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代富

摘要：以安徽省工业企业1998—2007年微观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利用OLS和logit模型初步分析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再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和不可观测因素影响，考察政府补贴对安徽企业出口行为的净效应，以期为这一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关键词：政府补贴；出口决策；出口密集度；双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21.025

1引言

近年来，企业出口的跨越式发展拉动了安徽经济的强劲增长，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提升。据安徽省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安徽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93.3亿美元，同比1998年31.2亿美元增长12.6倍之多，出口占GDP比重也在较快提高。而出口的跨越式发展无疑与政府出台的促进出口的一系列政策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作为出口促进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补贴，是政府对企业的转移支付。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补贴对企业出口行为给予较多关注，主要原因表现在：其一，现有研究对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出口行为这一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反对者认为即使补贴对促进企业出口有效，但是其正向作用也比较小，而其所产生的直接财政成本却很大。补贴政策实际上并不能如理论上所期望的那样发挥其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补贴分配过程中极有可能发生的政企合谋和官员寻租现象很可能使得这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偏离原始初衷。因此对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出口贸易的实际作用效果进行仔细而审慎的评估就显得尤为必要。其二，通常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预算相对有限，国民经济中需要满足的各方面公共资金支持缺口很大，而补贴来源于国家财政的公共预算经费，因此如果这类政策没有对企业出口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就将直接导致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被浪费。

事实上，企业是否接受补贴并非是一个随机事件，是内生变量。本文拟用双重差分模型方法来克服内生性问题和不可观测因素（如企业文化特征等）的影响。

2测算方法：双重差分模型

双重差分模型是政策分析与评估中广泛使用的计量分析工具，适用于估计某项政策给政策作用对象带来怎样的净影响的一种计量分析方法。

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思想：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如政府补贴），使得社会中的部分群体受到了某种影响，而另外一部分群体则可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或者受到的影响很小，因此它的执行可以看成是对试验对象施加的某种“处理”（treatment）。使得社会中个人、厂商、城市等的环境发生改变的外生事件被称为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或准实验（quasi-experiment）。如果一项公共政策可被视为自然实验，那么一组是政策作用对象即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处理组，一组是非政策作用对象即未获得政府补贴企业——控制组。

具体地，假定有两个时期，构造一个二元时间虚拟变量Ti，Ti=0、Ti=1表示企业i补贴前后两个时期，D代表企业是否接受补贴，lnexpit表示企业i在t时期的出口密集度（即企业出口交货值的对数），lnexp1、lnexp0表示是否获得补贴下的企业出口密集度。因此，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密集度的影响可用（1）式表述：

因此，b3就是我们感兴趣的双重差分估计量，其度量了补贴对企业出口密集度的真实影响。若b3>0，就表明补贴前后两个时期补贴企业的出口密集度的相对增加大于非补贴企业。同样地，双重差分模型也可以用来度量前后两个时期补贴企业的出口决策变化。

3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行为的相关分析

3.1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安徽省企业调查数据（见表1），这个调查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对全部国有和规模（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法人企业的工业统计报表数据。

本文需要企业出口、补贴、影响出口和补贴的变量数据，根据以往相关文献经验研究，变量指标选取如下：exp表示企业是否出口，以企业“出口交货值”定义，若企业“出口交货值”大于0，则为出口企业，若“出口交货值”为0或为缺失值，则为非出口企业。该变量从定性角度分析企业的出口行为，是衡量企业出口行为的绩效指标之一。lnexp表示企业出口密集度，以企业出口交货值与其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度量，该变量从定量角度分析企业的出口行为，是衡量企业出口行为的另一绩效指标。补贴：是否补贴虚拟变量记为sub，以企业“补贴收入”变量定义，大于0则为补贴企业，其他为非补贴企业。

其他影响出口和补贴的变量指标选取：（1）企业规模lnl；（2）全要素生产率lnlptfp；（3）是否外资for；（4）是否国有企业state；（5）人均工资lnw；（6）资本密集度lnk；（7）融资约束finance；（8）是否研发企业rd；（9）新产品开发强度new。

3.2OLS方法估计与相关分析

根据OLS估计的一般做法，初步衡量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大致影响方向及显著性水平。首先评估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即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出口的概率是否会更高？表3在（1）、（2）列分别给出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OLS估计结果；然后进一步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密集度的影响，使用企业出口交货值与其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密集度的衡量指标。参见（3）、（4）列回归结果。为了纠正可能的异方差，使用了Huber-White-Sandwich方法估计标准误。

在没有控制时间和行业虚拟变量的情况下（见列（1）），补贴企业的出口概率比非补贴企业高出16.9%；在加入时间和行业虚拟变量后（见列（2）），这一数字上升至17.2%。利用OLS方法控制时间和行业因素后，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密集度lnexp的影响进一步提高（见列4），lnexp对sub的回归系数为0.056，说明补贴企业比非补贴企业出口密集度平均高出5.6%。

上述结果初步表明政府补贴确实促进了安徽企业出口，不论是出口决策还是出口密集度的提高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3logit模型估计与相关分析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企业出口决策是一个典型的二元虚拟变量，因此在分析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决策之间的相关关系时，合适的分析方法为离散选择模型中的logit模型。值得关注的是，由于logit模型估计的系数为“对数几率比”（Log-odds Ratio），需要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几率比，以更直观的解释回归结果（见表4）。

一方面，如果不控制任何影响因素，仅考察补贴与否对出口决策的影响，由列1可知，几率比为2.7（e0.99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接受补贴的企业出口的几率是没有接受补贴企业出口几率的2.7倍；考虑时间和行业的影响后，这一几率比上升为3.23（e1.171）（见列2），在引入企业规模、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密集度、融资约束等等变量后（见列（3）），补贴企业出口的几率是非补贴企业的1.88（e0.631）倍；在此基础上，并控制时间和行业差异后（见列4），这一几率比下降至为1.695（e0.528）。

另一方面，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均表现稳定。在解释变量sub中，随着其他影响因素的逐步控制，两类企业的出口几率总体呈下降态势，表明控制其他相关因素解释补贴与否对出口决策的影响是相当必要的。另外，在控制变量中，规模越大及融资约束越小、外资及研发、工资水平及新产品开发强度越高的企业，参与出口的概率更大，与预期表现较为一致。但有些变量的符号值得注意，state符号显著为负，表明国有企业低于非国有企业出口概率，这一结论与施炳展（2012）一致，其认为国有企业大多为资本密集型企业而且在国内市场有较大垄断力量，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动力相对不足。资本密集度lnk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安徽省对外出口产品结构中仍占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综上可见，无论是从定性还是从定量的角度来看，在考察期内，就安徽工业企业而言，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都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关系表现得非常稳健，而且这种正相关关系与回归分析中是否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无关。尽管如此，由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并不能推导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采取更加精确的双重差分模型做进一步的定量研究。

4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双重差分估计。表5报告了以1998年数据为基期（Base Line），其他各年分别为实验期（Follow Up）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b3。b3代表的是不同年份政府补贴对出口决策的影响，结合图1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双重差分结果动态变化，可以看出，在我国加入WTO的2001年之前，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决策的贡献呈逐步深化的态势，对企业出口决策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过2001年以后，除2004年出现较高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外，政府补贴的出口效应基本呈逐渐弱化的态势，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企业的发展，市场竞争逐渐深入，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虽然仍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关键还是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实力，政府补贴的作用逐渐弱化。至2007年，双重差分估计量b3仅为0.065，说明处理组企业比控制组企业做出出口决策的概率高出6.5%，也就是说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决策还是有一定积极影响的。

其次，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密集度的双重差分估计变化。结论显示，样本期内出口密集度变化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在入世前不显著，入世后显著为正，意味着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密集度的确存在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不过这种促进作用在入世后才体现出来，原因可能是政府补贴规模较小，从而无法克服入世前参与对外贸易过程中的所需要的较高贸易成本，这就说明在贸易成本给定的条件下，政府补贴对出口密集度的提升作用存在门槛效应，这一结论得到了施炳展（2012）的佐证。另外，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密集度的提升作用基本与其对企业出口决策的贡献的动态趋势表现基本一致，仅在贡献幅度上低于后者。同样在2004年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密集度的提升作用最高，平均高于非政府补贴的9.6%，随后于2006年和2007年这一显著性水平及比值均有所下降，说明其原因可能在于政府补贴的作用在于拓展国际市场，待企业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后，决定企业出口密集度的将不再是政府补贴而是市场作用，如企业自身的竞争力等，政府补贴的贡献逐渐减弱。

5结论及建议

安徽省工业企业多是规模小，国际化经营时间短、在企业管理、研发、生产和营销等环节离国际化经营所需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又由于经济后发追赶战略的需要，不得不在自身优势尚未巩固之前就参与对外贸易，由此导致其在面对国际市场竞争中面临各种贸易壁垒，包括进入市场的沉淀固定成本和进入之后的渗透变动成本无法及时克服融资约束和政策限制等难题。在此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出口促进政策运用得当，安徽工业企业能够结合自身实际利用这种外部支持，则这种出口政策将能有效帮助此类企业解决其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能力短板”问题，即可以对此类企业的国际化成长确实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从而扩大企业的出口规模（苏振东等，2012）。

统计事实分析表明，在短期内，政府补贴确实可以有效提升安徽工业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扩大企业的出口密集度，帮助企业做大做强从而走出去。但是从长期看，政府补贴提升安徽工业企业出口决策及出口密集度的功能在不断弱化，特别是对出口密集度的贡献的显著性水平不够稳定，这就说明政府补贴提升企业出口密集度的作用是有限的，并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企业都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来提升其出口密集度。安徽工业企业在获得政府补贴后走向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的销售量及是否可持续增长则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实力。因此从政策层面看，政府补贴应更着重培养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出口可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才是长久之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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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淑云，孙泽生.出口补贴、运输成本与贸易模式——对传统分析的矫正和扩展[J].国际经贸探索，2011，（8）：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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