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的兴趣与“人类学式”的收藏?
——伦敦科学博物馆20世纪的中国“科学”器物收藏与展览
2021-06-09朱敬
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 2021年2期
朱 敬
在过去30年,越来越多的科学史家注意到器物研究的重要性,这主要受到博物馆学研究(museum studies)[1]与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的影响[2]。Ken Elder呼吁科学史领域对物质文化的关注,并且提出了关于科技物品研究的方法和理论[3]。在开展科学器物的讨论之前,科学史家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科学器物的定义:什么是科学器物?什么时候成为的?为什么成为?谁给的定义? 科学器物的功能是什么?这些相关的问题,在Jim Bennett[4],Deborah Jean Warner[5], Albert Van Helden 和Thomas L. Hankins[6]等诸位学者的研究中都做了直接回应。当科学器物在不同的地域与文化体系流动,进一步增加了理解“科学器物”的复杂性。随着19世纪以来西方殖民扩张,博物馆与展览文化的兴起,很多东方的器物被收藏与展览,也包括一些和中国古代“科技与医疗”相关的藏品。基于伦敦科学博物馆20世纪以来与中国相关的收藏与展览,本文主要探索什么样的器物被收藏和陈列,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以及这些和中国相关的器物在一个以西方工业与科学为导向的博物馆中的意义。
相较于具体器物的历史与功能,本文更多地是从收藏、陈列与展览的角度,关注英国对于东方科学器物的物质经历与诠释。在Sharon Mcdonald 关于科学博物馆的研究中,她指出:“科学博物馆的运作不仅仅是简单地将科学器物陈列,事实上科学博物馆的实践是在为公众创造某种特定的科学,同时也彰显着科学对自身合法地位的定义方式。换句话说,科学博物馆的影响之一在于认可某些特定的实践与工艺品属于‘科学’,并且让得到承认的科学在公众中得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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