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花 李玉

摘 要：基于已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服务体系的1902家众创空间（以下简称“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数据，运用信号理论，探讨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绩效的影响，并考察吸收能力与国家高新区在此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资金绩效存在“倒U”形关系，即适度的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资金绩效的影响效果最佳;政府补贴正向促进众创空间人才绩效和创新绩效;吸收能力正向调节政府补贴与资金绩效、人才绩效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国家高新区正向调节政府补贴与资金绩效、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众创空间; 政府补贴; 吸收能力; 国家高新区; 倒U形

中图分类号：C 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679（2021）02-0097-09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1902 makerspaces that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 management service system and the signal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the performance of makerspace， and introduces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national high tech zone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the capital performance， namely moderate government subsidies have the best effect on the capital performance of makerspace; government subsidi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talent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absorptive capacity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capital performance， talent performan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national high tech zone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capital performan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makerspace; government subsidy; absorptive capacity; national high tech zone; inverted U shape

截至2017年底，已纳入火炬统计的众创空间数量已达5739家，相比2016年增长超过33%，发展势头迅猛。我国众创空间的发展时间较短，其蓬勃发展受到国家政府补贴政策的大力支持。政府补贴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最直接的途径，对众创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提质增能作用。政府政策扶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已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绩效间的作用机制如何？是否政府补贴越多越有助于众创空间绩效的提升？综上，探究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绩效的作用机制是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对该问题的明晰有助于政府部门对创新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提升政府补贴的效率和效果。

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绩效的影响存在复杂的情境因素，如何运用政府补贴高效提升众创空间绩效呢？首先，由于众创空间自身拥有的资源有限，为了获取更多资源，众创空间需要从其他组织中吸收异质资源，并将其內化为自身创新水平。既有研究表明吸收能力是进行跨组织合作的前提，并在企业与创新绩效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因此考虑吸收能力对政府补贴效果的影响是有必要的。其次，众创空间与国家高新区有着深厚的渊源，其最初起源于国家高新区，例如北京中关村的车库咖啡、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天使冀众创空间等。2017年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数据显示，国家高新区这一地理位置使得众创空间在获取融资渠道、政策优惠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均有所不同，进而使得国家高新区内外众创空间绩效存在差异。图1展示了国家高新区内外众创空间数量以及创新绩效上的差异。因此，本研究将是否位于国家高新区作为影响政府补贴效果的重要情境因素。综上，探究众创空间的吸收能力和其所处国家高新区的地理位置在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绩效关系间中是否会起到作用？这是研究问题之二。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政府财政支出与创业行为间的关系，本研究识别了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绩效间的作用机制，以弥补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绩效影响的研究不足;同时，现有众创空间领域的实证研究较少，本文丰富了众创空间领域的实证研究，为政府补贴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此外，分别从企业层面和区域层面的角度，探究众创空间吸收能力和国家高新区在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绩效关系中的作用机制，为政府对众创空间补贴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证据支撑，也为众创空间地理位置的选择提供了实践指导。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绩效

1.1.1 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资金绩效

政府补贴能够扩充众创空间的资金池，为其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原因如下：第一，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自身的创新资源具有互补效应，可为众创空间迅速积累资金、扩充“资金池”。已有学者对于资金支持与企业关系展开探究，例如Chandler等认为外部资金的获取是入驻企业初期的融资问题之一;George等认为财政支出指政府部门基于职能要求以及社会责任向社会支付的资金总和，而资金支持能够改善融资环境和创业服务水平，提升企业资金周转速率和自主创新的能力。第二，从信号理论的角度，外部投资主体与众创空间之间在研发信息、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使得外部投资主体谨慎地做出投资决策;此时政府补贴资金相当于起到“风向标”的作用，能够反映众创空间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等质量信号，从而吸引较多的外部投资者实现对众创空间的投融资，提升众创空间的资金绩效。

政府补贴虽然能够为众创空间解决早期资金不足、周转困难的问题，但政府补贴力度增加到某一最优阈值时，会导致众创空间资金绩效的降低。原因在于：第一，众创空间获得的政府补贴过多，会降低众创空间与外部伙伴的合作动力，对社会资本的吸纳具有挤出效应，影响众创空间的投融资总额。因此，当众创空间获得的政府补贴增多时，众创空间资金绩效先是由于“资金池”的资源积累呈现上升趋势，但当到达资金绩效最优值时，会由于政府补贴力度增加导致对外部资本吸纳能力降低这一投融资环境的改变而呈现降低趋势。第二，政府补贴过多可能会干扰众创空间的资源配置机制，当政府补贴足够支撑众创空间发展的需要时，众创空间就没有充沛的能力吸收多余的资源，可能会造成“资源冗余陷阱”现象，出现无序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众创空间的运营是不利的。黄聿舟等在探究金融支持政策与创客空间孵化绩效间的关系时也指出了这一影响机制;Van和David等均证实了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资金绩效之间呈倒U形关系。即获得的政府补贴处于中等水平时，众创空间的资金绩效更高。

1.1.2 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人才绩效

政府补贴能够改善众创空间的创业环境，促进其人才绩效的提升。原因如下：第一，从创业环境对人才吸引的角度，众创空间创业生态系统以“成果共享-容错试错机制”为其文化特质，为众创空间创造开放平等、分享合作的创业环境，这种创业环境的改善能够影响创业主体对创业要素的持续追求，带来众创空间人才数量的增长。第二，从创业网络构筑对人才吸引的角度，创业活动数量的增多、质量的提高所带来的创业环境改善有助于扩展创客主体间的网络联结，进而吸引高素质人才进入创新生态系统中，形成良性循环。第三，从信号理论的角度，高水平的组织合法性代表组织有能力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完善的就业保障，能够带来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入驻众创空间。而众创空间作为新型创新创业载体，其组织合法性相对较低，此时如若众创空间能够获得较多的政府补贴，则表明其与政府间的关系较为密切，组织的合法性越高，进而能够吸引越多人才资源。故提出以下假设：

H2：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人才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1.1.3 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创新绩效

政府补贴可为众创空间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促进创新绩效的增长。这是因为：一方面，从众创空间对创新资源需求的角度，众创空间如若完成创新活动，需要设备、技术作为支撑;此时政府补贴为众创空间创新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能够促进众创空间的创新产出。另一方面，从创新创业风险补偿机制建立的角度，由于创新产出常常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众创空间需要对创新收益评估后决策，这会限制创新产出，而政府补贴能够为企业提供额外的资源，促使企业加大创新投入、降低创业成本和创业风险，这种风险补偿机制可促使众创空间减少对创新不确定性的顾虑，加快创新投入向创新产出转化的速度。故提出以下假设：

H3：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2.2 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吸收能力这一概念最初由COHEN提出，能够反映众创空间对外界资源的识别、整合和利用的能力，也就是说吸收能力的水平影响外部资源内化吸收的效果和效率。如果企业吸收能力较弱，就无法将资源有效识别和转化，因此吸收能力是不同类型众创空间之间合作交流的前提。

当众创空间吸收能力水平较高时，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资金绩效、人才绩效的信号效应会加强，从而增强了政府补贴对资金绩效、人才绩效的影响作用。这是因为：众创空间吸收能力可与政府补贴形成“双重信号作用”，良好的吸收能力能够反映众创空间资源识别和整合能力，这对外部投融资主体和高素质人才来说，也是众创空间质量优势和发展前景的信号，加强了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资金绩效和人才绩效的作用。而若要提升创新绩效，众创空间需要有充分的吸收能力来搜索外界知识和创新资源并将其融入创新过程中;当众创空间吸收能力水平较高时，更容易识别新知识和创新資源，及时抓住新机会，也有足够的资源内化能力。即获得同样有关市场发展和先进技术等关键性信息和资源的前提下，吸收能力较高的企业越能够有效理解其中的意义，能够充分利用政府补贴，将所获得的资源内化吸收，进而转化为创新产出，避免出现“政府补贴冗余”现象，提升创新绩效。故提出以下假设：

H4a：吸收能力在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资金绩效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H4b：吸收能力在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人才绩效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H4c：吸收能力在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1.3 国家高新区的调节作用

从众创空间资金需求的角度，众创空间位于国家高新区内，可享受信贷优惠、招商引资和进出口贸易优惠等政策红利，吸引较多社会资本注入，国家高新区扶持政策与众创空间支持政策形成的“互补效应”能够为众创空间提供双重“资金池”，改善众创空间的投融资环境，进而增强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资金绩效的关系。从众创空间人才需求的角度，国家高新区具有不同于众创空间的人才扶持政策，比如高新区内孵化企业免征各种税收，对海外归国创办企业的人才降低创业注册门槛等。因此，国家高新区内的众创空间能够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聚集，促进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人才绩效的转化。既有研究证实了国家高新区对人才集聚的影响，例如谢子远证实了高新区内企业人才集聚效应明显优于对比对象。从众创空间创新绩效提升的角度，国家高新区是以创新为核心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是国家高新区的本质特征，高新区产业集群带来的竞争性压力能够推动企业持续不断创新，能够充分利用政府补贴这一创新投入源泉，进一步提高创新产出。故提出以下假设：

H5a：与国家高新区以外的众创空间相比，国家高新区内的众创空间，其获得的政府补贴与资金绩效间的倒 U形关系会得到强化。

H5b：与国家高新区以外的众创空间相比，国家高新区内的众创空间，其获得的政府补贴与人才绩效间的关系会得到强化。

H5c：与国家高新区以外的众创空间相比，国家高新区内的众创空间，其获得的政府补贴与人才绩效间的关系会得到强化。

2 实证研究设计

2.1 变量测量

解释变量：政府补贴（FE），借鉴蔡书凯等的研究，以众创空间获得的政府补贴总额进行测度。

被解释变量：资金绩效（CP），借鉴周文辉等的研究，以众创空间获得投资金额衡量;人才绩效（TP），借鉴单鹏等的研究，以众创空间吸纳就业人数衡量;创新绩效（IP），借鉴Cloodt等的研究，以众创空间拥有的知识产权数量衡量。

调节变量：吸收能力（AC），借鉴刘和东所使用的科技人员数量作为衡量指标;国家高新区（GL），采用虚拟变量表示众创空间是否位于国家高新区内，如果是则取值为1，不是则取值为0。

控制变量：选取众创空间营收能力（SA）、众创空间规模（SI）、众创空间工位数（WB）共3个控制变量。其中，营收能力借鉴寇明婷的研究，以众创空间总收入表示;众创空间规模借鉴邵传林的研究，以众创空间职工人数表示;由于众创空间自身所提供的工位数作为其创新项目的投入，亦会影响众创空间的创新产出，故将众创空间提供的工位数纳入控制变量。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1902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为研究样本，选取《众创空间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的数据，以期探究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绩效间的关系。国家备案的众创空间通过地方科技管理部门的筛选考核，受到政府的监督力度较强，所提供的数据更加真实可靠，样本选择更具代表性;同时所用数据为众创空间客观资料数据，避免了人力搜集数据的主观性。

2.3 计量模型构建

为验证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绩效的作用，本研究构建了公式（1）至公式（3）来验证H1、H2与H3。其中，FE为政府补贴，CP为资金绩效，TP为人才绩效，IP为创新绩效，βi为回归系数，Cont为控制变量，ε为误差项，运用R语言工具檢验。

为验证不同吸收能力的众创空间，其获得的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绩效的作用，构建了公式（4）至公式（6）验证假设H4a、H4b与H4c。其中，AC为吸收能力，运用R语言工具分层回归。

为验证国家高新区在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绩效关系间的作用，构建了公式（7）至公式（9）验证假设H5a、H5b与H5c。其中，GL为国家高新区，运用R语言工具分层回归。

3 实证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本文首先对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表1展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变量间相关系数。由表1可见，各变量间存在一定相关性，适合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3.2 假设检验

3.2.1 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资金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资金绩效影响的实证结果见表2。由Model2可见，政府补贴的一次方对众创空间资金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55，P<0.001），政府补贴的二次方对资金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β=-0.133，P<0.01），表明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资金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故H1得到支持。

由Model 4可知，政府补贴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β=0.320，P<0.001）对资金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补贴平方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β=-0.380，P<0.01）对资金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吸收能力在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资金绩效间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H4a得到支持，调节效应图运用Matlab进行可视化输出，结果如图2所示。由Model 6可知，政府补贴与国家高新区的交互项（β=0.175，P<0.01）对资金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补贴平方与国家高新区的交互项（β=-0.146，P<0.01）对资金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与国家高新区外的众创空间相比，国家高新区内的众创空间获得的政府补贴与资金绩效间的倒U形关系得到强化，H5a得到支持，调节效应图运用Matlab工具进行可视化输出，结果如图3所示。

3.2.2 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人才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人才绩效影响的实证结果见表3。由Model 8可见，政府补贴对人才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40，P<0.001），表明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人才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故H2得到支持。

由Model 10可见，政府补贴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β=0.069，P<0.05）对人才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吸收能力在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人才绩效间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H4b得到支持，调节效应图如图4所示。由Model 12可见，与处于国家高新区外的众创空间相比，国家高新区内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资金绩效间的正向影响作用并未得到强化（β=0.012，p>0.05），H5b未得到验证。原因是当众创空间位于国家高新区内时，众创空间在有限的空间资源内，更有可能充分利用政府补贴，向优秀人才抛出橄榄枝，更有可能吸引技术人才、留学归国人员、企业高管等高素质中端人才入驻，对于院士、科学家等高端人才和普通人才的吸纳数量降低，形成“大肚型”人才结构，由此带来的并非人才绩效的增长，而是人才结构的调整。

3.2.3 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见表4。由Model 14可见，政府补贴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69，P<0.001），表明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故H3得到支持。

由Model 16可知，政府补贴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β=0.201，P<0.001）对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吸收能力在政府补贴与众创空间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H4c得到验证，调节效应图如图5所示。由Model 18可知，政府补贴与国家高新区的交互项（β=0.163，P<0.001）对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与处于国家高新区以外的众创空间相比，国家高新区内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得到强化，H5c得到验证，调节效应图如图6所示。

3.3 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样本。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取《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涉及的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众创空间作为样本，采取2016—2018年的省级层面的数据对H1至H4进行验证（由于西藏、宁夏两省份数据不完整，故剔除两省份数据，每年29个样本）;由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的转化需要花费时间，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以验证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影响的稳健性，计量如公式（10）至公式（15）所示，本文运用R语言工具分层回归。

为验证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绩效的作用，本研究构建了公式（10）至公式（12）来验证H1至H3。其中，i为众创空间，t为时间，βi为回归系数，Cont为控制变量，ε为误差项。

为验证不同吸收能力的众创空间，其获得的政府补贴对众创空间绩效的作用，构建了公式（13）至公式（15）验证假设H4a至H4c。其中，AC为吸收能力。

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可供检验的H1至H4中，除H4a外，其他均得到了验证，表明文章的检验结果较为稳健。

（2）剔除样本。数据中“政策落实”为虚拟变量，“政策落实”的值为1表明该众创空间的政策落实度较好，“政策落实”的值为0表明该众创空间的政策落实度较差。本研究选取政策落实较好的众创空间，剔除政策落实较差的23家众创空间，选取剩下的政策落实较好的1879家众创空间数据，H1至H4均得到验证。鉴于篇幅有限，结果未展示出，可向作者查询。

综上，本文的研究结果稳健性较好，具有较高的可信性。

4 结论与启示

第一，政府应继续保持众创空间补贴政策的稳定出台，提高政府补贴政策的决策效率。对于已获较多政府补贴的众创空间，政府应持续关注政府补贴作用效果及创业项目发展落实狀况，为后期政府补贴的发放提供决策依据，同时建立严格的补贴资格审查机制。而对于当前阶段获得政府补贴较少的众创空间，政府应建立培育机制，鼓励其积极提供创新创业项目申报材料，争取获得下一阶段的政府补贴，为众创空间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第二，政府应当重视国家高新区内众创空间的发展需求，合理配置资源并对其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扶持。

政府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创新资源在国家高新区内聚集，对国家高新区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支持。此外，众创空间应当重视国家高新区带来的资源和政策优势，根据自身运营状况和发展需求选择入驻国家高新区。位于国家高新区内的众创空间，也应当认识到高新区带来的洼地效应，积极投入到创新活动中。

第三，政府应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促进众创空间绩效的提升。由于科技活动人员能够助推创新活动，对技术和新知识的吸收内化能力较强，为众创空间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资源。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充分考虑众创空间内的人才结构，而非一味追求人才数量的增长。此外，众创空间也应建立内部科技活动人员的奖惩机制，提高科技活动人员的薪酬待遇，进而实现众创空间绩效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GUAN J C， YAM R C M. Effects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incentives on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evidences from Beijing in the 1990s[J]. Research Policy， 2015， 44（1）：273-282.

[2] HILLMAN A J， WITHERS M C， COLLINS B J.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a review[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9， 35（6）：1404-1427.

[3] APRILIYANTI I D， ALON I.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absorptive capacity[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7， 26（5）：896-907.

[4] YUEQI W， BIN G， YANJIE Y. Open innovation search in manufacturing firms：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slack and absorptive capacity[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17， 21（3）.

[5] UBEDA F， ORTIZ-DE-URBINA-CRIADO M， MORA-VALENTN E M. Do firms locate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enhan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effe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9， 44（1）：21-48.

[6] AMEZCUA A S， GRIMES M G， BRADLEY S W， et al. Organizational sponsorship and founding environments：a contingency view on the survival of business incubated firms， 1994—2007[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56（6）：1628-1654.

[7] GUO D， GUO Y， JIANG K. Government-subsidized R&D and firm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China[J]. Research Policy， 2016， 45（6）：1129-1144.

[8] LAZZARINI S G. Strategizing by the government：can industrial policy create firm-level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6（1）：97-112.

[9] CHANDLER G N， HANKS S H. An examination of the substitutability of founders human and financial capital in emerging business venture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8， 13（5）：353-369.

[10] GEORGE G， PRABHU G N. Development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technology policy instruments：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economies[J]. Research Policy， 2003， 32（1）：89-108.

[11] WU A. The signal effect of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in China：does ownership matter？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7， 117：339-345.

[12] 黃聿舟， 裴旭东， 刘骏. 创业支持政策对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的影响[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9， 36（3）：111-116.

[13] VAN TONGEREN F W. Microsimulation of corporate response to investment subsidies[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1998， 20（1）：55-75.

[14] DAVID P A， HALL B H， TOOLE A A. Is public R&D a complement or substitute for private R&D？ A review of the econometric evidence[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4/5）：497-529.

[15] 段琪， 麦晴峰， 汪波， 等.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科技创业生态系统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5， 36（11）：159-168.

[16] 蔡莉， 彭秀青， NAMBISAN S，等. 创业生态系统研究回顾与展望[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6， 56（1）：5-16，187.

[17] SUCHMAN M C. Managing legitimacy：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 Academl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3）：571-610.

[18] HALL B H. The financing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2， 18（1）：35-51.

[19] 王俊. R&D补贴对企业R&D投入及创新产出影响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9）：1368-1374.

[20] COHEN W M， LEVINTHAL D A. 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128-152.

[21] ZAHRA S A， GEORGE G. Absorptive capacity：a review，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extens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2）：185-203.

[22] LEV S， FIEGENBAUM A， SHOHAM A. Managing absorptive capacity stocks to improve performanc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turbulent environment of Israeli hospitals[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27（1）：13-25.

[23] 谢子远. 国家高新区集聚效应实证研究[J]. 科研管理， 2014， 35（5）：138-144.

[24] PORTER M E. Location，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local clusters in a global economy[J].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00， 14（1）：15-34.

[25] 蔡书凯， 刘二林， 俞葵. 政府补贴对中小企业后绩效的影响研究——以芜湖市中小企业为例[J]. 软科学， 2016， 30（11）：34-39.

[26] 周文辉， 李兵， 周依芳， 等. 创业平台赋能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海尔+雷神”的案例研究[J]. 管理评论， 2018， 30（12）：276-284.

[27] 单鹏， 裴佳音. 众创空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18， 34（20）：185-188.

[28] CLOODT M， HAGEDOORN J， VAN KRANENBURG 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their effect on th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companies in high-tech industries[J]. Research Policy， 2006， 35（5）：642-654.

[29] 刘和东. 高新技术企业内外投入的互补与替代效应研究——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J]. 科技管理研究， 2017（5）：118-123.

[30] 寇明婷， 魏建武， 马伟楠. 国家研发财税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的R&D活动[J]. 科学学研究， 2019， 37（8）：1394-1404.

[31] 邵传林， 邵姝静. 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评价——来自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5， 28（6）：5-11.

[32] 郑巧英， 朱常海. 国家高新区“三次创业”主题文章之八 众创空间的概念、运作机制与发展建议[J]. 中国高新区， 2015（8）：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