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军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确立，户籍身份成为个体的显著“标签”。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程度不断提高，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城镇化路径。其中，少量的农村居民依靠极其有限的渠道成功实现了户籍身份的转换，即户口从农村户籍转变为城镇户籍，其凭借的方式主要包括升学、招工、购房、家属随迁、参军、招干、政府征地等。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以农民工身份生活和工作在城镇的农村户籍人口，他们虽然完成了从农村到城镇的空间流动，但却没有成功实现从农村户籍向城镇户籍的转换。

国外研究表明，即使在没有户籍制度的现代社会，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新移民在城镇居住地也很容易处于劳动力市场、工资收入以及心理状态上的弱势地位（Evans&Kelly，1991；Bhugra，2004）。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国城乡间的空间流动和身份转换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体现，其对个体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上，而且还会表现在主观意识层面。其中，这种多元城镇化路径是否会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就成为很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全国性微观调查数据，主要聚焦于中国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同时探讨这种影响的性别差异。首先，城镇化、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复杂而紧密，本文从总体上着眼于多元城镇化路径群体间主观阶层认同的差异。其次，聚焦于中国的多元城镇化路径，致力于厘清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城镇化路径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及性别差异。接下来，本文的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以及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主要介绍数据及具体的分析策略，第四部分是定量模型及结果诠释，最后一部分是本研究的结论与讨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的双重影响

户籍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影响着社会分层和个人流动，其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密切交织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农村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入城镇地区，并且人口流入规模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户籍制度与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共同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多元城镇化路径。首先，依靠后天努力（升学、招工、购房等）实现的户籍身份转换遵循精英选择的机制，流入城镇获得非农户口的人主要是农村中的精英群体（Wu&Treiman，2004；吴晓刚，2007）。其次，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刚性需求使得部分农村地区的土地被政府征收或者实现“村改居”，而当地农村居民通过政策性条件获得了城镇户口，这种方式被称为政策性转换，属于被动实现户籍身份转换的类型（郑冰岛和吴晓刚，2013）。再次，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城市常住人口属于农民工群体，他们仅仅完成从农村到城镇的空间流动，虽然主要在城镇就业和生活，但却没有获得城市户籍身份。可以看出，在户籍制度和空间流动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呈现多元城镇化路径，并且不同路径所对应的群体也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镇化对个体经济收入、职业流动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其中，经济收入方面，有研究将城镇化过程中“农转非”的城市居民纳入研究视野，发现户口转换所带来的收入优势仅限于通过高度选择性渠道实现“农转非”的群体，表明了户籍身份对收入影响式微的过程，其在市场部门内尤其明显（郑冰岛和吴晓刚，2013）。另一项研究则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尤其是对于获得城镇户口可能性较低的流动人口具有显著的收入提升效应（魏万青，2012）。其实，虽然研究结论存在很大不同，但这两项研究恰好说明，不同城镇化路径对人们收入的影响可能存在明显差异。职业流动方面，有研究关注到，户口转变和迁移的开放程度与个人向上流动机会的获得呈正相关关系，即城镇化过程中获得城镇户籍的个体更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陆益龙，2008）。

除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之外，也有研究注意到，从农村到城镇的个体实现市民化的过程本身还蕴含着社会角色转型的内涵，会经历日常生活、个人主观认知等心理层面的巨大转变，并且不同城镇化路径群体之间还会存在显著差异（郭未和鲁佳莹，2018）。其具体表现为，政策性城镇户口获得者仅仅是实现了制度身份的被动转换，个体的人力资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而农民工群体由于户籍与生活场域的分离加剧了其社会融入的困难程度，不仅导致该群体难以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而且还会造成农民工群体自我主观意识的模糊化。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通过不同城镇化路径成功实现户籍身份的转换或者仅仅是实现了空间流动，其不仅对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影响，而且还很可能会对个体的主观认知产生影响。而主观阶层认同①主观阶层认同指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是个体阶层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观的阶层认同不仅是对客观社会事实的简单反映，还体现着个体对自身心理状态、文化因素和社会的感知等，其形成也与个人成长经历、环境等有密切联系（赵延东，2005）。则是个体主观认知的重要方面。总体来说，当前学术界有关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刘欣，2001；高勇，2013；范晓光和陈云松，2015）。但是，目前聚焦于城镇化过程与个体阶层认同的系统性研究还相对较少。虽然有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进程中，人力资本、职位价值、经济实力、生活感知和家庭背景等都会对农民工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该研究只关注了农民工群体，却忽视了广大的“农转非”群体（张卫国等，2017）。有鉴于此，本文将试图探讨中国独具特色的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二）城镇化路径中的性别差异

性别视角对于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正变得愈加重要。目前学者对城镇化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开始有所关注，尤其是在“农转非”过程中。比如，有学者利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通过历史变迁的维度考查发现，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因素后，改革初期及以前女性“农转非”的机会远高于男性，但是到了改革中后期，男女实现“农转非”的机会逐渐趋于平等（边燕杰和李颖晖，2014）。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在不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男性在通过教育或参军实现户籍转换的可能性方面更有优势；但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农村女性通过教育或参军获得城镇户口的可能性反而更高（Wu&Treiman，2004）。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可以看出，户籍制度和人口的城乡流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城镇化经验。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居民实现户籍身份转换的渠道呈现出多样性，从而在集体层面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多元城镇化路径，而城镇化路径的多样性不仅会对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而且很可能还会对诸如阶层认同等主观认知层面产生影响。基于相关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本文将研究焦点主要放在中国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阶层认同的影响上，并重点关注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三）研究假设

前面的文献分析已经表明，多元城镇化路径很可能会导致个体形成差异化的主观阶层认同。借鉴已有研究，本文不仅考虑到成功实现城镇户籍转换的群体，也将没有实现城镇户籍转换的农民工群体纳入进来，从而区分了不同的城镇化路径（Luo&Chui，2019）。具体来说，本文根据被访者居住社区类型（城镇社区还是农村社区），当前户籍身份（城镇户籍还是农村户籍）以及户籍身份获得方式将研究群体划分为五类，包括：（1）出生并且一直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群体（作为参照群体）；（2）在城镇地区工作生活但仍是农村户籍的农民工路径；（3）通过征地、家属随迁、户口改革等方式获得城镇户籍的政策性路径；（4）通过升学、招工、转干、参军、购房等因素获得城镇户籍的自致性路径；（5）出生就是城镇户籍的先赋性路径①需要特别指出，第一类和第五类群体既没有发生空间流动也没有发生户籍变化，因此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城镇化过程所涉及的人群。本研究只是出于便于群体比较的目的，将出生并且一直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村户籍居民作为群体比较的参照群体，并主要基于城镇户籍身份获得方式的考虑，权且将出生就是城镇户籍的人群对应的路径称之为“先赋性路径”。感谢评审专家对此提出的宝贵建议。。

本研究认为，不同城镇化路径的人群在主观阶层认同上很可能会存在差异性，故提出阶层认同的群体间差异假设，即假设1：相比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不同城镇化路径的个体在主观阶层认同上存在差异。而且，不同城镇化路径群体在主观阶层认同上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很可能表明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多元城镇化路径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假设，即假设2：在多元城镇化路径中，相比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即使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农民工路径、自致性路径、政策性路径和先赋性路径对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仍然会产生影响。

鉴于男女在资源禀赋等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同，本研究还引入性别差异视角，认为不仅不同城镇化路径群体在主观阶层认同上可能会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而且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也同样会体现出性别上的不同。因此，本文提出主观阶层认同的性别差异假设，其中：

假设3.1：不同城镇化路径的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存在性别差异。

假设3.2：相比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即使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农民工路径、自致性路径、政策性路径和先赋性路径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仍然会存在性别差异。

三、数据与分析策略

（一）数据

本文主要使用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下简称CGSS2012）进行定量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设计实施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社会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将年龄在18—70周岁的成年人作为受访对象。CGSS2012共计调查了11，765名个案，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婚姻和家庭、工作和收入、态度和行为等多个方面。基于研究需要，本文从CGSS2012的有效问卷中选取18岁至60岁的样本，在剔除无效值和处理缺失值之后，最终进入统计分析的样本共有6，991个，其中女性样本3，373个，男性样本3，618个。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受访者的主观阶层认同。CGSS2012采用十级阶梯式量表测量受访者的阶层认同，是一个连续型变量，其中1分表示自认为是最底层，10分表示自认为是最顶层。可以看出，如果受访者回答的分数越高，那么表示其对自己社会阶层地位的评价也越高。

2.自变量 本文的关键自变量是多元城镇化路径。如前文所述，本研究根据个体户籍是否转变以及是否发生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将多元化城镇化路径主要分为农民工路径、政策性路径、自致性路径及先赋性路径。其中，政策性路径和自致性路径的个体发生了户籍变化和空间流动，农民工则仅仅实现了空间流动，而先赋性路径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城镇化过程所涉及的核心群体，本研究引入该类别更多的是为了便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比较。

3.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本研究主观阶层认同多元统计模型中将受访者的个人、家庭以及地区特征等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被访者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龄、婚姻状况、人力资本、健康水平、职业、工资收入和政治面貌等；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收入、人均住房面积、父亲的人力资本和父亲的政治面貌；地区特征主要包括地区类型（东部、中部、西部）、城镇化水平。

（三）分析策略

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是本研究的关注焦点。根据研究问题，本文的分析策略主要分为描述性分析和解释性分析两部分。首先，对不同城镇化路径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群体自身特征等进行描述性分析，详细分析不同城镇化路径群体在主观阶层认同方面存在的差异，同时注重分析不同城镇化路径群体主观阶层认同的性别差异。总之，描述性统计分析有助于厘清样本的基本特征，从而为后续开展多元定量分析提供基础。

第二部分是解释性分析。本文的因变量主观阶层认同是连续变量，故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用于估计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定量影响，同时探讨不同性别之间在主观阶层认同、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主观阶层认同影响方面存在的差异。考虑到个体从农村到城市流动本身可能具有的选择性，本文将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定量分析之后，进一步通过倾向值匹配方法，来检验多元城镇化路径自身可能存在的选择性是否会明显扭曲本研究的主要定量结果。

四、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阶层认同是一种心理和意识层面的认知，其基础不仅建立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上，而且依赖于社会发展状况和生活机遇的变化（赵延东，2005）。本部分将通过统计分析探讨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农民工路径、政策性路径、自致性路径及先赋性路径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现状以及群体特征，并将深入分析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产生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一）多元城镇化路径下主观阶层认同的差异

首先，不同城镇化路径间存在主观阶层认同的差异（详见表1）。其中，自致性路径（4.54分）、先赋性路径（4.24分）、农民工路径（4.17分）、政策性路径（4.08分）四类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得分呈现梯度降低的分布。

其次，分性别来看，不同城镇化路径下男性的主观阶层认同得分都要低于女性①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深入人心，男性的社会角色给他们增加很多生活重担和心理压力，虽然男性社会经济地位不断在改善，但仍没有达到预期，其客观地位与主观认同出现了不一致。与此同时，社会转型时期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整体的社会地位“参照系”发生了重大变动，其基础从单位类型和社会归属等转换为市场机遇的占有（高勇，2013），而现代社会中机遇占有的不平等又进一步加重了男性的“认同危机”，使他们对自我阶层的认同普遍较低。。分城镇化路径来看，自致性路径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要高于其他路径群体，这一特征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差异；政策性路径群体中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低于女性农民工，甚至要低于未发生流动的女性农村居民，而政策性路径群体中男性的主观阶层认同虽然也要低于男性农民工，但要高于没有发生流动的男性农村居民。通过对政策性路径群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分析可以看出，获得城镇户籍身份并不意味着自动会形成较高的主观阶层认同。

表1 多元城镇化路径的描述性分析

再次，不同城镇化路径的群体在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下面以人力资本、健康水平、工资收入为例说明个体特征，以家庭年收入为例来说明家庭特征。其中，人力资本方面，不同城镇化路径群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自致性路径群体中有超过25%的个体具有本科以上学历，高于先赋性路径群体对应的19.61%，其他城镇化路径群体中低学历特征则较为明显，其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均超过了60%。性别差异同样存在，自致性路径群体中的女性约有24%为本科以上学历，男性占比则更高一些，达到了28%；政策性路径群体和农民工路径群体中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则很少，并且男性教育程度要高于女性。

健康水平方面，不同城镇化路径群体之间的差异同样非常明显。自致性路径群体健康自评得分最高，达到3.91，其次是农民工路径和先赋性路径群体，分别是3.89和3.82，政策性路径群体要略高于未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分性别来看，虽然男性和女性都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但健康自评得分最高的群体在男性和女性中分别为政策性路径群体和自致性路径群体，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此外，不同城镇化路径群体间的个人工资收入差异也比较明显，自致性路径、先赋性路径群体的个人工资收入要高于政策性路径群体、农民工路径和未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并且各类别群体中男性个人工资收入都要高于女性。

家庭收入方面，先赋性路径群体的家庭收入明显高于其他群体，自致性路径、政策型路径群体的家庭收入也高于农民工和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分性别来看，除先赋性路径群体外，其他路径群体的男性家庭收入都明显高于女性，并且政策性路径群体家庭收入的性别差异最大，其次为农民工和自致性路径群体。

总之，不同城镇化路径的群体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自致性路径和先赋性路径群体在各个方面都具有相对优势，农民工和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在人力资本、家庭收入等方面则相对较弱。就性别差异而言，男性在个体人力资本和家庭收入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

（二）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及性别差异

在当前国家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个体城乡之间的流动正变得愈加频繁。鉴于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可能受到不同城镇化路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等多方面的影响，本部分将在上述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多元统计模型定量估计中国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多元统计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包括总体模型和分性别模型（即女性样本模型和男性样本模型）。首先，在模型1中加入关键自变量，即多元城镇化路径。总体模型结果表明，相比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城镇化路径中自致性路径和先赋性路径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分性别模型的统计结果与总体模型相似，并且自致性路径和先赋性路径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系数要大于男性。不同之处在于，相比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农民工路径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拉低作用（不过统计意义不显著），而对男性主观阶层认同则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表2 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在模型1的基础上，模型2继续加入了个人（年龄、婚姻状况、人力资本、健康水平、职业、工资收入和政治面貌等）、家庭（家庭收入、人均住房面积、父亲的人力资本和父亲的政治面貌等）、地区特征（地区类型、城镇化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与户口类型的交互项等作为控制变量。

总体模型的统计结果表明，相比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自致性路径、政策性路径和先赋性路径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都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农民工路径则有拉低作用，不过其统计意义并不显著。此外，城镇化水平与户口类型的交互项显著，并且城镇化水平的主效应不显著。

分性别的模型结果表明，一方面，相比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自致性路径、政策性路径和先赋性路径对男女的主观阶层认同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中，自致性路径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提升作用要更为显著（其在0.05，水平显著），而自致性路径对男性主观阶层认同的提升作用却仅为边缘显著；先赋性路径对男女群体的影响则恰好相反，即对男性主观阶层认同的提升作用要更为显著（其在0.05，水平显著），而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提升作用仅为边缘显著；政策性路径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

另一方面，农民工路径仅对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拉低作用。也就是说，在女性群体中，相比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女性居民，城镇化路径对主观阶层的提升作用仅存在于那些实现户籍转换的女性以及出生就是城镇户籍的城镇本土女性，而农民工路径对女性阶层认同则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民工路径女性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要明显低于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女性居民。

鉴于从农村流动到城镇的人群本身可能具有较强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本身是否会严重扭曲本研究的主要计量发现，成为需要检验的关键问题。本文主要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进行检验（郭申阳和弗雷泽，2012）。首先，采用Logit模型估计个体从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倾向值①在Logit模型中，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本研究将自致性、政策性及农民工路径的个体赋值为1（前两者获得城市户籍，后者虽然也发生空间流动但仍为农村户籍），将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赋值为0。自变量包括受访者人力资本、健康水平、职业、工资收入、政治面貌、家庭收入、父亲的人力资本、父亲的政治面貌、城镇化水平等变量，用于预测个体从农村流动到城镇的可能性。。其次，在计算得到倾向值的基础上，本研究使用邻近匹配（the nearestneighbormatching）、半径匹配（the radiusmatching）和马氏匹配（theMahalanobismatching）三种方法，通过比较个体平均处理效应（the average treatmenteffects）的差值，从而估计在控制选择性之后多元城镇化路径对阶层认同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女性群体和男性群体的平均处理效应仍然存在并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可以判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即使考虑了选择性问题，多元城镇化路径对其阶层认同的影响很可能仍然存在②需要说明的是，倾向值匹配方法一般是两个群体之间的匹配比较，因此该方法只能分析“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和“流入城镇的原农村户籍居民，包括农民工、政策性和自致性户籍转换三类群体”这两个群体之间在控制选择性问题之后，是否在阶层认同上还存在显著差异。考虑到倾向值匹配方法对于本研究的局限性，多元城镇化路径对阶层认同的影响还是应该主要看多元统计模型的估计结果。。

（三）假设验证

通过以上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主观阶层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城镇化路径中自致性路径、先赋性路径、农民工路径、政策性路径四类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呈现梯度降低的分布。其次，相比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自致性路径、政策性路径和先赋性路径均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农民工路径则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拉低作用，但统计性并不显著。可以看出，假设1和假设2都得到了有效验证。

分性别来看，不同城镇化路径群体中男性的主观阶层认同都要低于女性，由此验证了假设3.1。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方面，一方面，相比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虽然自致性路径、政策性路径和先赋性路径对男性和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都产生了显著的提升作用，但自致性路径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提升作用更大。另一方面，农民工路径则对女性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拉低作用。因此，假设3.2也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口大规模从农村流入城镇已经成为常态。近年来在许多城市上演的“抢人大战”，更进一步加快了农村人口流入城镇的步伐。从农村到城市，不仅意味着个体职业、收入、住房等客观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而且也会对其主观阶层认同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及时捕捉这种影响并加以细致分析，才能更精准地出台相关公共政策，促进不同层次的新市民都能够快速融入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鉴于以往研究很少将主观阶层认同与中国独特的多元城镇化路径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分析，本文主要聚焦于分析中国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本研究将多元城镇化路径具体划分为农民工路径、政策性路径、自致性路径以及先赋性路径。在分析策略上，本研究不仅对不同城镇化路径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差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而且还采用多元统计模型定量估计了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方向和作用幅度以及性别差异。

统计结果表明，不同城镇化路径的群体在阶层认同上存在显著的阶梯式差异。其中，自致性路径、先赋性路径、农民工路径的主观阶层认同依次降低，分别为4.54分、4.24分和4.17分。并且，这三类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都要明显高于政策性路径和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性别差异方面，本研究发现男性的主观阶层认同要明显低于女性，对此现象的一种解释是，这可能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文化模式有关，但具体真实原因还有待后续深入研究。

研究还发现，多元城镇化路径显著影响着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其中，相比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自致性路径、政策性路径和先赋性路径均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这表明，从农村户籍转变为城镇户籍，有助于个体主观阶层认同的提升。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从农村流入城镇的个体需要成功完成从农村户籍到城镇户籍的转变。

同时，多元城镇化路径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虽然自致性路径、政策性路径和先赋性路径均对男性和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但是自致性路径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提升作用更大，这一发现也进一步彰显了农村女性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经自身努力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并获得城镇户籍的重要意义。农民工路径则对女性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拉低作用，其对男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发现表明应密切关注流入城镇的女性农民工群体，加强其就业、居住、社会交往、心理状态等方面的保护和引导，通过适当的公共政策介入，引导其更好地融入当地城镇社区生活。

本研究仍有不足之处。首先，没有详细考虑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影响的中间机制；其次，城镇化过程中户籍身份转化具有较强的选择性，使用倾向值匹配法也只能通过观测到的变量预测倾向值，而无法判断未观测变量的作用，因此其对解决选择性问题仍有局限性，留待今后加以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