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家庭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场所［1］。近年来中国家庭的亲职论述较以往有了较大的转变。首先，亲子关系从侧重于传统孝道规范下的社会交换向强调亲子内在关系的情感满足转变；其次，父母角色从单一管教孩子的执行者向科学育儿的学习者转变；第三，在多年素质教育改革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家长在教育方式上从过去“填鸭式”向注重孩子的个性、品行多元综合素质培养转变。

亲职论述的时代转变呈现出家庭教养方式整体朝向更为密集的发展趋势，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竞争的加剧，家长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落后于他人，为此越来越多的家长特别是中上阶层的父母开始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努力参与、干涉其学习与生活，以期其可以脱颖而出。伴随着密集型教养方式的盛行，当代家长也面临更多的焦虑、压力与不确定，特别是这种对父母的经济、文化以及时间资源上有较高要求的教养方式使得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在理想的亲职论述与实际的教养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断裂，陷入矛盾。

本文将在当前亲职叙事的脉络与时空环境下聚焦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所面临的教养理念与教养实践间的内在矛盾困境，了解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是如何通过对比不同世代的教养实践来展现自身的教养理念，试图发现资本的累计与转变在不同家庭背景间影响其家庭教养方式的内在机制，探究在社会场域中家庭教养方式是如何通过不同类型的资本再分配来协商不同家庭背景间的差异与社会不平等。

二、文献回顾及理论框架

在家庭教育研究领域中，家庭教养方式（Child-rearing）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对此话题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卢梭、洛克等理论大师。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鲍德温等心理学家进一步划分了家庭教养方式的基本维度，鲍姆林德、麦考比等则分别提出了有关家庭教养方式的理想类型。这些以心理学为主要取向的研究主要从个体心理与亲子互动的视角审视了家庭教育的过程与模式，缺乏对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地位等社会因素的系统讨论［2］。

随着社会学者逐渐进入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中，上述研究缺陷一定程度得到弥补，其中父母社会地位如何型塑家庭教养方式以及对子女日后成就的可能影响受到了学者们普遍关注。梅尔文·科恩是最早对家庭教养方式进行社会学探讨的学者，其通过对华盛顿地区和意大利都灵地区家长教养态度的相关数据，建立了最初有关家庭社会地位与教养观之间的联系，提出影响父母教养态度与价值观的关键是职业，不同阶层的职业对个体的要求不同，其中中产阶层职业较为注重人的自主能力，而劳工阶层则强调绝对的服从。教养观的差异也进一步影响家长与子女间的互动方式，其中中产阶层父母较为重视孩子的自主性，因此多采取沟通互动的双向交流模式［3］；与之相对，劳工阶层则注重强调服从，因此多采取指令性为主的单向方式。随后尤里·布朗芬布伦娜的研究也进一步证明和发现，中产阶层的父母在亲子互动中更加民主、平等与包容，劳工阶层的父母则更为强调子女的服从［4］。与上述学者侧重于阶层间教养需求与表现不同，布迪厄认为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主要来自于客观化的地位以及惯习，资本与品位在代际间的传递促成了阶级关系的再生产［5］。拉鲁则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基础上重新定义了家庭教养方式，认为文化资本不仅指对高雅文化的欣赏能力，还包括与社会机构，如学校等相适应的一系列策略与风格，借以更好地帮助个体适应环境［6］。

美国社会学家拉鲁在其著作《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详尽地呈现了不同家庭背景的父母在家庭育儿方式上的差异。中产阶层父母通过采取“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方式培养孩子的才艺和表达能力，并在与孩子日常沟通时注意运用“讲道理”而非指令性方式与之交流。拉鲁指出，在这样的教养方式下，孩子容易形成“权力感”（Sense of Entitlement），善于捍卫自身权益，有助于其未来进入专业的白领劳动市场。与之相对，劳工阶层的家长通常采取“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的育儿方式，认为孩子的成长应减少父母干预，在与孩子交流过程中采取命令的口吻，强调父母的权威性，且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与职业阶层地位较低，其对教师与学校具有较强的疏离感，面对制度常感到无力或挫折。因此在这种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容易养成“局促感”（Sense of Constraint），倾向于服从和配合，符合劳动力市场中低端行业需求［6］。中国国内对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日渐熙攘，且主要建立在拉鲁的理想类型基础之上，以定量分析为主。如，田丰、静永超通过上海家庭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家庭教养方式已呈现阶层分化，但社会流动可改变教养方式［7］。黄超根据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简称CEPS）数据对中国青少年家庭教养方式的分布、阶层差异以及其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以专制型和忽视型为主，呈现出较强的阶层差异，同时教养方式对非认知能力有显著影响［8］。刘浩利用2010年CFPS数据研究祖代与父代的社会阶层对家庭代际流动和对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阶层的家庭有不同的教养实践模式，且教养实践模式存在多代间传递［9］。

可以看出，拉鲁所提出教养方式的两种理想类型对之后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分析教养方式阶层差异的基本分析框架［10］，为家庭教养实践研究提供了启发性视角，但依旧存在值得商榷的方面。一方面，在阶层的设定上，拉鲁采取的是一种静态的视角，即将阶层视为既定的结构位置与二元范畴［11］，同时她忽略了阶层内部的异质性，未能捕捉到各阶层家庭中不同社会群体在教养实践中的差异性。虽然社会阶层的形成可以从个体在社会领域所占据的地位理解，但由于社会领域本身是一个多维空间，每一个实际位置都可以根据多维坐标中的不同相关变量进行定义［12］，因此简单的将中产阶层与劳动阶层进行二元划分，就等同于将阶层视为劳动市场中的某一固定位置，忽略了对“阶层过程”的分析［13］。缺乏反映社会同一阶层但不同群体家庭发挥自身优势的动态描述也就难以关照到阶层内部可能存在的不同的教养价值观与教养方式。因此，当我们关注中国社会中的家庭教养方式时，更应将其置于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考量社会不平等程度、教育回报率以及学业成绩的重要性等因素对不同家庭背景下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作用。

目前有关家庭教养方式的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主要以量化分析为主，对于教养方式的变与不变，通过哪种机制运作，显示出怎样的家庭背景间差异等仍有待质性分析进行深入探讨。

在进行与阶层相关的分析时，阶层如何划分历来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之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将对资本的占有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韦伯提出权力、财力和声望“三位一体”的分层理论，新韦伯主义学者戈德索普主张阶级是性质不同的群体，而非等级不同的群体，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赖特则是将物质资本、组织资本和劳动资本纳入分层视野之中。实际上无论哪种阶层划分方法都只是作为基于理论事实的分析与假设，阶级并非某种被物化的或刻板的印象，而是在特定场景下的一种“活的经历”（Lived Experience），受到特定的历史时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14］。那么究竟该如何生动地展现不同家庭背景间的界限以及家庭内部存在的异质性即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研究认为，一方面可以借鉴布迪尔所提出的阶级理论，通过资本占有与分配的不同体现差异性；另一方面还应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综合考虑在教育体制、劳动力市场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作用下教养惯习的代际断裂以及可能存在的家庭内部异质性。

布迪厄的阶级理论是在一种想象的社会空间中展开的，其考察了不同阶级群体的结构处境与相互联系，强调个体或群体行动者在遭遇一定时空情境时可能产生的变化，他将行动者不断调节自身策略、习性以适应结构变化的过程称为“社会轨迹”［15］。“社会轨迹”也进一步表明了布迪厄的理论旨趣，拒绝将阶级视为简单的再生产理论，资本的多重组成与相互间转换视角，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中产阶层的教养策略与存在的优势，描述工薪阶层的父母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在结构限制下进行教养实践，且还可用以分析不同资本间的转变所呈现出的动态过程。

本文将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与阶层理论相结合，认为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不同的家庭背景依旧是预示文化教养选择的重要标准，但需要综合考量父母自身成长的社会经济环境，将教育体制、劳动力市场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教育回报率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本文认同并借鉴蓝佩嘉的研究路径［11］，将家庭教养方式划分为两个层次：“亲职叙事”和“教养实践”。其中“亲职叙事”指的是父母透过叙事性理解，描述个体的生命经历是如何影响当前教养方式以及父母所认同的有关教养的文化规范；“教养实践”则指的是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所采取的实际教养行为与策略。在探讨亲职作为一种阶层化经验时，本文加入了社会变迁视角，认为造成不同教养决策与方式差异性的本质在于父母自身成长的社会经济环境，即无论哪种家庭背景下的父母在试图塑造孩子行为与价值观时，都是在为他们应对未来生活作出准备。在此过程中，作为某种特定的物质地位，使得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在资源配置以及转换过程中具有不同的亲职叙述与教养理想，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将面临有关资源、时间等方面的不同约束，这些将导致不同的教育结果。研究将对下述问题展开讨论：

首先，回应以往研究，探讨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当代中国父母教养方式到底是承自父辈的教养惯习的延续，还是透过反思与上一代断裂？代际间教养方式断裂或延续的倾向与父母自身的教育背景或职业是否存有联系？

其次，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其教养理想与教养实践间是否存在矛盾或冲突？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面对教育体制、劳动力市场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高教育回报率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又将如何在具体的教养实践过程中协商界限，如何定义自身教养实践的合理性？

最后，在教养实践中，不同的家庭背景如何与性别相交织，如何透过差异性性别化教养方式落实教育策略的分化？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情况

（一）研究方法

研究者于2019年11月初至2020年3月中旬陆续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寻找合适的受访对象，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了16位不同家庭背景的父母，期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无法面谈，采取微信视频通话的方式进行访谈。

在社会地位的界定上，研究承继以往学者对社会地位的划分，将职业和受教育水平作为主要指标。具体来说，职业上参考李强提出的“国家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ISEI）”，将ISEI分值在41～66分的群体视为中产阶层，ISEI分值在16～40分的群体视为工薪阶层［16］，双薪家庭中父母双方若不属于同一阶层，则以较高者为准；受教育水平上，将（父母中至少一位）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作为中产阶层指标。

由于访谈的目的在于了解父母在教育领域的做法，因此提出的具体问题是开放式的，具体提问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研究者“多听少发言”，主要由受访对象回忆自身孩童时期的教养方式，以及自己对孩子教育的想法与实践；第二阶段是研究者作为提问者，对受访对象描述的具体情节追问细节，并回答背后的原因和对自己的影响；在访谈的最后，研究者尝试提问一些较为抽象性问题。随后，通过反复研读访谈笔记，对资料进行编码等工作后，概括出每位受访者的基本样貌，并按照不同编码背后指涉的概念进行整理分析，厘清彼此间关联，进而形成贯穿不同家庭背景家长教养方式的主轴。

（二）样本情况

表1 受访者基本资料

四、亲职叙事与教养实践

（一）亲职叙事

1.“断裂”还是“延续”？

访谈中，当询问教养方式是否受到儿时的影响，无论哪种家庭背景下的被访者几乎都表示影响有限，甚至有一些被访者还会强调自己会“刻意避免从前的路”。所不同的是，在表达与上一辈教养方式的差异性时，中产阶层的态度更为“坚决”，而工薪阶层则相对“柔和”。例如在对“是否会打骂孩子”问题的回答上，不同家庭背景的父母的回答也存有一定差异：

“我和先生都觉得现在的社会环境和我们成长那时候差别很大，不可能还按照自己小时候那样子教育现在的孩子，小孩子哪有那么听话懂事呢，总有犯浑的时候，但是我们很少会打骂，最初孩子爷爷总说我们惯着孩子，后来为了减少相互间影响，我们就没和老人住一起。”（Z01）

“我们现在教育孩子肯定不能和以前完全一样啊，时代变了嘛！以前我爹不高兴了抬手就打，现在只打他（小孩）肯定不行，你只是打他也不服气，打了也没用。孩子该打还是要打，但还要讲究点新方法，你要让他知道你为什么打他，你是在为他好。”（L01）

显然，虽然同样是表示不愿受上一辈教养方式的影响，但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在程度上有较大差异，中产阶层的父母往往不仅很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教养方式有别于当年父母的打骂教育，且会在行动上身体力行；而工薪阶层则对打骂教育一边持保留态度，一边又会在教养实践中实施这一做法，与此同时也会注意到孩子的情感，在这里权威管教与情感关系俨然成为了相辅相成的教养做法。

虽然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都表示自己不愿受到自己父母的影响，但他们也承认很多时候在自己的潜意识里还是会延续原生家庭的教养惯习。比如受访者Z02说：“人家都说你找爱人的时候不妨先看看他的父母，如果是女孩就看看她的妈妈，男孩就看看他的爸爸，多半都有父母的影子。我觉得这个‘影子’可能是很难摆脱的，就比如我虽然不认可我妈妈那种从小教育我的方式，但是我自己依旧“继承了”她的很多做法，我老公也是一样，他自己也说他自己很多时候的反应就像他爸爸当年。”对此，她表示自己会通过多读书、听一些与教育孩子相关的课程来思考与反思自己的行为。与中产阶层的Z02不同，L02虽表示自己会不知不觉地重复自己父亲的做法，但同时也承认“虽然觉得这样好像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做，更没心思和那个精力去琢磨这个事。”

现代国家的发展趋势之一即社会的专业化，伴随着育儿工作的专业化与技术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遵从育儿专家的指导、做学习型父母逐渐成为现代家长，特别是中产阶层父母认同的教养策略［17］。通过对专家体系的认可与依赖，专家知识的介入不断提醒着中产阶层的父母需透过反思与内在对话，并在此过程中对源自于原生家庭的无意识、自然化的教养惯习进行“再加工”，并在日常的教养实践中不断加以审视与反思，从而帮助自己成为“更好的父母”。与中产阶层不同，其他阶层的父母在面对自身延续原生家庭的教育惯习上，常表现出“不知道该怎么办”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挫败感。一方面，由于家庭背景导致的资源不足使得工薪阶层较难具备与中产阶层相似的教养理念；另一方面，经济压力与时间不足也阻碍他们获取更多的认知资源和学习新的教养理念，因此更倾向于采取简单、直接等立竿见影的教养策略。

2.“密集”还是“宽松”？

虽然育儿习俗在不同国家中有不同表现，但教养孩子的文化却不断随着时代发生变迁。宽松型的教养方式是如今很多“70后”“80后”父母的成长记忆，但在今天当这些曾经的孩子成为父母后，却秉承了比自己父母更密集的教养方式［18］。密集型教养方式的特征之一，即注重与孩子的沟通和协商。访谈中发现，中产阶层家庭往往具有较为清楚的规则、平等意识，鼓励孩子按照规则与家长沟通或协商，对此Z04的态度可谓十分坚决，他认为“体罚或打骂孩子都是过时的一种野蛮做法，很多时候小孩子没有自觉性，所以你要和他首先制定彼此都能接受的规则，这个规则一定不能是你自己定的，而必须是和孩子一起协商定下的，给予孩子平等的权利，他才会有受到尊重的感觉，才能做得更好。”

按照今天父母参与孩子的教养方式看，更多的参与孩子生活的行为常被中产阶层父母视为是一种“标准”的教养方式，虽然他们自己并不是这么长大的。谈到自己成长的经历时，Z03表示，“在我小时候，放学后和小伙伴一起玩到太阳下山才回家吃饭是常有的事，家长最多问问作业是不是写完了，一般不会特别安排额外的学习，寒暑假在记忆中基本就是自己和朋友撒欢的玩”。然而，Z03在谈到“自己是怎样的父母时”这样说：“我们今天在思考自己当初接受的教育与我们对自己孩子有什么不同时，会发现我们今天对孩子日常生活的参与和干预程度远胜于我们父母。实际上，在有自己孩子之前，我和先生一直以为我们会是那种宽松型的父母，也认为孩子应该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但是真的到了自己做父母时才发现，你想的和实际社会环境让你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现在孩子们面临的竞争压力大很多！”

从Z03的叙述中我们会发现，一方面中产阶层的父母内心倾向成为“宽松型”的父母，认为孩子应该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所谓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只是一种想象中的理想状态，或者说只是孩子进入充满竞争压力的社会之前的一个十分短暂的阶段，中产阶层父母心目中“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只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短暂状态。

当密集型教养方式作为一种标准化的教养规范受到全社会推崇时，工薪阶层也受到了影响。访谈中发现，虽然工薪阶层父母一定程度上秉承了父辈的“打骂教育”但同时也注意到了沟通的重要性，“与孩子做朋友”类似的说法时常出现在被访者的口中。L02说，“有时候气急了肯定会打他，但是我也会注意平时多关心他。只是我们平时比较忙，如果有时间的话，比如放假都会带他去玩，晚上也会聊聊班里的事。不过他不是太喜欢说，但他说的话，我们都挺愿意听的。”然而，也有部分受访者表示并不太认同“沟通”的效用，如一位父亲（L04）表示，“小孩子不听话时，你只和他说教可能没有用，他比你还会说呢，所以该打还是要打，你打了他才怕你，才知道厉害。”

在谈及在教养孩子上有什么想法时，L03表示“首先是想她成才啊，但是到底怎么培养没想过，就是尽量创造条件，做好家长能做的吧。”再进一步追问“您觉得孩子的童年应该是怎样的”时，被访者L03的回答是这样的：“童年就该是无忧无虑的吧，否则怎么叫童年呢？人一辈子不容易，在还没长大的时候，就别逼她了。”

显然，工薪阶层的父母在秉承权威管教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与孩子间的情感维系，但一方面，由于自身条件导致的资源不足，使其缺乏密集型教养方式中的文化资源，为生活努力打拼的困境以及时间、精力上的不足使得他们也很难耐心地对待孩子的问题或去学习新的教养理念；另一方面，工薪阶层在职场中的工作特性使得他们较少重视口才的训练，因此所养成的阶层秉性也与中产阶层所重视的沟通、说理等相距较远，他们的职场经验更加重视服从的重要性［19］。此外，同样面对“无忧无虑的童年”，中产阶层的家长认为这是一种被刻意建构出来的短暂状态，而工薪阶层的父母则认为父母的责任应该是避免对孩子施加额外的压力，采取较为宽松的教养方式。

（二）教养实践

1.家庭背景差异下的教养方式异质性表现

全球范围内，年轻人就学年限越来越长，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在不断刷新纪录［20］，因教育资源紧缺而使得家庭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即便是在最富裕的国家中，公众对教育资源的需求程度也远高于供给［21］，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实施的是竞争性入学。伴随着对教育资源的竞争，其他教育阶段的竞争也随之形成，在访谈中发现，一些中产阶层的家庭选择将孩子送入私立教育机构，接受更为国际化的教育。Z05表示她和先生放弃了家门口的公立小学，选择了一年学费12万元的私立学校，她详细地描述了当初入学面试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于我想象中的面试，一进门就是一张大桌子，上面有3个iPad，但是却有四个孩子，老师要求玩一种游戏，但是这种游戏需要两个小朋友合作，接下来就是四个孩子的表现，老师没有任何的干预，只是静静的观察，最后录取的标准也不是谁的游戏得分高，而是那个在这个过程中表现最得体、与其他小朋友合作最愉快的那个孩子。所以，你能明白这个学校看中的是什么了吧？不同于普通的只会教孩子课本知识的学校，这样的学校更注重孩子的性格与情商，所以孩子通过考试后，我们毫不犹豫选择了这里。”

随着社会的发展，“软技能”日益成为人力资本中极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其中人际交往能力与行为品行，如团队精神、创新精神等日益成为决定未来职场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这些技能的习得不仅来自于家庭，也是学校教育的副产品［22］。显然，中产阶层的父母认识到了这一点，在选择教育的培养路径上，他们更倾向于孩子能够成长为无所畏惧、勇于质疑的“有思想”的人，虽然私立学校是否就一定能达到这一目标尚未可知，但很显然，对公立学校相对统一的教学计划与标准化的学校制度规则的不满，让那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产阶层父母做出了不同的选择。Z05就明确的表示，“我们对孩子的培养方向是国际型人才，以后是打算送孩子出国念书的。”为此，她表示十分感谢这个时代给予了家长更多的教育选择，“也正是不必像我小时候那样，千军万马挤高考这一条独木桥，才让我能毫不犹豫的对孩子采取这种不只看考试分数，而更注重性格培养和创新、挑战的（教养）方式。”

在跨国资本以及人才流动日益频繁的社会背景下，中产阶层尤其是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父母而言，对孩子的教育诉求已经超越了国界，“教育的国际化”作为一项具体的策略或想象期待，使得他们将对孩子的教养重点从过去重视单一的课业成绩转变为更为全面的教育模式，强调多元学习的“杂食教养”（Omnivore Cultivation）［23］。

有两个孩子的Z03说：“我们家两个孩子，除了参加了必要的语数外课程学习，还报了跆拳道、声乐班、美术班、乐高积木和小主持人。孩子有些潜在的东西（能力）你不去接触一下，就很难发现，还有些东西（能力）谁也不是天生的，需要专门的培养。孩子的表现也证明这了一点，哥哥跆拳道现在已经是红带加黑杠了，妹妹小主持人比赛去年拿了个一等奖。虽然我们也说不是太看重这些，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对他们未来（择校）肯定是有助于加分的。”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自己与先生同为博士学历的Z03表示，他们的家庭从经济水平看只能说中等，谈不上多么殷实富裕，以现有的经济实力看，虽很难像一些富裕家庭将两个孩子都送出国读书，但会量力而行地为孩子报一些家庭可以承担的“夏令营”，以便帮助孩子在日后的升学中有更多的优势，在面临择校时有更多的选择；同时他们还十分注重与孩子的沟通与陪伴，不仅成员间可以就某一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且家庭定期以举办“读书交流会”的形式彼此交流学习，还会安排全家一起看话剧、听音乐会等活动。由此可见，一方面，家庭经济资本的投入推动了中产阶层家庭孩子的体制化，在参与各种课外活动的过程中获得的成绩、证书等也将成为制度性的文化资本，有助于孩子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家庭文化资本通过向孩子传授知识形态和语言技能，帮助他们形成自如、淡定的气质。

通过对不同中产阶层家庭的访谈发现，虽然同为中产阶层家庭，经济资本优势的家庭与文化资本优势的家庭，孩子在未来可能走的道路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哪种资源优势下成长的孩子，作为社会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精英”群体，其都需要拥有“面对权威或者拥有特权的自如、淡定、如鱼得水、不卑不亢的气质”，而这些作为教育场域中的惯习都需要经过从小在各种仪式场合中反复练习，才能镌刻在身体中，流露在言谈举止的细节中［24］。

访谈中发现，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工薪阶层的家长往往表现出比中产阶层更为强烈的希望孩子可以通过体制内升学这一途径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意愿。L05在社区边上的一家美发店打工，她的孩子就在附近上小学，访谈中她表示，孩子最初留在老家蔡甸由老人照管，因为了解到武汉市区的教育比较好，因此到了学龄期时就把孩子接到了自己身边，为了在武汉市区上学，自己和丈夫早在两年前就贷款买了一套小居室，由于工作的便利，自己经常可以和社区的很多妈妈们交流如何教小孩，哪里的辅导班老师认真负责，自己也给孩子报了一些课程，但是她基本上报的都是对考试有帮助的课程，比如数学课、作文课和书法课。当问及为什么没有报一些艺术类的课程时，她这么回答：“我觉得我的小孩也不会有什么艺术的天份，那些弹弹唱唱的事不如踏踏实实的好好学习对他以后有用，我和他爸爸都希望他长大能够成为读书识字，有文化的人。”L05还表示，自己每个月都会找老师聊聊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同时班上也有同学的家长来店里美发，她也会借机和家长聊一聊，“有一些有关升学信息的微信公众号还是老师和有的家长推荐给我的，我有时候也会看一看，但是更多的还是和他们直接聊天来了解情况，感觉这样更直接一些。”

可见，由于工薪阶层普遍缺乏文化资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时常感到力不从心，但他们也会通过自身努力，寻求可以冲破自身家庭环境壁垒的社会资本，以转换为可能帮助到孩子的教养资源。与此同时，工薪阶层的父母虽表示自己也会通过网络等新媒体方式进行育儿学习，但在实际自我评估时往往通过关键人，如老师、身边其他家长等的评价来反身性看待自己的教养实践。

与中产阶层不同，工薪阶层的家长虽也表现出“希望他成才”的殷切期望，但也面临来自经济、时间和能力上的窘迫感。在此现实背景下，一些工薪阶层的父母表现出“顺其自然”的态度。L06和丈夫在菜市场租赁了一个卖菜摊位，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要起来上货，9岁的女儿有很强的自理能力，L06说：“我们两口子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如今靠卖菜算是在城市安了家，孩子以后就全看她自己了，是学习的料，就走拿笔杆子的这条路，要不是这块料，也不强求。我和他爸爸也是这么和她说的，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们文化水平低帮不了你啥，全靠你自己。”较大的劳动强度以及自身资源的紧缺导致家长不可能以孩子为中心，所谓的亲子活动都是镶嵌于日常的生活之中，家庭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父母的教养角色也多以“养”为主，而非“育”。

与L06相类似，访谈中的工薪阶层家长反复强调，如果孩子不是学习的料就不勉强，这种将孩子的才能视为先赋性资质而非后天培养的看法与只注重学校考试分数的做法类似于布迪厄所提出的“追求必需品”的阶级品位［12］，从而体现出与中产阶层因不同处境而导致的阶层教养惯习。

2.家庭背景差异下的教养实践性别异质性表现

“重男轻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备受诟病的一大现象，有观点认为家长因性别对孩子采取不同教养策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25］。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男女平等”成为社会共同认可的社会规范，很多年轻的父母会听从一些专业性育儿书籍中专家的意见，尽力用一种性别中立的方式教养孩子，如不给孩子购买具有性别角色意义的玩具，女孩也可以买小汽车，男孩也可以玩洋娃娃。然而，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一方面女性的教育回报低于男性，另一方面，女性的教育投入却往往高于男性［26］。本研究在对不同家庭背景父母的访谈中发现，虽然在对女孩的教养实践过程中，不同家庭背景下家长的表现显示出一定的差异，但整体上看在对待女孩的教养方式上呈现出较以往较大的区别，不同家庭背景在女孩的教养上均呈现出一定的密集化趋势。

分析： 双子叶植物过量吸收生长素类似物后，形成层的细胞分生能力加强，产生肿胀，破坏了韧皮部的运输功能，使植物因有机物运输受阻而死。同时，这还破坏了植物正常的代谢，使植物呼吸作用加强，但不会产生ATP，造成植物细胞的损伤并浪费大量能量[5]。正常的生长素则容易被植物代谢掉，不会产生此危害。单子叶植物因能迅速使人工生长素类似物失活，所以除草剂也不会对单子叶植物产生效果。

Z06是一名律师，她说：“虽然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遭遇到歧视的现象依旧存在，但是那些真正优秀的女性并不一定会差，且从整体看越是好的工作，越是凭个人实力说话，因性别产生的歧视其实越少。”与Z06相类似，工薪阶层的L05表示，“我还是觉得小孩子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要多管教，多关心，小时候不管，家长是轻松了，但是以后孩子就会吃亏，现在多管一点，孩子未来也能有个好出路。”与此同时，这位母亲还拿自己和曾经的同学做比较，认为导致彼此人生不同境遇的关键并不在于性别，而是受教育水平。“我的那些同学，读了大学的最差的也不会差到哪去，没读什么书的，再好也有限。”

由此可见，女性的分化是造成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女孩教养方式改变的因素之一。如果一个社会中女性的薪资以及社会地位都普遍低于男性，且在女性群体内部在薪资和社会地位上不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家长也没有太多动力去培育家庭中的女孩；但当女性内部逐渐出现分层，家长看到了精心培育女孩可能会带来的希望，也就更有动力去精心培养。

除了女性内部的分化外，现代社会带给女性生活方式的变迁也是造成部分家庭加大对女孩教养投入的因素之一。随着从事与男性一样工作或获得较高薪水的女性越来越多，不愿意结婚的女性也开始增多，中国很多生养了女孩的家庭逐渐意识到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因此教养女孩的方式上也较以往有了不同。此点尤其体现在访谈中的中产阶层家长身上。Z07是一位曾有美国留学经历，7岁女儿的父亲，他说：“其实我觉得以后不结婚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我的女儿也不一定会结婚，结不结婚都没关系，女性在社会中早已不再依附于男人或婚姻而是个人实力。因此，我们家对孩子的培养可以说是忽视性别的”。

虽然如今人们普遍认可家长应平等地对待不同性别的孩子，并提出在育儿过程中避免性别刻板印象，然而长期受文化力量的影响，不同背景的家庭在教养问题上表现上性别差异。

Z07是一位对孩子十分严格的父亲，他表示虽然家庭中秉承平等的教养理念，但对女儿无论是生活习惯、生活态度、言谈举止还是道德品行、学习方法等都十分注意，他说：“为了女儿以后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更好地独立生活，我们除了要求女儿在功课上要优异，且日常生活方面也有家规，比如见人要打招呼、进屋要脱鞋换鞋，物品要摆放整齐等等，细小的事情也有规矩，我们觉得这些看似是小事，但一切的井井有条、克制自律都是孩子必须要养成的品行。”与之相对，同为女孩父亲的L03虽也表示希望女儿“成材”但是在具体教养策略上并没有太多的规划，而是选择顺其自然成长的方式，“孩子成材当然好，但是也要顺其自然，女孩子普普通通的，有个一技之长，能养活自己也挺好。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尽量吧。”

由此可见，中产阶层在教养孩子上不因孩子性别而存在太大差异，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希望能够既表现出良好的教养，又兼具国际化通用型人才的特点。与之相对，工薪阶层的父母在教育观念上更强调孩子应拥有一技之长，期望孩子未来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自由自在地生活。

在男高女低的婚配坡度文化下，父亲多充当家庭经济资源的主要供给者，母亲的文化资本，即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活动的参与对孩子的社会化过程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11］。访谈中发现不同家庭背景的父母在参与孩子日常教育的实践中，均呈现出一定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父亲在大多数被访家庭中的作用多集中在提供经济支持，而母亲则需承担一系列具体的家庭责任，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智力。换句话说，在特定的亲职教养场域中，父亲以提供经济资本为主，母亲则侧重于从文化资本维度对子女的教育提供帮助。通过访谈进一步发现，不同家庭背景的母亲在为子女提供教育支持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维系家庭—学校关系方面往往呈现出较大的群体性差异，大致可以归纳为“服务型”和“陪伴型”两种理想类型。

访谈中工薪阶层的母亲多以“服务型”为主，指的是母亲们在教育支持过程中侧重于从基本的生活层面提供保障，尽量确保孩子获得相对较高质量的教育。被访者L01表示自己平时的日常生活主要集中在照顾家人特别是小孩身上。在谈到孩子平时的学习安排时，她说：“学习上我们也给孩子报了语数外三科的课，但我主要负责接送他去上课，现在孩子大了，我感觉父母的作用也只能是生活上管吃管穿这些。”这位母亲表示由于自己文化程度不算高，在辅导孩子功课上时常感到力不从心，虽然给孩子报了培优班但对于学习效果到底如何也没有特别清楚。对于这位母亲来说，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一方面正常的教育支出尚不构成沉重的生活负担和经济压力，但另一方面自身文化程度的欠缺使她时常面临其他方面的困扰，具体表现在与处于叛逆期的孩子沟通上，以及每当面对孩子不够理想的成绩常常感到无所适从，L01表示自己读书并没有很好，以前不觉得怎样，但是慢慢孩子越来越大了，觉得好像很难知道孩子心里想什么。“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愿意和我说，说起来最发愁的是他的学习，马上就要面临中考，但是他成绩不行，我很担心他能不能读高中。我们只能给他提供外在环境，就是你要什么学习资料啊，要上什么课程啊，但是只是出钱没有办法解决根本性问题，我也不明白为啥一直学不好呢？！所以就在成绩下来后的当天就去找他们班主任，问为啥孩子成绩不行，我说孩子有时候会说在课堂上老师比较少叫他回答问题的，但是很明显老师当时不是很高兴，大概就是说老师都是一视同仁，是孩子自己问题。但是孩子的问题是什么，他又说不清楚。”显然这位母亲一方面对孩子的成绩表现出了失望，因为她相信家庭为孩子提供了一切可以提供的条件，但是结果却不是她希望看到的；另一方面，她并不擅长与老师沟通，询问老师的方式也是首先指出老师可能存在的不足，导致老师对孩子成绩不好的问题过早地就以含糊的防御性言论结束了。因此，尽管她确实为子女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对于“服务型”母亲来说，其依旧深深地感到与子女的日常教育需求相差甚远，难以理解他们的行为以及令人不安的成绩。

虽然在实际的家庭教养过程中，母亲常作为陪伴者角色出现在孩子身边，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近年来随着教育市场化发展，校外培训价格也水涨船高，为提供足以保障孩子教育的经济资本，单靠父亲一人工作难以支撑日益增加的家庭开支，因此对于很多工薪阶层家庭来说面临的是母亲的陪伴的时间同样受到挤压，甚至空间分离。受访者L08的丈夫常年在外跑运输，而她自己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经常需要加班。对此她表示“不怕你笑话，我儿子今年小学五年级了，我只参加过2次家长会，更别说什么课外活动了。因为他们学校的这些事基本都是安排在工作日，我上班是不能或者很难请假的。老师对此确实很有意见，所以我也很害怕接听到老师的电话，或看到老师的留言，我和孩子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在学校乖乖的，千万别惹事，惹了事妈妈没时间去学校处理。”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父母需要离家工作，与此同时劳动弹性化和电子科技的普遍使用也进一步导致办公时间无限延长，这些都导致了家庭生活与工作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化工薪阶层家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与“服务型”相对应的是更多出现在中产阶层中的“陪伴型”母亲，她们往往承担着为孩子创造有利于学习的各种家庭环境，同时对于学校要求的各种活动也积极响应。受访者Z08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生育了第二个孩子后不久，大女儿也到了学龄期，因丈夫经济收入尚可且时常出差加班，她索性决定先在家做一段时间的全职妈妈，陪伴好两个孩子。对此，Z08介绍说自己一开学就报名了女儿班上的家委会，对学校举办的运动会、读书会、郊游等各种活动都积极充当志愿者。与此同时，她日常对孩子的情绪、心理和饮食营养等也都十分关注，“孩子刚刚上学，对小学生这个角色还需要一定的转换时间，我在家的话更加方便，每天接送她上学路上可以谈谈心，不会觉得有了弟弟就忽略了她。我这个女儿只喜欢吃肉，不爱吃菜，对此我还专门看了营养学的书。”此外访谈中还发现，在与孩子的教育接触中一些中产阶层母亲非常注重打造孩子的学习空间，如Z08曾略带有骄傲地表示“现在房价虽然很贵，但是我和先生依旧卖了之前的房子换了这套大四居室，以后两个孩子各一间，同时还有一间大书房，是我们和孩子平时在一起读书的房间，我们家每周都会安排固定的阅读时间，我们觉得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所，可以增加孩子们对阅读的仪式感。”

面对当前教育竞争下沉、竞争更为激烈的社会环境，“陪伴型”母亲通常还会积极寻找各种有利于孩子的资源。Z02的儿子今年上六年级，她早在孩子刚入学的那年起就注册了类似“家长帮”等论坛的ID，手机APP上更是装满了各种孩子用得上的软件，对此，她表示：“现在竞争十分激烈，家长只能暂时忘掉自己，全心陪伴在孩子身边。孩子学习时间也很紧张，因此我会帮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整理每次的错题，低年级时特别注意帮助他一起预习，整理错题等。”这些通常都要占用Z02很多时间，但是这位母亲坚持认为，“作为家长，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责任，现在就需要放弃掉那些可有可无的事情，将自己的工作和中心都放在孩子身上。”

当然，尽管“陪伴型”母亲通常都会尽自己所能陪伴在孩子身边，但实际生活中她们也会遭遇帮不上忙和无可奈何的时候，而每当这时她们的内心似乎都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和愧疚感。受访者Z09表示，“虽然我也读过大学，但是，现在孩子们的功课我怎么觉得比我们那时候要难好多……嗯，心里还是觉得有点愧疚，孩子来问你，你自己却不会。”在面对自身的文化资本在帮助高年级孩子学习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陪伴型”母亲会积极想办法以弥补自身这一短板，如送去课外辅导班学习，与授课老师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利用个人社会关系收集尽可能多的升学资讯。Z09表示孩子刚上幼儿园时，就从同事那里得知孩子有一定的艺术发展会对未来升学有好处，因此从四岁起就给女儿请了扬琴老师，每周去老师家里学两次琴，目前已经学了近十年。除此之外，“陪伴型”母亲通常也更注意和老师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根据Z09的介绍，一般每个月她都会在网上和老师聊几句有关孩子的近况，并认为这些交流对了解孩子和帮助孩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除了听老师的建议外，这位母亲还会将孩子的一些品质或特长主动介绍给老师。“我们孩子上幼儿园时，在与老师沟通中曾介绍过他喜欢讲故事，那个老师知道后就很鼓励孩子的这个行为，特意安排时间和机会让他去别的班给大家讲故事。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对我的孩子来说就是很大的激励与锻炼。我就想，如果我没有和老师介绍过孩子的这个爱好，可能他就失去了这样的锻炼机会。”

由此可见，在型塑文化资本的过程中，不同家庭背景的母亲在购买教育资源、与教师和其他家长互动、主动协调自身教育经验等方面呈现出异质性。其中工薪阶层的母亲主要是为孩子提供生活物质层面的经济支持，而中产阶层的母亲还擅长利用其他社会和文化资源，为孩子提供额外的教育资源。

五、小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个案访谈比较了当今社会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家长在家庭教养理念与教养实践间的差异，研究发现，在不同群体中，除了存在收入、身份等方面的差异，还存在一定的“育儿差距”，具体表现在对孩子的培养途径与精英的塑造上分歧日益明显、对女孩的教育期待以及母亲在维系家庭 — 学校关系方面呈现出群体性差异。

第一，通过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家长在教养理念与教养实践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不同家庭背景的家长对孩子的培养途径与精英的塑造上分歧日益明显。拥有经济或文化资本的家庭往往倾向于采取更为密集的教养方式，注重对孩子“软实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且在面对竞争越来越严峻的社会现实背景时，私立教育、海外留学等一定程度充当了“安全阀”的角色，使得这些家长可以更加坦然地采取自己理想的教养方式，而其他家庭背景的家长依旧只能被动地信任和选择应试教育，甚至自身对生活的辛劳感受进一步强化其对孩子采取顺其自然的教养方式。

可以预见，这些差距将会成为一个闭环中的链条，成为影响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目前，越来越密集、越来越看综合素养，以成就为导向的教养方式已经逐渐成为在社会资本中占有优势的群体的某种惯习；比如我们在访谈中发现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越有可能共同抚育孩子，越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孩子教育上，越可能采用有助于孩子在未来社会立足或有助于提升阶层的教养方式。与之相反，对那些已经处于弱势的工薪阶层家庭中，父母却面临越来越紧迫的约束，这些约束使得他们很难采取中上阶层的成就导向做法。由此，育儿差距不仅加剧了来自弱势家庭背景下孩子所要面临的挑战，且也将成为阻碍未来社会流动的壁垒。

第二，虽然整体上看不同家庭背景的家长在对待女孩的教养方式上均呈现出一定的密集化趋势，但不同背景的家庭在教养女孩上依旧表现出差异。中产阶层在教养孩子上不存在性别差异，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希望能够既表现出良好的教养，又兼具国际化的视野。与之相对，工薪阶层的父母在教育观念上更强调孩子应拥有一技之长，期望孩子未来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自由自在地生活。

现代社会中，家庭在对待女孩教养上所表现出的异质性也进一步印证了“个体所表现出的学历、性别甚至容貌等方面的因素并不全然是其自身努力的结果，很大程度上还可能是父母亲所属阶层的产物”［27］。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现代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差异、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阶层差别虽仍存在，但较以往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反而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因其家庭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别正在不断扩大。

第三，研究通过关注母亲在型塑文化资本中存在的群体差异性，重点分析了其在为子女提供教育支持的连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异质性，不同家庭背景的母亲大致分为“服务型”和“陪伴型”两种理想类型。其中，工薪阶层的母亲多以“服务型”为主，在教育支持过程中侧重从基本的生活层面提供保证，尽量确保孩子获得相对较高质量的教育，中产阶层的母亲则为“陪伴型”，她们除了为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需求外，还更擅长利用其他社会和文化资源，为孩子提供额外的教育资源。

最后，研究通过对不同家庭背景下家长的教养模式分析，体现了家庭背景与教养理念如何交织并型塑个体的社会行动，个体教养理念的价值性建立在其所实际拥有的资本基础之上，即不同家庭背景看似相似的教养实践的背后常存在不同的行动动机与行动意义，而相似的教养期待又常因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教养实践。由于本研究没有涉及到纵向的资料，因此虽然发现了教养惯习的代际断裂，但却未能深入探究不同家庭背景父母教养方式变迁的内在机制，特别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家庭教养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都有待于今后更为深入的分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