文杰、沙比提、黄文焕、宁可先生为副会长。随后，唐长孺先生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副会长的身份，在朱雷先生的陪同下，赴日本参加第31届亚洲北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由此可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但确实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此说促使了我们更快地加强学术建设。

除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传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外，国内敦煌学研究的勃兴，国家对敦煌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关注和重视，以及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的决策等，也与这一说法有关。

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先生在此问题上的相关表态，就是当时学界对这一反映的一个缩影。在1980年段先生所写的《敦煌研究》发刊词《敦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敦煌研究文集·前言》中并没有涉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因为这时藤枝晃还没有来中国讲演。1981年后，段先生以此为契机，在各种场合利用“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提醒各方面关注敦煌，重视和加强敦煌学研究。

据段文杰先生自述：“1979年秋，第一次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吸引了全世界敦煌学专家的目光。此外，俄、英、美等国也都有一定的敦煌学著述问世。国际敦煌学方兴未艾，而中国大陆则是十多年的空白。无怪乎一位日本学者发出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断言。这种言论的流传，使我们这些身处中国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无不感到自尊心受挫。但是，扼腕叹息无济于事。我们只有抓紧时间，急起直追，多出成果，赶上国际学术界前进的步伐。”[2]56可以说，“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传言，使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受挫，也激发了国人奋发图强的决心和意志。

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上，段文杰说，这次会议的举行“必将推动敦煌学研究在各个领域内更加深入地发展，扭转‘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落后局面”[7]。后来他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前言》中说：当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了一股冷风，说甚么敦煌虽然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却在外国。每一个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对此，心情确实是不平静的，特别是长期在敦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更是憋着一股‘劲儿。”[8]在1984年8月敦煌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段文杰讲话说：“我们要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言论看成特殊的鞭策，特殊的动力。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这种状况一定会改变，被动的局面一定会扭转。我们要以坚实有力的步伐，迈入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先进行列。”[2]76

从以上的记述可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传言有几种，除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外，还有“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敦煌材料在敦煌，敦煌学在日本”“敦煌虽然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却在外国”等。从而可知，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基本上都是传言，并非是听藤枝晃所说。甚至有人还对这个传言进行了推理、想象和演绎，如艾绍强在《永远的敦煌》中说：“其实‘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也是一句误传的话。1981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到南开大学访问，校方领导在对藤枝晃表示敬佩的同时谦虚地说：‘敦煌虽然在中国，敦煌学却在你们日本。后来藤枝晃在大会上引用了这句话，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成了藤枝晃对中国敦煌学界的挑战，中国的许多学者一直耿耿于怀。”[9]不知道这个推论的根据是什么。叶舟在《飞天之都：酒泉》中也不加考虑地这样说：“1981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到南开大学访问，校方领导在对藤枝晃表示敬佩的同时谦虚地说：敦煌虽然在中国，敦煌学却在你们日本。后来藤枝晃在大会上引用了这句话，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成了藤枝晃对中国敦煌学界的挑战。”[10]

三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最早出处

虽然由于藤枝晃在南开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的演讲，出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传言，并激励着国人加倍努力，“奋起夺回敦煌学中心”。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并非空穴来风，它反映了我国当时敦煌学研究的实际情况，这一说法也是我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1979年3月23日至4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了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岀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280多人，来自全国主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部分编辑出版部门等140多个单位。会议以较多的时间讨论了在过去两次历史学规划座谈会和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的中国历史学发展规划草案。“西北史地综合考察组着重讨论了西北史地考察的重要意义。代表们说，目前国外研究我西北地区的人很多。‘敦煌学在国外已成热门。‘敦煌在中国，研究中心在日本，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大家谈到，西北史地考察对于我们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对于发展我国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会者认为，对西北进行综合考察，重點地区应在新疆。综合考古队应包括自然科学工作者和考古、历史、民族、经济、语言、地理等方面的社会科学工作者。”[11]

由此可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首先是我国学者在正式场合提出来的，只不过当时说的是“敦煌在中国，研究中心在日本”，其目的就是说“敦煌学”在国外已成了热门，我们应该加强敦煌学的研究。也就是在这次的历史学规划会议上，“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被列入规划项目。

1981年4月，在藤枝晃来南开大学讲演前夕，南开大学的吴廷璆教授也有过大致相同的表述，他告诫“我们的年轻人一定要有志气参与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不正常状态，要有志气改变史学研究的落后状况”[12]。

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的记述更全面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在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大陆的石窟艺术和敦煌文书各科项目的研究完全停止。而香港、台湾的敦煌学者和日本、法国的学者在对敦煌文化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2]55尤其是“日本学术界在继敦煌藏经洞发现后开始的首次敦煌研究浪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次敦煌研究浪潮之后，50年代和六七十年代又开始了第三次敦煌研究热潮。‘日本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会、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班和龙谷大学的‘西域文化研究会等多种学术团体所进行的‘集团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大批重要著述。出现了石滨纯太郎、仁井田陞、藤枝晃、神田喜一郎、上山大峻、池田温等一批文论甚丰的敦煌学者。更令人注意的是，他们在此基础上又全面启动，并开始出版一套称之为《讲座敦煌》的十三卷本巨著。”[2]55正是在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落后甚至停止的情况下，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却突飞猛进，所以才有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感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敦煌研究组组长宋家钰先生也说：“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在20世纪50—70年代，我们与日本敦煌学究竟存在什么差距？”“日本敦煌学长期在国际敦煌学界所处的显赫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的敦煌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果，“在敦煌学各研究领域中，还没有哪一方面的研究能与日本的成果相比拟”[13]。

只有承认国外学者，包括日本学者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绩，承认我们与日本在敦煌学研究上的差距，才能促进我们的敦煌学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学者于1979年的历史学科规划会议上，指出“敦煌在中国，研究中心在日本”。因此我们要加强敦煌学研究，使“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正是由于“敦煌学”已成了国际的热门学问，为了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中心在日本”的局面，在当时国家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根据敦煌文物研究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国家相关部门对敦煌文物研究所给予了特别的重视。1979年，国家文物局提出了《关于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问题的请求报告》，中央宣传部批转了这个报告，甘肃省文化局党组在讨论这个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贯彻执行国家文物局对敦煌研究所六条建议的意见》。甘肃省委宣传部经部务会议讨论，同意甘肃省文化局的意见并上报省委。1979年9月20日，甘肃省委常委会讨论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有关问题，除了解决生活方面的问题外，专门研究了学术工作，提出“要把敦煌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立起来”，“把学术活动开展起来，组织大家写文章”，“已经写出的文章，要很快修改发表”。“宣传部、文化局要给研究所提要求、定任务，每年都要出成果，明后年的计划要定好。现有的成果要很快搞出来，文物所那么多人，不出东西，不出成果不行”。由省委常委会来讨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论文发表、成果出版，本身就是非常独特的。

由于敦煌地处偏僻，职工的生活条件比较差，甘肃省政府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是优先保证敦煌文物研究所。如“一九八〇年，甘肃省文化局给敦煌文研所拨基建费三十万元，这是省文化系统粉碎‘四人帮以来列入国家计划修建宿舍的第一家，拨款也是最多的一家。一九八一年整个省文化系统基建费共一百三十多万元，其中有部列项目建设省图书馆大楼一百万。省里投资三十四万，全部给了敦煌。省委有关领导同志在省文化局分配经费时明确批示：‘已谈了多次，敦煌研究所是第一位要保的建设单位。其他可以缓，这里一定要上，不然就没有政策。”

1981年邓小平视察敦煌后，为了落实邓小平同志的交代，王任重回京后即向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十一月全国计划会议期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在‘部商项目中同意给敦煌拨给三百万元的基建费，主要用于改善敦煌文研所工作条件和职工生活条件方面。一九八二年先拨一百万，两、三年内拨清”。

除了从经费、政策各方面给予支持外，甘肃省还于1980年调配、充实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领导班子，由段文杰先生全面主持工作，要让研究所的工作重点尽快转入科学研究，这就有了《敦煌研究文集》的出版，《敦煌研究》杂志的创办和筹备召开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从而迎来了敦煌学研究的春天。

参考文献：

[1]刘进宝.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J].历史研究，2007（3）：188.

[2]段文杰.敦煌之梦[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59.

[3]李天昌.邓小平同志在敦煌[C]//敦煌文史资料：第3辑.兰州：政协甘肃省敦煌市委员会，1995：1-3.

[4]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会议纪要[C]//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刊.1983：191.

[5]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刊[C].中国敦煌吐鲁学会，1983：184-187.

[6]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二次筹备会议纪要[C]//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刊.1983：193-194.

[7]段文杰.五十年来我国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之概况[C]//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刊.1983.

[8]段文杰.我國敦煌学史的里程碑：代前言[C]//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9]艾绍强.永远的敦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158.

[10]叶舟.飞天之都：酒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169.

[11]周自强. 我国历史学界的一次盛会：记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J].中国史研究动态， 1979（6）：1-5.

[12]本刊专访：诲人不倦的吴廷璆教授[J].外国史知识， 1981（4）.

[13]宋家钰.“敦煌学中心说”引起的反思[N].光明日报， 2000-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