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

内容摘要：《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在叙事方面，小说采用重复和对比的策略来揭示“活着”这一主题，在对生活的态度中流露出浓郁的温情。在这个过程中，余华的创作也一改前期先锋小说激进探索的姿态，开始变得平实、自然，显示了现实主义小说的风貌，表现出对生命的关怀。

关键词：余华 《活着》 重复 对比

《活着》讲述的是主人公福贵从建国前到建国后四十多年充满宿命感的苦难人生。年轻时的福贵是一个浪荡少爷，骄奢无度、不思进取、嗜赌成性。当他输光家产后，不幸也随之而来：父亲被气死，妻子被岳父接走，他自己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一去就是两年，在这期间母亲因病去世，女儿凤霞也因病导致聋哑。当他从战场上回来，迎接他的是更大的打击。在他随后的人生中，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外孙苦根这些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离他而去，他亲手埋葬了他们，最后孑然一身，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共度余生。

《活着》之所以被众多的读者接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启发意义，不仅在于它的主题，还在于它独特的叙事魅力。在小说中，我们虽然读到的是苦难，但在余华的叙事中感受到了“活着”时忍受苦难的韧性和面对苦难的乐观精神。

一.重复的叙事策略

在小说中，重复的结构是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的文学效果而重复叙述相同的或相似的事件、行为。“在余华的许多作品中，重复是一种常用的叙事手段。他善于通过制造不断的重复表达对现实、人生、小说艺术的理解。”《活着》更是将这一叙事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中断”的重复

小说采用的是双重叙事视角，就是叙述中嵌套叙述的策略。第一重叙事视角“我”是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的采风人，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讲述了在采风过程中听到的福贵故事。第二重叙事视角福贵，是整个故事的亲历者，是叙事的核心。

作者的这一安排造成了两个叙述者的讲述交替进行，福贵讲他自己的人生故事，采风人“我”讲与福贵的故事，而福贵的讲述也因为“我”的参与出现中断。文中一共出现了四次中断：第一次中断在福贵讲完父亲去世与妻子家珍被丈人接走后，第二次是在福贵从战场上回来看到赌友龙二被枪毙后，第三次是在儿子有庆死去家珍去儿子坟头送别后，第四次是在家珍去世后。每当福贵讲到自己的亲人死亡、故事的氛围慢慢达到悲伤的极点下一秒就要爆发时，讲述就会突然中断，叙事视角马上转移到采风人那里。采风人发表自己的感想并与福贵简单地交流，然后福贵接着开始他的讲述。一次次地“中断”，一次次地重新开始讲述，这每一次的重复就构成一个叙事单元，全书一共被分成了五个叙事单元。

叙事“中断”的设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安排使读者的目光从福贵的故事中抽开，转移到采风人与老年福贵的对话中来，从而变换了当时的叙事气氛，使慢慢积累起来的绝望压抑的氛围得到暂时的缓解，达到高潮后的降落，为读者的情绪调节留下了时间和空间，以便迎接下一个叙述高潮。同时苦难在读者的眼里不再让人感到窒息和难以接受。在这起起伏伏的讲述中，读者的情绪不断地被激发然后舒缓，使人欲罢不能，并且意义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强化，一段辛酸的苦难史便在心平气和，不动声色的讲述中完成了。

（二）事件的重复

《活着》是关于死亡的极端重复叙述，以福贵亲人的死亡来建构全篇，但是这些死亡并不是完全一样的重复，而是同中有变：形式是重复的，内容是变化的。叙述就在这重复与变化中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揭示主题。

在文本中，除了妻子家珍和母亲的死比较正常外，其他每一个亲人的死亡都显得特别意外，毫无征兆。父亲是从粪缸上摔下来死的，儿子有庆是抽血过量死的，女儿是生产时大出血死的，女婿二喜是在工地上被两块水泥板压死的，外孙苦根是吃豆子撑死的，死亡一次比一次来得猛烈，悲剧意味也一次比一次加重一层。更离奇的是福贵的三个亲人：有庆、凤霞和二喜都死在同一家医院。死亡虽然在重复地进行着，但每一次都能打动读者，带来心灵的震撼。对于福贵来说，死亡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去，只剩下福贵一个人与苦难同行，默默地承受着生命给予他的一切苦难，坚强而乐观地活着，这种出乎意料的死亡重复凸显了福贵的忍耐精神，带来了强烈的感染力。生命就在这种苦难与死亡的重复中，变得愈加坚强和可贵。

死亡事件的重复使文本内容从整体上看起来显得十分简化，但也正是这种重复使文本的内涵更加深刻，重复产生了强烈的宿命感，给人物内心强烈的打击；同时重复也放大了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使读者深刻地感受到福贵活着的艰辛和忍耐的弥足珍贵，理解了人活着的意义：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明白了这一意义，才能更好看待生活，看待人生。

（三）话语的重复

“话语重复并不是把相同的话语原封不动地反复使用，而是每一次都在不同的层次、角度重复使用，把事件的意义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展示。”在《活着》文本中，作者在很多场合、很多次提到了“活着”这个字眼。在父亲死后，母亲安慰福贵说：“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当福贵和战友春生在战场上被围，感到又冷又饿时，老兵老全对春生说：“老子大小也打过几十次仗了，每次我都对自己说：老子死也要活着。”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革命，在亲眼看到曾经的赌友龙二被枪毙后，福贵对自己说：“这下可要好好活了。”女儿凤霞死后，妻子家珍对福贵说：“你还得好好活下去，还有苦根和二喜。”作者让“活着”在不同的情况下从不同的人口中说给福贵听，正是这些人不断地鼓励才带给福贵坚持下去的精神力量。以至于到后来，春生在文革中被批斗，想要自杀时，福贵还安慰他说：“你千万别糊涂，死人都还想活过来，你一个大活人可不能去死。”福贵从开始的被鼓励到后来的鼓励他人，反映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内心一点点地强大起来。作者通过多角度的展示，重复地表达着同一个“活着”的主题，使人深刻地感受到“活着”的可贵。一个人不管遇到多大的灾难和困苦，都要学会忍耐，学会去承受生命过程中的沉重，坚强乐观的活着，这才是人生应有的境界。

二.对比的叙事策略

对比手法是小说中非常重要和普遍的叙事手法，“是把对立的意思或事物、或把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作比较，让读者在比较中分清好坏、辨别是非。这种手法，有利于充分显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加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这一手法在《活着》中有着突出表现，在文本中俯拾即是。

（一）人物命运的对比

以福贵输光家产为界，可以将福贵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之前，福贵是一个嗜赌成性的少爷。当怀有身孕的家珍去赌场拉他回家时，福贵对她既打又骂，态度极其恶劣。在看到他的这些恶行后，我们会从内心生起对他的恨，恨他拥有完整和幸福的家庭却不知珍惜，恨他的浪荡行为给整个家庭带来灾难。但是，福贵将家产败光后，他的人生轨迹就被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也随之转变。他改过自新，开始认真地对待生活，努力扛起家庭的责任。读到后面，当福贵一次次地遭遇亲人死亡，仍然能够坚强乐观地活着时，我们开始同情福贵的遭遇并被他的精神感动。这一前一后鲜明的对比，不仅使读者感受到福贵生活态度的变化，也使读者对福贵的感情发生变化。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就呈现在读者面前，福贵的浪子回头，让我们对他的恨意完全消失，他善补过、有担当、懂得生活智慧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读者。

小说中不仅有福贵自身命运的对比，还有福贵与他人命运的对比。福贵的赌友龙二在赌博中做手脚，获得福贵的家产和祖业成为地主，最后丢掉性命；福贵因赌博失去财富成为佃农，最后却因祸得福，活了下来。同样是赌博，我们可以在这一命运的对比中看到龙二的狡诈和福贵的诚实。福贵的战友春生，在文革中难以忍受无休止的批斗，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福贵在输掉家产后，曾有过轻生的想法，但还是想开了，后来亲人接连去世，福贵还是认真地活着。在这一生一死的对比中，福贵坚强忍耐，拒绝消沉，与生命抗争的形象跃然纸上。“所有的并置都是为了命运的对比。人生无常，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被命运所捉弄，而面对这所有的变迁，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强地活着。”

（二）“活着”与“死亡”的对比

《活着》的苦难是通过“死亡”的方式来表达的，作者通过对死亡的极端重复写出了“活着”的伟大，表现出对生命的关怀。读罢小说，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这不是“活着”，这简直是死亡。小说虽名为 “活着”，但通篇写的都是“死亡”——从自己的亲人，到朋友、战友，最后只有福贵一个人活着。悲剧之所以是悲剧是因为它将那些美好的东西给毁灭了。活泼可爱的儿子有庆、孝顺懂事的女儿凤霞、识大体明大义的妻子家珍，福贵能够和他们成为亲人，他无疑是最幸福的，可一旦失去他们，由此带来的痛苦也是巨大的。读《活着》时，总有一种被逼迫的、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似乎上天是在用亲人的“死亡”来惩罚这个少年时期的浪荡鬼，那些本该健康快乐地活着的人毫无征兆地离他而去，猝不及防，而他这个本该死去的人，却始终顽强地“活着”。或许大悲大痛之后就是大彻大悟，福贵在经历了一重重猝不及防的苦难，生命里难得的幸福被死亡撕得粉碎后，他没有倒下，一直乐观地活着，平静地接受甚至忍受苦难的命运，用活着对抗死亡。小说就在这生与死、苦难与乐观的对比中，表现出了福贵的坚韧与顽强，忍耐与达观的精神。

诚如作者在韩文版自序中所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者以死写生，用痛苦来写温情，通过不断写“死亡”表现了“活着”的不易和伟大。福贵用活着来反抗死亡，这是福贵的生存哲学，也是福贵对于死去的亲人最大的慰藉。

（三）双重叙事视角的对比

《活着》的双重叙事视角用的都是第一人称，这种安排使读者在融进采风人这一角色时，感觉是在听当事人讲述，整个故事显得亲切可感；在融进福贵这一角色时，仿佛参与了福贵的人生，给人的感受深刻真实。文本通过双重叙事视角的安排，使采风人眼中的福贵和福贵自己眼中的福贵形成对比。

在福贵讲述自己的故事前，作者写了“我”与他的偶遇。“我”在一个夏日的午后，来到田间看到一位老人在田间开导一头老牛，他那自得其乐的状态让 “我”好奇。当福贵讲述他的人生时，“我”才发现他命途多舛，这颠覆了我之前对他的印象。福贵的经历带给“我”的是震撼，是悲伤，但是我们从采风人的视角看到福贵是以一种平静而温和的神情和语气讲述自己的人生。在福贵讲到自己的父亲被气死，妻子被丈人接走后，叙事视角转到了采风人这里，通过采风人的描述我们看到了老年福贵的精神状态：老年的福贵坐在大树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射到福贵布满皱纹但充满微笑的脸上，他的腿上沾满了泥巴，脑袋上稀稀疏疏地钻出来些许白发，胸前的皮肤皱成一条一条。老年福贵与福贵口中叙述的浪荡、败家的自己差异巨大，让人唏嘘不已。“一切惨烈的结果在福贵的讲述中都显得那么波澜不惊，很有些阅尽沧桑之后的平静。这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是饱经忧患后的超然和知命。”双重叙事视角产生的对比效果就这样显现出来了。

文中福贵的老年形象是通过采风人这一叙事视角表现出来的，作者通过这个视角，把老年福贵的神情状态展现给读者，采风人成了沟通读者和福贵的桥梁，通过这一桥梁，读者直接了解到福贵的情绪状态，探查他的内心。读者也可以随着叙事视角的转变跳出当时的情境，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整个事件，理解生活。

三、独特的叙事效果

余华在《活着》中叙事方式的转变，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是一次残忍的阅读，很多人在读它的时候，眼泪常常会不由自主的流下来，读者不仅被他所受的苦难深深地震撼，更被他那顽强、达观、忍耐的精神所感动。

在文本中，七次死亡的重复，使福贵所受的苦难层层加重，悲剧意味愈来愈深，放大了福贵所受苦难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表现了福贵忍耐力量的不断增强。生命的意义不断地用死亡的方式提出，每一次的死亡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作者用一次次的死亡来探索“活着”的真理，在巨大的苦难和挫折面前，活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因为这不仅要活下来承受痛苦，更要平静乐观的接受生活所带来的一切，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整部小说都因福贵的这种坚韧，充满力量，给读者以极强的生命鼓舞，也使余华走出了以往极其冷酷极端的叙述，上升到一个更温情的层面。

对比的应用，让情节的设定更耐人寻味，冲突更强烈，使文本所传达的精神不通过作者自己说出来，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感受。福贵的一生并不完全是苦难的一生，他的一生交织着苦与乐，死亡与新生。他是不幸的，但他也是幸福的：父母关心他，妻子疼爱他，儿女孝顺他，女婿敬重他，这些幸福给他苦难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慰藉。这个世界上，除了亲情，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支撑福贵活着。然而，带来最大快乐和幸福的事情也隐含着最大的痛苦。当这些带给他幸福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时，苦痛也会成倍地增加。在这样的对比中，文本所营造出的深刻意蕴和艺术魅力就一点一滴的流露出来。整部小说由第三者的冷眼旁观变为双重视角的第一人称，充满浓郁的温情，使文本富有感染力。文本没有福贵撕心裂肺的血泪控诉，而以平静祥和的心态来叙述，这正好印证了他的一生，人生终归是要归于平静的，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的常态。作者向读者展现了苦难面前“忍耐”的力量，“深入探讨了中国人的生存之本，思考人们生活的意义，在普通人身上寄予了强烈的的生命关怀。”

从余华叙事方式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对现实生活中的阴暗和丑恶给予直接露骨地刻画的余华，而是一个渐趋成熟、老练和充满智慧的余华，他能够在不动声色地的叙述中剖析人间的苦难，展现生活中的坚强。他变得是含蓄和沉郁，不仅看到了人世间的血腥和暴力、黑暗和不幸，更看到广大受难者的坚韧和顽强。他在这种转变中不仅完成了作品的升华，也完成了自我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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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湖北文理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610519067]

（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