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的三重文化路径及其当代启示

2021-05-29阮一帆唐祎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1年1期

阮一帆唐祎睿

[内容提要] 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就十分强调国家意识教育，面对特殊的国情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新加坡政府充分挖掘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资源进行创新性发展，在全社会弘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建构了包含新加坡身份认同文化、儒家伦理文化和国家危机管理文化的国家意识教育三重文化路径，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奠定了思想道德基础，对于我国加强中华民族认同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及国家安全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进路;启示

[作者简介] 阮一帆，历史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唐祎睿，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教育，是指在新加坡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国家认同和国民身份认同教育，旨在使其国民树立“我是新加坡人”的信念，并将这种信念转化为投入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实际行动。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领导人体察到阻碍国家发展的三大痼疾，即多元文化冲突、“伪西方社会”困局和新加坡的先天缺陷。为解决这三大痼疾，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将新加坡身份认同文化、儒家伦理文化和国家危机管理文化融入对国民的国家意识教育之中，并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为新加坡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思想道德基础。

一、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的三重文化路径

1. 注重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后殖民地国家，长期的殖民化管理并未使其形成根深蒂固的国家文化。19世纪20年代，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大量涌入新加坡，移民居住的流动性、暂时性和不稳定性，导致其对新加坡的认同度和归属感较低。而不同族裔间在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也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华人因人口众多、势力强大而遭到其他种族的敌视。同时，民众的民族意识、种族意识、个

体意识普遍强于国家意识，难以凝聚社会共识、形成集体认同，使得国内社会摩擦和冲突增多，严重威胁到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只有创造出一种思想统一、族群和谐、情感融通的新加坡身份认同文化，才能破解这一困局。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之初就提出：“新加坡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这不是个马来国，这不是个华人国，也不是个印度国。每个人都有他的地位，平等、语言、文化……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新加坡人，不论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团结一致。”[1]新加坡领导人意识到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我是新加坡人”的价值共识，逐步克服客居心态，增强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包容多元中促进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建构。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身份是一个人的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其源于他对一个或多个社会团体成员身份的了解，以及与该成员身份相关联的价值和情感意义。”[2]根据该理论的释义，可将新加坡的身份认同教育分为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三方面内容。认知是认同的前提。自我身份认知是达成“新加坡特质”（Singaporeanness）的必要基础，它主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以明确原有身份与自身个性;群体身份认知则是要让个体认识到他（或她）隶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并在群体中实现情感融通和自我价值;而文化身份认知则是个体要理解历史的、后天形成的群体文化，构建集体的历史记忆，“让各种文化要素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渗入到‘自我的范畴，构成自我身份认同的内核”[3]。最后，在自我身份、群体身份和文化身份的认知过程中形成统一的社会身份认同。

2020年6月新加坡教育部颁布的《期待的教育成果》（Desired Outcome of Education）体现出对身份认同教育的具体要求。根据学龄特点，新加坡教育部就小学、中学、专上三个主要学段提出了具体的教育目标。在小学阶段，主要培养学生的自我身份认同意识，要求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和擅长领域，能够思考并自信地表达自己”[4]，通过自我认识、自我发掘和自我肯定以奠定未来的发展基础。在中学阶段，主要培养学生的群体身份认同意识，要求学生“相信自己的能力并能够适应变化，能够在群体环境中工作并对他人表示理解”[4]。结合新加坡多元文化的背景可知，这一阶段着重培养学生适应新加坡特殊社会环境的能力，一方面要尊重包容多元文化带来的差异性，防止对其他族群母语、文化与价值观的歧视或偏见;另一方面强调要回归新加坡人的大集体，在集体的影响下形成基于制度、文化上的国家认同，努力创造出自身价值。在专上阶段，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文化身份认同意识，要求学生“要有道德勇气来捍卫正确的事物，能够跨文化合作并承担社会责任。勇于创新和进取。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具有说服力。有目的地追求卓越。以成为新加坡人感到自豪”[4]。这一阶段，学生已通过学习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内在价值体系，对自我、社会、文化都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新加坡能有更理性的情感表达，易于建构出清晰统一的新加坡身份认同。可以看出，追求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贯穿于新加坡教育的全过程，这对于新加坡寻求“国家生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每一阶段的目标都是明确而具体的，因势利导、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地充分融入教材、课堂、社会实践，让学生乐于接受、认可、表达，鼓励学生从认知、情感、行为上真正认同新加坡人的身份。

2. 强化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教育

由于早期新加坡华人移民占多数，其社会心态、文化心理乃至行为方式都受到儒家伦理文化的影响。而异乡寄居者的身份则推动儒家伦理文化成为华人群体的文化之根和交往纽带，并建立起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支撑的社交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加坡兴起了一场“儒学复兴运动”。[5]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采取实用主义策略，借助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新加坡青年的价值观越来越西化，公民的道德标准发生了变化，国内的东方传統和价值日益失落。面对沦为“伪西方社会”的危机，新加坡领导人开始重视道德价值观教育，并将儒家伦理文化作为学生道德学习的主要内容，力图保留东方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命脉。1986年12月12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称：“当有一天华人失去儒家思想的特质……我们将演变成另一个社会。随着我国的西化，儒家思想已逐渐式微，如果我们无法成功地保留儒家思想的一些基本价值观，我们将成为另一个西方式的意见纷纭的社会，并面临极大的困境。”[6]在李光耀的推动下，新加坡把儒家伦理编入中学德育教材，实现了儒学的新加坡化，推出了“亚洲价值观”“共同价值观”，希望在亚洲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文化。向学生灌输适应新加坡发展的东方价值观，其目的是防止新加坡在精神上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也是为了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扭转文化弱势地位，加深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

儒家伦理文化在融入学校德育过程中，也在不断革新升级，被赋予了重要的时代使命。在内容上，学校开展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教育，并结合新加坡的国情、社情和学情，帮助青少年养成国民意识，提高个人修养、道德品行;在方法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符合学生道德认知发展特点的教学法来讲授儒家伦理文化，弘扬东方价值观，提升学生的整体文明素养，以此构建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重塑统一的道德价值与社会价值;在形式上，以学校教育为主，分为课内课外两个课堂，课内以教师教材为主，课外以社区参与为辅，两个课堂协同发力，让学生达到知行合一。以学校教育推动儒家伦理文化的构建，团结民心、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儒家伦理文化已成为新加坡的精神之本、国民思想的根基。

1982年，新加坡政府邀请余英时、杜维明等世界著名儒家学者编撰中学全套“儒家伦理”课程教材，内容包括古代儒学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以及忠孝仁义、修身齐家、礼义廉耻等儒家思想，以期培养出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人才，为新加坡国家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但是儒学的发展兴盛却遭到其他族群的排斥。为防止儒学一家独大而引起族群冲突，新加坡政府于1990年废止了该课程。之后，政府采用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政策来平衡华人和其他族裔之间的矛盾，德育教科书也分为多个语言版本。这一系列举措是为了让儒家思想能为其他族群的新加坡人所接受，解决新加坡新生代的国家认同危机和道德危机，保留亚洲人的特性，形成共有的文化基因。

1991年新加坡政府在充分吸纳儒家伦理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其内容包括：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是儒家伦理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融合的价值重塑，强调国家和社会为根本，蕴含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思想，突出个人的奉献和务实精神。在2014年中学《品格与公民教育》教材中有“为国自豪与对国家忠诚”的专题探讨，包含了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政治道德内涵。一方面，向学生灌输国家至上、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理念，强调好政府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强调个体在思想上要效忠于国家，在行为上要对家庭、社会和国家负责。

由上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教育是为了培养忠于国家、信赖政府的爱国公民，以服务国家建设。实践证明，新加坡将儒家伦理文化与新加坡现代化需求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已经成为新加坡应对西方文化渗透的一剂良药。

3. 加强危机管理文化教育

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之中的危机管理文化源于新加坡领导人自建国以来对国家发展的清醒认识：新加坡缺少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与核心竞争力。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且移民众多，同时还面临着夹缝中求生存的地缘政治环境，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国内多种族、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复杂局面，社会摩擦不断。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新加坡领导人认为新加坡的未来只能依靠忠于国家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必须具备强烈的危机意识。李光耀曾指出：“没有人能预知逆境几时来临。领导的艺术就是要做到随机应变。如果他们不能这么做，新加坡就有难了。我觉得我已做了我所能做到的，那就是网罗最能干和最坚强的人来领导新加坡。”[7]新加坡政府一直用危机意识鞭策自己，并将这种未雨绸缪式的国家危机管理文化融入国家意识教育之中，帮助新加坡学生形成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奋斗精神。李显龙曾说：“我们须谨慎观察，即使暴风雨已经过去，危险还是存在的，而我们接下来可能会面对更多挑战。”[8]这种国家危机管理文化自始至终都在引导着国家意识教育的发展，其承载的重要任务便是教导学生认识新加坡的先天不足与后天挑战，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奋斗精神，为新加坡的后续发展提供持久的内生动力。

2020年11月，新加坡教育部更新了《21世纪能力和学生成果框架》，认为“全球化进程、人口结构更新和技术进步是当今时代的主要驱动力，它们将继续塑造新加坡的未来。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茁壮成长，我们确定了一套日益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能力。它们将为学校的全面教育提供必要的基础，也使学生更好地为未来做好准备。”[9]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常态化，新加坡针对此次疫情的应对机制和能力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教育部在原有框架上新增了“21世纪全球化必备能力素养”模块，希望將学校和更广泛的社区网络整合起来，使学生掌握关键技能，从而实现理想的教育成果，更好地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这种危机管理文化自上而下影响着国家意识教育目标、教学大纲以及教学内容，充分体现在历史、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等具体科目之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各科目与危机管理文化相融合的模式、内容和方法，分阶段、分层次展开教学。对于历史学科，“初中生应该花一年时间学习新加坡历史的基本知识，而高中阶段的新加坡历史课程则要求了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合并的事态发展，以及1971年英国军队从新加坡撤出的历史经过，以便学生总结反思1964年种族骚乱的历史教训，进一步强调征兵政策和国防科技的重要性”[10]。在政府的主导下，历史教育涵盖了新加坡国家诞生的历史、地缘政治危机、国内冲突与矛盾、未来挑战与变革等问题，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着眼未来。更重要的是，重申政府在改善人民生计以及实现社会稳定、种族和谐与经济繁荣方面的成就，培养新加坡年轻人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在社会科中，学生不但要对新加坡国内的经济、政治和宗教重大社会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而且还要聚焦于国际热点，针砭时弊，主动关心国家大事，培养参政议政的能力和全球性思维，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在小学《好品德好公民》教材中设有“国家”专题，教师通过讲解新加坡稀缺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帮助学生认清国家的局限性和脆弱性，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敏感性、适应性和责任感”的公民。在国家危机管理文化的影响下，新加坡年轻一代能够意识到国家发展的挑战与不足，逐步在成长历程中建立起忠诚于国家的家国观、甘于奉献的人生观和积极奋斗的价值观，并将这三种价值观外化为实际行动，致力于新加坡的接续发展。总之，国家危机管理文化本质上是建构于新加坡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危机管理文化已成为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的特色。

二、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的当代启示

新加坡自独立之后通过数十年的努力，从一个一穷二白、秩序混乱的港口岛屿建设成为富庶繁华、适宜人居的花园城市，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新加坡领导人对于本国国情有着客观且充分的认识，始终秉持并践行“良好的治理和成功的教育是实现新加坡繁荣的唯一途径”这一理念。在世界各国都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今天，作为亚洲国家的新加坡以其体现东方特色、符合本国国情、坚持问题导向的教育方案，成为培育国民爱国情怀的范例之一，他们的理念和做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当前中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凝聚人民思想共识，激发磅礴奋进力量。因此，赓续发展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成为引导青年与国家同向同行、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的关键，而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的三重文化路径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发。

1. 加强中华民族认同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加坡政府和学者通常把爱国主义叫作“国家意识”，“国家意识”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国家认同和国民身份认同的教育，树立“我是新加坡人”的信念。[11]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变式，是其领导人基于特殊的现实国情出发而进行的战略考量与设计。对于那些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单一民族的国家而言，增强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培养其爱国情感是相对容易的，但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缺乏历史积淀、族群众多的多元文化社会来说则是一个难题。因此，在建国之初缺乏集体历史记忆和相似文化习俗的前提下，新加坡领导人及政府以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方式向国民灌输“我是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通过身份认同文化、儒家伦理文化、危机管理文化教育去感染和重塑具有新加坡特质的国民，赋予其新的身份，达到“行为主体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情感上的结合，在心理上认为‘我是国家的一部分，并愿意预支同甘苦、共患难的一种意愿和决心”[12]，培育出新一代具有强烈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国民。新加坡通过实行多种族和谐政策、加强国家意识教育，使各族群团结融合，多元聚为一体，同时也增进了本国人民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中国是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面临着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现实问题，在长期发展中必须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不断增进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这一共有身份的认同，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13]而这种中华民族认同教育必须从青少年抓起，教育引导学生从自我身份、群体身份以及文化身份的认知中萌生对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与情感认同。

首先，要着力培养青少年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自我身份认同，加强共同体历史教育。“强化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正确认知，不仅要强化了解某个单一民族的历史，更要强化对大一统为主流的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各民族发展历史与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关系。中华民族发展史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是各民族人民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各族人民都需感同身受。”[14]其次，要深刻认识到个体与群体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个体进步有赖于群体环境，群体发展离不开个体推动。因此，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树立群体身份共识，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同时要教育学生在深刻领会中国历史是各民族交融汇聚而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进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最后，要大力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双向融合。通过深入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民族团结一家亲”等活动，以及民族地区间合作办学、互派学生交流等方式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拓宽各民族的“社交圈”，以此为契机丰富升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全面深刻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1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代代传承，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在历史和文化中汲取充分的营养和智慧，要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需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服务，构建立场鲜明、观点系统、逻辑严密、学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体系。新加坡以改良版的儒家伦理文化为指导，全方位推进以国家意识为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既抵御了西方文化的渗透，提高了学生的道德修养，又使家国理念深入人心，强化了超越族群的国家身份。我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更要深入挖掘和阐发其时代价值和教育价值，让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深植青少年的心田。一方面，学术界要扎实开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研究，深入古典文献、深入历史史实、深入实地考察，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因素，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持续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学校要深入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遴选蕴含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人文精神和中华传统美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和载体形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动地融入教材。编写教材时要尊重和遵循文化传承规律、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立足新时代社会发展的特点，进行新的阐释阐发，编写回归传统文化、回应学生需求、回答现实问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另外，还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实践活动，于实践中不断发展并丰富其内涵。通过形式多样、内容创新的文化活动，让学生在自主学习、师生互动中进一步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全面发展，使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充满中国味。

3. 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

要深入开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让学生具备危机意识。新加坡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质的飞跃，离不开国家自上而下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16]當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的发展走向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应进一步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丰富安全观教育内容，增强国民忧患意识。一是围绕“四史”学习深入开展国情、党情教育。让青少年牢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牢记伟大奇迹来之不易，牢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二是结合国际形势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帮助学生理解中华民族命运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系统掌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树立国家安全底线思维，将国家安全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强化责任担当。三是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广泛开展生物安全教育。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重视生物安全教育，从课程建设、校园文化、法治教育等方面着手，全面推进学生生物安全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生物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四是立足长远发展开展粮食安全教育。在全社会宣扬节约意识，杜绝浪费现象，形成政府主导、学校配合、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新局面。“备豫不虞，为国常道。”（《贞观政要·纳谏》）只有全方位、多领域开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让危机意识入脑入心，才能面对波云诡谲的全球之大变局，以“不变”应“万变”。

参考文献

[1] 吴元华.新加坡良治之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16.

[2] Tajfel H.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63.

[3] 葛彬超，孟伏琴.青年身份认同的“微”建构[J].中国青年研究，2020（6）：107-113.

[4] Desired Outcome of Education[EB/OL].（2020-06-25）[2020-11-24].https：//beta.moe.gov.sg/education-in-SG/desired-outcomes.html.

[5] 龚群.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3.

[6]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M].新加坡：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2000：13-14.

[7] 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110.

[8] 毕世鸿.新加坡概论[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53.

[9]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EB/OL].（2020-11-23）[2020-11-24].https：//beta.moe.gov.sg/education-in-SG/21st-century-competencies.html.

[10] Zajda J.Nation-Building and History Edu-cation in a Global Culture[M].Dordrecht：Springer，2015：137-138.

[11] 吴礼昌.“我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中小学的“国家意识”教育[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9（4）：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