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在战争创伤阴影下生活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施害者或是受害者，亦或二者兼有者，都无法逃离那段记忆带来的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感，他们在战争中失去自我，在战后迷失自我，试图找回自我。究其原因，除了战争本身带来的伤痛之外，还有一个更宏观、更本质的原因，即日本文化中特殊的“耻感文化”对于日本人的影响。

关键词：耻感文化；罪感文化；个人身份；文化冲突

石黑一雄是当代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与拉什迪、奈保尔并称为“英国移民作家三雄”。他6岁时随父母移民英国，虽然那时的他还没有谙于世事，但童年的这段颠沛经历对其后来的创作理念和作品主题有着深远的影响。195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的他，在早期作品中（《远山淡影》与《浮世画家》）将时代背景设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日本，小说中的人们，无论是受害者还加害者，在战后都不可避免地笼罩在战争带来的创伤记忆的阴影中，或逃避或反思，都无法摆脱那段记忆带来的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感。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战时和战后的表现，都受到一种日本特殊文化的影响，他们对于自己的记忆和行为的认知总会给读者一种莫名的违和感，造成这种违和感的原因就是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的——“耻感文化”。因此，要真正反思那段历史，了解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日本人心中的痛，就要跳出战争本身，在更为宏观的文化层面进行解读，这样或许我们对于石黑一雄早期的作品会有一个不同的认识。

一、耻感文化下个体意识的丧失

耻感文化并不是日本特有文化模式，应该说在东亚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普遍都具有耻感文化的特征，但是在日本受共同体意识和等级意识的影响，形成了特殊的“耻感文化”。在传统日本社会中，标新立异者往往会被他人所排斥，下级对上级无条件的服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个体的意志必须服从集体的意志，这就极易导致个体意识的丧失。

在石黑一雄的小说《浮世画家》中，主人公小野增二就是这样一个在战争中被集体意志裹挟，最后丧失自我的典型。小野是一位很有天分的画家，但他的艺术道路并不顺畅。他的父亲是个商人，对于儿子在绘画艺术上的抱负嗤之以鼻，不仅在语言上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和羞辱，甚至将小野的画作付之一炬；当小野正式走上画家的道路后，他的老师毛利君又因为其艺术观念与自己相悖，认为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没收了小野最得意的画作，并侮辱他只能“给杂志和漫画书画插画”。这样的经历恰恰体现了日本社会中，上级对下级、前辈对晚辈几乎有着绝对的统治力，日本国民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的基于实力和权威的支配与服从已经深入骨髓，而这样的经历也对小野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这个阶段的小野在精神上是孤独的，心灵上是脆弱的，他一方面愤慨父亲和老师对自己的压制，一方面又渴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权威”，这其实是日本“耻感文化”中，下级面对上级近乎绝对的遵从达到忍耐的极限后的自然反应，即“下克上”。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在整个社会大行其道，小野结识的朋友松田向他鼓吹海外扩张、殖民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让正在寻求精神寄托和艺术出路的小野投身到军国主义的麾下。他开始用自己的画笔为军国主义鼓吹，极力美化对外战争，宣扬极端民族主义，鼓动年轻人为了国家走上战场，为国奋战。这个时期的小野在事业上达到了巅峰，不仅成为画家和内务部文化委员会的委员，而且担任了“爱国动向委员会”的官方顾问，这些职务使他变成了艺术界的权威。而小野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想寻求当时在日本占主导地位，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主流的军国主义的认同。当时他的一个学生黑田，有反爱国主义的倾向，小野将黑田的表现当做是对自己权威的挑衅和背叛，是对国家和民族集体意志的背离，于是向有关部门进行了举报，将黑田当作背叛者打入大牢，对他百般折磨，采取了从前自己老师对待自己的办法——烧掉了他的画作，并将其称为“反爱国的垃圾”。这时的小野已经选择性地遗忘了当初经历过的压迫，成为镇压学生的专制者。

二、战后个人身份的迷失

凭借在战争期间对军国主义的美化和宣传，小野在政府的推动下成为名噪一时的画家。由于他有着崇高的艺术地位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大女儿的婚事一谈即成。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之下，“民主化”运动在日本如火如荼地展开。天皇从神坛上走下，亲自去拜谒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民众也开始对战争的本质进行反思，对军国主义的批判成了社会的主流，小野原本德隆望尊、一呼百应的地位也随之丧失殆尽。曾经对他顶礼膜拜的学生和下属不见了，环绕在他身边的朋友走开了，甚至连他的女儿也认为他过去的历史是一种耻辱，这种巨大的落差让小野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亟需重建自己的个人身份。

个人身份的建立不能脱离对集体身份的归属，在日本耻感文化重视“他者意识”的大环境下更是如此，一旦个人无法融入集体意识中，那么个人身份也就无从说起。例如，小野两个女儿的婚事，大女儿节子结婚时小野正处于事业的巅峰，因此他只是稍稍示意，亲家便立刻同意了婚事；可到了战后，二女儿仙子却遭到了男方的退婚，理由则是小野在战时不光彩的历史。这对小野的触动是巨大的，他无法接受一个在战争中与自己家世相距甚远的家庭对自己女儿退婚的事实，更不能接受自己曾经在战争中的“荣誉”成为仙子被退婚的理由，这无疑是对自己骄傲的过去的抹杀。为了捍卫遭到重重威胁的社会地位、自我尊严和家族利益，小野一方面选择了与他性格和处境类似的绅太郎作为他回忆的参照，寻求心理平衡，另一方面通过回忆对三宅一家进行了种种推测，得出与事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寻求自我安慰。记忆就是这样绕过了真实的路径，跟随着小野对过去荣光的眷戀，到达了一个只有小野自己能够辨识的终点。小野内心的回忆图像，就像对照片聚焦部分进行了美化、加强、放大和艺术加工。而他所关注的焦点，正是外部世界对他在战争期间的行为进行质疑和审查的部分。值得庆幸的是，最终仙子还是得到了一个好的归宿，这也预示着通过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反思，日本的下一代会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三、耻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

由于战败后日本国民生活的艰难和精神的空虚，加之美国占领军从上而下实施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运动，日本的传统价值观和西方普世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一部分思想开放的年轻人怀着重建更好的社会的想法，积极接受民主、平等、自由等新观念。而另外一部分人，尤其是老一辈人，则对这种外部集团带有强制性的文化入侵带来的变化感到不知所措，甚至是反感。

在日本传统的耻感文化中，整个民族作为一个集体，其内在要求是作为个体得到他人的认同，要和集体中的他人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统一的价值观念；而对外他们则主要是竭力维持自己民族集体的尊严和体面，避免遭受外部集团的谴责和非议。在这种集体意识的作用下，个体的意识是不值一提的，那些对于本民族犯下罪孽和给其他民族带来伤害进行反思的人，会被认为是对民族和集体的背叛；而为了维护本集体对外的形象，就必须要求集体中的所有人对于他们所犯下的罪行选择性遗忘，或是用一种“暧昧”的态度去规避，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人”这个概念仅仅局限在本民族内，他人對自己的评价和道德约束也是如此，其他团体是不在这个评价体系之内的，所以只要整个集体都一致对自己犯下的罪行选择视而不见，那么罪行就是不存在的，他们依旧是无辜的、有尊严的。

明白了这一点，作品中小野对于战争的看法和战后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在小野看来，他为战争摇旗呐喊，甚至鼓励儿子上战场最后丧命，都只是在尽一个国民应尽的本分，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民族的忠诚。因此，当他听说平山这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家伙不过是唱了几首军歌、喊了几句战争口号，就被激进的青年殴打、唾骂时，所表现出来的不解、迷茫和恐惧，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小野在内心深处明白这场战争的恶劣，自然也知道自己在战争期间的画作产生了怎样的坏影响。儿子以及许多同儿子一般年纪的年轻人，他们被自己所在的主战派阵营鼓吹着走向战场奉献了自己鲜活的生命，结果这场战争是被谴责的，他们的牺牲毫无意义且打上了战争罪犯的标签，儿子的离世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是他一手造成的，小野不能接受这份罪恶感。按照创伤理论的解释，当人受到精神创伤而无法排解时，大脑就会自动将创伤记忆进行改写，从而使受创者能够接受，小野对于过往的粉饰正是如此。他希望通过狡辩来隐藏自己的罪恶，自己在战争中犯下的过错被他刻意淡化了，自己在画作上的成就、与学生之间的亲密情谊，让他得到精神上的麻醉，而对儿子在战场被榴弹炸死一事仅轻描淡写略略提过。

“耻感文化”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使得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因而重视他人意见和看法，对人谦虚，注重协调，这是其优点；同时，因为过于重视他人的意见和看法，日本人在面对一些大是大非、尤其是历史问题时，又害怕因为认错而改变他人对自己的好感。而西方的“罪感文化”则强调个体站在自身良心、道德观和信仰的角度，对自身行为的自我评价。这种“罪感文化”源于西方人对上帝的信仰，源于《圣经》中对于人类生而具有“原罪”所带来的天然的赎罪心理。正如《圣经》里说的，否定自身的罪就无法洗清罪恶，勇敢地承认罪孽就会得到宽恕和原谅。因此，西方人对于自身的反省成为一种文化基因烙印在体内，西方文学中以赎罪为主题的作品也是难以计数，如雨果的《悲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复活》等，都对如何洗刷罪孽、获得救赎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和探索。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德国对于战争的反思相比日本而言，就显得极为彻底。他们不在乎他人的眼光，而是发自内心地批判自己犯下的罪行，这从德国众多的反战文学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展示。

（作者：钱全，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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