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物的制作过程和最终表现结果一同承载了民族精神和审美。与非物质的文化形态形成、产生相关的物质，比如工具、材料、手工艺品和生产空间，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范畴。物的客观性和实体性决定了其生命长度和功能。文章首先揭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本质是对抗时间和空间，基于此阐释了物质载体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即物质联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和现实，使空间容纳时间的流逝感，承载着人类记忆，填补文献记录（书写行为）的缺失，可以说物质的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条件。因此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充分结合并加以研究，可以加强物质载体对于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关键词：时间;技艺;文献;活态传承

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的十大类别中，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中医药等类别，都需要以物质的形式体现价值、保存传承，物质载体的质量直接决定对于非物质性记忆和技艺的传承。这些类别的技艺，融于民众的衣食住行，是对生活的集体记忆和创造，既以有形的物滋养于目，也以无形的情和美浸润于心。材料和工艺的合力生发出具有使用功能和审美价值的器物，物质因此也充满精神性。物质是造物技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商品社会和物质生产力，使人们对物质的功用和审美习以为常;作为非物质性文化的“造物”理论，经世代文字的记载和物的呈现，发展出“物质文化”的体系。口头与非物质性的文化转瞬即逝，物质却可以长期存在，物质的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条件。

一、保护文化遗产的本质是对抗时间和空间

（一）对物质的多维度空间的猜想

物质构成三维空间的世界，物质是证明“世界”存在的首要依据。人类生活的物质空间并不能被论证为“唯一的空间”，科学家目前尚未探测到宇宙空间的边界。非物质性的意识在三维空间依赖于物质承载和传播。在哲学、宗教、科学等领域，一直存在“多维空间”的猜想，认为意识不止存在于三维的物质世界，它也许同时存在于另一个同物质世界相平行、渗透的空间。而20世纪以来物理学界关于物质多重平行空间的争论，似乎向人们展现出科学和哲学正在模糊学科边界，向统一的终极论点靠拢。

庄子在睡梦中肉身变成另一个个体（蝴蝶），体验着另外一种生存方式。他的主观意识由于脱离原本的躯体拥有了新的宿主，重新确认了新的“自我”和身份。醒来后自我意识重新回到现实中的身体。他对身处的“现实世界”是不是真实存在产生疑问，对“人以为存在的空间与另一个维度世界互为映射”作了假设。这个哲学典故体现了三千年前先哲对主客体相互交织与转换，以及对未知的空间维度的探究。21世纪美国物理学家迈克斯·泰格马克的论点与中国传统哲学不谋而合。他认为人类演化历程中，祖先对生存所必需的物理现象的认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理结构和感官直觉，使得人对于物质的常态结构和运动方式产生了思维定式。从两个角度猜想自然界的最终属性，可以辅助证明物质世界的多维度空间——一个是研究世界数学结构的物理学家的视角，另一个则是通过身处科学家描述的世界中的观测者的内部视角来审视，比如从动物的视角看到的世界是平面的[1]。

长期以来量子力学理论认为微观粒子具有奇怪的叠加态，使得它们可以同时处于两个地方。20世纪20年代后期，玻尔和海森堡在哥本哈根解释中提出，当人试图测量宏观物体的叠加态的时候，它们坍缩了，所以人在三维空间看不到叠加态。休·埃弗雷特认为叠加态作用在物的同时也作用于物的观察者，人的视网膜呈现出维度坍缩，因为人的身体本身也是量子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观察者本身也处于不同的叠加态中，视觉呈现出单一的粒子状态。进而总结出，在量子物理中一个宇宙可以分裂成并行共存的“多个世界”。牛津大学物理学家大卫·道奇和物理哲学家大卫·华莱士模拟人脑、神经等生理组织记录客观环境的变化，在埃弗雷特的理论中建立量子概率，以证明多维空间的存在。此后实验家们通过使用原子束缚和量子光学技术在包含越来越多粒子的系统中观测到了量子疊加态[2]。

（二）对意识的存在期限和存在方式的猜想

畏惧死亡是人类本能。客观世界中的物质和精神以丰富的呈现形式，给人的感官以怦然心动的美感和情感。这些零散的愉悦享受充斥着整段生命，令人不舍割弃。千万年来人类的各种宗教都致力于探索和解决生命的终极归宿问题，祈盼可以证明随着肉身在物质世界的消亡，意识可以超越生物体，在多个空间，以依附于物质或者不依赖任何物质载体的形式，无限期地存在。科学界也一直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求证当二维、三维世界物体运动规律消失，物质将全部覆灭，引力和组成世界最基本的原子核都不复存在时，意识依然可以稳定存在。

佛教站在轮回和因果的角度看待死亡，认为死亡只是生命形式的消失，而人在此世的行为与死后的归处也是互为因果，信众出于对终途的敬畏，修行教义、探求道法。道家先哲立足于“气化”的基本原理，认为生死统一于“气”，相互对立又向对方转化，相信通过提高思想认识、提升身体素养，达到与“道”合一、死而不亡的理想境界。

即使对死亡无能为力，人类依然在有限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期限中，创造出璀璨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纵观人类所有遗产，都在讲述对生的执行态度和对死亡的应对方式。而生死问题的本质，是飞速流失的时间和随着时间消亡的物理物质之间的对峙。因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使命是竭尽所能在意识依附于物质存在的这段有限的历程中，同时间赛跑，对抗时间和空间对于文化遗产的损害和终结，从而让这些依托于人的身体和思想传承的物质和精神，能传承得更久，正所谓“向死而生”。

二、物质延长精神和现实

（一）物质联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和现实

物可以分割或黏合空间、度量时间。物的存在受时间和空间制约。时间给物的生命、质感限定了期限和标准，空间让物在形貌、状态上有所屈从和迎合。

物质文化的时间性是建立于空间性基础之上的。时间和空间是存在的基本属性，是物质构成的两种重要维度。时间和空间构成了整个世界和历史。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审视物质文化和非遗，可以看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结构。

“时”是事物连续运动的历时性表现形式，“间”是对这种运动过程的分割尺度。古人发现时间在空间的变幻中体现出来，便用客观世界中物和空间位移产生的现象和感官知觉，界定时间的度量，时间是他们确认空间运动的一种方式。随后这种由空间到时间的单向度转换计量方式，升级为天象、地貌和人主客体螺旋交织的时空观念。人们视天象为主体，以自身为承受方，通过对单位空间的环境、景观在天体固定移动周期影响下的变化和差别的记录、测算，建构起衡量时间的方法和依据。《说文解字》曰：“时，四时也。”[3]太阳在天空中的固定运行路径，在大地上产生由光明到黑暗的一个周期，被确定为“一日”;以人的视角观太阳在回归黄道上的位置，将360°圆周的黄道划分为24等份，每等份15°，确定出二十四节气和春夏秋冬四时。

时间的计量方法被用于确认和计算农业生产成果。《管子》云：“时者，所以记岁也。”这是“生产性时间”。《释名》曰：“时，时期也，物之生死各应节期而止也。”古人同时用时间概念诠释生命现象和生活活动，这是“生命性时间”与“生活性时间”。如用“一盏茶”或“一炷香”的工夫等文学性词汇，对生活行为和事件进行文化性描述。

现代科学用时间来丈量空间。天文学使用“光年”这种带有时间含义的长度单位，来计量光在宇宙真空中沿直线传播一年时间的距离。

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处在空间中，空间成为它客观存在和加载信息的场域。把物的发展置于时间运动中，物质文化遗产连接了历史和现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的传承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是克服时间和空间的矛盾，冲破物理形态和文化现实桎梏的革命。

贝尔纳·斯蒂格勒基于时间造就历史的必然性，指出历史无法被所有人体验和证实，但在历史中形成的文化遗产却依然具有实际性和权威性：“此在是时间性的：它有一个过去，并在以过去为起点的超前中存在。……我的过去并不属于我，它首先是我的前辈们的过去，而我的过去则形成于我和先于我已经在此的过去这份遗产的本质关系之中。”[4]文化遗产是时间移动中的客观存在，其物质表征以及不具备物质载体的精神存在，都处在自我更新迭代和被人主观地扬弃或继承的过程中。

（二）物使空间容纳时间的流逝感

物与精神，都各有因果与来去。佛家思想的核心甚至全部内容，是探讨缘起和性空，即世间事物如何生灭以及存在的路径和方式。缘起是时间概念，性空是空间概念，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是无限的道中的一个部分，涉及因果关系与身心之辩。

时间的流动、空间的转换以及人与自身、与客观世界的相处，形成了世间一切事与物，并在人的意识中形成了记忆。佛家用“器世”来形容众生居住的空间。经量部对空间的定义为：空间仅仅是缺少以无常为特色的物质的概念。经量部和上座部都认为，“空间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5]。空间被视为“物质”的衍生物，它与物质相互映照与对应，空间的概念依托于物质的参照而存在。

斯里兰卡学者卡鲁纳达萨认为，时间起源于连续不断的色法的流迁。色法中部分刹那生灭、相续不断的存在，让人产生“时间”的感觉。故而，色法是真实的，时间仅仅是一个能指的概念，是心识作用的产物。因此，时间的差异和独特刻度，是由不同的现象或事件所决定的[6]。

我们此刻眼中看到的某件器物，都是無常色法的质体刹那间的续流，它同前一刻的物不是同一件器物，但是这件物本身不灭，此刻的物与前一个单位时间的物互为因果，此刻的物的“生”，伴随着物的质体续流的前因。已经产生的景象、声音和已经发生的事件，会转瞬消散在时间里。这些外界的事与物所指代的信息文本，得益于大脑神经中枢的信息保存能力，而能够持久留存在人的意识里，持续着对精神和肉体的影响力。记忆是人类进步的文化密码，而人的身体机能作为记忆保存的物质基础，成为人类非物质性文化的储存“场所”。

时间产生记忆，也导向死亡。旧物上体现的工艺和对人类社会的文化意义，不仅仅是挟历史为砝码和资本，以获得当代人的赞许、崇拜以及尊重，更启示今人超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在个体和集体身处的绝对束缚中，探索自身的潜力和前景，用恒动的、发展的观念对待物之上的非物质性文化，摆脱自我的局限性。柳宗悦认为，“尊重传统之意，并非重复古代……传统是有生命的……传统的发展在任何时候都要以正确、深度和完美为目标”[7]。传统，让今人保持清醒的自我审视，遵循基本的人文、伦理规则。旧有材料的维系、原始加工方式的保持以及审美的巩固体现，都成为对传续者继承传统的能力的评判标准。从历史的荣光和惨淡现实的矛盾中突围，从固有的、保守少变的、常态化的素材和范例中，萃取出普世的、稳定不变的意义，使它历经时代变迁，依然被时人视作经典，成为囿于市场和收入的困境的继承者们的现实性考核。

物质文化遗产在时间上不可逆转，且在空间内不可再生。个体生命短暂易逝，具有独特性的精神文明可以通过群体和代际的传承得以恒久留存。对于死亡终极命题的阐释，拓宽了文化向度，也使人类的精神力量持续延长。

时间对于宇宙中的一切，都拥有绝对的摧毁力量。物在时间的消磨中呈现物理性的消逝，但是人拥有的非物质性生产技艺，可以制造出更新的物。若没有非物质性文化，物不过是单位数量的物理材料。而非物质性文化的注入，赋予物的无机属性以生命能量。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文精神的巨大力量，就在于使人和物都不拘于时间的消耗和死亡的碾压。人由于精神的坚韧，而在面对比自己更强大的人和事时无所畏惧。

（三）物对记忆的保存，促进物与非物质性文化的共融

相似属性的情感和精神，由于物质材料、造物工艺的多样化以及技艺的更新迭代，足以产生审美情趣、表现风格各异的手工艺类型及作品。丰富的物产和多样的加工方式，共同构建了记忆的文化表达，促成了物质与非物质性文化在手工艺领域的完美交融和革新。

除了器物的器型、图案和文字可以传播非物质性的文化，人们还利用书写工具，记录纵向的历史旧事和正在发生的信息。文字文献帮助人们重构已经消失的物质世界，令没有视觉依据或已失传的久远的技艺按照当下人们的思维方式被复原。得益于文献的叙述，今人可以将传世文物的众多类别和特征，迅速同文献中记载的条例比对，从而推测或断定眼前的文物和文献记载的物是否如出一辙。而今人兼收并蓄、博古通今的思想，也会通过物流传下去。人通过特定的语言符号、图案信息将观念记录在物上，由物完成地域和代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承。被书写与传播的信息，其属性是记忆、文化的文本，是非物质性的存在，它们依托于不同的记录方式（如文字、篆刻、绘画等）而能够长久保存，即使记忆的口头传播者和文字记录者生命终结，这些非物质性的信息依然可以通过物质材料（如纸张、金石等）的形式保存下来。经历悠久岁月的书籍、篆刻器物、书法绘画等物品，因为具有物质实体，而被具象化、物态化并纳入物质文明的表征体系中。

需要界定的是，文字和图案作为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表现形式附加在具有物质实体的书籍、绘画作品之上，而它们同时也是人的观念和思想的载体。人的意识通过语言、文字和图案，被传输到物质载体之上。作为中间媒介的语言、文字和图案等，发挥着文化载体的作用，但它们本身并没有物质实体。书写、绘画等表现形式，同造物的技艺一样，是人的意识的外化的一项流程，它们最终被以物的形式具象化。因此，意识和物质可以互为主客体。

文献作为物质载体承载精神文化，文献的书写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可见，非物质性文化和其物质载体，拥有各自的概念界定和职能。二者在传递观念、保存记忆的过程中，也存在功能主客体的转换和属性的相互传导、渗透。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互动和共融。

（四）物填补文献记录（书写行为）缺失的时间

今人可以从传承至今的古物和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窥见古人对物的偏爱和对历史书写的重视。中国人器物收藏、文字书写的传统悠远，但由于信息、交通的相对闭塞，甚至拥有的权力和财力的不足，特定历史时期的个体和群体获得文化信息和资料的方式极为有限——或是利用政商资源大力搜集文本和物证并汇编，或是依靠民间少数个体的绵薄之力进行收藏。由于不具备影像、声音等记录技术，人们只能“望器而得”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沟通心得体会，对文化体系的观察和研究难窥全豹，也难以将各个时代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文化遗存的源流、各个地域的不同风格，逐一、尽全地收集和采编。历朝历代的文献记录，在尽量还原历史事件和文化空间时，都难免囿于纵、横向材料不够翔实全面，从而对研究对象有所疏误。例如，明代天启年间的杨明为《髹饰录》作序：“漆之为用也，始于竹书简。”[8]而现当代考古学证明中国的大漆工艺和漆器使用，最早始于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物修正了前人因科学技术和史料的局限性而做出的错误判断和结论。而交通运输、信息传播的便捷，都为今人的文献研究和文物收藏提供了便利，人们得以从更全息、更多维的视角饱览史料和物证，将历史更加丰满、直观地呈现出来。以物证史，物补全了文献资料“遗失”的时间段中的“生命”和经历。

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相对粗放保守的年代，人们通过搜集、保存、整理实物和口头资料，对于“真相”的记录和研究，只能做到相对真实和客观。而本来就只能靠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性的技艺和文化，在语言和身体的信息传授和接收中，会继续偏离原生情境，产生新的实践风格、效果和观念，从而形成同一门技艺的不同流派。受限于科学、生产技术，物质与非物质性文化在还原、复制过程中精准度低下，但是同时也长期维护着创作和传承群体的原始、自由的气质。一代代传承者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追求技艺的纯熟、圆融和突破，不断诱发出古典艺术的粗拙、朴实之美。

同一种艺术形式，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传承派别。同时，这项技艺在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传承人群中，也分化出不同的解读和表现规则，没有绝对权威、唯一、固定的法则。时间的流逝造就技艺的流变性，历史中的传统技艺的鉴赏和实施规则，同现今的人们传承和掌握的法度之间存在着差异。

物与文献资料相互补充和启发，有助于人们爬梳器物和技艺的完整的发展过程。器物是被制造时期的形态和技术的证明。假定某个特定时期的器物和文献，代表了当时的造物技艺和形态样貌的最高标准，那么，从制器的时间点到“现在”之间的这段时间内，该项制器技艺在持续传承，而器物的制造技艺的活态传承、形态演变过程处于实物和文献记录的空白状态。可见，时间造成物、文献和技艺三者的缺位和互补关系——保存至今的器物为今人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物和技艺提供信息基础，但它记录的只有形态和技艺“过去”的情况;活态传承至今的技艺及技艺生产的最终结果（物质载体），又难以说明若干年前的工艺流程和器物状貌。因此，将特定历史时期的实物和文献，同现在活态传承的器物生产技艺以及流传至今的器物载体作对照，可以反向推测并验证“过去”的造物规则和器物形貌，还原从“过去”到“现在”生产方法的传播、嬗变过程。

生命生灭于须臾之间，随着肉身的消散，精神也归于沉寂，而比人生命久长的物，是人的曾经存在的痕迹和证明。物的客观性和实体性决定了其生命长度和功能。“过去”的物和“现在”活态传承的造物技艺，在时间和空间上建立了紧密联系。充分发挥物的属性和作用，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局限性，既站在更高的视角纵览全局，又穿透物的身世，将一项文化技艺的发展历史和完整体系尽收眼底，提高文化遗产的可研究度和可利用度。

参考文献：

[1][2]蒂格馬克.多重世界中的多重生活[J].谢懿，译.世界科学，2008（3）：21-23.

[3]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影印版.北京：中华书局，1963：137.

[4]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6-7.

[5][6]卡鲁纳达萨，净因.物质存在的佛教观[J].法音，1991（11）：30，29.

[7]柳宗悦.日本民艺纪行：探索隽永的手作器物之美[M].张鲁，徐艺乙，译.新北：远足文化，2019：196.

[8]王世襄.髹饰录解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9.

作者简介：

张雯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