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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2021-06-02史诗悦钱再见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年3期
关键词:多党合作政党优势

史诗悦 钱再见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简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合作型政党制度,其制度优势本质是合作的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合作优势超越了西方竞争性民主的政党建构逻辑,反映中国近代以来合作型政治发展趋向,遵循马克思主义合作性政党政治理论,践行合作式治理方式的中国方案。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以及中国近代多种政党制度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拥有显著的合作优势:理论架构表现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优势,外部特质表现为代表利益的广泛性、制度文化的包容性和民主决策的高效性等功能优势。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要更好地把合作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统一战线;政治效能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1)03-0028-07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1]。《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界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之后,学界关于该领域的研究更加豐富、全面和系统。周淑真教授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演进逻辑和结构要义,指出其保持政党之间的政治张力、激活党际互动活力的独特优势[2]。齐卫平教授从国家治理优势层面论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方向正确性、资源整合性以及民主协商真实性的优势[3]。杨德山教授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理论基础的科学性、政党本质的阶级性、基本特征的历史性以及文化支撑的包容性等优势[4]。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合作型政党制度,其制度优势本质是合作的优势。多党合作不局限于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更是一种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深层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保持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关系,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本文以“合作的优势”为视角,剖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部机理、比较优势和实践进路,旨在突破西方政党政治话语霸权带来的理论建构束缚,提升中国政党政治话语的解释力、影响力和传播力。

一、合作的逻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部机理

政党政治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并不存在普适性、唯一性政党政治模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的合作性优势,超越了西方竞争性民主的政党建构逻辑。立足建设和形成有核心主导的合作型政党政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展现出自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历史逻辑:中国近代合作型政治探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整表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发展史的客观产物。清朝末年,孙中山组织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民国初期,西方议会制和多党制被引入中国,使得中国进入了“政党林立的时代”。但当时中国外部受到帝国主义压迫,内部封建势力依然存在,社会处于一盘散沙而亟待整合的局面。西方竞争性政党政治既与中国传统大一统、注重协商的政治价值取向不一致,也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不契合。此时的西式政党政治虽在中国一时兴起,但最终沦为社会名流、政客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西式政党政治无法担负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政党开始步入中国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反对一党独裁,积极谋求多党合作。1927年,国民党政府推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政策,极力维护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利益,打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迫害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逐渐失去人心并被历史淘汰。尽管第一次国共合作遭遇失败,但为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多党合作机制积累了实践经验。在抗战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上,中国共产党施行中共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不包含国民党等顽固势力)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策,开展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取得抗战全面胜利。到1948年全国战局明朗时,“五一口号”正式发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积极回应,推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各民主党派合作参政的新型政党制度,协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合作性政党政治理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1]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马克思强调联合各种民主力量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消灭私有制。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国家建设上付诸实践。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5]列宁关于多党合作的初步构想与实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合作性政党政治理论优势,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构建提供了理论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党和非党的关系”强调:“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如今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6]这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准则。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重新定位了各民主党派的作用:“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7]在党的十二大上,多党合作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确立了总基调。此后,“建立和谐政党关系”“服务于科学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论述,推动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有力指导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三)实践逻辑:合作式治理方式的中国方案

从比较制度分析视角来看,英国、美国的现代化模式是商人阶层主导式,法国、德国、日本的现代化模式是官僚体系主导式,而俄国、中国以及很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则是政党组织主导[8]。近代以来,“政党中心主义”在中国兴起、发展,最终形成当代中国以执政党为中心和主导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9]。后发国家党建国家的历史无法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等“地方性经验”来加以解释和裁量。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党占据核心地位[10]。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建设合作性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制度支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各民主党派合作参政的原则,共同建设具有合作性特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彰显治理效能,其实践框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其实践平台主要为人民政协这一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其实践方式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和协商的方式发挥自身治理效能,彰显合作型国家治理的优越性和实效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合作治理模式属于党际合作治理范畴,制度分工表现为党的领导与多党合作的有机统一。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桥梁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的基石,而多党合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之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依托人民政协广泛开展民主参与、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按照合作治理模式整合多方利益,达成政治共识,有效规避了党际竞争的资源内耗,提高了国家治理效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既为国家治理明确了治理主体与治理目标,更在整合国家与社会利益中间发挥了代表作用。在合作治理效能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按照“领导-合作”模式履行政治职能,其中包含履行“合作-监督”的职能。民主监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项基础性制度设计,也体现党际合作的价值内涵。而西方国家基于竞争性政党制度的非合作治理充斥着种种对抗性监督,其制度设计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选票至上”,将政治参与类型简单化、孤立化,造成社会撕裂和社会资源内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将合作与监督有机融合,形成中国党际合作的创新性方案,确保最大化释放社会治理效能。

二、合作的特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中国近代史上政党制度、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以及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扬弃和超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合作优势体现为代表利益的广泛性、制度文化的包容性和民主决策的高效性。

(一)守正创新:超越资本主义政党竞争的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制度优势

自17世纪末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成立,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党在历史长河中存在已逾300年。19世纪30年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制度化转向奠定了其在西方民主制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资本主义政党的典型特征是通过议会选举和竞选活动,依法确定不同政党轮流执政,行使相关权力,推动政治生活的有序运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两党制”,以英美为主要代表,也可指两个较为稳定的政治联盟;二是“多党制”,以欧洲大陆为代表;三是“一党制”,主要有法西斯一党制、单党制和一党权威制[11]。与选举、议会、内阁制度相比,政党制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其更类似以宪法惯例的形式推动政治运行。在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局面下,西方政党政治通常以多党制形式履行民主政治职能,其党际关系表现为多数代表制,党际竞争压倒党际合作。竞争性政党间缺少统筹领导和合作,各政党相互拆台、指责抨击等现象屡见不鲜。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等方面的有机结合體,分别对应着集中领导、民主参政及政治协商等关键政治要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首要优势,也是发挥合作优势的制度基石和根本保障,更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和政治特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首先,从阶级性质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代表的是中国国内各阶级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讲,中国国内政党的数量与阶级区分和阶级斗争相关,“一党制”或“一党专政”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不容忽视,在中国实行“多党制”缺少社会土壤,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最能反映中国阶级利益的政党制度。其次,从文化特征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遵循了中国文化中“和而不同”的传统。中国共产党拒绝“一党专政”,不搞“一言堂”,而是充分发挥多党合作作用,主动保留各民主党派表达意见的通道,在人大制度建立后保留政治协商制度。最后,从组织形式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合作的复合型制度设计。各民主党派参与民主决策的全过程,彰显了政治协商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各民主党派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社会政治实践,在集中和民主上达到二者的辩证统一。

(二)砥砺革新:相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制的人民民主制度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本质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也深受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指导,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理解不同以及各国国情的差异,呈现不同的方案和形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党制,以苏联为代表;另一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质是“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对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实践指出:“这证明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12]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主张是既要善于团结斗争,还要联合社会主义政党共同夺取革命的胜利。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一方面提出要坚持党的绝对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强调处理好社会主义政党与其他性质的政党、政治组织、社会团体的关系。但由于历史因素,苏联最终走向了“一党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直接效仿苏联或者将“多党制”改为“一党制”,形成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多为“一党制”的格局。

中国共产党注重在多党合作中提高人民的政治参与度,全面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首先,重视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从早期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到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坚持砥砺革新的精神,摒除苏联“一党制”的弊病,确立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和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合作型政党制度。其次,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和推进,社会利益的分化催生了人民群众对自身利益诉求的表达,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热情的提升需要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参与渠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人民民主的主要实践形式,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有效反映社情民意以及破除群众沟通壁垒,为扩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最后,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各民主党派通过建言献策、协商恳谈等方式将所联系群众的需求提交反馈,推动协商式政策议程设置和政策制定,实现人民参与、人民协商和人民监督有机结合,发挥民主监督的合作治理效能。

(三)吐故纳新:扬弃旧中国政党纷争的依法治理制度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政治制度,其形成发展过程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中国近代历史中出现的政党制度进行扬弃,同时在与时俱进中推进自身的制度化建设。近代以来,西方政党理论传入中国,各种性质的党派纷纷成立,数量一度达到312个左右[13]。辛亥革命后,选择何种政党制度成为社会思考论证的重要政治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近代中国政党制度发展提供了启发,孙中山为了国民革命的胜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谋求国共合作。但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推行“一党专政”,迫害民主人士,加大“以党治国”的权力垄断,不允许其他政党在中国境内活动,多次掀起反共浪潮。抗战期间,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当局依然推崇“一党专政”,打压民主人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反对建立“联合政府”,一党包办“国大”,最终失去全部人心。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宣告破产。

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始终致力于政党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开展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民族宗教以及国际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开展了对人民政权建设的制度初探。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共同纲领》的颁布标志着多党合作制度正式被确立为我国新民主主义事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4]。其后,在党的八大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多次强调,多党合作制度化运行成为广泛的政治共识。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渐从制度规范上升到党内法规,呈现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态势。党内法规对其论述力度不断增强。中共中央通過多部党内文件明确规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原则、内容、关系和范畴,提升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三、合作的路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进路

新时代进一步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合作优势的实践路径是多方面的。其中尤为关键的是要围绕大统战工作格局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在国家治理中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合作治理效能,依托人民政协平台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协商民主优势。

(一)围绕大统战工作格局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政党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统一战线既是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和平建设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发展成为爱国统一战线,联合团结各民主党派见证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走向“强起来”的进程。中国也经历了从政党林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的历史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处理政党关系的制度化渠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具备统一战线组织的基本形式,也把握了统一战线“同心同德”的根本策略,有利于党政部门对社会精英的有效吸纳与功能整合[15]。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优势,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二)嵌入国家治理中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合作治理效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变革的设计逻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创立之初就扎根于中国大地,并在实践中巩固共识,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首先,在处理政党与政权关系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发挥政党合作治理效能,打造政治诉求、利益诉求和目标导向一致的互动模式,避免因政党竞争造成国内资源损耗。其次,在处理政党与政党的关系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治理效能,尊重和保障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基本权利。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以协商治理的手段保证政策过程的科学性、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和决策方式的民主性。再次,在处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立足中国文化基因与现实国情,致力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形式完备的党政治理体系,各民主党派建立起以社情民意信息、政协提案等为抓手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体系,提升了政党合作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性与有效性。

(三)依托人民政协平台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协商民主优势

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载体,人民政协具有突出的协商民主政治特色。这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党制”“多党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制”的显著区别。作为一个经受历史考验的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依托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在利益诉求上表现出协商民主的一致性与包容性,在民主监督上表现出协商式监督的组织性与高效性,在社会治理上表现出协商治理的民主性与科学性。首先,在利益诉求和表达上,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两大主题。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人民政协同时具备“同心”与“共识”两大基本特征[16]。依托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利益诉求的包容性和利益代表的广泛性,达成多元利益的聚合和表达,对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具有促进与整合功效。其次,在民主监督上,人民政协集协商和监督两大功能为一体,是有组织、非权力性的民主监督新形式。再次,在社会治理上,合作治理与协商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备增进政治共识、提高协同合作的优势,为公共政策制定、重大决策部署和人民福祉增进提供制度保障。

四、结  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最突出的优势是合作的优势,具体表现为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制度文化的包容性和民主决策的高效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斗争到执政治理的实践智慧,为世界政党理论和政治制度创新提供了中国方案。在竞争性政党制度占主导的话语体系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辟了一条以合作为基础的党际合作治理模式,是世界政党理论的新发展和政党制度的新实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避免了政党竞争带来的国内资源损耗与社会撕裂,更建立了“领导-合作”与“合作-监督”的新型政党关系,在弥合多元社会各种分歧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政治共识,进一步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新时代应当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升政党合作治理效能,彰显中国政党政治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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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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