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遥

小时候每次跟我妈回姥姥家，去时欢欢喜喜，离开时就变味了：寒冷的冬日早晨，我妈叫醒我，不许我出声，连灯都不敢开，我至今还记得那些被匆忙套上的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和我一样被粗暴对待的还有行李箱，被胡乱地塞进衣服、食物，舍不得吃的蛋糕被压扁，晒好的脆薯干被挤碎。

我们摸黑梳洗，生怕惊动了姥姥。那些发生在我妈和姥姥之间的博弈，取胜的关键是“看谁起得早”。这轮博弈总以我妈的失败而告终。每次我妈拉着我蹑手蹑脚地往外溜，就看见厨房里透出的微微光亮——灶台底下的火苗早就一窜一窜地舔着锅了。

被姥姥和她做的早餐成功拦截后，便开启了新一轮的对峙：我妈拒绝吃早餐，姥姥早就料到这一招，拎过一大兜煮鸡蛋非要我妈提上再走。母女俩都憋着气。我妈说：“看看行李箱还能装下不？”姥姥就拿我说事：“孩子早上不能饿着！”呛呛几句，我妈拉着行李箱，提着一大兜热腾腾的食物，气呼呼地走了。

我十分困惑，我妈为啥不吃早餐，姥姥又为啥非要吃力不讨好地做早餐？后来我妈变成了姥姥，任凭我说“啥也不需要”，她仍会收拾一大袋地里种的蔬菜塞给我。当我拎着沉甸甸的蔬菜挤地铁时，恼怒之余，也理解了多年前我妈为啥会生气。除了嫌沉，更多的是她对姥姥说不出口的心疼。她气姥姥舍不得吃鸡蛋，还气姥姥为了赶早做饭，一夜都不曾睡踏实。姥姥倾尽所有的给予，成了女儿的心理负担。

面对分离这种情感，老一辈人会情不自禁地郑重起来，乃至变得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