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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性:当下口语诗歌写作的中心与策略

2021-06-15崔睿宋宝伟

关键词:重复

崔睿 宋宝伟

[摘 要]随着时代、文化的走向和脉络发展,口语已经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重要资源和主要资源,但并非所有的口语都是诗,进入诗歌的口语必须经过诗人的筛选和把握,口语诗歌要回到日常、回到现场。当代口语诗歌以其巨大的容量,为我们传递着对人与世界的关注,既从细微处回到诗歌现场,关心小市民的普通生活,挖掘当代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又在宏观层面上关注当下、追溯过去,记录时代变迁,以先锋的姿态不断诘问发难,书写现实,延续着诗歌的使命。另外,日常语言的运用,尤其是垃圾话和重复使得口语诗独具魅力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口语诗;日常性写作;垃圾话;重复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2-0129-06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新时期以来当代诗学的理论建构与诗歌生成研究”(18ZWD42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崔睿,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宋宝伟,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国新诗。

谈到当代诗歌,我们在把握是不是诗的标准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诗,如何成为诗?是不是诗?是不是好诗?这些问题始终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和标准,尤其是在“是不是诗”“什么是诗”这个问题上,依然是见仁见智、歧义纷纭。诗歌只有在认定是“诗”之后,才能进一步评价它是不是“好诗”。当下,人们对口语诗的认定与评判标准的不统一,这其中既彰显了当代诗学建构的多元性,同时也给诗歌批评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我们知道,口语与方言、普通话通用语一样,作为具有同等地位的语言资源,都是可以进入诗歌的,这已经是当下诗坛的一种共识。正如艾略特所说“诗歌不能过于脱离我们日常听到的和使用的语言”,“世界的每一场革命都趋向于回到——有时是他自己宣称——普通语言上去”[1](P180),在当代,口语已经成为诗歌写作的重要资源,甚至可以说是主要资源之一,但问题是如何判定一首口语诗的价值、如何确定口语诗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应该建构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和体系等,这些都是需要当下诗坛深入思考并且解决的问题。

一、口语诗歌中的日常性

口语诗作为一种诗歌的表现形态,是有它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它契合着时代、文化的走向和脉络发展,因为具有与生活“同质同构”的特征而显得异常地贴近生活。“口语诗的容量能够适应和容纳,表达和表现当代的各种变化和变迁,尤其是在开放和革新方面”[2](P229),也最宜于表现时代精神、审美理想,所以口语是诗歌的必然选择。

从诗歌的内容来看,新诗的表现视角在不断变化,从新月诗歌、1949—1979年汉语诗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到中间代,再到“70后”诗歌,诗的表现形式、题材、语言一直不断变迁,但诗歌的使命一直没有改变。30年代普罗诗派等就以重大社会事件为题材,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号召着全部中国人民觉醒战斗。诗歌在记录,将时代的点滴变化,用文字以先锋的姿态展现出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审美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全球一体化等一系列的变化直接影响着诗歌本身,诗歌样式、表现手段也必然发生改变。同样是表现现实生活,诗人的关注点完全不同了,这背后体现着一个时代的要求。莞尔在《从工厂里走出来的少年》中号召、鼓励年轻人:“伟大的时代却要求你负起革命的重担!”现在,当代年轻人的时代使命绝不是“革命的重担”,我们诗人更需要关注的是当代人类个体的、内在的东西,通过诗歌体现出诗人的思想、情感等个性化特征,这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要求。“诗歌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和姿态介入现实,诗人如何在个人与社会的维度上建立诗歌伦理关怀,把对自己的关怀扩大至对社会的关怀,勇敢地承担起诗人的命运,这是我们在当下乃至很久的将来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值得欣慰的是,当下很多诗人正在逐步复归写作伦理,将关注目光深沉地投向那些被很多人遗忘和漠视的社会角落,重新翻检出被遮蔽的生活真实与生存真相,用同情、理解和关爱去修复曾经一度紧张的诗与现实的关系”[3](P127)。而当下“口语诗”正契合了这一变化,将诗歌引向了飘荡着烟火气的人间大地。

口语随处可见,有人就以为“口语诗”很简单,提起笔来就能写,其实不然。“那些在观念上反对口语诗的人在用他们的偶作败坏着口语诗。语言上毫无语感,回到日常却回不到现场,性情干瘪,了无生趣——所有口语诗的要素皆不具备,像一群大舌头的人”[4](P5)。对像伊沙这样的诗人来说,“口语不是口水,但要伴随口水,让语言保持现场的湿度,让飞沫四溅成为语言状态的一部分”[4](P5-6)。我们以口语入诗,是因为这种语言更具有肉感,而非所有的口语都是诗,进入诗歌的口语是要在诗人一定写作意图的基础上经过筛选和把握的。“口语是语言中离身体最近离知识最远的部分。但是,不能迷信口语,口语不是诗,口语决不是诗……口语是一种最容易唤起我们生命本能和冲动的语言……口语是不确定的,混沌的,对于词典来说它常常是非法的……但诗,如果像口语那么直截了当、了无牵挂、清晰、生动,那么毫无意义,那么,它肯定是好东西”[5](P374)。由此来看,“口语”是个好东西,运用得当能让诗歌焕发出不一样的活力;滥用则可能适得其反,制造出一堆“口水”。

口语诗歌生命力的旺盛要归功于其日常经验的常态化写作,诗人以平静、内敛、深刻的笔触介入现实,在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对个人以及社会投以温情的目光,力图“贴近现实生活,规避乌托邦情节和宏大叙事,注意诗歌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挖掘和处理,在琐屑平庸化生活的细密褶皱里发现诗意”[6](P17),从被绝大多数人忽视的、看似无意义的事物中发现诗意。同时,日常经验写作又用温柔的目光探寻社会角落里的“求生者”,展现诗歌的“烟火气”与批判性,让口语诗歌具有生存的活力和动力。从20世纪80年代起,诗歌逐渐回归生活,从零散、琐碎的日常事物中挖掘被遮蔽的诗意,形成了日常主义的诗风。口语诗歌从日常景物入手,镶嵌瞬间感受,使日常生活充满诗意的同时具有一种哲学意味。日常生活的本质就是平凡、简单、普通和无特殊意义,口语诗歌的日常性写作就是要描绘出生活的本质,将事物直接呈现。“秋天来了,我在/五楼的阳台上望着远处/远处什么也看不清/只有落叶在眼前落着/好像秋天就需要这些落叶/好像没有落叶就不能被叫做秋天/我不由仔细打量这些落叶/它们实在没什么特殊……我看見的只是落叶,难道秋天/将空旷得看不见一个人吗?”(远人《秋天的第一首诗》)秋日里,诗人独坐在阳台远望,看到的、想到的都以一种安然恬静的状态淋漓尽致地直接呈现出来,不借助任何文化批判来作出意义或价值判断,展现出日常景物存在的本来面貌,在看似无意义的景物中发现诗意。“每天早上,你出门时我还在沉睡/好像没做完的梦/在继续纠缠我,于是我在模糊中/在白昼推开窗帘的缓慢中/听见你离去/每天早上,每天早上/我都听见你离去/听见一只睡眠深处的鸟/拍打它的翅膀/于是一个内在的我/被首先唤醒/他跟随你到客厅、厨房/跟随你到大街、车站/而那个真实的我也将醒来/他听见光线,踮着脚进来/听见一只鸟,温柔地啼叫”(远人《每天早上》)。早上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诗人以自然而然的联想、想象,意识的游离飘荡和身体的自然觉醒将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变成诗意盎然的趣味。这种轻快舒缓的节奏与我们日常生活的步调相一致,消解了宏大的诗歌叙事,使诗歌意味在平凡中升华。

总体来看,口语诗歌写法不拘一格 ,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侧重不同,但它们传达的东西却有互通之处,永远将目光放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温情脉脉的眼光传达出诗意的光芒。这就是當代口语诗歌为我们传递出来的对世界的关注,既从细微处回到诗歌现场,关心小市民的普通生活,挖掘当代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关注他们的精神追求,又在宏观层面上关注当下、追溯过去,记录时代变迁,以先锋的姿态不断诘问发难,延续着诗歌的使命。能够预测,口语诗歌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它的容量给予它这样的力量,但同时它要走的路也很长,因为做好“口语诗”并不容易。

二、口语诗歌写作:社会关怀与生命体验

口语诗歌的日常性写作既包括个人日常也包括社会日常,其实二者是难以分割的,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口语诗歌对个体的尊重与关怀、对社会的关注与书写。口语诗歌的日常性写作在关注个人的同时,也关注时代、关注群体,关注各种社会问题,更深地介入到现实中来。尤其是对底层群众的苦难凝视。“男人因为下流/他打老婆/因为有劲/他天生就打老婆/这个坏家伙/要被人恨、被人骂/如果他继续打人/他就会没有孩子/他就会闹更大的笑话//唉/有时候/他不见了就好了”( 小安《暴力》),这首诗从女性的角度去关注不同世界里的俗世生活,以女性的柔肠希冀美好和快乐。诗人将要表达的态度放到诗歌里传达出来,正如小安自己所说:“有一段时间,我的日子过得有些寂寞,惟有写诗。但我没有把这些悲苦与寂寞放进我的诗歌里,我把它们平静地处理掉了,我想我的诗歌是快乐和美丽的。”小安有选择地在诗歌中传达出的讯息正体现着诗人独具品位的诗歌宗旨,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现实,让诗歌成为一种责任、一种态度。

许多诗人一直审视着社会现象、日常现场,对其表现出深度的思考。譬如女性对美的追求,她们对脸蛋的修饰在目前已经司空见惯了。对千篇一律的双眼皮,非自然的修整,朱文在向我们发问:“对大街上已经太多的双眼皮的女人,你有什么认识?/对没有眉毛只有眉线的女人,你有什么认识?”(朱文《道理都写在脸上》)韩东《在深圳的路灯下……》这首关于“小姐”生活的诗歌中不存在任何批评或指责的态度,只将现实如实呈现。“我欣赏她编织的谎言/理解了她的冷淡/我尤其尊重她对金钱的要求/我敏感的心还注意到/厚重的脂粉下她的脸曾红过一次/我为凌乱的床铺而向她致歉/又为她懂得诗歌倍感惊讶/我和橡皮做爱,而她置身事外/真的,她从不对我说:我爱”。这首诗可能表现出来一种貌似淡漠的态度,但是在诗歌背后是诗人炽热的如同岩浆般的情感,小姐们卑微的生存现状是贫穷、空虚的。这样冷静甚至冷酷的旁观下是诗人向我们如实展现的真实,残酷得没有温度,不去报以虚假的希望,冷冰冰地告诉人们真相,不做过多的评判甚至道德规劝,这也正是诗人们的意图。正如零度风格写作,诗人们面对政治问题、现实问题和社会问题,用客观的写作立场和态度,描写原生的现实生活风貌,不以任何价值评判为标准。这种看似冷冰冰的写作态度折射出的是诗人们对普罗大众的深切关怀。

沈浩波《死亡》“又一群人死了,在当天,这是新闻/再过几天,就没人提起。/报纸上说,北大山鹰社,在爬珠峰时/死了5名队员。记者煽情地写道/——他们如此年轻。/还有更年轻的,去年在纽约/死了5千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一架飞机/坠毁在遥远的海岬;一个瘦成枯枝的女童/晒死在非洲烈日下”。看新闻的人的心理就是如此,诗歌是人们心灵世界的反映。人的生命本来是可贵的、崇高的,但他们对死亡的态度却有着事不关己的冷漠,记者的煽情和观众的毫不关心随时并将持续发生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形成鲜明的真实对比。寥寥数语的“口语诗”就这么直截了当、清晰明白,毫不矫揉造作地剖析一切。正如伊沙的诗歌观念:便条的写作、只言片语的写作、不得不说的写作——这就是今天的、然而却不是被很多读者杞人忧天地说成“最后的”诗歌写作。尤其是在“不得不说的写作”这一点上,很多“口语诗”做到了。因此,诗人们在对社会的深切关注下,书写社会,写“不得不说的”诗,开展“今天的诗歌写作”,进行现实书写,而他们流露的普世关怀既延续了诗歌的使命,也构成了当代“口语诗”的独特魅力。

在口语诗歌中许多日常经验都是通过主体感官来直接呈现,从自己的身体感受出发展现、书写出有意味的东西。以个人化的认知方式介入日常生活,展示诗人独具个性的对生活、生命的感悟与思考。“骑经那座工地的时候雪在下/骑过那座工地的时候雪还在下/这其间/看到那片楼/它确实长大了/我眯起眼/认它氤氳中的护网”(徐江《晴雪》),在“我”骑着自行车的视角下,“工地”“雪”“楼”“护网”,这些难以引人注目的东西独独被“我”观察到了。这样一片工地,一般只有农民工或者上工地干活的人才会有意地关注它、熟悉它,但是“我”异于常人地把它写下来,传达出一种冰冷和寂寞的具有私密性的情感。此外,尽管每个诗人情感表达都具有私密性的特点,但是人类共通的情感、经验会促使读者产生内在的共鸣。“褪色的不止是旧照片。如果我们能够/逆光返回到一个人的童年/返回到时光的另面。 怀旧,回忆/都不是减轻疼痛的办法/而新生活已经长出了皱褶/抚摸的手还停留在以往的快感中/旧照片。一次曝光失败导致的/忧郁症;向衰老提前出示的证据”(广子《旧照片》)。日常随处可见的事物带有我们熟悉的记忆,留在脑海中的触感、味道、温度、颜色等一切都被时光定格成一张薄薄的、褪色的旧照片。焦虑、疼痛、忧郁、怀念的情绪引起每个人的共鸣。这既是自我存在的证明,也是对时间流逝的感慨。

口语诗歌的先锋性依然延续。面对日常经验,诗人们总是对其中平庸麻木的生活不断批判、反抗。“那个每天来得最早的人/那个早上都在拖走廊的人/那个能把短短的一截走廊/从八点一直拖到九点的人/那个我们单位的人/那个前年退了休的人/那个到退休连科长都没有混上的人/留给我的唯一记忆就是/他用一生在拖走廊/那截走廊居然越拖越脏”(马非《那个人》)。“那个人”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随处可见的地方,甚至自己身上也有“那个人”的影子,忙忙碌碌的工作、普普通通的职业、庸庸碌碌、不求上进。工作应该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得过且过的生存方式。“这样的生活/即便是猪/即便是猪的命运使然/猪也不能忍受/时复一时地/在窄小的圈里/吃了拉,拉了睡/时复一时地/重复如上动作/我不是猪/当然不能知道/猪的真实想法/但在屠宰场/我听到猪幸福地尖叫/那是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尽管等待它的/是一把尖刀”(马非《猪》)。生活不能仅仅只是吃喝拉撒,不能是吃和睡的简单循环,人是不能像动物一样生活,更何况是连猪都难以忍受的生活呢?被死亡威胁的生活都好过麻木的、死水般的生活,对命运的反抗和对向往生活的追求是人类永不停歇的脚步。

三、口语诗歌的日常语言:垃圾话和重复

语言一直是口语诗歌写作问题探讨的焦点之一。口语诗歌的现实书写中不同的语言运用体现着诗人对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独特理解。像“70后”下半身诗人李红旗、巫昂、朵渔、沈浩波、尹丽川、马非、朱剑、盛兴等人的口语诗创作,同为下半身诗人,他们以不同的表现方式、书写习惯、语言运用传达着不一样的诗歌语言。沈浩波在《蝴蝶》中沿用“蝴蝶”这一传统意象,再进一步与“口语诗”结合诞生出与过去不同,与别人不同的浑浊而生猛的意象。谭克修则兼具“知识分子写作的智性”和“民间立场”的机巧[7](P148)。他的诗中含有很多知识元素,整体显得更加干净。口语的大量运用也引来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口语诗”变成“口水诗”成为口语诗歌最被人诟病的地方,然而“口语化并不必然导致‘口水化,前提是能把握住言说和非言说之间、意义的消解和探寻之间、日常经验的转换和对历史的想象性参与之间,一句话,文本的平面和纵深之间的张力。大规模地化用口语在为诗带来了活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写作的难度。遗憾的是,那些没有多少创造细胞、只以模仿和复制为能事的人们恰恰把它当成了一条避难就易的‘快车通道。在这种情况下,不滑向‘口水化才怪呢”[8](P235)。垃圾话与重复是诗歌“口语化”的典型表现,直截了当的口语其优势非常明显,但不加节制地运用会对口语诗歌造成消极影响。

诗人在“口语诗”的写作中运用了日常生活随处可闻的垃圾话,使诗歌显得粗暴、热烈、气势汹汹。在诗中,伊沙常以一种决绝和决裂的方式向现有诗歌秩序发起挑战,垃圾话在语言力度上传达出相同的讯号。“我——操!”(《不到端午》)简短、强硬、破口而出:“他们全回头看我/叫我滚蛋/我也正欲滚蛋”(《京剧晚会》);“操!我们的/灵魂已经出窍”(《泰山》);“狗日的诗人”(《饿死诗人》);“可我也他妈的长大了啊”(《跟师傅说说心里话》);“修要提愁/那个字已让你我/把多少美酒都他妈喝馊了”,“你可别往环保上扯呦/你再这么瞎扯淡/我他妈跟你急”,“强欲从君无那老/无那就是他妈的/无奈的意思”(《唐》)。他以一种乍看上去不乏粗糙、潦草、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说话”,但其实,这种脱口而出的、铿锵有力的凶狠的口语带有一种新的快感和冲击力,它们简捷、率直、狂放的背后是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反映。社会生活暴躁、灰暗、直接、放松、文明、粗鲁等错乱杂糅扑面而来。用这样的语言所表达的内容是书面语、古代汉语等其他语言所难以甚至无法呈现的。要表达如此强烈的情绪,展现真实的生活,必然要选择这样的语言方式,其他诗人也是如此。沈浩波的长诗《蝴蝶》:“我刚一操琴/那傻逼就说/巍巍乎高山/高你妈/老子重弹//我刚一操琴/那傻逼又说/滔滔乎流水/流你妈/老子砸琴/剁手。”用无厘头来打碎“高山流水”的崇高典雅,动手动口强行破坏,打破原有秩序,造成强大的破坏力和感染力:“都去他妈的吧/小贱人只要一件立即令她变成妖怪的衣服”(于坚《披肩》);“这是狗日的胃在北方瞎晃荡”(桑克《川菜馆》),垃圾话的恰当运用让口语诗歌中诞生出爽快舒服、淋漓尽致的写作效果。

垃圾话的强制破坏不仅是对原有诗歌秩序的暴力突破,还是对深厚文明积淀的冲击。恰当地使用会营造出一种爆炸式的新的阅读体验,以新鲜的诗歌语感将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有力地迸发,形成喷涌而出的强烈气势,但是大量垃圾话的堆积、复制会使人产生一种低俗反感的阅读体验,“一个傻B、一个滥女人/一个滥女人滥到无限贞洁”(朱文《我要写一首诗给你》)。垃圾话的使用程度更深,其中的厌恶情绪给人带来一种不良感受。垃圾话本身就存在让人诟病的一面,文明社会里甚至约定俗成不会在公共场合口出脏话,语言修养成为一个人个人品质的重要依据,那么口语诗歌中的垃圾话会引人诟病也是无可厚非的。诗歌“口语化”的目的是要利用“口语”的优势,其中的缺点就要适当摒弃,把握住口语诗歌的写作尺度,在保持其肉感的同时不至流于低俗。

口语易于不断重复,其本身就具有重复的特点,所以在“口语诗”中,重复常常出现,诗人们也利用重复来把握诗歌整体节奏。伊沙《聊天》中“坐在我对面/正跟我聊天的人/突然走神了”几句话在整首诗中一字不变地复述了三次,制造有意的断裂,控制着诗歌的节奏;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口语的重复性。另外除了完全是复述以外,还有像朱文的《小鲁和灰鼠》:称作小鲁的孩子要/抓一只灰鼠/泥土从山坡上滑下来/称作高更的孩子要/抓一只灰鼠/泥土从山坡上/滑下来/一个上午, 要抓/一只灰鼠的孩子是/小鲁和高更//太阳照在下滑的泥土上/称作小鲁的孩子在洞口/称作高更的孩子在/洞口观望里面/的灰鼠,为了抓到一只/灰鼠,那只可能/还在洞中睡觉的灰鼠/山坡上的泥土/正在下滑。这里人物、动作的重复是一种有意味的强调,用以营造出真实的场面,加强画面感,故作稚嫩的语言又带有童趣,引人会心一笑,同时也不可否认这首诗有饶舌之嫌。再看“70后”诗人朱庆和的《卖葡萄的男人,掏掏耳朵》更轻快明朗:“你瞧,你瞧,耳屎这么多/回家给你的葡萄当肥料,会长得更大些/一个男孩偷走了葡萄,就站在不远的地方/卖葡萄的男人想站起来追//掏耳朵的女人说,千万别动/不然耳膜会破,/那样可就真听不见了/卖葡萄的男人只好一动不动/那个孩子或许是真饿了,就让他吃吧。”诗里总是出现“卖葡萄的男人”“掏耳朵的女人”“葡萄”,这样磨磨唧唧的描述展露出小市民温情默默的普通生活场景。语言的节奏也是动作的节奏,这样慢的时间速度展露出缓慢温和的生活质感,生活的温度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温度。从诗歌语言来看,同样是口语,诗人对语言的把握却很不一样,带有其独特个性,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学习经验、生活环境、语言背景有密切关系。日常生活里存在的各种声音吸引了诗人朱庆和的关注,在“黄昏的微光里”他告诉我们:“还有还有更多更细的声音来自你與我,就在我们耳边/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这样急迫而深情的重复呼唤背后是诗人的关怀和渴望。

诗人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用诗歌的方式进行着独特的思考和诗意的挖掘,同时透过个性化的方式处理这些我们似曾相识的生活素材。在此基础上,诗歌又无意地呈现出诗人们共性的聚焦点。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所显现出来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这是谁都能感受到的东西,虽然无法给它们下一个概念化的定义,但这正是诗人和读者之间以诗歌文本为媒介而产生共鸣的基础。就像垃圾话和重复一样,“口语诗”一方面贴近我们的生活,展现了现实生活的五彩斑斓和本真面目;另一方面,它也包含着日常现实的不足之处,而我们理想的“口语诗”要求我们自觉的、有选择地使用日常口语,“把握住言说和非言说之间、意义的消解和探寻之间、日常经验的转换和对历史的想象性参与之间的张力”,以推动口语诗歌的发展。

四、结语

好的口语诗歌就是要回到日常,回到现场,进行常态化写作。尤其是口语诗歌对个人生存的日常性写作、对社会的持续关注与书写以及口语诗歌的日常语言运用。从语言上看,口语是一种原生态的不加过分修饰的日常语言;从内容上看,以日常生活经验为主要内容的口语诗是具有探索意义的,是先锋的、前卫的、消解“宏大叙事”的。回到日常的“口语诗”在语言和内容上仍有很大的创作空间,特别是在口语的运用上。不可否认其存在很多问题,但它的活力、潜力也是最大的。在这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需要诗人去寻找、提炼具有艺术表现力的“口语”,以避免陷入语言的垃圾,让“口语诗”走得更远一些。

[参 考 文 献]

[1][英]艾略特.诗歌的音乐性[C]//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2]唐欣.说话的诗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口语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宋宝伟.新世纪诗歌理论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

[4]伊沙.伊沙诗选[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

[5]于坚.我诉说你所见:于坚集1982-2012[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6]宋宝伟.新世纪诗歌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7]刘春.城市设计师的眼光——谭克修诗歌印象[C]//谭克修.明天.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8]唐晓渡.诗永远属于“无限的少数人”——答《南方周末》记者问[C]//唐晓渡.与沉默对刺:当代诗歌对话访谈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孙兰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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