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国家认同感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在维持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国家认同正是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深入研究并揭示各群体的国家认同之生成机制及文化与国家认同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从中找到持续增强国家认同感的提升策略有重要意义。

国内学者对国家认同开展了多维研究，积累了一些重要成果。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涉及国家认同的概念界定［2-3］、影响因素［4-5］及建构策略［6-7］；在研究对象上，除了普通民众之外，已有研究还注意到少数民族［8-9］、儿童青少年［10-11］及大学生［12］等特殊群体的国家认同机制。但文献分析发现，归侨群体的国家认同问题并未获得关注。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归侨人数逐年增加，而随着老归侨人数的减少，新归侨正成为我国侨务工作的主要对象。新归侨群体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和广泛的海外人脉，对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及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归侨选择回国定居的动机是复杂的，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拥有较强的政治国家认同；相反，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可能弱化了部分新归侨的国家认同。因此，提升新归侨尤其是青年新归侨的国家认同感有利于促使其积极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及国家发展成就远播海外，从而更好发挥其“桥”的功能，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研究基于调查数据，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Shapley值分解及广义倾向值匹配方法，对新归侨尤其是其中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机制展开探索性研究。具体研究问题如下：新归侨群体的国家认同现状如何？青年新归侨和老一代新归侨的国家认同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是，其成因何在？又有何策略启示？

二、理论基础

（一）归侨群体的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归侨群体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不过早期文献主要是以理论阐释或简单描述统计为主。比如黄静对北京印尼归侨在大陆的文化适应状况做了初步的描述性分析，发现归侨文化适应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并提倡加强侨联组织在其中之作用［13］。较新的研究成果则主要采取民族志方法，比如刘朝晖对华侨农场中生活的归侨群体的地域认同问题进行了田野调查，发现“归侨意识”始终反映着他们的集体经历和社会记忆［14］。孙晟以某个华侨农场印尼归侨为研究对象，“深描”了该群体“家”之归属感的建构过程及特征［15］。此外，奈苍京子对广东粤海湾华侨农场的田野调查发现，语言互动、生活习惯和宗教习俗等文化因素与归侨的认同意识密切相关［16］。

可以看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归侨的文化适应与身份地域认同方面，较少关注该群体的国家认同问题，且尚无专题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归侨群体的国家认同问题，是对现有研究的拓展完善。但由于无现成成果借鉴，接下来我们将首先梳理国家认同的一般理论。

（二）国家认同理论的文化转向及其拓展

尽管关于归侨的研究较少，但整个国家认同领域却有较好理论积累。主流观点把国家认同归结为国家治理绩效之结果，即认为国家认同是个体在国家治理中获益后的理性选择。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较早系统阐述制度绩效与政治认同的关系，认为人们对政治系统的“散布性支持”（Diffuse Support）及“特殊性支持”（Specific Support）皆取决于国家制度绩效的输出状况［17］。此后国内学者也引用制度主义来解释居民的国家认同问题。例如有研究表明，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具有促进效果［18］。贸易发展、房地产调控与香港居民国家认同呈现正相关，而通货膨胀率及失业率等则负相关［19］。还有学者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待国家认同问题，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单位体制及城乡户籍等结构因素对个体的国家认同有显著影响［5］［20］。英格尔哈特调研发现，美国劳工阶层比中产阶层具有更强的国家认同感和排外情绪［20］。

但有学者观察到，发展状况差的国家却可能拥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民众认同。社会结构论则把个体看作是社会事实的被动接收者，忽视了个体认知事物的意义制造（Meaning Making）。因而治理绩效论和社会结构论皆有其局限性。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转向国家认同的文化解释。亨廷顿认为，如果缺乏具有领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作为精神主体，一个国家的认同将会变得极不牢固；正是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多样性的意识形态损害了美国民众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即“美国信念”［21］。吕芳通过对北京部分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分析发现，对中华民族的代表性、孔孟之道的作用和地位、对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定为法定假日的看法等方面的文化认同是维持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全球化进程正是通过弱化文化认同而对国家认同带来冲击［22］。

不过，总体上国家认同的文化解释处于起步阶段，仍有可拓展之处：第一，在理论上，已有研究未能区分核心价值观变量与非核心价值观变量两类文化变量对国家认同的差异化影响。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从传统文化及教育程度等方面来操作化文化变量，却忽视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体国家认同形成中可能产生的关键性影响。实际上，归侨群体普遍具有较长时间的国外定居经历，接触到了更多元的文化价值观，因而有必要重点考察核心价值观对其国家认同的潜在影响。第二，在研究对象上，尚无研究将其考察对象聚焦于新归侨群体，因此文化论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于该群体仍需经验检验。

（三）青年新归侨国家认同的文化归因及其代际比较

本研究之所以重点关注青年新归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随着老一代新归侨退出各种重要岗位而逐渐成为侨务工作的新焦点，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该群体更可能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出现国家认同弱化倾向。不过，为了突出青年新归侨特殊的国家认同影响机制，并检验已有国家认同理论的适用性，本研究亦将其与老一代新归侨进行比较分析。

尽管已有研究意识到社会文化在个体国家认同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对于新归侨这个特殊群体而言，是否所有文化变量都能够影响其国家认同呢？从新归侨群体的生活特征来看，答案或许是否定的。一方面，相对于老一代新归侨而言，青年新归侨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思想态度亦具更强可塑性，加之较长时间的国外定居经历，他们受到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深刻影响的概率可能更大。另一方面，较长的离国时间也使其对国内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涉及民主法治及权利保障方面的建设成果缺乏充分了解。这种“双重的文化过程”带来的一个可能后果是，青年新归侨的国家认同主要依赖于他们对国内核心价值观的了解和认同，而非核心价值观文化变量并无显著效应。换言之，如果青年新归侨回国后不充分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调适其在西方所接受的多元价值观，则其国家认同可能会被弱化。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将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水平和社会道德水平认同三个文化变量检验上述推论。

假设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度对青年新归侨的国家认同有积极影响。

假设1.2：教育水平可能弱化青年新归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度，因而对其国家认同有消极影响。

假设1.3：社会道德水平认同等非核心价值观文化变量与青年新归侨的国家认同并无显著相关性。

由于青年一代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通常也有更强的权利意识或平等观念，因而他们在评判国家时被治理绩效因素或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可能性相对较小。相反，老一代普遍经历过生活不充裕的艰苦岁月，且他们出国年龄较大，可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地位认知和政治态度，故其国家认同可能更大程度上受到治理绩效因素和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一项基于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青年一代的中国居民的国家认同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更大，而老一代居民则更容易受到治理绩效因素和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5］。另一方面，无论是青年新归侨还是老一代新归侨，长时间的国外定居经历可能导致他们对国内文化发展成果缺乏充分了解。不过，对老一代新归侨而言，国家治理绩效、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或公有部门工作等因素可能对其国家认同具有维持效果。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更偏重治理绩效因素的老一代新归侨可能维持着较高的国家认同。但对青年新归侨而言，如果假设1成立的话，则可推论其国家认同可能会低于老一代新归侨。

假设2.1：青年新归侨的国家认同低于老一代新归侨。

假设2.2：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其中的核心价值观变量对青年新归侨的影响大于老一代新归侨。

假设2.3：治理绩效因素和社会结构因素对老一代新归侨的国家认同影响大于青年新归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综合考虑到城市环境、田野进入及调研成本等因素，本研究将调查地点选定为上海市X区。一般认为，新归侨是指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出国定居达到一定时间后又归国定居的华侨。而依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2009年颁发的《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规定》，华侨是指定居在海外的中国居民，而“定居”有两种情况：取得永久居留权者连续居留2年；未取得永久居留权但有连续5年以上合法居留资格，并且累计居留不少于30个月（2.5年）。按此规定，居住少于2年的出国留学人员不属于华侨。基于上述因素，本研究将调查对象确定为1978以后出国定居2年以上，2019年调查时已满18岁的归侨人员。通过线上采访方式，从2019年4月至8月共采集有效样本133人。其中，青年新归侨90人占比68%，老一代新归侨43人占比32%。虽然样本量并不大，但总体上是随机的，数据分析中又基于Bootstrap法做了100次有放回的再随机抽样，尽可能降低了抽样误差对数据分析的影响。

（二）变量选择与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国家认同，而依据国家认同的一般理论框架，我们选择了制度绩效、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三组自变量。具体说明如下：

1.国家认同

通常而言，国家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自己所属国家的政治制度及精神价值等方面的主观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忧患意识和国家自豪感等主观感受［23］；它至少可以从公民国家身份、民族国家身份、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自豪感四个维度去理解［24］。针对国家认同，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一套通用测量指标。该指标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等大型调查中获得广泛运用。本研究借鉴已有做法，从“当别人批评中国人时，我觉得像是在批评我自己”“我经常因为国家现存的一些问题感到丢脸”“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绩而感到自豪”“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做中国人不管中国发生什么事”和“即使有机会离开，我也会留在中国”五个题目来测量新归侨的国家认同感，每个题目答案分为“很不符合”“不太符合”“不好说”“比较符合”和“很符合”，分别赋值1、2、3、4、5。然后求取五项之和的均值作为国家认同的综合测量指标，得分越高表示国家认同感越高。

2.治理绩效因素

治理绩效是指国家在经济发展或公共服务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在实证研究中一般采取主观测量法，即居民对治理绩效的满意度。近年来，诸多研究表明，相较于过去的GDP主义，当前中国国家合法性越来越依赖于公共服务绩效［25］。因此，本研究拟从教育、住房和医疗等方面来测量国家的治理绩效。受访者被要求对政府在“子女教育”“住房政策”和“医疗保障”等制度建设上选择“很不满意”（1分）至“很满意”（5分）等五层答案。求取三项之和的均值作为治理绩效的综合测量指标，得分越高表示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越高。

3.社会结构因素

借鉴已有做法，本研究从社会阶层、单位类型和政治身份三方面来测量归侨个人的社会结构位置。其中，社会阶层的测量题目是受访者自己的阶层认同，分为中下层、中层和中上层。单位类型分为公有部门和非公有部门两个类别，其中公有部门包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非公有部门包括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农民等。政治身份主要分为党员和非党员两类。

4.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度、社会道德水平认同及教育水平三个变量。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度是一个从“完全不了解”至“很了解”的五分变量，得分越高意味着了解程度越高。社会道德认同分为“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整体良好，但仍需继续改善”及“社会道德有走下坡路的趋势”三类回答。教育水平则是从“大专及以下”至“博士”的四分定序变量。

5.代际因素

代际划分有不同标准，目前较普遍的是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划分时间节点。其理论依据是英格尔哈特的“社会化假设”，即政治态度及价值观的代际差异是由于巨大的社会经济变迁导致的。而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无疑是巨大的。本研究也把改革开放作为青年一代和老一代群体的分界线，并以新归侨归国时的年龄（而非调查时年龄）为划分标准。青年新归侨是1978年12月之后出生的，归国时为18至40岁；老一代新归侨为改革开放前出生的人，归国时为41岁及以上。

此外，我们还选择性别（男=1）、国外定居时间及回国适应状况等控制变量。尤其是在访谈中不少归侨谈及“离开祖国越久越爱国”，因而国外定居时间也可能会影响归侨群体的国家认同水平，所以也将其纳入了控制变量。表1呈现了所有变量的总体及分组描述性信息。

表1 变量描述性信息

四、主要发现

（一）描述性发现

表1呈现主要变量的描述性信息。其中，以下几个事实值得重视：

第一，新归侨群体的国家认同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但青年新归侨的国家认同低于老一代新归侨。从表1可以看出，新归侨的国家认同的平均水平约为3.72分，在1分至5分之间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不过，青年新归侨的国家认同均值为3.68分，低于总样本均值3.72分，而老一代新归侨为3.79分，高于总样本平均水平。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差别的显著性水平为0.1。假设2.1获得支持。

第二，新归侨群体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的满意度适中，但青年新归侨的平均得分略高于老一代归侨。数据分析显示，新归侨群体对子女教育、住房政策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公共服务绩效的满意度均值为2.59分，处于中等略偏上水平。不过表1的分样本数据亦显示，青年新归侨的治理绩效满意度高于老一代新归侨。这初步表明治理绩效因素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何青年新归侨具有相对于老一代新归侨较低的国家认同。

第三，新归侨尤其是青年新归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度有待提高。从表1可以看出，归侨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度均值在1分至5分之间达到了3.49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不过青年新归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程度均值为3.44分，低于老一代的3.58分。而从选项频率分布上看，约有49%的青年新归侨选择“完全不了解”“比较不了解”及“无所谓了解不了解”。由于老一代新归侨的国家认同高于青年一代，因而核心价值观因素或许不能充分解释老一代新归侨的国家认同成因。

总之，描述性结果启发我们，青年新归侨和老一代新归侨的国家认同的具体影响因素可能存在差异。接下来我们将运用回归分析检验该假设，并在此过程中揭示青年新归侨独特的国家认同生成机制。

（二）多元回归与Shapley分解结果

表2呈现了新归侨国家认同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及Shapley分解结果。首先来看控制变量的情况。从表2的三个模型结果可以看出，性别和归国后的适应状态对新归侨的国家认同皆无显著效应；而国外定居时间却与新归侨的国家认同显著正相关，即该变量能一定程度上增加新归侨的国家认同，印证了人们常说的“出国越久越爱国”。不过，其影响效果较小。其他条件一致情况下，国外定居时间每增加一个单位，新归侨个体的国家认同仅约增2%（模型1）。而对核心变量的相关性，以下几个发现值得强调：

第一，已有国家认同生成机制的一般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新归侨群体，需对该群体开展针对性研究。已有研究认为，治理绩效因素、社会结构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是解释居民国家认同的三大理论视角。但本研究发现新归侨群体的国家认同有其特殊之处。一方面，从表2模型1可以看到，治理绩效和部分文化变量与新归侨的国家认同具有显著相关性。其中，公共服务满意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度能提升新归侨的国家认同，而教育水平则具有相反效果。但另一方面，模型1至模型3显示，社会阶层、单位体制或党员身份等社会结构因素并不能影响新归侨群体的国家认同。这或许与他们在国外形成了较强的平等观念有关。总体而言，文化论的解释力略强于理性选择论。该结果初步表明，已有研究对其他普通居民国家认同的解释框架并不完全适用于新归侨群体，我们需要给予该群体特殊的学术关照。

第二，对于青年新归侨而言，只有涉及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变量才能显著影响其国家认同，而社会道德水平认同、治理绩效因素和社会结构因素皆无显著相关性。从表2模型2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度与青年新归侨的国家认同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其他条件一致情况下，青年新归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国家认同提升约23%。相反，教育水平与他们的国家认同则呈现负相关性。分析中还发现，当同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教育水平纳入模型分析后，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及相关性都明显减小，这表明教育水平可能通过弱化青年新归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而间接降低其国家认同。假设1.1、1.2和1.3获得支持。

表2 新归侨国家认同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及各组变量的解释贡献率

第三，新归侨的国家认同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除了多元回归分析之外，本研究还采用了Shapley值分解方法来揭示青年新归侨和老一代新归侨的国家认同机制差异。Shapley值分解方法可以分解各自变量的具体贡献和相对重要程度，并估计出一组自变量的总贡献率，因而在社会科学中获得广泛应用。比较分析表2模型2和模型3可以发现，社会文化因素对青年新归侨的影响因素最大，其累计贡献率达到69%。而对于老一代新归侨而言，治理绩效因素的影响最大，累计贡献率为38%；其次为社会文化因素。不过，不同于青年新归侨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度并不能显著影响其国家认同，而社会道德水平认同则具有显著积极影响。由此可推论，老一代新归侨之所以具有更高的国家认同，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治理绩效及整体的社会道德建设环境较满意；而青年新归侨的国家认同危机则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不足导致的。假设2.2获得支持，假设2.3获得部分支持。

（三）基于广义倾向值匹配法的稳健性检验

本节主要检验青年新归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度对其国家认同的影响稳健性。在社科研究中，主观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通常可能包含“选择性偏误”问题［26］。比如本研究中，新归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度和国家认同可能同时受到其他个体特征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如果不处理此类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回归结果的有偏性。倾向值匹配是解决选择性偏误的常用方法。不过传统的倾向值匹配主要用于分析二分类干预变量情景，本研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五分定序变量，因而可采取广义倾向值匹配法［27］。其中，用于估算广义倾向值的混淆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单位类型、社会阶层和国外定居时间。多元回归结果显示，教育水平、单位体制和政治面貌等变量能显著影响青年新归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度，同时也能显著影响其国家认同，模型R2分别达到20%和18%，意味着混淆变量的选择具有合理性。

通过平衡性检验是倾向值匹配法的应用前提。满足平衡性假设意味着匹配后的混淆变量在各组间不存在显著差异。Stata软件中该假设采取t值检验法，当输出结果中t值绝对值小于1.28时，表示平衡性假设获得强烈支持，小于1.96时表示假设勉强可接受［28］。从表3可看出，本研究满足匹配的平衡性假设。

表3 广义倾向值匹配的平衡性检验

（续上表）

通过平衡性检验是倾向值匹配法的应用前提，表3数据显示本研究满足匹配的平衡性假设。然后我们进一步估算剂量反应函数。响应函数一般可以设定为一阶、二阶或三阶函数。本研究采取二阶函数，估算方程如下：

其中，y为国家认同，T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度（取对数），GPS为广义倾向值得分，β为需要估算的系数。还需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的处理变量满足正态分布假设，因此只需采用一般的广义倾向值预测模型。图1直观显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度对国家认同的响应函数和干预效应。从图1左图可以看出，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了解度的增加，青年新归侨的国家认同的概率期望持续增加。其中，干预水平在2分至3分处的增幅最大，而3分至5分处的增幅相对平缓。而右图显示，干预效应曲线处于0值上方表明干预变量的单位变化对国家认同具有积极影响。具体而言，干预水平在2分以下及4分以上对国家认同的提升效果最明显。

图1 社会核心价值观了解度对国家认同的响应函数与干预效应

五、结论和讨论

较强的国家认同可促使归侨群体积极将党的方针政策及国家发展成就远播海外，从而助力讲好中国故事，加快民族复兴。本研究系统考察了新归侨群体的国家认同及其形成机制，得出一些有趣发现：其一，新归侨群体并无普遍化的国家认同危机，但青年新归侨的国家认同感低于老一代新归侨。其二，目前学界主流的制度绩效论和社会结构论并不能充分解释青年新归侨的国家认同，而社会文化论有较强解释力。其中，多元线性回归和广义倾向值匹配分析结果一致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度对青年新归侨的国家认同具有关键性影响，教育水平也可通过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间接削弱其国家认同，但社会道德水平认同的效应并不显著。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只有与核心价值观相关的文化变量才能影响青年新归侨的国家认同。其三，新归侨的国家认同存在代际差异现象。核心价值观调适对青年新归侨国家认同的形成有决定性意义，而老一代新归侨则主要受到国家治理绩效和社会道德环境的影响。总之，新归侨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我们不能简单引用已有理论来解释其生活意义，而是需要给予其特殊的学术关照。

通过对新归侨这个特殊群体的实证研究，本文既拓展了已有的国家认同理论，同时也对思考如何提升青年新归侨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有益启示。从研究结论来看，最重要的方面或许在于增强他们对于国内文化环境尤其是核心价值观的了解及认同，树立新的文化自信。青年新归侨具有价值观可塑性强及长时间定居海外等特征，国外文化冲击及国内文化疏离的双重过程（或称为“文化震荡”）对该群体的态度行为具有较大冲击。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度和认同度不够抑制了他们的国家认同感。由此我们认为，依托侨联组织适当开展针对青年新归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乃至红色文化精神及中华优秀文化教育，能有效增强该群体的国家认同，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