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泠歌

(铜仁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唐中后期，随着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军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唐朝的武官制度发生很大变化，初唐的军职官往往名存实亡，却另外新设不少军职官名目，故“军职”一词的出现，是在唐中后期。如《唐大诏令集》卷10所载的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的“疾愈德音”中即有“军职”一词。《旧唐书》卷141《田弘正传》载：田廷玠，“不乐军职，起家为平舒丞”；《新唐书》亦有类似记载。

上引唐代“军职”一词，是以往研究所不曾注意的。唐朝史料并未对“军职”含义，作出像宋朝那样确切的规定，但不妨认为，唐朝的“军职”就大致相当宋朝的武官中的军事差遣，换言之，就是唐武官群中的军人。当然，此外还有非军人。唐中后期以及五代的军职官，名目繁多，设置紊乱，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唐中后期至五代的军职官问题进一步探讨。

一、五代创置的侍卫司和殿前司及各级军事编制单位之统兵官

唐朝中后期，随着府兵制逐渐破坏，宿卫京师的南衙卫兵名存实亡，守卫宫禁的北衙禁军地位日渐重要，发展扩大为北衙十军，五代时的侍卫亲军即源于此，并在新王朝建立后成为国家的禁军。

(一)侍卫司军职

侍卫司即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后梁时，侍卫亲军仅为皇帝亲军的一支，后晋时，演变为皇帝亲军的总称。

指挥使一职，见于唐末。如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汴州护驾指挥使朱友谅杀皇城使王建勋等人。唐末五代时，在“指挥使”上冠以许多名目，则又标志着高低不等的军职，如唐僖宗时，知魏博留后乐彦祯命其子乐从寻为六州都指挥使。

后梁太祖“始置侍卫马步军”“以亲卫为军”，胡规为右龙虎统军、兼侍卫指挥使。此处的“侍卫指挥使”则为侍卫马步军之统兵官。“侍卫指挥使”，也称“侍卫诸军都指挥使”“侍卫都军使”，后梁时，杨光远任此此职；后晋少帝时，天平军节度使、兼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充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旧五代史》卷23《刘鄩传》载，后梁开平三年(909年)，诸军马步都虞候刘鄩“充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新五代史》卷27论及“侍卫亲军之号”时，说“自梁以宣武军建国，因其旧制，有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因之，至明宗时，始更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此侍卫司所从始也”。后梁时虽有“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之称，然当时职名尚未固定，其下则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昭义军节度使杜重威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天福八年(943年)，置侍卫都虞候一职。后汉高祖刘知远，后晋初充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后“充侍卫亲军马步都虞候”。后晋出帝时，李守贞由侍卫都虞候迁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后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后汉高祖时，在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下置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一职。

后梁时军队已经采用厢、军指挥之编制体系。厢置厢指挥使，军有军都指挥使，厢都指挥使、军都指挥使亦称“厢主”“军主”。后唐明宗时，规定侍卫军“神威、雄威及魏府广捷以下指挥宜改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挥。每十指挥立为一军，每一军置都指挥使一人兼，分为左、右厢”。后晋沿置。

虞候，“古候奄之职，虞，防虞也，候，候望也”。大历二年(767年)，唐代宗密诏郭子仪讨伐反叛的潼关防御使周智光等，周智光被部将斩首，都虞候蒋罗汉等并伏诛。军都虞候一职，始于唐末，五代沿袭设置军都虞候。

指挥使，是军、厢、指挥编制体系中指挥一级的统兵官，如后唐彰圣指挥使下有兵士五百人。后唐末帝时，步军指挥使桑迁“作乱”，后唐军擒获作乱的“捧圣指挥使米全以下诸指挥使、都头凡十三人”。五代沿置。五代在指挥之下设都一级的编制，每都设有都将。都将，即“都头”、“都校”，上面提到的“都头”，即都将，如开平二年(908年)，“因解晋州围之功”，后梁太祖以“左天武第三都头胡赏为右神捷指挥使”。

从五代后晋杜重威的升迁履历，亦可看出当时侍卫司军职的演变过程：护圣军校→护圣都指挥使→护圣左、右厢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杜重威军校起家，一路升迁至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正如王曾瑜先生所说，“五代出现的侍卫亲军，至后晋时已扩充为中央军，至后周时，中央又分成殿前司军和侍卫军两支。”

(二)殿前司军职

殿前司即殿前都指挥使司，后周时设，与侍卫亲军马军司、步军司平列。后周太祖时，以李重进为殿前都指挥使，后周世宗时，李重进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张永德接替为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后为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时为殿前司都虞候。之后，慕容延钊为淮南节度使、兼殿前副指挥使。后周恭帝时，慕容延钊为淮南节度使、兼殿前副都点检。

殿前司的厢、军、都等指挥使设置与侍卫司同，此处不再赘述。

二、唐中后期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防御使、团练使和刺史的军阀化

唐中后期，随着府兵制的破坏与募兵制的逐步发展扩大，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防御使、团练使和刺史军阀制度形成并进一步发展。

(一)节度使

唐代“边防之制，其军城镇守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即“大都督”，永徽(650—655年)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但尚未作为官名。景云二年(711年)四月，唐睿宗以贺抜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之名正式确立。自此以后，碛西、陇右等地皆置节度使，“外任之重，无比焉”。节度使“受命之日，赐之旌节，谓之节度，使得以专制军事”， “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因为战争的需要，至唐肃宗至德(756—758年)后，“诸道皆聚兵，増节度使为二十余道”， “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节度使之号”。

唐玄宗开元后，节度使不仅管军事，其管辖区域内的民政、财赋、司法与监察等事务，亦渐归节度使掌管了。因此，王曾瑜先生认为在唐中后期到五代的军阀制度发展中，节度使当然是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军职官。

(二)节度观察留后

安史之乱后，唐廷对平叛有功，“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舍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改节度留后为知院官，唐敬宗宝历(825—827年)初复称为留后。大中十一年(857年)八月，成德军节度使王绍鼎卒，唐宣宗以承德军节度副使、御史中丞王绍懿为成德军副使留后，“留后之名，自此始也”。唐懿宗时，部属作乱，杀魏博节度使何全皥，“推大将韩君雄为留后，成德节度使王景崇为之请旌节”，唐廷也只能“以君雄为魏博留后”。留后事实上就是候补节度使，接管原节度使的实权，唐廷正式任命，仅仅补个手续而已。

(三)防御使

唐代“其非节度使者，谓之防御使，以采访使并领之，采访理州县，防御理军事”。最初时，节度使与采访使各置一人，天宝中，“始一人兼领防御使与采访使之职”，安史之乱时，“诸郡当贼冲者，始置防御使”，其他文献记载：“诸郡当贼冲者，皆置防御、守捉使”。唐代宗即位，“废防御使，唯山南道如故”,但防御使的军职不久即恢复。至德后“中原置节度使，又大郡要害之地，置防御使，以治军事，刺史兼之，不赐旌节”。五代沿置。后唐明宗时，“徙庆州防御使窦廷琬为金州刺史”，窦廷琬“据庆州拒命”，表明防御使实为军职官位较低的军阀。

(四)团练使

《旧唐书》卷44《职官志》说：“上元后，改防御使为团练守捉使，又与团练兼置防御使名”“皆天宝后置，未见品秩”。乾元元年(758年)，“置团练守捉使、都团练守捉使，大者领州十余，小者二、三州”。“元载秉政，思结人心，刺史皆得兼团练守捉使。杨绾为相，罢团练守捉使，唯澧、朗、峡、兴、凤如故”。

(五)刺史由民政逐渐转变为军职官，军阀化

刺史自汉以降一直是州长官，主要为民政，唐初沿用。唐中后期，刺史由民政逐渐转变为军职官，军阀化。唐代宗时，“澧州刺史杨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杨济出军”，讨臧玠叛乱，即是一例。史称建中(780—783年)后，“行营亦置节度使、防御使、都团练使。大率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皆兼所治州刺史”。后唐明宗时，“敕防御、团练使、刺史、行军司马、节度副使，自今皆朝廷除之。诸道无得奏荐”。固然反映了朝廷打算收回较低军职官的授任权，也反映了当时“防御、团练使、刺史”的官位序列。可知以上五类军职官，形成军阀地方割据的序列，即使到了废除军阀制的宋朝，仍沿用其序列而全部成了虚衔。

三、中唐后宦官出任的军职官

中唐以降，宦官之祸愈演愈烈。唐朝宦官之所以势力大，显然与其掌军密切相关。

(一)监押、都监

唐中宗时始有“监押兵马”，以宦官充任。如长庆元年(821年)，“敕神策副使杨承和充深冀行营都监押”；中和二年(882年)，唐军与黄巢军作战时宦官杨复光为天下兵马都监押。

都监，龚延明先生认为泛指唐朝宦官监军。如咸通九年(868年)，粮料判官庞勋带领反叛的徐州赴桂林戍卒攻打泗州，淮南节度使令狐绹令大将李湘赴援，李湘与都监郭厚本“俱为贼所执，送徐州”。上面提到的宦官杨复光，中和元年(881年)时代替西门思恭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与黄巢军作战。

(二)观军容使、神策军兵马使、护军中尉等

唐肃宗时创立的“神策军”，即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其军”，其后，此军“遂统于观军容使”。唐代宗时，神策军成为天子禁军，鱼朝恩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神策军兵马使，掌握军权，并干预政事。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句当左、右神策军，以宠中官”；贞元三年(787年)，唐德宗改殿前左、右射生军为左、右神威军，置监左、右神威军使。贞元十二年(796年)，唐德宗置左、右护军中尉监与中护军监，“以授宦官”。以监句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句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右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张尚进为右神威军中护军，监左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威军中护军。

贞元十四年(798年)，唐德宗规定左、右神策“置统军，以崇亲卫，如六军。时边兵衣饷多不赡，而戍卒屯防药、茗、蔬、醤之给最厚，诸将务为诡辞，请遥隶神策军，禀赐遂赢旧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皆内统于中人矣”。

(三)监军使、监军

“唐中人出监方镇军，品秩高者为监军使，其下为监军”。如唐穆宗时，有功的宦官马存亮“为淮南监军使”。

四、唐代中后期出现的兵马使等军职

(一)兵马使

兵马使，《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十月己酉胡三省注：“节镇衙前军职也，总兵权，任甚重。”如夏州朔方人杨朝晟，建中初因军功“授骠骑大将军，稍为右先锋兵马使”。《新安文献志》卷62唐张士宾程岩勋德碑颂注：“都知兵马使，在唐与押衙先锋为节度使将校之职，皆其所自置”，“自藩镇专制之后，多以其将校分典之”。《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十月己酉条胡三省注：唐肃宗“至德以后，都知兵马使率为藩镇储帅”。如名将仆固怀恩，因平定河朔之功，唐代宗时“充朔方都知兵马使、同节度副大使”。

行营兵马使见于唐后期。如元和十二年(817年)，唐宪宗赏赐破淮西吴元济有功之魏博行营兵马使田布，迁为右金吾卫将军。

(二)招讨使

招讨使，“贞元末置。自后，随用兵权置，兵置则停”。事实上，在唐玄宗末年发生安史之乱时，就“以赞善大夫来瑱为颍川太守、招讨使”。后招讨使往往增添若干名目。如开元二十年(732年)，“置诸道采访处置使，专以观省风俗，黜陟幽明；其后伐叛讨有罪，则置招讨处置使”。

至德二载(757年)时，崔光远为京畿采访计会招讨宣慰使，其责更重“采访计会”，唐后期，则更重招讨之责。宦官吐突承璀任招讨处置使后不久，因白居易等建议：“古无中人位大帅”，唐宪宗“乃更为招讨宣慰使”，故吐突承璀改任为镇州招讨宣慰使。大顺元年(890年)，唐昭宗令张浚为河东行营兵马都招讨宣慰使，讨伐李克用。当时李克用上章为自己辩护，他奏中提道：“张浚充招讨制置使，令率师讨臣”。表明当时招讨制置使与招讨宣慰使职责并无不同，所以李克用以“招讨制置使”之称代替“招讨宣慰使”之名。

(三)都统、副都统、统军使与都统使

乾元元年(758年)十二月，户部尚书李峘除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都统之号始于此”。都统与元帅、招讨使职责相同，“掌征伐，兵罢则省”，“不赐旌节”。都统“或总三道，或总五道”，至上元末(761年)省。大中(847—860年)后，因讨伐黄巢，康承训、荆南王铎皆为都统。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置副都统。

统军使设于唐初但主要见于唐后期。大中七年(853年)，郑光为右羽林统军使。唐僖宗时，陈敬瑄为神策军统军使，“人皆恶之”。五代皆置。乾元年间(758—760年)，唐廷又置都统使，“监总管诸道，或领三道，或领五道”，上元二年(761年)，省都统使。

(四)镇将

镇的设置，最早带有军事性质，大概始于十六国和北魏时。隋唐也设镇将。中唐藩镇割据，军阀们往往委派心腹担任镇将，监视地方官。如唐宪宗时，李锜“选腹心五人，为所部五州镇将”，“各有兵数千，伺察刺史动静”。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奏：“河朔藩镇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之权，自作威福。”五代之际，“置镇繁多”，“每县又有镇者”，镇事实上成为与县平列的行政单位，镇将“皆节帅自补亲随”，由于“兵主于镇将，而财赋器甲则主于参军”，“县官虽掌民事，束手委听而已”。

(五)衙前军职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三年正月戊辰胡三省注：“唐节度使置都押牙，牙前重职也”。建中三年(782年)冬，唐德宗以舒王李谊为淮西、山南诸道大元帅，郭子仪子郭曙为检校左庶子、元帅府都押牙。严耕望先生详细考证了都押衙(都押牙)、押衙之职，张国刚先生则对押衙的带职等进行了考证。王曾瑜先生认为在唐中后期至五代，各州各级节度使等军阀的节度使司令部，有各种武官，即军职官，衙前是其总称。

衙前兵马使，见于唐中后期，如灵武人何默，唐后期为夏州衙前兵马使；衙前都知兵马使之职，见于唐后期；衙内兵马使，上面提到的田弘正，“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为衙内兵马使”。

唐后期还出现了衙前总管、衙前虞候等衙前军职。

(六)都教练使等

教练使一职，设于唐宣宗时，自此后，教练使成为额定的藩镇军将。都教练使、马步教练使、马步都教练使之职，皆见于唐末，沿袭至五代与北宋。

五、唐末五代新置之制置使、讨击使、亲从都指挥使等军职

制置使之名见于唐懿宗时：“以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制置使往往增添若干名目，如招讨制置使，始见于唐德宗时；都制置应援使，见于唐末昭宗时。如此等等，不必逐一枚举。大顺二年(891年)，西川行营招讨制置使王建不遵从唐昭宗的罢兵命令，急攻成都城，以其将郑渥为亲从都指挥使。此类属军阀亲兵的统兵官。

唐代宦官掌军“口含天宪，手握国钧，功罪莫实，赏罚不伦，掣肘絷足，智谋曷伸”，危害很大。因此，出现唐文宗自称“受制于家奴”之事。唐代中后期“频有讨伐”，“诸道荐送军将，其数渐多”，是造成唐中后期军职官队伍庞大的重要因素。如镇将和衙前(包括其中的教练使),属中唐至五代军职官中之最低等，却又是军阀统治的末端，因员数之滥，开成元年(836年)，唐文宗不得不对衙前等军职改转年限做出规定。长兴四年(933年)，后唐明宗将正押衙、同押衙、衙前兵马使、讨击副使、衙前虞侯等正式列入军职系列，亦表明五代军职官之庞杂烦冗。

入宋以后，随着军阀制度的取消，镇将改为监镇官，为监当官之一种名目，但也可委任武官。衙前则改为吏，却原封不动地保存五代时的各种武官名，使衙前成了名官而实吏，名武人而实文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