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茜，中国作协会员。从事散文随笔写作，在《上海文学》《天涯》《鸭绿江》《文学报》《作品》《湖南文学》《雨花》《四川文学》《山东文学》《安徽文学》《西部》《朔方》《星火》《南方文学》《黄河文学》等国内诸多文学刊物发表大量长篇读书文化随笔及散文，多次入选《散文选刊》《中国年度最佳散文》《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等选刊和选本。出版散文集《折叠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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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错过萨曼塔·施维伯林。买了她的小说后，随手放在车上，待到想看时，遍寻无着，颇为恼恨，疑与此书无缘。几天后，去银行办事，恍惚想起曾带着书去银行取钱，问了下大堂经理，他笑问，是那本鸟书吧？没错，最初吸引我的正是小说名——《吃鸟的女孩》，那种怪诞而陌生的视觉震撼，很拉美。稍微形而上的理由是，拉美作家对我的诱惑力，犹如塞壬之声。腰封荐语也合我胃口，是大爱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萨曼塔·施维伯林是西班牙语文学最有希望的新生力量之一。她会有远大前程，对此我毫不怀疑。”嗯，对略萨的话，我亦毫不怀疑。

在拉美这条被切开的血管里，我个人阅读手册上的每个拉美作家都是造血干细胞，他们自己创造自己未来的读者群体，而不是取悦现有的读者，他们从血液中提取自己需要的红细胞，用自己的方式培养下一个细胞，直至打造成一个完整独特的个体。他们醒着做梦，跳着写作，大脑永不安分，即便是题目也常是踢踏舞式的热烈多变。略萨《绿房子》《坏女孩的恶作剧》，科塔萨尔《跳房子》《有人在周围走动》，博尔赫斯《环形废墟》《另一个，同一个》，马尔克斯《第三次辞世》《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蜂拥无尽。尤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正读的一本拉美经典《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作者，被称为“拉美之声”的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单是浏览一下他的“绳子文学”（一种在街边小摊上出售的印有小说、诗歌、歌曲等内容的便宜小册子，因被固定在一条条绳子上出售而得名）《行走的话语》的目录，便足以让畏首缩脚的我辈瞠目：《爱吃妻子的蜥蜴》《小儿从母爱及其他险境里逃生》《想要生孩子的男人》《天生淫魔，他的成就和令人惊骇的结局》《世间之狗的奇遇启示录》《在高空爱上一颗星又被她抛弃的男人》《游弋在河里和夜空的女孩》……而其短小至一两字的题目长的是另一副让你咋舌的模样。这对自小饕餮孔圣人名言，七十乃敢从心所欲还要加一个“不逾矩”后缀的作家们来说，当是一个“逾矩”的小启示。

《吃鸟的女孩》共十四篇小说，都很短，题目也短，诸如《荒原上》《蝴蝶》《地下》《掘洞人》《伊尔曼》《储存》等，《吃鸟的女孩》应是萨曼塔小说题目中最具拉美血统的一个了。当年读爱丽丝·门罗的《逃离》时，因正在写一篇关于小说标题的随笔而刻意留意过《逃离》的题目，八篇小说题目都是单调而决绝的双字结构——《逃离》《机缘》《不久》《沉寂》《激情》《罪债》《播弄》《法力》;克莱尔·吉根的小说题目同样干脆利落——《南极》《姐妹》《礼物》《烧伤》《护照汤》《跳舞课》……有趣的是，在约定思维定势里，男人来自火星，被归于直线思维;女人来自金星，被归于扇形思维。而在作家群体里，在拟题方式上，似乎正好相反，女作家偏于链式因果思维，而男作家（尤其是拉美男作家）偏于跳跃式发散思维。《吃鸟的女孩》整本书才一百一十五页。在国内，你很难看到这么薄的小说集，作家和出版社都不会如此任性。我有一本卡彭铁尔的小说《追击》，还有一本博尔赫斯的《巴比伦的抽签游戏》，都只有一个布兜大小，出门随手揣在兜里，坐火车赶飞机，随拿随放，真是方便。

坦白说，我讨厌书籍腰封。公认的腰封发源地是日本，难道是和服的腰带给了书籍设计者最初的灵感？不可考。趋势是，几乎无书不腰。腰封的装饰作用渐渐弱化，最终变成了书的嘴巴，几欲将书的卖点“一腰打尽”，宣传营销语越来越惊人，喧宾夺主的姿态使其由腰封迅速变性为“妖风”。我买过一版腰封肥硕的《岛上书店》，触目即是“现象级全球畅销书”“三十国读者含泪推荐”之类向壁虚造的句子。腰封上不可考据之夸张语有时会让一本好书遭到反噬。乔纳森·弗兰岑所著的《自由》本无需多炫，腰封宣传语却明显用力过猛，“那种濒临灭绝的真正好看又伟大的小说”“世纪小说”“年度选书NO.1”“奥巴马总统急不可待抢先阅读，赞叹‘太惊人了”，直让人胃酸上涌。也有热衷名家推荐（名家可是双刃剑，肯定有如我之徒，见到厌恶的名家，会恨屋及乌），有名家极其热衷抢做“腰封帝”，“腰封小王子”终成了油腻的贬义词，遍身污秽。我曾见过一版《山楂树之恋》，腰封上推荐人阵容强大，作家、导演、主持人、影视明星、企业家共二十个名字挨挤在一起，还有一本叫《甲骨碎》的书，腰封上的试读团列至三十位，歇斯底里，令人掩面。对读者而言，横亘的腰封就像正装上的蕾丝，浮夸、招摇、累赘、鸡肋，尤为可怕的是，有些腰封质量差，像提不上的裤子，阅读时一个劲往下掉，严重影响阅读快感，对我这样的处女座来说，无疑是一种惩罚。古人云，敬惜字纸。奈何腰封不惜字纸，弃之不舍，不弃烦心。纠结几次后，终有了办法，每次拆开新书，一剪刀下去，腰封变成书签，世界忽然便安静了，书面即刻干净清爽了。没有腰封会如何？那些为了吊读者胃口却往往让读者倒了胃口的浮词虚语怕是会转移到封面上吧，天哪，想想都会疯掉。

《吃鸟的女孩》封面利索，几无他缀（西语原版封面一言难尽，真的画了一只鸟笼子，囚禁着喷溅成鲜血样的鸟），卖点同样在腰封上——入选《格兰塔》“最佳青年西班牙语小说家”被加粗加黑强调，“简洁有力的文字，令人屏息的想象力，探寻日常生活中的荒诞、残酷与悲伤”，推介语看起来不蔓不枝。略萨的评语被置于最下方，字小到几不可见。出版社并没将萨曼塔所获得的所有奖项打包印在腰封上，也算是明智之举。腰封一角的萨曼塔瘦而不弱，眼神锋利，带着点睥睨不羁的傲气，仿佛在昭示天下，即便在她的同宗前辈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面前，她亦可昂首前行。

萨曼塔的眼神混合了胡安·鲁尔福的忧郁和鲁文·达里奥的深邃（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萨曼塔短篇小说《不幸的男人》曾获得胡安·鲁尔福国际短篇小说奖），有着高浓度拉美爆炸文学前辈遗风，飒帅之气不输她的阿根廷同胞博尔赫斯、科塔薩尔、塞萨尔·艾拉，我心里蓦然笃定略萨的“胡利娅姨妈”、科塔萨尔的“克拉小姐”、马尔克斯的“费尔明娜”，定然长着一张与萨曼塔高度契合的面孔。

从博尔赫斯到科塔萨尔，再到塞萨尔·艾拉、萨曼塔，阿根廷文学始终在奇异的幻想中成长，吉列尔莫·马丁内斯承袭了博尔赫斯一脉，在幻想中糅合了数学，这个数学系教授还写了一部专著叫《博尔赫斯与数学》;艾拉在令人屏息的想象力方面，自是与博尔赫斯同有奇趣，但他终归不以思辨力取胜，他的文字多半与科塔萨尔一脉同枝，关键词有二：即兴与游戏。2013年10月，萨曼塔曾在上海塞万提斯图书馆举行过《吃鸟的女孩》新书推介会，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萨曼塔提到，在阿根廷有许许多多人想成为作家，甚至比读者的数量还要多，因此，阿根廷有很多写作培训班，她自己也参加过这类培训班并从中受益。萨曼塔认为与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卡萨雷斯构成的拉普拉塔地区的魔幻现实主义相联系的多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读者不会觉得生活中有这种危险。（我脑中浮现长出猪尾巴的马孔多布恩迪亚家族或越长越大拖到地上的手），这和那些看起来奇怪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接近的幻想）是有差别的，而她从魔幻现实主义的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正是可接近的幻想。

记得网上买书时，看作品简介里充斥着“吃活鸟”“尖叫”“杀狗”“变蝴蝶”“口里吐出小孩”等惊人词语，“荒诞”两字呼之欲出，一眼瞥过，不以为然。而豆瓣的书下短评问号多多，许多人大呼，没太懂呀。很好，这才是拉美作家的吸引力。可读完开篇《荒原上》的那个午后，其实弥漫着隐隐不安与失望。在一位年轻作家的作品中，读到了他人他作的痕迹，总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萨曼塔名不副实？出版商惯常炒作？抑或略萨只是义务性鼓掌？窗外阴沉沉的，雨前的沉寂正适合跌落于回忆的陷阱，在昏黄的老铜小吊灯下，一些似曾相识的要素在我脑中打乱、交叉、重组。不育的夫妻，诡异的夜晚，陌生而突兀的拜访，交流的障碍，尴尬、隔阂，戛然的结尾，海明威的冰山、卡佛的极简、克莱尔·吉根对词语令人毛骨悚然的直觉，以及，字里行间渗透出的熟悉的文绪——压抑、焦虑、紧张、敏感、孤独、不适、恐惧……没错，卡佛的《羽毛》、门罗的《逃离》、科塔萨尔《被占的宅子》突然一股脑涌入我脑海里。卡佛笔下一次危险的社交活动被萨曼塔升级为一次恐怖的社交逃离，《羽毛》中的夫妻飞跃加勒比海和南美的大部分国土之后，在阿根廷一个无名荒原上遭遇了另一场生育袭击，丑孩子蜕化成了野兽，紧张变成了恐怖。我还看到了与《逃离》近乎雷同的背景——荒原，加拿大的荒僻小镇与阿根廷鲜有人烟的荒原恰分踞于美洲的两角，无论裹上什么样的故事内核，居于荒原上的人终是难以逃离，无论是身体还是内心。《被占的宅子》里，两兄妹住在祖传豪宅里，而宅子被无法描述的东西一点点侵占，兄妹被迫弃屋逃至街上。隐藏在房间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荒原上》和《被占的宅子》都没有答案。

我想起读《卡佛传》时，曾对雷蒙德·卡佛半生在各地写作培训机构颠簸流离的境遇唏嘘不止，即便是天才的写手，也并非天赋异禀。将庸常生活转化为奇境，将超现实因素融于现实世界而非与现实世界决然抵牾并貌似成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是科塔萨尔的拿手好戏，从这一点来说，萨曼塔、艾拉无疑是科塔萨尔的接力者。可做互文的一例是萨曼塔的《储存》和科塔萨尔的《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后者主人公常会吐出一只兔子，兔子意味着什么呢？作品、孤独、压力还是秩序的破坏者？阐释不是最重要的。而前者，女主的抑郁症因怀孕加重，最后将孩子从喉咙里轻柔地吐了出来。再往前回溯，早在十九世纪，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等作家已将神秘、幻想、恐怖等种子埋在日常创作的土壤里。我喜欢萨曼塔的《蝴蝶》，只有千字却余味无穷。一群家长在学校门口等待孩子放学，一位家长在另一位家长的怂恿下踩死了一只蝴蝶，然后，校门打开了，成百上千只色彩各异、大小各异的蝴蝶朝着等待中的家长飞扑而来，此时，想起《吃鸟的女孩》腰封上“简洁有力”几个字，这几个字本是萨曼塔评价门罗的，她认为门罗语言精准，是真正的大师，能把一个词语用到极致。她举例说，比如以关键词“音乐家”创作作品，自己会写，“某一天，我和爸爸来到一所音乐学校，那里有一名音乐家”之类，而换作门罗，她根本不必出现“音乐家”这个词就已表达了这个意思。萨曼塔的文字虽与门罗、海明威和克莱尔·吉根不能同频，但嶙峋瘦劲而不失其肉，一直在向“简洁有力”的风格靠拢，可圈可点。《蝴蝶》最妙的是结尾，一字千钧，“他不敢从他刚踩死的蝴蝶身上抬起脚，他生怕也许，在那只死去的蝴蝶的翅膀上，会看见自家女儿身上衣服的颜色。”这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变形记》早有涉及，人如何认识幻想与真实？梦幻是否也是真实的一部分？蝴蝶、孩子都只是一种现象、一种形态。小说隐喻的仍是人类最沉重的疑问，人性与生死。

在萨曼塔的《蝴蝶》中，我们可以轻易找到通往卢贡内斯的开关。在短篇小说《一只蝴蝶》里，卢贡内斯讲了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一对相爱的表兄妹被迫分离，女孩去了法国念书，男孩尽管思念女孩，但新的爱好宽释了他的心情，他喜欢上了张网捕蝶，用大头针固定在玻璃板上，完美展示它们的翅膀，很快，他不再为女孩哭泣，他忘记了女孩的话，“如果你把我忘了，我会用某种方式提醒你。”某天，他费尽心机捉到了一只总在他面前徘徊的陌生品种——蓝斑白蝴蝶，可被大头针钉了六天的白蝴蝶苦苦挣扎，鳞粉尽脱仍不肯死去，男孩失望地放了它，任它艰难地消失在风里。而在遥远的他乡，女孩陷入抑郁，寡言苍白，一天清晨，在白色的小床上没了气息，神秘的是，胸口与背部有与白蝴蝶同样的刺痕。在文学作品中，蝴蝶意象引发的效应，不胜枚举，那是另一个母题。尽管萨曼塔强调年轻一代的拉美作家大量阅读欧美作家的作品并从中汲取营养，但她同时也承认自己最初的文学启蒙来自于母国作家，尤其受拉美“文學爆炸”一代大师影响颇深。

读完接下去的几篇《我的兄弟瓦尔特》《以头撞地》《吃鸟的女孩》《愤怒如瘟疫蔓延》等，短暂困扰我的熟悉气息渐次消散，萨曼塔独有的文气扑面而来，我终于看到了只属于她的血液——新鲜、陌生、有力。

如何描述萨曼塔带给我的震撼呢？拉普拉塔河流域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有一种奇妙的辨识度，你一旦想要转述他们的故事，就会立即感到恐慌和无措。更重要的是，复述的过程即是消灭故事精华的过程。就像萨曼塔那个精妙的比喻，“将某人脚下的地毯突然抽走的可能性”，这是她对文学感兴趣的地方，而被抽走的地毯下的无形无色无味的陌生之物或许才是生活的真相和本质。这么说吧，就像我第一次看到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油画《记忆的永恒》时那种心脏被击中的感觉。在达利的海滩上，几只钟表软塌塌的，正在融化，或挂在树枝上，或耷拉在平台上，或披在莫名其妙的怪东西上，而唯一的硬表被倒扣在桌上，见不到时间，爬满蚂蚁。生活的真相大概就是那只被反扣的手表，人们害怕知晓，就像害怕被抽走脚下的地毯。在艺术家眼里，那隐藏在光滑表面背后的扭曲和变形，才是其别具匠心的思考维度，也才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也许唯有精神病人式的潜意识表述或以噩梦中的意象为观照，才能达成对现实秩序的解脱。

认真一点的读者不难发现，荒诞、暴力或恐怖并不是萨曼塔的写作预设，尽管谜语一般怪诞的意象如露珠置于弱叶上，给读者一种令人不安的美。在现实和魔幻之间，写作者如何与阅读者达成一种小心翼翼的冒险？山遥路远，身受有碍，感同亦难。在上海那场读书会上，萨曼塔看到了由《杀死一条狗》改编而成的一个短片，“竟然真的有人重现了小说的场景，在短片里杀死了一只狗！”她非常不快，说自己绝对无法喜欢这个短片，更不认同这种自以为是的误读。想必主办方压根没想到这一点。遭遇这种尴尬剧情的，萨曼塔当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想起了美洲的另一个作家塞林格，他的短篇小说《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曾被电影业巨子塞缪尔·戈德温搬上大荧幕，改名为《我愚蠢的心》，塞林格在成年人的破碎爱情和孩子的自闭世界缝隙中隐现的精美骨架被拆卸得七零八落，烂俗的三流剧情彻底伤了塞林格那颗爱慕大屏幕的心，此后，无论希区柯克、斯皮尔伯格，还是库布里克、艾利亚·卡赞，谁也无法从塞林格手里获得他小说的影视版权。

我知道，《杀死一条狗》要传递的东西其实与狗无关，就像《蝴蝶》与蝴蝶无关，《吃鳥的女孩》与鸟无关一样，萨曼塔要表达的终极目的绝不是恐怖和暴力，而是难以言状的恐惧与担忧。最恐怖的事情其实发生在故事结束后，是反注在读者身上的恐惧。萨曼塔用非常个人化、内在化的马赛克式手法做了象征性表达，而她的象征性意象像达利绘画中扭曲的手表一样，具有丰富的延展性。萨曼塔一直特别感兴趣的是幻想和生活的界限，她认为这个界限本身是极具文化的，在不同的文化中，界限会产生不同的变化，这是由教育产生的。萨曼塔认可《杀死一条狗》其中一方面象征的可能性，即政治性的解读，虽然萨曼塔的作品并不明确指涉政治。在阿根廷独裁时期、军政权时期，很多行为方式与毫无理由地棒杀一条狗、捏死一只蝴蝶十分相近，而任何人一不小心，就会成为那条被随机杀死的狗和蝴蝶。《杀死一条狗》是萨曼塔十八岁时的作品，可见，在唤醒读者想象力与讽喻现实方面，阿根廷作家一直高频在线，后继有人。

二十世纪以来，阿根廷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始终辗转在独裁统治、军人政权的泥淖里，所有人身上都溅满了泥浆。萨曼塔十几岁时，家人一直鼓励她去参加文学比赛得奖金，她为了证明自己拿不了奖就去比赛，却意外在阿根廷最重要的两个写作比赛中都得了第一名。《吃鸟的女孩》是萨曼塔的第二部小说集，收录的是她十八岁至二十二岁间的创作。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是《骚动的心》，出版于2001年，正逢阿根廷经济大崩溃，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电影系毕业的萨曼塔曾工作过的数家电影公司全部倒闭，二十三岁的萨曼塔贫困到连公交车也坐不起，靠写作维持生计并不现实，她苦学了半年编程，成为行业翘楚，才熬过那场经济危机。萨曼塔小时患过自闭症，十二岁那年甚至一整年不与别人说话（成名后的萨曼塔仍然惧怕与人沟通），校长需要她提供心理医生鉴定，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才可以继续上学。当她成为作家，少时的经历引渡了她的写作视点，写作成了她表达自己、与别人沟通的出口，也成了她给读者提供的出口，她只提供出口。

大概十四五年前，我有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女儿长到三岁时，她突然发现之前聪明劲远超同龄孩子的女儿不对劲，背熟的诗词飞快忘却，语言功能逐日衰退，及至发展到大声呼喊，她也毫无应答。辗转多地医院治疗，丝毫不见好转，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自闭症这种病。那时，流行一种“海豚疗法”，据说通过海豚发出的高频超声波可以刺激自闭症儿童的脑细胞。同事辞去了工作，带孩子去青岛治疗了两年多，无功而返。后来，有专家称，“海豚疗法”没有科学依据，自闭症几乎是不可能被治愈的。同事说，自闭症是一种精神发育障碍，学名叫孤独症谱系障碍，他们意识不到身边人的互动和存在，很少说话。病因目前尚未完全清楚，可能与遗传基因有关，但也有人认为环境因素也可能引发自闭症。瑞典专家通过数据分析，还公布了一项重大发现，说剖腹产的孩子患自闭症的可能性要比自然分娩的孩子高出三分之一。自闭症是一个尚未被全社会关注、理解的群体，缺乏社会普遍关爱。据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每45名儿童中就有1名自闭症患者，欧洲的比例是1：147，韩国的比例是1：38，而中国自闭症患者已超千万，儿童患者超两百万，迄今无完全治愈的先例，且患病率逐年上升，未被诊断发现和有自闭症倾向的则可能更多。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纳瑟夫的儿子泰瑞克一岁半被确诊为自闭症，那以后许多年，他都拒绝接受现实，四十年过去了，泰瑞克并未开口与父亲说过一句话。在尝试过另类疗法、大剂量维生素疗法、无麦饮食疗法等五花八门的干预疗法后，罗伯特才终于有了醍醐灌顶的感悟，创作了《为爱重生》一书，袒露自己从困惑、自责、痛苦到接纳、坦然的历程。

200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自2008年起，将每年四月二日定为“世界自闭症关注日”（艾略特说，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现在，我们都知道自闭症儿童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过于浪漫化和情感化的称呼在病理学框架中并不恰当）。可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是什么样子？他们能否融入社会？我搜索了下，我国第一批确诊的自闭症患者已渐入而立之年，可来自成年自闭症患者的信息并不多。近十年来，上海只有一位成功就业的自闭症患者，他是图书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志愿者，工作是，将读者归还的书刊按照颜色、数字编码分类后放回书架。如此简单的工作，对自闭症患者来说，也并不容易。萨曼塔《物品的尺寸》中塑造了一个只对颜色和玩具敏感的自闭症患者恩里克，他寄居在邻居的玩具店，将商店里的货品按色调重新摆放，最初竟使商店生意兴隆，可最终，他无法从他母亲伸出的魔爪中逃离。即便在残障保障体系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自闭症患者的就业率亦不足一成。想起几年前看过的一部讲述自闭症患者的电影《海洋天堂》，里面有句台词过耳不忘，“养老院嫌他小，孤儿院嫌他大，放精神病院孩子害怕。”

我们只有了解了萨曼塔的自闭经历，才能解码萨曼塔小说中某些人物的极端特性，才能领悟在她文本中得到更多强调的恐怖、惊悚，悬疑、暴力，不是凌空蹈虚的荒诞，而是日常的残酷，是以前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悲伤，在她眼里，恐惧、荒诞、孤独，以一种暴力对抗另一种暴力，都不过是生活常态。《我的兄弟瓦尔特》第一句便是，“我的兄弟瓦格特得了抑郁症”，他只会重复特定行为，说单调词语，他无法复述电话内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身边人视而不见，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从头到尾呆坐着，社交互动有严重的缺损。可，这真的是抑郁症么？显然不是，抛一句便可定音——“人们像对白痴那样对他说话”。亲人们表面对他无微不至，几乎所有人都需要他，实则只是以他的存在来确证自己无比幸福，他越消沉，家里人的情况就越好。我觉得译者译成“抑郁症”若不是一次看似微小的车祸翻译现场，那就是萨曼塔有意为之的写作策略。众所周知，忧郁症与自闭症异轴迥径，有本质区别。忧郁症是心境障碍，属于精神心理问题，而自闭症要严重得多，它的主要特征是社交功能迟钝以及全面的发育落后。

萨曼塔的语言富于弹性，尽管有些作品罩上了恐怖和荒诞的外衣，但卡夫卡式荒诞和拉美魔幻生成的N种解读维度实际上逼近的是必然的指向，可不管“自闭症”三个字是多么呼之欲出，萨曼塔却总能绕路而行，她固执地选择性屏蔽了这三个字，颇为耐人寻味。而在《圣诞老人上门来》和《储存》两篇中却对“抑郁症”开门见山。《圣诞老人上门来》中，出轨“我”父亲的邻居玛塞拉对“我”解释说，“你妈妈对什么事情都失去兴趣，这叫‘抑郁症”;《储存》中意外怀孕的女子，“感到抑郁更加严重了”。

在这部一共十四篇的小说集里，我发现，至少有五篇的主人公明确指向自闭症而非抑郁症，尽管自闭症和抑郁症在外在表现上会有模糊和交叉。除了上文提到的《我的兄弟瓦尔特》，《以头撞地》《吃鸟的女孩》《物品的尺寸》《伊尔曼》都以饱满的细节暗示了“自闭”二字。《以头撞地》是最具自传色彩的一篇，涉及到了萨曼塔生活的一部分。患有自闭症的天才画家，不正是另一个维度中的萨曼塔吗？自闭症患者兴趣单一、专注，因而可能在某个领域才能超常——这当然是个别现象。有写作天赋的自闭症患者极少，因自闭症最主要的病症是语言沟通障碍。比较有影响的是日本作家东田直树，他是个重度自闭症患者，很难说出完整的句子，与人沟通的方式是随身携带“小键盘”，慢慢拼凑心中所想。他的书畅销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但他仍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需要母亲的陪伴和照顾。

近两年有个非常活跃的自闭症画家，是获得过英国勋章的斯蒂芬·威尔夏，他三岁时被诊断出自闭症，焦虑与尖叫是他的常态，现年四十多岁的他，只说过有限的几句话。只有绘画能让他安静下来，也只有绘画成为他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他有惊人的“清晰记忆”和“图像记忆”能力，仅凭记忆画下了纽约、香港、东京、伦敦等八座城市的精准全景图。《以头撞地》中患自闭症的“我”同样被称为绘画天才，但“我”只画头被撞碎的画。自闭症患者是单线思维，“我”无法同时做两件事情，比如边吃边讲。“我”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当“我”试图拥有一个朋友时，坏事情发生了。“我”分不清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只要看到他们中的随便哪一个，都要揪住他们的头发，按住他们的头往地上撞，用毁灭来毁灭没有爱的世界。“我”被官司缠身，律师替“我”辩护的理由是，“我”有精神病，“我”是个疯子。如果读者不了解萨曼塔的自闭背景，不了解自闭症，很有可能将文本狭隘解读为暴力美学和种族偏见（也许已经有这样的解读）。文本的灰色质地，折射出时代的混沌，你只要与别人发出的声音不一样，便可能被粗暴对待，被判为疯子、精神病。即便那些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就的自闭症患者，仍旧是众人眼里的异类。就像“我”妈妈说的，这个世界严重缺乏爱，对敏感的人来说，如今真不是一个好时代。

《吃鸟的女孩》中有个经典对话：

“你吃鸟，萨拉。”

“是的，爸爸。”

“你吃活的鸟，萨拉。”

“是的，爸爸。”

父母离异或别的因素使女孩性情大变，只说重复简单的句子，“你好，爸爸。”“很好，爸爸。”从早到晚直挺挺坐在椅子上并保持一个姿势。行为刻板、单调、仪式化。我觉得女孩只吃活鸟不过是萨曼塔对自闭症患者的一个荒诞式夸张强调。我还注意到有个极容易被女孩遮蔽、被读者忽略的人物——女孩的父亲，文本中有多处暗示：他的表现像个白痴，恐惧应门铃（瓦尔特是恐惧接电话），无法在超市货架前站上十分钟，一直重复脑中印象深刻的词语，“她吃鸟，她吃鸟，她吃鸟。”显然，他也是一个自闭症患者，也许这正是他离婚的原因。

而自闭症極易被忽视的另一个重要缘由是他们与唐氏综合征类精神疾病患者不同，自闭症患者在外貌上与正常人无异，这加剧了他们的孤独感和脆弱感，加重了他们在努力突围后的重力回落。基于此，萨曼塔将自闭症患者还原到普通人群体中，在动态和夸大的表达中反衬他们处境的艰难。被当做恐怖悬疑故事的《伊尔曼》本质上是一个自闭症患者的突围悲剧。意外闯进酒馆的两个男人以冷漠以暴力对待在主宰一切的妻子猝死后，不会处理尸体，够不着冰箱取食物（酒吧里有不下五十把椅子）的怪异店主。没错，在闯入者眼里，店主只是怪异而已，但萨曼塔在字里行间分明留下了抛梭马迹：

“什么叫你够不着冰箱？那你平时到底是怎么招待客人的？”

“因为……”男人用那块抹布擦擦额头。这家伙真是无可救药。“平时我妻子会从冰箱取东西。”

“所以呢？”我有想揍他的冲动。

“她在地上，她摔了一跤，现在……”

“什么叫她在地上？”奥利佛打断他问。

“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男人说着耸耸肩，双手向空中乱摆一气。

……

一问一答，将急需饮食的闯入者和因孤独而发生语言变形的男人逼入冲突的语言囚笼，男人只执着于重复自己惯有的动作，听不懂别人的言外之意。闯入者认为男人是蠢货、混蛋、傻瓜，他们戏弄他，取笑他，甚至怀疑是他杀死了妻子。而害怕孤独的男人在用金钱祈求闯入者帮助而未遂时，暴力的牺牲品以暴力传递了另一种暴力。缺爱的灵魂与认知上的狭隘杂糅，使闯入者完全意识不到男人可能是自闭症患者，窗户纸虽薄，偏一直糊在闯入者和读者眼前，荒诞情节如瘟疫蔓延——临时起意的抢劫、具化为双筒猎枪的愤怒、“伊尔曼”名字开头的信、神秘的盒子、塑料奖牌……未打通的内心世界隐秘运行。

萨曼塔设置了欲擒故纵的语言陷阱，落入陷阱的是闯入者，也是读者。为了凸显自闭症患者在现实中的困境，萨曼塔有意放纵鸿沟的扩大，模糊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她牵引读者不因可视性而忽略可能性，但她不给读者提供语言和情节上的廉价信号，任由这种不稳定因素和紧张因素引发叙事进程，反使读者保持了高昂的阅读兴趣，这是萨曼塔的秘籍。“伊尔曼”到底是谁？谜底并不在文本中。

极少有萨曼塔这样对自闭症特别敏感的小说家，且高频率地将自闭症患者作为故事的主角，她努力表现来自自闭症患者内心的无助、焦虑、孤独、愤怒、悲伤，自闭症患者的一次内心震荡也许远远超过一次火山大爆发，而社会对精神类患者的隐形嫌弃根深蒂固，从这个角度说，每个人都被幽禁在自己的意识里。也许，萨曼塔用尽笔墨“矫枉过正”般描写了自闭症群体却刻意绕开“自闭症”三个字，恰是一种更加有力的张扬吧，毕竟被地毯遮住的真相以及对真相的好奇、猜测、推理和讨论更具关注度。萨曼塔的故事，的确一半写在纸上，一半写在读者的脑海里。我不怀疑她将独创阿根廷的“萨曼塔一支”，在萨曼塔奇崛的想象力表象下，固然潜滋暗藏着爱伦·坡式元素，而这些元素并非完全杜撰，它们就来自不甚安全的日常，更来自萨曼塔自身。当然，萨曼塔的想象有别于科塔萨尔的“便携式”想象，也有别于艾拉的“坎普式”想象，萨曼塔只转换对自己创作有价值的日常生活，释放潜藏在平滑无隙的声部之下的一种碎裂之响。

“我只是与众不同，并不是低人一等。”这是美国电影《自闭历程》中的一句著名台词，人物原型是自幼患有自闭症的美国动物科学家天宝·葛兰汀。艺术必须是一面镜子，能看清我们的每一张脸，而我看见萨曼塔挥舞着很细很轻的带子，描绘噼啪的响声与少许灰烬，在残疾处吻上她人间的姓名，于灰烬中涅槃成蝴蝶。不枉此生。

下

说来也巧，我阅读吉列尔莫·马丁内斯的触发点同样在书名。周末的黄昏，我从新工作的忙碌状态中偶然抬头望了一眼窗外，一束昏黄的光从老柳树疲惫的枝丫间晃了过来，原来隔街一家阳台上的夜灯亮起来了，那是一幢至少有二十年楼龄的旧楼，厨房安置在阳台，男主人正忙活着一家人的晚餐，女人倚着门套说着什么，我猜可能说到了某个趣事吧，女人自己先笑得弯下腰去。这庸常的温馨一幕猝然击中了我，令我想起诗人白朗宁的名句，“他望了她一眼，她对他回眸一笑，生命突然苏醒。”俗世的幸福无非如此吧！

收回目光，随意浏览着书架，马丁内斯的短篇小说集《令人反感的幸福》跃入眼帘，这本短篇集出版于2013年，翌年荣获首届加西亚·马尔克斯短篇小说奖。书的腰封也很简洁（那些裹脚布一般的腰封着实令人反感），列出的奖项只有这一条。封面尤为爽目，除了书名无有他缀。忘记什么时候买的这本书，可以确定的是，书名肯定是买书的响亮理由。瞧！拉美作家就是有这种能力，单单靠书名就可成功俘获你。众所周知的《百年孤独》《跳房子》《小径分叉的花园》《七个疯子》《燃烧的原野》《酒吧长谈》《假面具的日子》《万火归一》《幽灵之家》《花游戏》《2666》等拉美文学爆炸时期涌现的一大批著作在书名上的焕然夺目早已有目共睹。当然，拉美“后浪”作家们不仅在书名上颇有拉美前辈遗风，在叙事艺术上也是苦心孤诣，另辟蹊径。

同为阿根廷新生代作家的代表，吉列尔莫·马丁内斯与萨曼塔·施维伯林一样，从小受到的是多栖文学启蒙，毕竟阿根廷是拉美大陆上最像欧洲的国家，90%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97%是西班牙、意大利后裔。阿根廷人的祖先十六世纪从欧洲远渡而来，定居于拉普拉塔河流域，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期，更多人移居于此，他们大多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这些“舶来人口”与北方安第斯山脉的印加人后裔交融于这块辽阔又陌生的南美大陆，这不免导致了阿根廷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焦虑和认同障碍，对此，博尔赫斯曾风趣地调侃道，“阿根廷人是说西班牙语的意大利人，并自以为是住在巴黎的英国人。

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一定要去那家叫“跳房子”的青旅住上一周，品浓郁苦涩的马黛茶，吃世界上最好吃的牛肉，喝地道的马尔贝克葡萄酒，去圣塔菲大街1860号，参观一下全球最美、拉美最大的书店——“雅典人书店”，或在街头报刊亭买一本原版科塔萨尔的《跳房子》，读不懂西语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脑海里，我不愿意将布宜诺斯艾利斯想象成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所定义的“虚空之城”，它并不应只有对欧洲不够彻底的模仿，也应不缺乏文明的气息。毕竟，被称为“阅读王国”的阿根廷，有“世界人均书店最多的城市”之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对痴迷拉美文学的我来说，有着非一般的诱惑力。

萨曼塔长居德国柏林，也驻留过上海;马丁内斯曾留学牛津大学，也曾到访中国，对中国文化相当着迷，他們的小说虽然既继承了拉美本土血统，又追随了阿根廷文学中的欧洲血统（尤其受到法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但两人的小说与他们的母国前辈一样，语言精练，都充满了实验的性质，两人披荆斩棘，各自开拓出一条极富个人色彩的写作道路。马丁内斯最喜欢读的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书。马丁内斯认为写作不是独立的事情，阅读和写作不可分割。随着阅读视野和写作视野的开阔，读者们会呼吸到来自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清新气息，领略南美魔幻大陆上滋长出的新鲜之花。

如同萨曼塔《荒原上》《储存》等初始作品烙有的鲜明的科塔萨尔印记，马丁内斯的一些早期小说里免不了影影绰绰着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的影子（有评论者称马丁内斯为博尔赫斯的接班人，未免论之过大，操之过急），格局上与博尔赫斯一脉相承的莫过于《牛津迷案》。从某种不拘小节的角度看，《牛津迷案》几乎可以看做是博尔赫斯《死亡与指南针》的放大变形版。而《死亡与指南针》与我们熟知的《小径分叉的花园》大体同质，均是在时间与空间上布阵设局。在《死亡与指南针》中，三件谋杀案现场留下的暗示文字吻合于一个四个字母的名字，并且，案发时间对称——12月3日、1月3日、2月3日;空间也对称——案发地是“一个神秘的等边三角形的精确顶点”。大侦探伦罗特擅长推理和冒险，他“不是通过把握凶手没有抹除的踪迹，而是通过把踪迹的缺席视为踪迹本身”（齐泽克语）来诱捕凶手，伦罗特在等边三角形之外加上缺席的一点，组成一个完全的菱形，找出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第四起案件的时间地点。意欲复仇的谎言制造者夏拉赫将计就计，设迷宫诱杀了伦罗特，“我发誓在那个害我弟弟蹲大牢的人周围筑一个迷宫。我筑起了迷宫，万无一失：建筑材料是一个被谋杀的异教学者、一个指南针、十八世纪的一个教派、一个希腊字、一把匕首、一家油漆厂的菱形图案”，但凶手在推理与反推理的较量中获胜后，却并不愉快，相反，他自己陷入了一个更大的迷宫，脸上呈现的是一种疲惫的胜利、厌恶和悲哀。博尔赫斯设迷的宗旨自然不止于探案本身的趣味，我们或可认为是对因果和经验主义的嘲讽，或可认为博尔赫斯耽于享受复杂的思考且乐此不倦;或可从哲学的角度解析世界的荒谬以及无限与偶然、时间与自我的关系……

博尔赫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之作，打破了传统侦探小说的套路，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读者的思维弹性，这种被另类解构的披着侦探外衣的智慧型小说，强硬植入了数学、物理学、逻辑学、哲学、宗教等诸多知识点，无疑鼓舞和激励了后学者跃跃欲试。亲爱的读者啊，我不知道你在读《死亡与指南针》时，是否如我一样，蓦然想起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美军军官斯洛索普每次的性虐地点必将成为德军火箭袭击的落点。在悬念的抛出方式上，你是否觉得似曾相识？只是，托马斯·品钦貌似故意绕开了博尔赫斯的高宅大院，也不在显性的迷宫和镜子的元素上饶费笔墨，而是将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发的前人哲学猜想“热寂说”引入小说，以达到隐喻和揭露的目的。

言归马丁内斯。博尔赫斯小说“将错就错，让你认为你的猜测是对的”的反推理逻辑被马丁内斯妙移在《牛津迷案》中，《牛津迷案》的叙述陷阱设置与《死亡与指南针》同样精彩老到。小说主角也是一个推理达人，痴迷数学逻辑固执己见，只不过身份由警探伦罗特换成了数学系留学生;草蛇灰线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起始变成“序列的第一个”起始;障碍因素由宗教信仰变成了数理逻辑;《死亡与指南针》中第一个死者死于误杀，正如警察局长判断的那样，与伦罗特所关注的犹太人迷信历史、哈西定教派史或神的名字没什么关联。《牛津迷案》中，只有第一个案件是真实的谋杀案，凶手也昭然若揭，而附加的扑朔迷离故弄玄虚，一则与马丁内斯数学教授的身份有关，他在“加场戏”里得心应手地融入了费马大定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对称性序列、谷山志村定理等等数学元素，二则马丁内斯通过迷案外溢出的思考很多——解析蝴蝶效应与偶然率，试图拨开生存状态的迷雾，对认识固有缺陷的反思，数理逻辑非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促成了罪恶也掩盖了罪恶，人性的复杂和灰暗并不藏在真相里而是藏在你手握真相时的所作所为里……在形而上的探讨上，马丁内斯与博尔赫斯殊途同归。不同的是，马丁内斯运用他娴熟的数学知识和分析能力将故事与现实有机弥合，呈现了颇为新鲜的效果。尽管如此，对于非游戏的现实而言，博尔赫斯和马丁内斯披着侦探外衣的小说归根结底更接近一种思维游戏，而思维游戏免不了有炫技之嫌，虽然炫技本身无可厚非。

科塔萨尔源于现实自身的荒诞，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挪用、拓延、变形，无疑深深影响了萨曼塔和马丁内斯等新一代拉美作家。在《令人反感的幸福》中能轻易读到科塔萨尔痕迹的莫过于《一个养鱼者的肖像》。二者的相似点在叙述方式。读过科塔萨尔《克拉小姐》的读者想必还记忆犹新，小说共有四个叙事视角，分别是保罗、克拉、母亲和马尔西亚，四个视角全部用第一人称。《养鱼者的肖像》从养鱼者的母亲、养鱼人的兄弟、养鱼人的老师、养鱼人的妻子、养鱼人的儿子等五个叙事视角来刻画养鱼者的形象，且第一人称无缝对接。叙事者的无痕切换，使三维的时空包容更广阔的故事内涵，呈现出一种拉美作家自带的非常自觉的“拉美意识”。遥遥致敬科塔萨尔的小说当然不止这一篇，指向性比较明显的还有《理发师会来的》《救命》《上帝的阴沟》《皮普金教授無法战胜的羞怯》等。《皮普金教授无法战胜的羞怯》里的皮普金教授在理发店翻看旧杂志时，恐怖地发现给他指路的姑娘竟然是杂志上一桩骇人舞厅失火案的被害者，而杂志上“剃刀割喉”几个大号字体，让正处于理发师剃刀之下的教授魂飞魄散。脸上贴着创可贴的年轻人，说着诡异言语的理发师，看似真实的场景指向一种不真实的氛围。这篇与科塔萨尔的《德莉亚，来电话了》《越长越大的手》《从夜间归来》等诸多作品一样，意在反射一种日常中的反常，呈现出一点点卡夫卡式荒诞的意味，同时又发扬了一点点爱伦·坡的恐怖悬疑特色。只是，科塔萨尔擅长描写梦境与现实的纠缠不清，更具有游戏性。马丁内斯将梦境与现实、现实与荒诞的界限刻意模糊化，摒弃了传统荒诞派符号，嫁接了崭新的意象。当写实的描写遭遇超现实的画面，一种现代生活的粘滞感和晦涩感跃然纸上，反证和表现出现代人日常生活的错乱和精神生活的虚空。

从影响力和作品数量来说，马丁内斯不输萨曼塔。马丁内斯的第一部作品《大地狱》出版于1989年，此书让他在文坛崭露头角，被评论为最具潜力的阿根廷当代作家，2003年出版《牛津迷案》后，马丁内斯即获得当年度西语文坛大奖——阿根廷行星文学奖。 2007年，马丁内斯推出长篇小说《露西亚娜·B的缓慢死亡》，该小说被翻译成二十种文字，并入选当年西班牙年度十大好书。2009年，同名短篇《大地狱》的英译文在美国《纽约客》刊登，他成为继博尔赫斯后第二位登上此杂志的阿根廷作家，赢得广泛的国际声誉。此外，马丁内斯还著有专著《博尔赫斯与数学》以及《象棋少年》《大地狱》《令人反感的幸福》等多部小说。相比之下，马丁内斯显然成为继博尔赫斯、科塔萨尔之后，阿根廷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作家，也是阿根廷新生代作家中最独特的一个。

如果马丁内斯飞翼之旅的踪迹仅停留于浓郁的博尔赫斯风味和若有若无的科塔萨尔遗风，那读者对他飞翔高度的期待必然大打折扣。马丁内斯对国内出版社给他贴上的“推理小说家”“数学家文学家”标签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就像标签下的戏子。在阿根廷，这种借侦探小说之形表达胸中块垒的小说样式已初具样貌。先锋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的小说《艾达之路》里的凶手便是融入了个人经历的数学家，揭示的亦是故事背后的严肃主题。在马丁内斯看来，《牛津迷案》只是随便写着玩的，成了世界畅销小说不过是无心插柳。马丁内斯不断在公开场合强调，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推理小说家，他写过很多类型作品;他也不喜欢被框在数学家的身份下。与阿根廷前辈作家不同，马丁内斯数学教授的身份常会出现在文本中，《牛津迷案》《补考》《一次极难的考试》《一只死猫》《〈易经〉与纸男人》等作品的主角都是数学系教授，就像萨曼塔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自闭症患者形象。但这不应是给作家贴标签的理由。海明威在他的小说里写了很多关于钓鱼和打猎的故事，也没有人说他是渔夫、猎人作家，况且，马丁内斯有一些小说与数学没有关系。马丁内斯人生中所写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少年与鬼怪对弈之事，象棋的题材出现在马丁内斯早期的很多故事中，他28岁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象棋少年》是明显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哲思小说，据说是马丁内斯迄今最为心爱的作品。这些“象棋故事”中，无不带有少年马丁内斯的影子，因为马丁内斯从12岁到16岁一直在学习象棋。马丁内斯一直在逃离强加于他的各种文学标签，他认为推理小说可以引起读者思考，这是一种优势。但他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于一个传统作家，他喜欢在小说中隐藏一些阴谋和意想不到的结尾。被认为是推理小说的《露西亚娜·B的缓慢死亡》也颠覆了一个死亡案件几个嫌疑犯这样的传统推理小说的结构，我们不妨把它看做是一种不适合被定义的交叉型文学样式。马丁内斯自言参照了日本小说的一种结构，即一个人死亡有四个版本来解释。马丁内斯所说的日本小说，应该是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后被改编成电影《罗生门》），《竹林中》看似悬疑小说，但不以释疑为终途，换言之，凶手是谁都能自圆其说，作者想要表达的是文本之外形而上的东西——人生的常态是绝望的，人性是利己的，真理是不可知的，且总是被歪曲的……

“对于用文字说话的作家来说，标签无法污蔑您！”有作家对马丁内斯说。利用了数学元素的《牛津迷案》《象棋少年》《露西亚娜·B的缓慢死亡》里还杂糅了神秘主义倾向。神秘主义是马丁内斯感兴趣的主题之一，“在我的作品中，经常会把小说中故事和过去的传说联系在一起。在《露西亚娜·B的缓慢死亡》与典故之间的渊源追溯到圣经，一方面是传统的复仇方式以牙还牙;另外就是圣经里人类历史上第一宗谋杀事件，也是人类第一个侦探故事。该隐谋杀了兄弟亚伯，上帝惩罚该隐漂泊，但对该隐做了个记号，允诺他说，有这个记号人们就知道你是在我的保护之下的，不会有人敢伤害你，否则那个人将会受到七倍惩罚。这就是《露西亚娜·B的缓慢死亡》的主题，一次伤害可能会遭到七倍的复仇。”马丁内斯如此阐释作品中的神秘主义。《令人反感的幸福中》中的一些短篇，比如《〈易经〉与纸男人》中提到的为于大君之武人、左次之师、贞女、老妇、文王、牧羊、厥宗噬肤、泣血涟如等，多是《易经》中的爻辞和术语，也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马丁内斯研读过大量中国传统典籍，但即便对中国人来说也并不易懂的《易经》被马丁内斯蜻蜓点水般嫁接到小说中，多少还是因水土不服而显得牵强附会、浮皮潦草，文本中对秘术、星象、塔罗奥义等亦有不求甚解的旁涉。小说结尾另起悬念，谜底却永远留在《易经》那秘而不宣的爻辞中：“他听见硬币撞在大理石上的声音。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决定六爻的六次投掷。他不可避免地抬起头，恐惧地看见那只手将那本永无失误的书翻到了其中一页。”

在拉美作家那里，中国是个遥远而高深莫测的国度，中国文化则充满了神秘感，不乏怪力乱神，就如同广袤的拉美大陆对我们释放的那份幽玄神奇。而阿根廷是世界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教地理的旧同事对我说，拿个地球仪，你会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好位于北京的对跖点（地球同一直径的两个端点），也就是说从北京垂直打个洞，打穿了从地球另一边出来，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怀着茂盛的好奇心，巴勃罗·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拉美作家均到访过中国。前阵子读尼加拉瓜作家鲁文·达里奥，读到他写的《中国皇后之死》《伦敦白教堂中国展览》《中国烹调艺术》等有关古老中国的小说，颇惊讶于他对中国的想象。而在中国元素的运用上，恐怕无人能出博尔赫斯之右，他的《漆手杖》一诗里多次提及庄周梦蝶、长城等中国元素，博尔赫斯对在纽约唐人街买到的一支黑漆手杖爱不释手，想要拄着它到中国旅行，并写道：“我们之间有着某种关联。世界需要这种关联，这并非是不可能的。”是的，这种关联不仅仅是可能的。《小径分叉的花园》里，主人公便是中国人余准，而余准的曾祖是云南总督，一心想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汉学家艾伯特居住的地方是典型的中式花园，凉亭里传来的是中国音乐，艾伯特出来开门提的灯笼是中式月白色鼓形灯笼，房间里的陈设也处处投射着中国文化——《永乐大典》的佚卷手抄本、青铜凤凰、红瓷花瓶……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颇有研究，除了研读《中国文学史》《道德经》《庄子》《易經》等，他还阅读了《聊斋志异》《红楼梦》《水浒传》等大量中国小说。据统计，博尔赫斯作品中涉及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相关描写多达三十七处。尽管博尔赫斯对遥远的东方、古老的中国无限神往，但其一生没到过中国，没爬过他晚年失明后还惦记的长城。

博尔赫斯间接吸收的二手中式哲学与中国文化，看起来与其文本和自身智慧融合得不算天衣无缝，在中国读者眼中，终究有一丝拉美女子着旗袍的疏离感，但确实对中国文化在拉美的传播起到了不容忽略的积极作用，博尔赫斯对中国的热爱也影响了马丁内斯等阿根廷后辈作家，只不过在马丁内斯的视域里，中国是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阿根廷一样，饱受磨难和摧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奇怪就不奇怪在（奇怪就奇怪在），马丁内斯阅读的是中国近代史和《毛泽东传》，他没有读过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就像我们，一想到阿根廷，眼前浮现的或是戴着贝雷帽、叼着雪茄、长发邃眼的孤独朝圣者切·格瓦拉，或是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文学巨匠，或是足球、探戈、马黛茶。其实，我们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阿根廷，即便我们穿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即便我们热爱马拉多纳和梅西。这就不难理解马丁内斯甫一踏上中国领土，便被上海的繁华和现代所惊呆的匪夷之举，以及，在他的小说中，《易经》与起源于西汉京房纳甲体系的六爻占卜法为何会成为主人公眼中的“神奇之书”与“神奇之术”，甚至最终被当成了精神救赎的信仰，尽管男主在他的统计课上以冷漠而讽刺的语调，以偶然性、概率、大数定律将秘术、星象等逐一击溃。

虽然我是学中文的，但对《推背图》《子平真诠》《穷通宝签》《滴天髓》《三命通会》《奇门遁甲》这类玄学幻术之书敬而远之。数理逻辑类的推理在我看来，也如荆棘载途。初为人师时，假期去外省游玩，一次爬山途中，歇在一座半山亭中，有一中年道士携纸板踱到我面前，慢悠悠说，我在纸板上写一个数字，是你的农历出生月份，若写对，请让我为你算一卦。未及我做出反应，道士迅速在纸板上写出数字“七”，我吃了一惊，不敢看道士的眼睛，极怕他说出别的来，丢下十块钱，落荒而逃。无独有偶，前一阵在江西参加一个期刊联盟会，开会间隙，坐在身旁的一名不相熟的编辑邀请大家玩猜数游戏，只要你报出自己身份证的后八位数字，且随意隐藏其中两个数，他都可以轻易猜出那两个隐藏数字。屡试不爽，令我目瞪口呆。问他，却回，数导推算罢了，简单得很。简单？在我看来，简直神秘极了。

马丁内斯《一只死猫》中的神秘元素仍然来自中国，有关“邪眼”。公寓中养猫的老妇人在扰民的猫被杀死后，用蜥蜴般的冰冷视线盯着男主，男主联想起他某次读到，有个中国教派相信眼神的耗损力，叫寺僧们像观测员一般靠在窗前，长时间地盯着他们的敌手。以魔眼杀人的异能，并非只是一种在中国流传极广的古老信念，邪恶的眼睛是一种普遍的民间概念和文化符号，这种对眼睛的崇拜和信仰或许起源于史前时期，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复杂的信仰体系之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关于邪眼的咒语、埃及的荷鲁斯之眼、土耳其的邪眼、伊斯兰教中的邪恶之眼、古纳格尔王国的眼庙遗迹等，均为佐证。在西班牙语文学传统中，“邪眼”一说亦有迹可循。《百年孤独》的译者范晔在《诗人的迟缓》一书中，详述过这种“恶目”。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孤女丽贝卡被送至布恩迪亚家时，右手腕上系着件饰物，是一颗配上铜托的食肉动物的犬牙，用来当作抵御“邪眼”的护身符。据说拥有“邪眼”的生物用目光便可导致伤害、疾病或死亡。范晔考证出西语传统中的“邪眼”与蛇怪意象有关（有人考证美索不达米亚的邪眼与宝石和龙蛇有关，希腊神话中美杜莎的魔眼便是例证），最早可追溯到一千五百年前塞维利亚圣伊西多尔《词源》。范晔列举了不少西语民歌中“眼睛杀人”的例子。《一只死猫》中的老妇便是拥有“邪眼”的人，她躲在窗帘旁，一连数小时盯着男主的孕妻，目光如毒矢，直插她的腹部，令她无法躲避、难以忍受。男主下班后，也会立即被老妇的恶目咬住，让他如芒在背。据说抵御“邪眼”的有效方式是佩戴眼状物、镜子或其他闪光物体为护身符来反射杀戮的目光。一说可通过火焰来破除巫术。在古代近东文化中，青金石被普遍用作对抗邪眼的辟邪物，而在现代，镶嵌着玻璃制品的眼状物依旧是近东流行的护身符。夫妻二人不懂得佩戴护身符，无法躲避老妇游走的邪毒，也就无法抵御全部的厄运。婴儿终于生下来了，果然是“邪眼”的牺牲品，全身透明，器官发育不全，哭个不停，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婴儿的哭声与被杀死的猫的尖叫无异。最终，妻子用刀让老妇永远闭上了眼睛，如同有人让猫永远闭上了嘴。小说中的男主是个很可疑的叙述者，让我想起雷蒙德·卡佛小说《大教堂》《家门口有这么多水》《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等小说中运用过的不可靠叙述。《一只死猫》中的杀猫人也许是男主，也许不是。尽管他否认杀猫，但文本中有很多细节铺垫，证明他是个不可靠叙述者——他有梦游症，且梦游时自语要去杀猫;死猫颈上箍着的那条银色缆线与他安装灯具用的是同一种。既然他是个不可靠叙述者，那么他想起自己读过中国某个教派“邪眼杀人”一事很可能只是出于自己的想象或记忆的张冠李戴。当然，加入中国元素更可能是马丁内斯有意为之。巴尔加斯·略萨在《博尔赫斯的虚构》中论述道：“异国情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追求，事情总是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因为远距离可以使得时间和空间更加美妙。”作为遥远而模糊的异域，中国的神秘形象大约已深入拉美作家之心并固话为神秘元素之一。

《帽力的快乐与惊吓》《被害者》《疲惫的眼》《上帝的阴沟》《救命》等或多或少也笼罩着神秘主义的面纱，留白和开放式结尾以及模糊化处理更使得文本弥漫着层层浓雾，读者需要与作者匹配的阅读智慧才能拨开迷雾，捕捉到这类知识型文本的一鳞半爪。不仅如此，当神秘与恐怖、怪诞结合在一起，马丁内斯的个人风格便凸显出来。文本应该提供给读者真正的新鲜感，而不是用一个所谓新故事重蹈覆辙。萨曼塔、马丁内斯等新生代拉美作家的作品，继承了拉美前辈对小说写作可能性的持续探索，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更多想象和更多表达，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国内读者对拉美小说等同于“魔幻”的刻板印象。《大地狱》聚焦的是“失踪者”主题。阿根廷军政府时期，大搞国家恐怖主义，按法新社的说法，阿根廷军政府当年启动所谓“国家重组程序”，大约三万名持不同政见者遭到绑架、拷打或谋杀。很多人莫名失踪，尸骨无存。而恐怖案制造者们在阿根廷民主化之后，大多得到赦免，可梦魇永久留在阿根廷人的记忆里。我们在阿根廷当代作家玛丽安娜·恩里克斯《火中遗物》、里卡多·皮格利亚《人工呼吸》等作品中或可窥见这些失踪者的残骸。

我喜欢《令人反感的故事》中那些短小而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们面貌各异，风格不一，传统现实主义、荒诞、魔幻、哥特、意识流、黑色幽默均有踪迹，有的文本中融合了多种不同风格。《护犊之母》不愧为压轴之作。虚虚实实之中将熟悉的日常生活陌生化，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营造一种意识流式的主观感受。用词似乎刻意远离荒诞和恐怖，但恐怖和诡异的气息如天罗地网。相比于制造荒诞和恐怖，文本中的荒诞和恐怖元素更像是不请自来，猝不及防又理所应当，塞满一个又一个日常生活的缝隙。命运的诡谲无常、情感的起伏流动，对自我的包裹、伪装，某种程度上潜藏着人们的潜意识，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病理。值得瞩目的是，马丁内斯的小说在逻辑之美、数学之美、结构之美、语言之美之外，无一例外给予了读者智性阅读的快感。

与小说集同名的短篇《令人反感的幸福》。表象看，除了文末数学教授忍不住注入的数理逻辑暗溢出的一点荒诞味道，鲜有拉美元素。主人公出身普通人家，哥哥多次自杀、姐姐未婚先孕、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卧床不起。而邻居则是网球世家，富有和睦，父亲器宇轩昂、母亲和蔼可亲、孩子们就读名校、结交漂亮得体的朋友。这让主人公一家着实苦恼，他们被邻居M家那庄严的、持久的、不可扰乱的、着实令人反感的幸福刺伤了。这种“反感”并不能草率地归于怀疑和嫉妒，更多来自某种下意识的直觉和生理性的厌恶。多年来他们试图揭开邻居“伪装幸福”的面具，他们笃信“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谁家还没点丑事”“完美的幸福是不存在的”“装的，他们在外是一个表象，自己关起门来肯定有不可告人的东西”“没有不带一朵乌云的幸福，没有不带一分痛苦的幸福”，主人公忽略、远离自己的至亲和家庭，多年跟踪调查、监视、刺探邻居一家，期望在那光鲜的、被细细打磨过的表面出现某种龟裂，以能窥探到其中的奥秘。小说结尾，马丁内斯以黑色荒诞的手法干脆利落写出了主人公天真而锐利的失望——所有可能性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他却没有彻悟，这真令人反感：我战栗地发现，此时此刻的他比我年轻多了……老M点点头，最后瞟了我一眼，然后又踏上罚球线。我亦掉转过身，头也不回地朝那条石板路走了回去，那里是我所剩无多的生命。如果你读一个故事，一路滑翔，只觉爽快，确有可能是对文本的窄化和误读。不妨稍作停留，也许就会看到光滑的表面之下那恐怖的裂隙，像刀片一點一点划破空气。真正令人战栗和反感的是什么呢？是塑料般的幸福，是丑陋的嫉妒，还是永生的无知？

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说，如果哪个数学家一旦改行做了小说家，我们不要惊奇——因为那人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做数学家，却足够做一个小说家。这话不仅会招致数学家中的文学家的白眼，读过马丁内斯的读者也完全不能同意。

编辑手记：

王雪茜的《跟我一起认出风暴》，是一篇很出色的阅读随笔，她强调那种阅读的缘起，这同样是进入一部作品重要的部分，那种缘起会影响对于文学作品多义性的纵深与判断。这篇随笔把阅读集中在两个新生代拉美作家的身上，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是对于拉美文学传统的延续，同时他们作品中的一些东西，又呈现出与拉美爆炸时期的文学不同的东西，也让我们对言必称魔幻现实主义的拉美文学有了新的认识。阅读随笔最动人之处，是作为阅读者本身知识的储备，以及极为重要的阅读与思考的能力，而在这篇随笔中，那些薄薄的书，有几本基本就是百页左右的短篇小说集，作家王雪茜以一个真正的阅读者，以一个真正会阅读的姿态，对作家作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读，对与这些作品有关的东西进行了深度触及，还进行了很重要的延伸，我们通过阅读之后的阅读，在引发我们强烈思考的同时，我们抵达的将不只是作家与作品本身，而是更驳杂丰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