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彤++尹贵斌

摘要：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形式，经常就国家的治国方针进行的民主协商的一种制度。是由抗日战争时期“遇事协商”提供灵感，演变而来的。本文旨在探讨抗战时期遇事协商对中国政治协商的影响以及中国政治协商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抗战时期；政治协商；多党合作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9-0004-02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而区别于中国其它政党，中共在这种颇具特色而不懈追求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里，既向世人展示了一种顽强的“人”力演化过程，亦是历史合力下的一种“文化”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形成热潮，政治学界也开始了政治文化的研究，从而开始了对政党文化的一些探讨，从政党文化角度来研究中共历史自然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在中共历史征程中，延安时期的历史面貌波澜壮阔，从弱变强从失败走向胜利使其处于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对延安时期的评价是：“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一、 抗日战争时期“遇事协商”政策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争取各民主党派联合的思想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萌芽，瓦窑堡会议后逐渐形成。由于历史原因，在抗日战争后才逐渐形成。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并提出了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中政治影响最大者，毛泽东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提出了“团结、抗战、进步”的策略总方针。

抗日战争开始的标志是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止于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结束。这一期间，日军陆续在华北、华东等地挑起战争冲突，但是国民政府却采取妥协放任的政策，采取避免冲突扩大的“不抵抗政策”。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挑起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其实，在一致对外，全面抗战的前夕，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下，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其联合会的主要作用是进一步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扩大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阵地。毛泽东曾表示“救国会的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使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产生无限的敬意”同时派潘汉年与救国会领导人经常交换意见。这也是毛泽东在协商民主政策上的初步雏形。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暂停内部矛盾斗争联合抗日。中共领导逐步发现想要赢得战争胜利，将侵略者赶出中华，唯有团结更多的人民势力，共同抗敌，因此多方团结，实行多党合作，由于各党派之间彼此竞争，党派同党派之间组织形式的不同，协商共存、互相调停就显得尤为必要。只有处理好两党间的关系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抗击侵略，抵御外敌。多党合作制度就在这期间诞生了。也由此催生出“遇事协商”政策，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制度。

二、抗日战争时期“遇事协商”政策的发展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以及各党派都对日本侵华行为表示要奋力抵抗，民主同盟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新人的中间力量以为中华民族谋“福祉”的政治远见，提出要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共同抗日的民族主义政治主张。这一政治主张充分契合了当时国危内乱的现实情况下，必须协商合作采取，一致对外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

抗战时期，共产党根据三三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抗日民主政权，形成了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基础的中国政治协商的雏形。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实现政治民主，初步建立“三三制”政权，它将“遇事协商”与“投票选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民主实践的方式，以政治文明的模式，体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精神。继而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充分体现了“遇事协商”的良好风尚，这也证明各党派之间认定，要花大力气对“协商”政策这一民主作风进行充分认识。对于“遇事协商”毛泽东也曾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毛泽东要求我们无论是党内人员亦或是党外人员都要遵循“遇事协商”政策，要倾听群众意见，才能更好的领导人民取得胜利。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共两党的内乱势必会助长侵华日军的额嚣张气焰，对将来的战争局势都有所担心，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民盟以“第三者”的身份和立场开始了一系列调解活动。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表示民主和反内战是目前情势最必要解决的问题。“皖南事变”，促进了各党派加快联合的进程。同年2月，经民盟邀集各党派政要通过了一系列协商国民参政会提案建议，经过与周恩来、董必武等的面谈，皖南事变的善后协商最终完成。

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皖南事变的顺利解决，为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发展的道路上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雏形和重要推动力，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政治顺利发展推动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典范，“开启了政治协商制度的先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抗日战争时期“遇事协商”政策的成熟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又通过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这些合法形式，进一步扩大了协商民主的积极成果。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它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党派制度，又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一党专政制度。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1949年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标志着中国完成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由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在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和带领下，各民主党派巩固了社会基础，组织得到发展并且加强了思想建设。民主党派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存在几大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各民主党派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构成了中国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坚实基础，这些因素包括：中国各民主党派各有自己的纲领、章程、组织机构和党员队伍，各有各的联系群体和固定活动机制，各有各的政党功能和能量释放平台等。

中国在探索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吸收和总结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是我们中国今天存在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不是直接来源于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成型的民主形式，也不等同于现代西方学者研究的任何一种完善的民主论。中国的“遇事协商”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后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因此，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是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民主。

四、“遇事协商”政策对中国政治协商的影响

通过历史经验不难看出，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认识到只有各党派“遇事协商”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效的发挥积极作用，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从理论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人民民主理论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政治的三大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国情，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协商的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社会主义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遇到的困难。

从制度安排而言，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这一政治制度，经过战争和实践的洗礼，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且鲜明的政治“纽带”，无疑应该将它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政治协商已经为中国协商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

从运行机制而言，我国的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形式，体现着多层次、多方面的政治关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内在关系，国家内部之间的衔接等。通过战争时期的“遇事协商”确立了现今政治运行机制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民主协商和多数表决有机结合，体现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的“民主制”原则。在我国基层民主与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有机结合的实践道路上，业已存在的人民民主性质的为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完善，提供重要保障。

中国共产党“遇事协商”政策，是在实践的检验中发展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协商制度，可以坚定的说，“遇事协商”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发展的原动力。是各党派长期共存的重要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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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