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1月1日实施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先升后降。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至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2.07‰，2016年小幅上升为12.95‰，与2015年相比，2016年出生人口多了131万人。但是，此后我国生育率又步入下降通道。与2016年相比，2017年出生人口少了5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2018年又比2017年少了2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2019年全年出生1465万人，比2018年少了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我国自1949年以来人口出生率的最低值［1］。根据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2019、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人数为1003.5万人，这比2019年完成户籍登记新生儿人数少了175.5万人［2］。目前推测，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仍有较大幅度下降，会降至比2019年更低的水平。

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潜在经济社会风险，如：新生人口整体竞争力减弱，劳动力资源供给不足，社会老龄化加剧，家庭和社会稳定性下降，内需拉动不足，等等。因此，精准把握低生育率形成的真正原因，无疑是破解低生育率状况、避免低生育率风险扩大的一大关键。近年来，“育儿贵”“育儿难”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议论的焦点问题。值得追问的是，“育儿贵”“育儿难”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低生育率与“育儿贵”“育儿难”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对“育儿贵”“育儿难”这一重大民生问题，学界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特定阶段孩童照护压力的研究。洪秀敏和朱文婷从育儿压力、母职困境和社会家庭支持角度，探讨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社会家庭支持体系的构建问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