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

汉语（Chinese，又称“中文”）是一种拥有数千年文字与文献、具有众多方言、影响中国境内外诸多民族、流布海外广大区域且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学习与使用的重要语言。汉语是一个由各种变体、各种语言关系构成的庞大家族，是一个庞大的语言世界。对汉语家族的状况，对汉语世界的面貌，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过不少研究，但是至今对其内部关系和宏观面貌，仍然缺乏一个清晰的认识，名称杂乱，关系凌乱。本文以全球化的视野，试图描绘汉语的全球状况，在描绘的过程中梳理有关的名称概念，展示汉语各变体间的语言关系，由此可展望汉语的发展前景。

一、汉民族共同语与方言

汉语最基本的语言形态是汉民族共同语和汉语方言。

据赵世举（2017）考察，我国早期指称语言只有通名，如“语、言、言语”等，专指某语言或方言时，一般采用地域名、国名或族称加“语、言”等形式。后来才有了指称汉语的专名，如“汉语、汉言、汉文、华语、华言、华文、夏言、中华语”等。这些专名的出现，是为了区别胡言夷语，且常与外族语对言使用。“华语、夏言、汉语、中华语”等，都与“华夏、汉、中华”等族称相关。少数民族和外国对汉语也有不同的称说。郭熙（2018）就“中国官方语言的名称”问题，进行过系统梳理。张美兰（2011，P1—2）指出，日本早年曾将汉语称为“唐话、中国语、清语、支那语、北京官话”等，朝鲜半岛曾将汉语称为“汉儿言语、汉儿文书、官话、京语、清语、华音”等。

（一）国语、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

汉民族共同语起码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历史上曾经被称为“雅言、通语、凡语、凡通语、绝代语、天下通语、官话”等。清朝末年，开始用“国语”和“普通话”代替“官话”来称呼汉民族共同语。之后，“国语”成为正式称呼。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相继召开，提出要“推广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郭沫若，1955；张奚若，1955），正式把汉民族共同语称为“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不仅以国家身份确认了“普通话”这一名称，而且还把普通话进一步界定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入“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自此，普通话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是“全国通用”，是“国家推广”，同时也为2000年通过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提供了大法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从各民族交际的角度，把普通话（规范字）法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宪法的“全国通用”是描述性的，而“国家通用语言”则凝聚为一个名词性概念。

普通话和国家通用语言，也一直在行使着三大语言职责：1.汉民族共同语；2.国家的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3.在国际上代表国家行使语言职责。由“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名称也可看出，国家语言地位规划的思路是通过“用”而不是“权势”来显示语言地位。普通话面对众多方言和民族语言在于它的普遍通用的“普通”性质，强调“通用”显然也符合“人民至上”的国家精神，符合“约定俗成”的语言发展规律，符合语言国情。国家在推广普通话时，也非常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世界上所有国家，几乎都不像中国有这么多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规范化、标准化属于语言本体规划，中国语言规划的思路也意在通过本体语言规划来维护语言的地位规划。许多学者建议把“普通话”和“国家通用语言”更名（其实是恢复名称）为“国语”，这建议是有道理的，但至今未被采纳，也许就是因为这种“以通用显示语言地位、以本体规划维护地位规划”的思路还比较有成效。

（二）方言、地域普通话

方言（地域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方变体。汉语何时产生方言分歧，还不曾有确切说法。最早的文献记载是《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但这指的是民族语言不同还是方言不同，并不清楚。不过，相信诗经时代汉语就有了方言分歧，因为那时雅言已经形成，有雅言便有“方言”。确切记载方言存在的是西汉扬雄的《方言》。游汝杰（2019，P20—22）认为：吴方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次子仲雍的南迁；湘方言的前身是古楚语，楚人来自中原，在殷商末年从楚丘邑（今河南濮阳西南）迁至丹阳（在今湖北境内），后来又南迁至湖南；粤方言起自秦始皇谪戍50万下岭南；闽方言的形成在汉代末年；赣方言和客家方言的形成可能要追溯到东晋至隋唐时期从中原迁出的第一批客家人。

现代汉语方言的基本面貌，大约在明清时代已经基本形成。民国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汉语方言有三大重要发展（参见李宇明，2014）：第一，方言层次逐渐减少，基本上向着“三层”甚至“双层”的方向发展；第二，下层方言向上层方言靠拢，上层方言向顶层方言靠拢，顶层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第三，随着长期的“双言生活”，普通话与方言的分工已经基本稳定，各自服务的交际空间和文化空间已较为明确。

普通话的发展也得到方言的支持。百余年来，共同语向方言吸收了大量语言成分，其中词汇最为明显，共同语从北京方言、吴方言、粤方言、湘方言、闽南话、东北话中吸收词汇最多，强势方言也是为共同语作出语言贡献最大的方言。语法上，一些南方方言的句法也不断进入或正在进入共同语，如“动词重叠带补语（说说清楚）”“A不AB重叠（聪不聪明）”“有+动词（有吃）”“用‘不’否定‘有’（有不有）”等。共同语与方言存在着语言矛盾，存在着语言竞争，但是不能因此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方言也是共同语的“不竭之泉”，没有方言的“语言供给”，共同语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

方言对共同语的另一贡献是“地域普通话”。地域普通话也称“地方普通话”“方言普通话”“方言口音普通话”“带方言腔的普通话”，或干脆叫“XX普通话”“X普”，如“上海普通话”“川普”等。学习普通话是一个过程，各地人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类似中介语的“蓝青官话”。地域普通话带有各地的特点，听不同地区的人讲普通话，常常可以辨析出他是何方人士。尽管如此，地域普通话属于共同语的范畴，是共同语的一个层次，人们在生活中所讲的普通话一般都是地域普通话，其发挥的现实交际作用是巨大的，且也常被忽视（李宇明，2014）。地域普通话的产生表明，汉语共同语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分层”，这同汉语方言的“减层”发展正好相反。

（三）汉民族共同语的分化与再整合

1949年之后，汉语共同语出现了分化。民国政府迁台，也把国语带到台湾地区，并向海外辐射，形成了“老国语圈”。台湾国语与普通话发生了隔离，加之两岸采取不同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文字规范，内部差别越来越大。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文字。台湾国语从1935年简体字的努力中退了回去，尽管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有汉字改革的设想，但最终没有实现。1955年，内地开始简化汉字，由此形成了共同语的简繁两个书写系统。

第二，拼音。台湾国语长期使用注音符号，内地使用汉语拼音。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82年，汉语拼音成为中文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ISO7098）。台湾地区也感到注音符号的使用不便，曾经研制“通用拼音”（王理嘉，2003，P125—144），但在2008年9月还是决定采用“汉语拼音”，不过在实施层面仍充满分歧（戴红亮，2012，P163—170）。

第三，语言系统。词汇是语言中发展变化最快最明显的部分，两岸的词汇分歧也最为明显。台湾国语保存历史词汇较多，且受闽南方言词汇的影响较大。外来的人名、地名、单位名、产品名等专有名词因两岸翻译的方法、旨趣不同而有不少差异。科技术语，包括社会科学用语，两岸也有明显差别。语法上的差异也有一些，但不那么显著。语音上，儿化、轻声等有明显差异；在汉字读音上，台湾国语较多保留古代读音，也吸收了闽南方言的一些读音，一字多音的现象超过普通话。

1987年10月，台湾居民可到大陆探亲，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隔绝状态由此打破。1993年4月，实现了“汪辜会谈”，两岸经贸交流、人员交流逐渐密切。2005年4月，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60年首次握手，此后亲民党等台湾政党代表团也先后访问大陆，出现了两岸全方位宽领域的交流局面。2008年12月，两岸全面实现“三通”，2010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署，又将两岸关系推进一步（严峻，2018）。两岸的政治、经济交流和人民往来，也使语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密切起来。普通话和台湾国语在长期分离后也开始交流，相互影响。简繁汉字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逐渐填补，简繁问题从意识形态问题转化为现实应用和计算机处理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汉语拼音也在台湾的一定区域、一定领域使用起来。两岸共同编写多部词典，一起沟通科技术语，通过多种学术会议研讨两岸的语言文字和语言生活问题。这些都促进了普通话与台湾国语之间的全方位接触，相互吸收，汉民族共同语的分化趋势得到遏制，出现了再度整合的发展趋向。

汉民族共同语的再度整合，意义重大。第一，共同语之间的分歧受到政界、学界的正视。人们开始自觉梳理语言分歧，分析其成因，评估其影响，寻觅“求同缩异”之法，无论是语言意识上还是语言生活中，共同语的分歧都明显减少，由分化转向整合。第二，海外华语的发展具有了向心力，“普通话圈”与“老国语圈”交集加大，逐渐重合，带动了世界华人语言也由分化转向整合（周清海，2016）。第三，汉语国际教育也具有更大的一致性和合作性，有利于在教材、师资、考试等方面实现两岸及国际合作，有利于汉语的国际传播和汉语在国际社会的应用（周明朗，2017）。

王理嘉（2003，P142）指出：“国语和普通话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语，它以北京音系作为标准音。”之所以认定国语和普通话都是民族共同语，还因为民族共同语带有一定“想象性”。现实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共同语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核心，具有各种语言成分上的分歧，甚至共同语还使用不同的称名和不同的书写系统，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可能使用不同的字母形体和不同的字母表，如印地语与乌尔都语、中国的蒙古文与蒙古国的蒙古文等。共同语是有张力的，能够容忍各种分歧而不至于形成语言分裂。这种张力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语言分歧的大小、语言社团的认同等。语言分歧是客观基础，但语言认同是决定共同语张力大小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普通话和台湾国语分离70年仍能再趋近、再整合，根本原因来自于两岸的语言认同。

二、汉语与少数民族

世界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语言生活都是双语或多语的，在双语或多语生活中，为了沟通、教育等目的，都会选取一种或多种语言作为族际交际语。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汉语自古就承担着族际交际语的职能。应该说，汉语不仅是汉民族的语言，也是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

普通话既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也是国家的通用语言。中国的少数民族一般都是双语或多语民族，既掌握和使用本族语言，也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甚至也掌握和使用另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或外语）（周庆生，2000，P83—93）。黄行（2000，P64）指出：“我国约有1/2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汉语。”这是2000年的说法，现在的数据应当更高。少数民族在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时，也会产生“中介语”，出现“民族普通话”。从民族普通话中，也往往可听出讲话人是哪个民族的，这与“地域普通话”的形成机理相似。

有些民族长期与汉族共处，早就形成了民汉双语制，如畲族、白族、东乡族、保安族、京族、裕固族等。这些民族几乎所有成员自幼就习得双语，既会本民族语言，又会汉语。但是他们的汉语一般都是汉语的当地方言。有些民族，自己的语言已严重萎缩，甚至已经不再发挥全民族的交际作用，如满族、土家族、仡佬族、赫哲族等。也有民族在形成之时，就没有形成其民族语言，如回族。这些民族成员自幼以汉语作为主要语言，甚至是“母语般”的；他们的汉语也基本上都是当地方言。他们也需要学习普通话，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民族普通话”更接近于汉语方言区的地域普通话，虽然可能带有一些民族特有的语言成分。

三、海外方言与大华语

华人在海外，据国务院侨办2014年3月在“两会”上发布的数据，约有6 000多万，分布在198个国家和地区。郭熙（2012，P395—298）统计，华人华侨人口居于前10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秘鲁、越南、菲律宾、缅甸。有华人便有汉语。汉语在海外，有方言也有共同语。方言可称为“海外方言”，共同语称为“华语、大华语”等。

（一）海外方言

汉语随着华人出海的脚步扩散到海外。最早随华人扩散海外的汉语应是方言，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方言（李如龙，2013）。因大唐的历史威望，海外常用“唐”来指称中国，如“唐人、唐姓、唐衣、唐装、唐舶、唐船、唐货”等，华人把家乡称“唐山”，把中国话或某一方言叫“唐话”，华人在海外的居集地叫“唐人街”。

大量事实表明：在海外，家庭和社区是华语的温床，凡是保持着方言的，华人的语言就能较好保持；凡是方言没有保持好的，华人的语言就不好保持，故而需要重新认识海外方言的语言传承价值（郭熙，2017）。

戏曲在海外，具有酬神、娱人的双重功能，并且还传承着乡音，寄托着乡愁，在方言文化的保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周宁（2007，P10）指出：东南亚华人社区的剧种主要来自广东、福建，当地华人习惯称为广府戏和福建戏。广府戏主要包括粤剧、潮剧、琼剧、广东汉剧等；福建戏主要包括高甲戏、梨园戏、莆仙戏、闽剧等，此外还有台湾的南管戏和歌仔戏。戏剧社团不仅是民间音乐组织，还是海外华人守望相助、维系同胞情感、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力量集结（吴远鹏，2005；朱媞媞，2015）。

有些方言走出国门之后，会发生语言地位的变化，比如苏里南的客家话和中亚的东干语。华人160多年前来到苏里南，今天的华人人口占苏里南总人口的3%，华裔陈亚先还曾经出任苏里南总统兼总理。客家话在苏里南共和国具有法定语言的地位。中亚的东干语，是由中国西北的回族因“回变起事”在1877—1878年间带去中亚的陕甘地区汉语方言。前苏联时期曾经把这些回族识别为“东干族”，其语言被认定为一种民族语言“东干语”。1932年，曾有过拉丁字母的东干文正字法。1954年，由拉丁字母改为西里尔字母。东干语融合了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的词汇，但据研究，外来词没有超过东干语词汇总量的15%。近些年来，东干人与中国交流密切，也吸收了不少普通话词汇（尹春梅、周庆生，2016）。

东干语是汉语方言由于特殊原因发展为一种“语言”的事例。在国际或国内，一些人或组织把汉语的一些南方方言看作不同于汉语的另外的语言，这是过分强调“语言差异”而忽视了“语言认同”。语言识别，特别是对中国语言的识别，需要重视中国学者语言识别的理论与实践，重视语言使用者群体的语言认同观（孙宏开，2017；戴庆厦，2018；黄行，2018）。

（二）华语、大华语

海外华人不忘教育，清政府及后来的民国政府也都支持侨教（姚敏，2017、2019）。读书识字学习的是官话，后来是国语。20世纪国内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也对海外侨教发生了作用（李如龙，2013；周清海，2016；李宇明，2017）。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东南亚华侨以“华族”名义加入所在国；此时，“国语”名称显然不能再用，“普通话”的名称尚未传开，于是就把民族共同语称为“华语”，以与“华族”族称相合，其实也是启用了一个历史上的传统名称。

以东南亚为代表的老华人社区，语言状况丰繁多彩。记录华语的文字，有用简化字的，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有用繁体字的。有的流行方言，有的则流行华语，如新加坡持续开展“华语运动”，方言几乎消失了（郭熙，2017）。有的流行华语和方言，形成“双言社区”，如马来西亚。有的可能华语和方言都不怎么流行了，如菲律宾、缅甸、泰国等地的华人社区。

20世纪40年代以来，从香港、台湾、大陆又向海外输出一批批“新华人”，或求学，或经商，或务工。这些新华人主要去的是欧美，后来也去到非洲和亚洲等地。特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世界的新华人越来越多，分布区域越来越广。这些新华人或是讲普通话，或是讲台湾国语，或是讲各地方言。总的情况是：

第一，语言上，普通话逐渐占优势；文字上，简繁共用，简化字逐渐占优势；注音上，汉语拼音占优势。这是“老国语圈”与“普通话圈”相互叠合、相互影响的结果，反映着海外华语发展的大趋势。

第二，在北美、欧洲正在形成特殊的海外汉语变体（田飞扬，2014；孙德平，2015、2020；张聪，2017；李嵬2017）。这些变体的最大特点，是融合普通话、台湾国语及香港社区词语，融入英语等外语词，书写形式则是简体汉字、繁体汉字和英文混合使用，与东南亚的华语面貌有所不同。观察这些变体发展的语言学意义，可以看到语言或语言变体“初生”时的样态。

在以往的语言意识里，现代汉民族（华族）共同语就是普通话或“国语”，即使提及华语，也认为华语就是“跟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汪惠迪，2019，P1）。研究华语，也都是“XX华语”，在“华语”前加上国名或地区名。但是，随着普通话与台湾国语的交流和相互影响，随着这种交流对海外华语的影响，随着海外华语的发展及对海外华语研究的重视，人们开始思考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问题。

首先，全世界华人共同语该如何称谓？就世界范围看，“普通话、国语、中文、华语”中，也许“华语”更易接受。但是因海外已有“华语”的特指用法，有学者建议使用“大华语”一词（陆俭明，2005、2017；周清海，2016；李宇明，2016；卢德平，2017），以与通行的“华语”不相混。姚德怀（2019）建议使用“华语群”（华语华文群）或“全球华语”。其实，建议使用“全球华语”的学者也很不少（比如吴英成，2003；《全球华语词典》的编者；徐大明、王晓梅，2009；邢福义、汪国胜，2012；周明朗，2017；祝晓宏、周同燕，2017；刁晏斌，2018）等。这些先生所使用的“全球华语”，有些是作为概念使用的，有些则是描述性语言。此外，徐杰（2006）还提出过“国际宽式汉语共同语”的说法。

关于全球华人共同语的提出，是汉语研究全球化视野的表现，是不小的进步。正如《语言建设通讯》2015年第109期所言：“从‘汉语’到‘华语’，是认识上的一个突破；从‘华语’到‘华语群’，又是一个突破。从中国看世界、从全球观点来看，‘华语群’这个概念才有完备性。”（姚德怀，2019，P4）至于用什么名称来称谓“全球华人共同语”，需要语言生活和学术实践逐渐给出答案。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全球华人共同语”。如果认为华语与普通话只是“异名同实”，当然就可用“普通话”的定义。但如果有“大华语、华语群、全球华语”的意识，像刁晏斌（2018，P27）所描绘的“全球华语构成图”那样，“全球华语”包括“普通话、国语、华语”，其中，普通话含“地方普通话”，国语含“台湾国语、香港国语、澳门国语”，华语有“欧洲华语、新加坡华语”等，“全球华人共同语”就需要另外定义。陆俭明（2005）把“大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汉民族共同语”，10年后陆先生（2015）又将“汉民族共同语”修改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郭熙曾多次修改他关于“华人共同语”的内涵，2004年说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郭熙，2004），之后将“标准”修改为“核心”（郭熙，2006），之后又把“核心”修改为“基础”（2010）。《全球华语词典》（2010）根据陆俭明、郭熙等人的研究，把“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标准—核心—基础”的斟酌，就是在校准普通话在全球华人共同语中的地位，体现陆俭明所强调的“弹性”和“宽容度”。李泉（2015）把“大华语”定义为“以现代汉语通用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发展和规范方向、通行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共同语。包括大陆的普通话、地方普通话，台湾国语，新加坡华语，海外各地华人社区的汉语等”。这大致与前面所谈相近，只是更加强调了普通话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不仅重视普通话在华语（大华语）中的作用，而且也逐渐重视1949年之前的国语及之后的台湾国语在华语（大华语）的历史、现实及未来的作用。2016年，《全球华语大词典》吸收学界研究成果，进一步认为“大华语”是“新老华语相互接触、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而覆盖全球的，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刁晏斌（2015）对“全球华语”的定义是“以传统国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把“国语”放入“全球华人共同语”的定义中，是认识的一种深化，是认识到了汉民族共同语“再整合”的新趋势，也是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目前，学界对“全球华人共同语”外延及内涵的认识已经非常接近。

四、汉语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语言角色

前面所谈，都是中国本土的汉语及作为母语的汉语（华语、海外方言），但汉语早就超越国界作为非母语的角色发挥作用。早在秦汉之时，汉语就传到越南故地交趾，汉唐之时，汉语就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汉语汉字在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的“语言角色”是特殊的多样的，李宇明（2018a）曾就此进行过专门讨论，陆锡兴（2002）从汉字传播的角度研究过汉字和汉语书面语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使用情况。

（一）历史语言、辅助语言

在历史上，这些国家曾经使用汉语书面语作为其正式书面语，产生过大量的历史文献。就此而言，汉语是它们的“历史语言”。

1895年之前，朝鲜半岛长期以经学教授贵族子弟，长期使用汉语作为书面语。788年，新罗国公布了“以经学取士”的方法，之后还遣送大批子弟来大唐留学、做官。为让汉字更好地记录朝鲜语，据说被誉为“新罗十贤”之一的薛聪（645—701）创制了“吏读”，把一些汉字作为表音符号（有时兼借汉字的意义）使用。朝鲜李朝的世宗大王，与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崔桓等一批集贤殿人士，总结汉字在朝鲜的使用情况及吏读经验，于1443年12月创制出谚文，3年后以《训民正音》正式颁布。此后，朝鲜汉谚两种文字并用，到1895年，朝鲜的国家法律文书等才一律改作夹带汉字的文本，取代了完全使用汉字的情况。1945年，朝鲜北方废除汉字；1948年，韩国公布《谚文专用法》，规定所有公务文件不得使用汉字。

日本最早通过百济接触到汉文化，且与中国的南朝早就有文化交往，之后又有遣隋使、遣唐使的出现。604年，推古朝圣德太子用汉字颁布17条宪法，这是日本用汉语作公文的标志性事件。645年大化改新，日本从那时开始正式定名为“日本”，确立了封建制度，用汉文制定律令，此后也用汉文编写史书。712年，太安万侣编就的《古事记》这部日本最早的文学作品，就是用汉字写成。720年，舍人亲王用汉字编就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后经奈良、平安朝，即使进入明治时期，官方的文件、告示还是用汉文发表。

越南旧地交趾早就流行汉文化。939年，交趾人吴权称王，翻开了越南历史新的一页。越南王朝千余年都是使用汉语书面语，即使是喃字（也称“字喃”）创制后也是如此。1882年，法国殖民当局决定，一切公文都用拼音文字书写，但现实生活中仍是拼音文字与汉字双文并用。直到1945年9月之后，汉字和喃字才被废除。

在学习汉文经典、使用汉语汉字的过程中，日语、朝鲜语（韩语）、越南语都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今天，它们有了自己的书面语，但是汉语汉字仍在一些文化领域中使用，在一些古代文化建筑和民俗文化活动中出现。了解汉字、汉语及汉语典籍，仍是这些国家的内在需要。就此角度看，汉语或可视作它们的“辅助语言”。

（二）汉字与假名、谚文、喃字

汉字是日文、谚文系统的一部分，是越南、日本、朝鲜半岛文字史的重要内容。

日本假名有片假名和平假名之分，称为“假名”，是与“真名”（汉字、儒字）相对而言。据说片假名来自中国古代乐谱记音的“半字”，陆锡兴（2002，P384—389）认为，曾来唐10次的遣唐生吉备真备，“极有可能是半字的传播者、片假名的创制者”。而平假名“伊吕波”，与汉字的草书相关，史传出自日本空海大师之手。空海大师804年随遣唐使到长安求法求学，法号遍照金刚，擅长佛法、诗文和书法。日本特殊汉字“町、辻、畑”等是仿照汉字创制的，日本称为“国字”，早在奈良时代就有了，历史上创制国字约1 500多个。直到现在，日本仍然使用1 945个当用汉字和一些人名用汉字。可以说汉字是日本文字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越南的喃字属于“汉字系文字”。越南永富省安浪县的报恩寺碑，刻自越南李朝高宗年间（1209年），上面就有22个喃字。喃字有的借自汉字，有的用形声、会意等造字法造出。就文字来看，汉字是越南文字史的重要内容。

朝鲜半岛的谚文，在《训民正音》中有字母28个，其中辅音17个，元音11个。它借鉴汉语音韵学原理，特别是《洪武正韵》，把声母分为“唇、舌、牙、齿、喉、半舌、半齿”七音；利用反切原理，把一个字分为初声、中声和终声，初声相当于反切上字，中声和终声相当于反切下字；字母形体采用古篆（虽然还有其他的学术观点），文字结构也是汉字式的方块状构造。1527年，朝鲜著名语文学家崔世珍编著《训蒙字会》，用谚文对3 360个常用汉字注音释义。在《训蒙字会》凡例中，根据口语实际，对谚文提出了改进方案，减少一个字母，重排字母顺序，首次规定字母的名称。于此可见谚文与汉字的紧密关系，而且韩国今日还在不同程度地使用汉字。

（三）汉语的其他身份

在这些国家，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士把汉语、汉字作为研究和从事教育的专业，作为信息化的处理研发对象。历史上，这些国家关于汉语汉字汉文献的研究，都很有成绩。黄卓明（2019）对朝鲜时代（1392—1910）500余年中国语文学文献的调查研究，便可以窥其全豹。现在，越南有“汉喃”专业，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设有汉喃研究院，一些大学设有“汉喃学”，越南的汉喃学可以培养学士、硕士和博士。日本有“国字”研究，有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负责的“汉字能力检定”等，汉语汉字是它们的“专业语言”。

这些国家的外语系也在开设汉语，到中国来留学学习汉语的，韩国、日本的学生最多。这一情形下的汉语，当然是“外国语言”。在越南，华人还是一个少数民族，汉语因此还是越南的“民族语言”。日本、韩国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那里生活，使用着汉语，但是华人不是日本、朝鲜、韩国的少数民族，不具有“民族语言”的性质。

汉语在越南、日本和朝鲜半岛，语言身份是复杂多样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作“历史语言、辅助语言、专业语言、外国语言、民族语言”等。汉字的地位更为特殊，不管汉字在它们那里是用是废、用多用少，都是连接它们的历史与现实、连接它们与中国的不绝纽带。过去，人们在汉字文化圈中看到的多是汉字的作用，其实更应当看到汉字背后的汉语作用。这是由于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特质造成的，是汉字带着汉语走出家门，或者更准确地说，汉字走出家门就是汉语走出家门。当然，这些国家如何看待汉语汉字，如何为汉语汉字定性，是学术课题也是现实命题。

五、作为外语的汉语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起码要兼具两个特点：第一，学习者是外国人；第二，汉语对学习者来说不是母语和本国语言。中国的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外国国籍的华侨子弟学习汉语，都不是外语学习。但因中国古今的版图变化，汉语学习属于外族学习还是外语学习，需要有些历史眼光。尽管如此，历史上很早就有汉语的外语学习活动。早年朝鲜半岛、日本、琉球、939年之后的越南等地的汉语学习，应当属于外语学习。北魏四夷馆中，居住葱岭以西远至大秦的诸国商人贩客一万余家，他们也有学习汉语的行为，这种行为也应属于外语学习。

（一）汉学、中国学

汉语在日本、琉球、朝鲜半岛、越南等地作为外语的传播，是较早的事情。近代，汉语作为外语的传播，首先当是汉学。汉学不完全是语言文字问题，但是语言文字是汉学的基础。张西平（2003）认为汉学起点可以有三种算法：第一，若把日本汉学算进来，汉学有近600年历史；第二，若把利玛窦入华的“传教士汉学”作起点，汉学有近400年历史；第三，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莎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这是西方“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以此计算，汉学有200余年的历史。本文的汉学只谈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

传教士汉学是与罗明坚、利玛窦、郭居静、金尼阁、瓦罗、马若瑟、马礼逊、马士曼、麦都思、艾约瑟、伟烈亚力、郭实腊、林乐知、傅兰雅等70来名来华传教士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们多数人都有一定的汉语水平，有在中国的亲身阅历，基本了解中国的学术与社会。他们的目的是“中华归主”的传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看待中国的“客观性”，但其著作与报告，仍是西方了解汉语和中国文献、中国社会的重要资料。提起专业汉学，就会说到英国的韦伯、理雅各、威妥玛、翟理斯，法国的雷慕莎、儒莲、巴赞、毕欧、沙畹、马伯乐，德国的米勒、肖特、甲柏连孜，俄国的比丘林，美国的卫三畏等。专业汉学家中，有很多人没有到过中国，不会汉语口语，主要凭借汉语书面语或是二手文献进行研究，但仍然开创了汉学的一方天地。当然，传教士汉学与专业汉学有交叉，有些专业汉学家也曾经是传教士。比如卫三畏，1833年来华传教，其后还出任过外交官，1876年回到美国，1877年被耶鲁大学聘为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被称为美国的“汉学之父”（董方峰，2008，P113）。

汉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产生了所谓的“中国学”。张西平（2006）认为：“一般来讲，‘汉学’表示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典籍、制度的研究，‘中国学’表示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前者重视文献训诂，后者重视现实；前者采取的基本上是传统的人文学科方法，后者采取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其实，今天要把汉学和中国学严格区分开是困难的，特别是一批新汉学家，他们也研究汉语教学和中国学。不妨把它们看作广义上的汉学或广义上的中国学。汉学（中国学）不同于中国本土的国学，它是以“他者”的身份来看待中国语言文化，以西方学术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语言文化。但是，汉学（中国学）也不能不受中国语言文化这个研究对象的影响，且也把一个带有一定“想象成分”的中国介绍给西方，对西方学术和西方的“中国观”发生了重大影响。汉学（中国学）既是“西学”的一部分，也是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一种现象，并对今天的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外交流都在发生重要影响。

（二）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

对外汉语教学，是中国人举办的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活动，现实操作中，也包括一些对海外华裔的华文（华语文）教学。清末与民国时期，中国内忧外患，战争、灾难连绵不断，来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士已非常罕见。新一轮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兴起，是以1950年9月“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开办为起点的。到2018年，来华留学生已近50万，其中学历生超过语言进修生，硕博高层次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在留学规模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留学目的地国。

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建立，标志着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汉语国际教育或中文国际教育阶段。此期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汉语教育本土化，海外中文教学机构激增，其中也包括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海外的中文教学机构，许多不是中国人举办的，而是外国人或外国人与中国人协力举办的，因此，“对外汉语教学”的名称已经不能涵盖汉语国际教育。当然，国内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也还可以称为“对外汉语教学”，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都还有存在的价值。

汉语国际教育阶段从2004年算起，并不是此前海外没有外国人举办的汉语教学。比如：1955年，韩国就把汉语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孟柱亿，2008）；1956年，越南的初中、高中就开设汉语外语课程；1958年，巴黎梦日隆市中学就开设了汉语课，20世纪60年代末期，法国高中毕业会考，汉语已是可供选择的外语之一（白乐桑，2018）。这些教学，当然也无法使用“对外汉语教学”概念。把2004年看作汉语国际教育阶段的起点，是因为自此以后，汉语国际教育成为一种有规模的更为自觉的教育活动，世界上对汉语国际教育也更为关注。

（三）汉语的外语角色

某种外语对外语学习国所发挥的作用，称为“外语角色”。李宇明（2018b）和李宇明、唐培兰（2020）把外语角色大致分为六大类：A）外事外语；B）领域外语；C）泛领域外语；D）基础教育外语；E）重要外语；F）重要语言。六大外语角色呈梯级分布，随着外语事业的发展逐级而进。如图所示：

过去，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多数都是成年人，大都是为了外事或中国特长领域（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医、中国体育、中国戏曲等）来学习汉语的，汉语的外语角色属于外事外语或领域外语。进入21世纪，来华留学生逐渐增多，所学专业逐渐宽阔，预科教育再度发展起来，此时，汉语的外语角色进入泛领域外语阶段。近些年来，汉语逐渐进入70多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成为许多国家的基础教育外语，汉语学习低龄化的现象十分明显（李宇明，2018b），此时的汉语逐渐进入基础教育外语角色。

外语角色与国家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也与国家间的关系亲疏密切相关。当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明显有助于他国发展、甚至影响他国未来时，其语言就会进入他国的基础教育体系，成为“基础教育外语”。少年儿童学习外语与成人有诸多不同，在学习动机、学习方式、学习结果等方面都有值得重视的特点。外语角色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已经进入“基础教育外语”阶段的汉语国际教育，下一步就是要扮好汉语已有的外语角色，并朝着“重要外语”角色推进。这也需要海内外汉语教育者加强合作，把“卖方”的想法变为“买方”的意愿，真正实现互利双赢。

六、国际社会的汉语

国际社会是一个不易界定的概念，本文的“国际社会”主要包括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大公司等。这些组织、会议、公司表现着“多边关系”或“虚边关系”。

汉语也是国际社会使用的语言。在一些国际组织中，汉语是其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比如联合国，1973年第3180、3189号决议，确认了汉语作为联合国大会工作语言的地位。文秋芳、张天伟（2018，P234—244）研究过汉语在联合国5个主要机构和15个专门机构的使用情况，发现：1.汉语既是官方语言也是工作语言，汉语有真正的地位，这种情况有8个机构；2.是官方语言但不是工作语言，汉语地位主要是名义上的，这种情况有5个机构；3.既不是官方语言也不是工作语言，汉语尚无地位，这种情况有7个机构。在其他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国际组织）中，在一些国际大公司和国际会议的工作中，汉语的使用都尚无制度性安排。除非是驻中国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大公司，或是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可能会用到汉语。但一个基本趋势是，汉语在国际社会使用的机会越来越多。

国际社会使用的汉语，其标准应是普通话的标准；语言身份上不能看作外语，因为中国也是国际社会的一员。比如联合国中的汉语，不能说是联合国的外语。虽然有很多外国人使用汉语是通过外语学习来实现的，汉语国际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推进汉语成为国际社会的语言。

此外要看到，国际学术期刊和国际大都市，它们的语言应用也可视作国际社会语言的一部分，具有国际社会语言的功能。国际学术期刊的语言，是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语言，基本上都是使用英语，汉语的使用还比较有限。但是，在一些国际大都市的交通枢纽、旅游地和购物中心，汉语的使用渐多，比如巴黎、温哥华、多伦多、东京、首尔等的机场指示牌中，汉语甚至居于第二或第三语言的地位，这是世界第二大语言的位置。这种情况虽然是出现在交通、旅游、商贸的语言景观中，甚至使用的目的主要是方便华人，但这些语言景观也显示着汉语国际地位的上升。

汉语在国际社会使用，说明它已经是人类社会的“公共产品”。该如何评价汉语在国际社会中的语言地位，如何促进其地位的提升，让人类社会更好地分享汉语这一公共产品，是中国的时代课题，是全世界华人、全世界汉语使用者的时代课题，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课题。

结 语

李宇明（2020）提出看待世界可有三种眼光：一是“魏源眼光”，从中国看世界；二是“周（有光）氏眼光”，从世界看中国；三是“世界眼光”，站在高空俯瞰世界。本文是用第三种眼光来俯瞰全世界的汉语状况，试图看到汉语世界的全貌。

汉语研究的“全球化”视野，是汉语研究的一大发展趋势，把普通话、台湾国语、海外华语、海内外方言、地域普通话、民族普通话、传统汉字文化圈的汉语汉字问题、汉学、中国学、作为外语的汉语、国际社会的汉语等，尽收眼底。这种由内地到港澳台地区、由本土到海外、由母语到二语（甚至三语），由一隅到全球的视域扩展，使得观察汉语的参照系也在发生改变，涉及的语言现象、语言关系、语言问题也空前繁多复杂。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名词术语问题。比如，起码需要界定四个术语：

N1：包括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汉语现象。

N2：如周明朗（2017，P18—19）所说的汉语范围，“世界各国所有说汉语群体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包括“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群体的共同语”和“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群体的语际通用语”。

N3：赵世举（2017）一直主张“整体华语观”，认为“全球华语”不仅应包括“全球华人的标准语”，还应指“全球华人共有的语言”，包括海外方言。

N4：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

比如，可以把N1称为“世界汉语”或“全球汉语”，把N2称为“世界汉语通用语”，把N3称为“全球华人语言”，把N4称为“大华语”或“全球华语”。

汉语研究的“全球化”视野，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问题，比如：1.“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群体的共同语”和“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群体的语际通用语”的关系，即“民族共同语与语际共通语”的关系；2.民族共同语和语际共通语的层次问题，比如地域普通话、民族普通话，是否还有“国别普通话”；3.民族共同语的分化与协调问题，比如普通话、台湾国语、海外华语之间的关系；4.民族共同语的变体该如何确定、如何称说的问题；5.华语与海外方言的关系问题；6.汉语的各种二语学习状况；等等。

这些问题的提出，使人们看到了视野扩大的新需求，比如需要补充各华语变体的研究资料，整合思想观念，各方汉语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合作等。研究视野扩大不仅有重大学术意义，也有改进汉语生活的重要现实意义。例如：华人共同语的协调，海外华人母语维持中处理好华语与方言的关系，通过汉语外语角色理论明确汉语国际教育当前的着力点和努力方向，利用汉学、中国学和汉字文化圈发展汉语国际教育，关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大公司、国际大都市、国际学术刊物的语言问题，促进汉语在国际社会的应用等。

世界汉语、大华语（GlobalChinese）的研究是在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研究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但世界汉语的情况与全球英语的情况有共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点，特别是在“语言认同”上有更多的语言故事。其实，不只是汉语和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德语、阿拉伯语、日语等，也都需要“全球化”的研究视野。如果像研究Global English、Global Chinese一样，用“世界眼光”来看待全世界的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德语、阿拉伯语、日语等各种语言，将会推进世界语言学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推进世界语言生活发展到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