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四库”，是指它的内容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全书”，就是说它是一套很全的书，内容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的学术领域。全书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规模宏大、分类细密、纵横交错、图文并茂，成为查找古代资料文献十分重要的百科全书。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一部《四库全书》修成，近八万卷，三万六千册，被郑重放入紫禁城文渊阁。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欧立德（Mark C. Elliott）说：“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手写本丛书。”（欧立德：《乾隆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此后，乾隆皇帝又下令为《四库全书》加抄了六个“备份”，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前后七部《四库全书》全部抄完，分别藏在七座藏书阁内，其中四座分别在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盛京（沈阳）故宫的文溯阁，这“北四阁”，全部在皇家禁地;另有“南三阁”，分别是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孤山南麓的文澜阁，因为它们都在江苏、浙江，因此也被称为“江浙三阁”。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历尽了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九一八事变前，尚留在人间的，只有3部半，分别为：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存沈阳故宫博物院;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1914年1月初到京，暂存故宫文华殿内，1915年9月由京师图书馆正式接收;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天国战火，部分藏书损失或散佚，后经清代、民国三次抄补，恢复了大半内容，被称为半部《四库》。还有一部保存一直完好，就是深藏在紫禁城文渊阁里的《四库全书》，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修成，一直藏在故宫文渊阁里。

《四库全书》与故宫文物南迁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故宫及所藏文物全部落入日寇控制之下。1932年3月，在日本策划下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溥仪担任伪满洲国的执政。沈阳故宫藏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划归伪奉天图书馆。

8月，日军进犯热河，山海关告警，平津形势日益危险。在如此急迫的形势下，易培基终于下了决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呈文行政院，拟议将故宫文物精品迁移至北平东交民巷及天津、上海租界区域保存，并提议在南京设立故宫分院以存文物。

1932年8月，湖南石门市市民多奇云等致信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信中说：“辽东变起，沈阳四库全失。申沪烽烟，南地图书尽丧。千年古物，毁于须臾，凡属国人畴不痛惜？”日本军队如果继续南下，北平就可能成为战场，“夫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藏古物，咸为希（稀）世之珍。为本国之文化计，为世界文化计，均宜早为之所，妥为保存”。

9月21日，北平文教界人士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朱启钤等30余人举行会议，商议北平文物保管办法。

会议指出：“孔庙的石鼓，中央研究院的殷商甲骨，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汉代木简，北京大学的元代壁画，北平图书馆的《四库全书》、敦煌经卷及其他善本书籍，天坛皇穹宇的乐器，都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无上价值的珍品，当得上国宝的称号。至于故宫和文物陈列所的建筑及其宝物，尤其是全世界各国博物院所仰望不到的”。这些文化物品，“足以表扬国光”，“是国家命脉、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

1933年，日军第8师团第4旅团3000多人，携野炮、重炮40余门，飞机8架，铁甲车3列，坦克20多辆，兵舰2艘，于元旦之夜向山海关发起攻击，中国东北军第9旅第626团只有1346人驻守，他们与敌军血战，伤亡十分严重，626团三连连长关景泉、二连连长刘虞宸、四连连长王宏元、五连连长谢振藩、一营营长安德馨相继阵亡，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而突围，日军占领山海关，全面入侵热河省。

山海关古迹亦遭破坏，原本收藏在魁星楼的“天下第一关”匾，也被日军运回东京，作为“战利品”存入靖国神社的游就馆。

山海关距离北平只有280公里，一旦山海关失陷，日军机械化部队可以高歌猛进，华北局势岌岌可危。

1月8日，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签署行政院训令，决议北平故宫文物运送上海保存。曾经反对文物南迁的江瀚、张继等人都表示遵从中央命令。

13日下午4时，故宫博物院协助会召开临时会议，会长司徒雷登和常务委员铎尔孟、朱启钤、周诒春、周作民、任叔永、傅泾波等出席，司徒雷登任主席，吴瀛、李麟玉、袁同礼任秘书，院长易培基列席，商议故宫文物南迁上海。

25日，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临时会议，会议决议首批文物定于1月30日起运。

26日，易培基致函张学良：

此次运沪之件，至多不过三千箱，档案居其大半，拟于本月三十一日起运，除密函北平军事分会暨市政府选派得力军警沿途保护及随车押运外，尚乞我公指麾若定，严令所属，特别警戒，以策万全。（《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类》第52卷第7页）

30日，易培基急电宋子文，请示故宫文物“由平汉路启运南下，到浦后是否改由商轮运沪，抑仍由火车直达？”

31日，行政院下达第四六五号密令，令故宫博物院迅速起运文物。

《四库全书》的打包与运输

如此大规模的文物搬迁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对于成立不到8年的故宫博物院来说，也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难题。

大家开会商议装箱事宜，吴瀛先生指出装箱太急，装《四库全书》的木箱有缝，裹面未包，应当重新加入油布装包，箱缝也要想办法，以防路上下雨。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先生急了，日军随时可能攻占北平，装箱不容耽搁。吴瀛说：“我知道至少今年日本是不会来的，既然不要保护这些文物，你何必搬呀！”散会后，吴瀛和李宗侗先生打一个赌，就是日本人当年會不会到北平。（吴瀛：《故宫盗宝案》，华艺出版社，2008年）后来，袁守和让手下人重新装箱，为《四库全书》加了油纸包。

除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国子监、颐和园、先农坛等处文物，也委托故宫博物院代运，一同“搭车”南迁。故宫博物院亦“派员分赴颐和园、国子监等处装箱”。“其工作紧张时，匆遽忙迫，不可名状，譬之振溺救焚不为过也。”已完成装箱的文物，垒放在故宫博物院内搭起的四个席棚内，宫墙屋角下也小山般堆起文物箱，等待着装车的一刻。

2月5日，工作人员接到命令，当天晚上将打包好的文物箱子连夜装车，就在这一天，大批的板车被推进故宫，在故宫装车，汽车不如板车方便。大家齐心协力，把文物箱子装上板车，推到太和门前，又装上汽车，只等夜幕降临。戒严开始后，满载文物的汽车驶出午门，到火车西站，装上列车。6日，第一批南迁文物共2118箱装车完毕。其中文物馆452箱，图书馆602箱，文献馆1064箱。10日，第一趟文物南迁列车终于到达南京浦口火车站。

列车徐徐驶进浦口火车站，站台上岗哨林立。众多的面孔中，吴瀛一眼认出两个人的面容，一个是张继，一个是褚民谊。

吴瀛先生从褚民谊先生口中得知，就在一天前，张继先生趁宋子文在上海，在中政会议上提出一个紧急议案，要求故宫文物分运洛阳与开封。在他看来，故宫文物存放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是国耻，必须另外择选安全的地方。与会人士没有特别的意见，议案就这样通过了。

南行的列车就这样在浦口停了下来。吴瀛被临时安顿在中央饭店住下，夜半醒来，不能入眠。南方的初春多雨，他担心下雨会淋湿火车上的文物，尤其是那部文渊阁《四库全书》。

吴瀛先生后来回忆说：“如此大的责任压在我的肩上，真出了事自己要砍自己的头呀！我迷糊地似睡非睡，似乎天已黎明，东方发白了。一骨碌爬起来，先开窗看一看天气，可不是么？有些迷蒙的细雨。”（吴瀛：《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吴瀛披衣而起，穿过雨幕，赶到军政部，借了大批油布，又赶往火车站，看到火车并没有漏雨，放心了些，然后派人去军政部领回油布，盖在火车的顶篷。

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第一批南迁文物运离北平后，北平其他文化单位也开始运筹文物迁移保护事宜。2月27日，历史博物馆将第一批文物36件运往上海，由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接收保管，存放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保管库。第二批37箱文物运出后，第三批便搭乘故宫博物院的专列，运往南京。第四批文物共35箱后来也运往南京。

北平图书馆在1912年对外开放。1917年，《永乐大典》残本和避暑山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入藏北平图书馆。1931年，在北海西侧的文津街上，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成为当时远东最先进的图书馆之一。热河抗战以后，战争阴云逼近北平，北平图书馆也做了迁移的准备。1934年4月1日，教育部密电北平图书馆：“北平图书馆承内阁清学部藏书之遗，为全国图书馆最大者，所藏宋元精本及《永乐大典》甚多，而明代实录及明人集，仍系本来面目，远非《四库全书》删改者可比，尤为重要”，特此电令北平图书馆“挑有精本南迁，以防不虞为要”。（《看历史》杂志主编：《战争拾遗》，九州出版社，2016年）

北平图书馆虽然没有安排这些古籍珍本南迁，却仍挑选了善本舆图等藏书，共装233箱，于1934年分四批运往天津大陆银行货栈，以及北平德华银行、北平华语学校秘存。

1935年，日本不断增兵，华北战云密布，北平图书馆又挑选古籍珍品共586箱，于年底分批南迁，运往上海、南京，并設立了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