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经验与新的实践要求

2022-07-19孙文飞王立峰

理论导刊 2022年7期
关键词:政党政治多党合作民主党派

孙文飞 王立峰

摘 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政党制度在维护政治稳定、回应人民的利益需求、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初步探索时期、正式确立与曲折发展时期、恢复与制度化时期和完善成熟时期。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新时代进一步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应当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价值共识与政治共识;强化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提升其履职尽责的能力与意愿;优化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制度机制,增进治理效能;加快构建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扩大制度影响力。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政党政治;民主党派;多党合作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2)07-0015-07

政党制度在现代政治制度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是现代国家实现利益整合、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保障。尽管现代政党制度起源于西方现代国家的议会政治,但是不同国家在构建政党政治时,必须结合本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条件,探索适合自身的政党制度。中国近代开启的政党制度探索之路几经曲折,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适合我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虽然作为正式概念的“新型政党制度”是近年才提出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政党制度的历程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梳理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政党制度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在社会重大转型时发挥何种作用,揭示中国特色的党政体制形成的原因。在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积累的基本经验的同时,本文对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时代要求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有益于更好地发挥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

一、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政党制度的历程全景

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政党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是近代中国被卷入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进入了短暂的“政党林立时代”[2],但是随着民国国会的解散和军阀统治的开始,依靠多党竞争性政党制度来实现国家革新与现代化的尝试最终失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其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初步探索时期、正式确立与曲折发展时期、恢复与制度化时期和完善成熟时期。

(一)初步探索时期(1921—1948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22年,党的二大对当时的国情与革命任务有了新的认识,制定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民主革命政策。党的三大将“民主的联合战线”政策落实为与国民党开展民主革命合作的决定,这成为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的政党合作关系的开端。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结束后,受到排挤和打压的国民党左派很快就认识到单单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推翻蒋介石施行的“一党专政”,只有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社会党派联合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逐渐认识到形成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这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开展多党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群众路线思想逐渐成熟,多党合作的制度实践也有序开展。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陕甘宁边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如何组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亟须面对的问题。1940年,毛泽东对组建抗日民主政权的原则进行了概括,即抗日民主政权的人员分配和组织形式分别为共产党员、党外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和实行民主集中制[3],这种“三三制”的政治制度安排极大地调动了抗日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团结合作的制度实践。在“三三制”政权结构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是多党团结合作的关系,这种政党制度安排既能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能调动各民主党派参与抗战的积极性。“三三制”的实践探索为之后新型政党制度正式确立奠定了基础。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围绕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全国范围的政权形式进行了协商互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五一口号”发布之后,受到国民党压迫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展开积极合作。

(二)正式确立与曲折发展时期(1949—1977年)

1949年是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历史上的关键节点。是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顺利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了组织载体和工作机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新型政党制度得以正式确立。从新型政党制度确立的原因来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创造和领导的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力量,尤其是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指导下,领导中国革命的结果。”[5]从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来看,到1949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的民主党派最终变成八个,也就是后来延续至今的八大民主党派。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各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在充分肯定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用的同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党派的方式逐渐明确化,规范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民主党派从“五一口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自觉将社会主义政治路线、方针作为自身的奋斗目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制不断创新。除了定期举行会议,人民政协的日常办公、人员配置和工作程序等也得到了相应完善。为了更好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各种“座谈会”机制积极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代表的建议意见。三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建设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通过整党运动完善自身组织形态、运行机制的同时,也帮助民主党派健全自身的组织形态、工作机制和指导思想。195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关系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入曲折发展时期,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机制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主党派无法继续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多党合作制度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也遭受严重破坏。1966年之后,全国各级人民政协被迫停止办公,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具体机制也无法运行。另外,作为统一战线政策实施管理组织机构的中国共产党统战部门也被迫停止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的民主党派人士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人民协商机制也受到冲击,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未在法律意义上彻底废除多党合作制度。

(三)恢复与制度化发展时期(1978—201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科学认识其与民主党派的关系。1979年,邓小平指出,民主党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義服务的政治力量”[6],并且他强调了“多党派合作”在我国政治制度层面的特点和优点。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基本方针。随着各民主党派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民主党派和多党派合作的定位如何从统一战线的政策层面上升为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层面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继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概念之后,1989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成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理论的标志性文件,它从国家政党制度层面对新型政党制度进行了说明,提出了“参政党”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术语。历史实践表明,民主党派的性质和定位问题关乎其自身建设的发展方向,进而影响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水准。为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和推动民主党派自身建设。例如,在思想建设方面,各民主党派不断凝聚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政治共识;在组织建设方面,各民主党派逐渐形成了不同层级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不断健全;在制度建设方面,各民主党派逐渐明确自身的发展纲领和章程。这一时期,除了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06年),中国共产党推进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建设还体现在相关具体机制的构建上。一是政治协商机制的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既通过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共商国是,也直接同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虽然两者在协商内容、协商形式等方面存在不同,但都是通过一定的具体机制进行的。二是参政议政的规范化。2005年,中共中央提出各民主党派参政应当坚持“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原则,同时对各民主党派人士担任国家机关领导的条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人民政协中职位的比例进行了细化规定。三是民主监督机制不断健全。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互相监督关系恢复以来,民主党派进行民主监督呈现出监督对象层次分明、监督途径多样、监督形式灵活等特征。

(四)走向深化与完善时期(2012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政党制度的作用价值,新型政党制度建设走向深化和完善。一是新型政党制度的体制机制不断优化。中共中央不仅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正式文件,而且于2015年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以领导小组制度保障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运行。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积极探索与建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现机制。例如,双周协商座谈会、党外人士专题研讨会、调研建议“直通车”制度、重点考察调研制度等[7]。2020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细化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机制,详细规定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的工作任务,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主要法规依据。二是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与话语体系建设步伐加快。制度的成长是理论发展与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理论自信与话语体系的建立则是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概念,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元素。“新型政党制度”概念出现之前,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理论上存在不同的理解[8]。新型政党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9],极大促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整合与发展。2021年6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的公开发布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自信,促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传播和话语认同。三是人民政协的职能定位逐渐成熟定型。作为新型政党制度和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职能完善与机构定位的明确有助于其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发挥,人民政协制度的成熟定型直接促进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成熟发展。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不断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10]之后,人民政协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发挥在推进协商民主建设中的优势,对社会矛盾的化解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其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功能进一步得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保障。四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优势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更加注重实际的治理效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优势与治理效能日益凸显。从政党制度结构来看,新型政党制度呈现“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11]的特征。这种政党制度结构打破了西方多党竞争执政模式,从根本上保障了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政治结构稳定。从政党制度与人民民主的关系来看,新型政党制度以协商民主的形式实现了代表利益的真实性、广泛性和持久性,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这就使得新型政党制度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凝聚共识、团结力量等效能。

二、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历程中,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了“一体多元”的制度结构,创造了新型和谐的党际关系,不断推进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化水平,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正确发展方向

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领导保证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正确发展方向。其一,从政党制度的形成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实践促成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近代中国面临着国家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双重任务,然而当时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社会力量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作为国家与社会中介桥梁的政党便承担起这一双重任务。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政党产生的重要条件,而由政党来主导国家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实践则决定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内生性。在对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布和政党革命的任务有了清晰认识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党合作思想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统一战线政策,将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党派整合起来,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选择政党制度时,并未取缔各民主党派的合法性,而是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同各民主党派开展政治协商,从而促成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其二,从政党制度的发展来看,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完善的根本保障。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突出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意味着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目标。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新型政党制度在组织上嵌入社会主义政治系统之中,在价值上契合了社会主义民主价值。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品质,使得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指明方向。

(二)“一体多元”的制度结构提升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效能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的结构特色,即复合形式、立体结构[12],这种特色的制度结构也被称为“一体多元”。“一体多元”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组成了中国政党政治的主体,并且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党和领导党地位,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同时各个政党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一体多元”的制度结构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作为政党组织同时嵌入国家与社会治理之中,因而能够“更好地统合多方力量、协调各方利益和保持国家与民众的持续互动,将治理过程推向良政与善治”[13]。其一,“一体多元”的政党制度结构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需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制度韧性。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体多元”制度结构既是近代中国政党之间合作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传统“和合”政治文化的体现,满足了中国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的双重需求,所以它展现出了强大的制度活力。从政治发展学的观点来看,现代国家之间政治发展上存在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政治制度是否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而政党制度的结构是否具有生命力与韧性是政治制度适应能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国家只有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政党制度结构才能获得政治发展。其二,“一体多元”的制度结构特征使得新型政党制度嵌入国家与社会治理时能够实现包容性治理与协商治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家与社会治理难题,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体多元”结构特征既能够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优势,又能够发挥不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优势,促进治理机制和治理结果更加包容。与西方排他性政党制度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体多元”结构特征意味着各党派的意见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讨论与协商,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和建议都能够得到及时反映和有效整合。

(三)新型和谐的党际关系保障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健康发展

政党制度是政党关系的制度化安排,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使命型、目标驱动型、任务型政党制度[14],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团结合作的和谐关系,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其一,和谐的党际关系建立在政党性质与地位正确界定的基础之上,这是新型政党制度健康发展的起点。历史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建立良好关系时,新型政党制度不仅自身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进步。自新型政党制度正式建立时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领导党地位就被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并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而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性质与地位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党派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参政党地位逐渐得到确立,并且在“十六字”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建设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满足了新型政党制度健康发展所需要的内部基础。其二,和谐的党际关系是发挥新型政党制度内部不同主体积极性的必然要求。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如果和各民主党派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会极大促进新型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反之则会将新型政党制度置于“空转”困境。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国家治理中很多专业性的难题需要各民主党派发挥专业性优势,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给各民主党派提供和谐的合作环境,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新型和谐的党际关系也能够让各民主党派真正落实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促进新型政党制度健康发展。此外,和谐的党际关系有利于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健全组织体系和提升解決问题的能力,从而适应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要求,保证我国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各民主党派迅速恢复了组织建构,并且在与中国共产党形成良好合作关系的过程中,民主党派的组织原则、运行机制、工作程序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增强了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政党协商的质量。

(四)制度化是新型政党制度走向成熟稳定的内在逻辑

政党制度包含基本制度和具体运行机制两个层面,前者是政党性质、政党关系以及不同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的制度化规定,后者则是现实政治生活中党政关系、党际关系、政党与社会关系等的具体实践形式[15]。从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制度化建设既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制度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也为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提供了基础,因而制度化建设是新型政党制度走向成熟定型的重要保障。其一,新型政党制度被定位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之后,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都是在制度化轨道上进行的。虽然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制度具有基础性、整体性、宏观性和稳定性,但是制度变迁的政治发展逻辑要求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再构建的方式不断克服制度内部的弊病,从而实现制度体系的优化。其二,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不断进行制度化构建,从而保证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机制、政治协商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的制度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无论党内法规还是国家法律都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这些运行机制进行了相关规定。进入新时代以来,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制度化程度明显增强。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载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仅被明确界定为专门的协商机构,而且其运行机制也得到相关制度规定的保障。“政党协商”的突出和运行机制的制度化体现了新型政党制度不断创新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形式,展现中国特色政党政治的实践优势。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不仅包括组织层面,还包括思想意识层面。统一战线政策是整合不同党派、社会团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法宝,有助于不同党派、社会团体形成共同的理想目标,为新型政党制度的顺利运行提供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颁布促进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度化,为新型政党制度内部达成思想共识、坚定不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制度化支撑。

三、新时代加强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新要求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践的政党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新型政党制度最终得以正式确立。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不断发展完善得益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原则、坚持统一战线等正确政策、发挥人民政协的组织功能、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设计等。当然,任何制度都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完善发展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要求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立足新时代的新要求,充分坚持上述有益经验的同时,应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发展。

(一)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价值共识与政治共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6]未来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也应当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价值共识,形成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合力。一是要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既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诸多国内外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更好地带领各民主党派制定和规划出符合国家发展利益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前,党中央继续加强相关专题的集体学习活动,可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民主党派代表人士担任相关专题的主讲人,汇聚更多的发展共识。地方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和落实,切实提升应对治理风险的能力。二是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在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和威信力的同时,也会强化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没有私利,任何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都将得到惩罚,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与各民主党派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民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能够凝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共识,彰显新型政党制度的人民性。三是要更加注重政治共识建设。在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建设中,政治共识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内容包括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为此,各民主党派应强化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党的重要会议作出的决定等的学习和落实,在历史观、大局观上形成正确的认识,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发展提供政治共识保障。各民主党派也要积极学习中国共产党在学习制度机制方面的有益经验,保证党内成员能够学到心里、用在实处。

(二)强化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提升其履职尽责的能力与意愿

作为新型政党制度体系的重要主体,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意愿是影响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发挥的重要条件,未来应当强化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提升其履职尽责的能力与意愿。一是要增强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能力。各民主党派既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学习,增强政治定力;又要通过深入开展社会调研,关注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出真正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还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内部制度体系、规范参政议政的方式,提升参政议政的效率。二是要加强各民主党派的人才储备,提升其政治素质。各民主党派自身具有专业性优势,进一步加强各民主党派的人才储备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密切联系社会各界人士的优势。为此,各民主党派应当制定科学的发展党员的指标和程序,坚持选才用才的政治原则,扩大各民主党派所需要的专业性人才,尤其是要提升地方层面上参政议政人员的比例和数量,让新型政党制度在地方治理实践中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三是要强化各民主党派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增进履职尽责的意愿。习近平强调“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希望“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17]。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各民主党派应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主动承担参政议政的使命與责任。各民主党派也应当借鉴中国共产党加强作风建设的有益经验,端正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恪守参政议政是为全体人民利益实现的初衷,积极主动履职尽责。

(三)优化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制度机制,增进治理效能

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的增进需要不断优化制度执行的机制。一是要建立健全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相关制度体系。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因此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优化需要促进这三个方面制度体系之间的衔接协调。同时,要建立健全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配套机制,创新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具体机制,例如调研考察保障机制、定期座谈交流机制、建言献策机制等。二是健全人民政协平台运行机制。人民政协平台是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载体,是彰显新型政党制度的民主治理优势和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由于人民政协同时承担了政党协商和社会协商的双重功能,在政党协商方面应当规范“依规协商机制”,促进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各民主党派制定的党内法规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在社会协商方面,应当细化不同协商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进一步规范协商的议题设置、会议流程、问题反馈等机制。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的常态化运行机制也需要进一步规范,尤其是促进县级人民政协委员会运行机制标准化,切实发挥协商民主在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化解基层矛盾等方面的作用。三是完善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监督机制。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监督机制的完善需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着手。在内部方面,中国共产党要继续规范其权力运行,进一步完善各民主党派对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的专项监督机制;在外部方面,既要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细化民主监督的规定,推进民主监督同其他类型监督的有机结合,也要切实发挥国家监察委员会对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监督作用。

(四)加快构建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扩大制度影响力

“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就在于其超越了旧式政党制度。与新型政党制度实践取得的重大成就相比,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话语体系还显得比较薄弱,未能充分向国际社会展现新型政党制度应有的价值作用和影响力。为此,一是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民主政治实践,丰富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范畴、核心概念,提升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水平。统一战线理论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理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中“和合文化”等的当代创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统一战线理论,“讲好中国故事”。二是加强理论宣传管理工作。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宣传工作需要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加强国内宣传工作和对外宣传工作的力度。通过设置专项资金,激发广大理论工作者对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热情,保障其从事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研究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增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出版方面的资助;设置合理的评估评价体系,细化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宣传工作的具体指标,切实压实理论宣传工作的责任。三是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新型政党制度在通过举行国际学术会议扩大影响力的同时,还应当通过具体化的新闻报道,宣传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采用国际社会容易接受的话语表达方式,扩大新型政党制度在其他国家人民中的影响力,让国际社会全面真实地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特色、運行机制、功能价值等。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J].中国政协,2018(5):3-4.

[2]谢彬.民国政党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8.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743.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五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83.

[5]董亚炜.历史与理论:政治学视角下的中国政党制度[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4):76-81.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6.

[7]祁雪春,钟德涛.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机制创新:兼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时空方位[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9,21(4):50-57.

[8]房宁.新中国政治学研究7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224-225.

[9]潘信林,陈思琪.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时代内涵与实践探索[J].党政研究,2018(4):101-107.

[10]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EB/OL].新华网,(2021-01-26),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09/c_1114310670.htm.

[11]刘志礼,魏梓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优势及效能转化[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24(6):96-103.

[12]周淑真,吴美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思考[J].新视野,2008(4):59-62.

[13]闻丽,刘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J].中州学刊,2021(1):7-12.

[14]许忠明.政治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理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4):19-29.

[15]檀培培.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自觉[J].山东社会科学,2019(8):177-182.

[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1).

[17]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3-05(01).

【责任编辑:雨 蕙】

猜你喜欢

政党政治多党合作民主党派
高校民主党派成员履职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Base Of China’s United Front in Chongqing
全面从严治党视角下加强民主党派监督的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浅谈如何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浅论民主党派在政党协商中如何发挥作用
中西方党际监督比较研究及启示
英国政党政治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共识
新时期中国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内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