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法　张静雪

摘   要： 中世纪晚期，亚美尼亚社会中最具流动性的元素——商人，逐渐成为欧亚大陆各种文明最成功的商业载体和代理人。在整个中世纪晚期，亚美尼亚商人面临多重的压力，但其依托古代贸易路线，在世界各地大小亚美尼亚社区的辅佐下，直接促进了亚美尼亚商人在全球范围内贸易的交流、交换和联结。

关键词： 亚美尼亚   商业贸易   世界经济

亚美尼亚的商业网络与它的历史密不可分。亚美尼亚横跨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陆上古代贸易路线，并在东西方相互竞争的帝国和文明之间占据缓冲地带①②。在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和远东（主要是日本和中国）的亚美尼亚移民和社区历史的亚美尼亚移民中，亚美尼亚商人是亚美尼亚社会中最活跃的部分。二十世纪以前亚美尼亚移民的历史主要是商人的历史。

一、从发展进程看亚美尼亚商人的对外贸易

十四世纪，由于马穆鲁克骑兵的压制性优势，以及埃及的新王朝步入极盛时期，亚美尼亚商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并最终屈服于马穆鲁克王朝，成为马穆鲁克王朝的北方边疆。但是马穆鲁克的管理人员没有强行干涉亚美尼亚商人的贸易活动，在被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占领的基础上，亚美尼亚人慢慢展开了一系列贸易活动，重新构建贸易网络。但是好景不长，这份宁静在十五世纪初被蒙古帝国的最强继任者帖木儿打破。大量的蒙古—突厥骑兵开始尽情地肆虐、蚕食着周边区域，在进攻叙利亚和奥斯曼的战争当中，造成了大量的亚美尼亚平民和商人死亡，更严重的是帖木儿的军队所到之处优先屠杀亚美尼亚社区。令人奇怪的是，据资料考证，帖木儿在做足了表面文章之后竟然会对亚美尼亚社区的平民和商人网开一面。此外，帖木儿在建都撒马尔罕的时候将大批亚美尼亚人掳掠到中亚腹地，这些被掳掠来的亚美尼亚人渐渐参与到与周边的商业和贸易发展中。

自从十四世纪失去独立后，亚美尼亚经历了近三个世纪游牧王朝之间持续的血腥冲突。从十四世纪初开始，亚美尼亚成了奥斯曼帝国和伊朗萨法维波斯帝国激烈争夺的对象，亚美尼亚民族因此遭受了多达两个多世纪的痛苦。1639年双方停战后，亚美尼亚领土被瓜分，西亚美尼亚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然而，奥斯曼帝国从未承认过亚美尼亚商人的权利，并经常没收他们的资产。相反，萨法维王朝的统治者给予亚美尼亚商人（被称为“khas”）与伊朗高级官员同等的特殊权利。在波斯人与奥斯曼人签订条约后，亚美尼亚人经营的长途贸易逐渐发展，甚至繁荣起来。到十六世纪晚期和十七世纪早期，波斯的亚美尼亚商人阶层，被称为“khojayutyun”或“khojas”（分别在波斯语中是lord和rich），出人意料地崛起。

二、从各商业地区的政策态度看亚美尼亚商人的贸易

亚美尼亚跨文化之间的贸易联系很早便产生，一直伴随亚美尼亚商业发展的脚步。跨文化联系的高潮却出现在十七世纪，当时波斯的沙阿·阿巴斯一世（1587—1629）授予新朱法（Julfa，即伊斯法罕郊区）的亚美尼亚商人对波斯丝线（生丝）出口贸易的垄断。据五世纪亚美尼亚历史学家记载，自古以来，亚美尼亚人就能生产这种珍贵的产品，并出口到世界各地——包括欧洲、中国，后来出口到美国。甚至在二十世纪初，亚美尼亚人仍然参与这种贸易。沙阿·阿巴斯一世授予的丝线贸易特权使亚美尼亚人在整个十七世纪控制着这种丝绸贸易。

新朱法的亚美尼亚人通过商业学校和出版的手册与指南，向学徒商人提供商业培训和专门知识③（179）。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一项关于亚美尼亚贸易的研究将亚美尼亚贸易网络描述为一个独立的所谓“世界经济”的原因，其独特的组成部分包括一个庞大的种族和政治联合体，包括各种“世界经济”和国家单位。这个“世界经济”在新朱法有自己的地理中心，是亚美尼亚侨民的主要资本积累中心，他们在那里组织和管理国际陆路贸易。该网络遍及苏拉特、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君士坦丁堡、伊兹密尔、莫斯科、克拉科夫、罗乌、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和其他中心，通过这个网络流通的货物达到数百万吨。因此，亚美尼亚的商人不仅自己变得富有，而且充实了波斯国王的国库。

虽然亚美尼亚商人历史上也有社会、种族和宗教歧视的事例，但是亚美尼亚商人的活动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使欧洲国家通常对他们很友好。瑞典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政策就是友好态度的例子。1687年，亚美尼亚商人和瑞典签订了一份商业合同，允许前者免收两年的通行费。该合同对朱法商人极有利，并允许亚美尼亚商人在皇室保护下在斯德哥尔摩开设工厂。在瑞典王宫的支持下，纳尔瓦为亚美尼亚商人建造了一个旅馆兼仓库。亚美尼亚商人对从瑞典出口到本国的货物征收2%的税，对从欧洲其他地方购买经瑞典运往波斯的货物征收1%的税④（87-92）⑤（59-60）。在波罗的海国家，亚美尼亚人享有宗教自由，享有与当地民众进行交易的权利及在波罗的海城市居住的权利。他们也被允许建立与当地居民同等地位的工厂，条约第6条授予批发商人四年免税的权利。

三、从地理区域位置看亚美尼亚商人与其他商业地区的联系

在与东方和西方建立商业联系之后不久，亚美尼亚商人又控制伊朗的过境贸易。不同的亚美尼亚贸易王朝（包括维利亚人、示赫里曼人、拉扎里亚人和萨夫拉齐人）对国际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抵制欧洲贸易资本融入伊朗，那些专业、大胆、聪明的贸易商联合在大公司里。其中最大的是十七世纪中叶新成立的朱法亚美尼亚贸易公司，该公司利用里海和伏尔加河航线与俄罗斯和西欧进行贸易。

在这150年期间，亚美尼亚商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其中，新朱法亚美尼亚商人的两条主要商业路线是最主要的。第一条路线是去欧洲，从伊斯法罕经大不里士到里海附近的谢马卡，穿过里海到达阿斯特拉罕的伏尔加河下游，然后沿着伏尔加河到科斯特罗姆，再向南到达莫斯科。从莫斯科到白海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的路线，以及从那里穿过北海和向西的各种可能的路线都存在。在白海，货物通常被转运到俄罗斯或瑞典的船只上，然后運往欧洲其他港口，有时也会通过陆路途径西欧，即现在的芬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条从卡斯蒂利亚到伏尔加的贸易路线很快具有了国际商业意义，并被其他民族视为“亚美尼亚”路线。

第二大貿易路线是在亚洲，主要由印度的亚美尼亚人社区的代表所使用，他们大多数来自新朱法。亚美尼亚人在印度的存在由来已久，早在欧洲人到印度进行贸易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印度半岛生存贸易了。最初，欧洲贸易公司和印度及远东的殖民当局不确定是将亚美尼亚贸易社区视为竞争对手还是盟友。然而，最终英国东印度公司和随后的英国殖民当局发现亚美尼亚贸易网络和社区是值得可信的盟友，对他们在该地区的商业和殖民很有用。在签订了1688年的协议之后，许多朱法的亚美尼亚人除了使用自己的船只外，还开始使用英国和印度的船只。有记录的大约有12艘亚美尼亚人拥有的船只在十七世纪晚期和十八世纪早期航行于印度洋。这种特权自然突出了亚美尼亚人与远东许多港口的商业联系。许多欧洲商人愿意为他们在亚洲的陆路贸易活动提供便利，甚至开始穿亚美尼亚式的服装。在一段时间内，亚美尼亚国旗（一只手举十字架的羔羊的形象）也是远东港口的安全保障。

然而，到了十八世纪，印度和远东的亚美尼亚商社被认为是东印度公司的敌人。英国人开始迫害他们，将他们的船只作为敌人的财产没收。与其他地方一样，外国对亚美尼亚人的敌意源于他们的经济成功。1783年，英国人抢劫了定居在中国广州的亚美尼亚人。尽管当时的清朝政府为亚美尼亚人提供了保护，但大多数人还是留在澳门和印度支那重新定居。

四、从亚美尼亚商人与其对手的不同之处看待其商业特点

亚美尼亚同欧洲和亚洲各区域的贸易展现其重要性的同时也反映了整个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性;这种贸易促进了亚洲商品在整个欧洲的流通和欧洲商品在整个东方的出现。然而，亚美尼亚商人在国际贸易中有几个方面与他们的对手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四个方面。

亚美尼亚东部和西部的小型贸易社区网络与中东其他散居的商人社区非常相似，包括阿拉伯人、希腊人和犹太人。但是，亚美尼亚商人与欧洲商人不同，他们往往寻求在商业活动所在的国家永久定居，并把他们的家人带到这些地方。这与中国和阿拉伯商人中完全由男性组成的群体不同。

亚美尼亚人与许多国家之间的商业联系使世界各地的人民不仅在经济上熟悉亚美尼亚，而且在文化上也慢慢熟悉它。亚美尼亚商人对外贸易活动使亚美尼亚人广泛宣传这个民族乃至这个国家，尽管这个不起眼的小国已被侵略者夺去了主权，也不是该区域的政治活跃者，但几个世纪来，诸多资料都称其地理位置为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商人不仅经常出现在不同国家的游记和编年史中，而且经常被欧洲艺术家和小说作家描绘成具有异国情调的人物⑥（6）。亚美尼亚商人的活动吸引了当时几位杰出人物的注意，他们欣赏亚美尼亚商人的技艺。例如，在伊曼努尔·康德看来，“另一类基督徒即亚美尼亚人，一定是具有商业精神的特殊群体;他们从中国边境漫步到科德·科索，并在几内亚海岸进行贸易。这表明他们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他们从东北到西南排成一列，几乎走遍了整个古代大陆，他们通晓如何使他们遇到的所有民族都能和平地接待他们。这也证明他们的性格是优于现代希腊人的善变和卑躬屈膝的性格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写道：“欧洲的犹太人和东方的亚美尼亚人，都有独自的特征。”

五、结语

亚美尼亚商人是一种特殊的流动商人群体，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努力工作，而且在文化和政治上很努力，并逐步完善短缺之处。在代表一个无国籍国家的同时，亚美尼亚商人运用智慧享有各种特权，并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商业帝国。他们起源于一个内陆国家，却积极参与海上贸易，甚至与海盗作斗争。虽然他们处于中世纪晚期，这个通信困难、国际和国内冲突、战争和技术落后的时代，但他们没有放弃，相反，设法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功能强大的商业网络。

注释：

①Henry Edwards. The Armenian Merchants of New Julfa， Isfahan. Oxford， 1991.

②Vahan Baibourtia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Armenian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Delhi， 2004.

③菲利普·D·柯丁.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M].鲍晨，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④Einar Ekegrd， Studier i svensk handelspolitik under den tidigare frihetstiden，Uppsala， 1924.

⑤Ture J Arne. Svenskarna och ？魻sterlandet，Stockholm， 1952.

⑥R A Bekius.十七和十八世纪阿姆斯特丹的亚美尼亚社区：融合与瓦解[Z].阿姆斯特丹：第一届联合国国际练习曲协会，1983.

参考文献：

[1]希罗多德.历史[M].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菲利普·D·柯丁.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M].鲍晨，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3]让-皮埃尔·马艾.亚美尼亚人和中国[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4]亓佩成.亚美尼亚民族起源论，一个民族主义话语之争[J].历史教学，2019（10）.

[5]施玉宇.列国志：亚美尼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7]R， Abrahamyan.“Chinastan（China），” in Hay Gaghtashharhi Patmutyun， Mijnadaric Minchev 1920 t[A]. History of Armenian Diaspora： From Middle Ages until 1920[M]. Yerevan， 2003.

[8]Boghos Levon Zekiyan. The Armenian Way to Modernity： Armenian Identity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M]. Venice： Specificity and Universality，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