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春英 薛傲宇

【内容提要】建设人文共同体、促进不同文化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维度，也是我国对外传播的重要议题。加强城市传播是人文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城市是人类文明和社会文化的容器。把握城市传播作为品牌化进程和作为社会互动和意义交流过程的两个属性，是发挥城市传播在人文交流中重要作用的关键。以城市传播促进人文共同体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城市交往、以旅游和文化活动为抓手提升城市体验，另一方面应深耕城市品牌化进程、保护和发展城市文化，二者并行共进，构建温和、开放、富含人类情感的人文共同体。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文共同体 城市传播

面对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了全人类难以回避的时代之问。在2020年11月10日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提出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不难看出，“四个共同体”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同时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出了更多实践探索的路径。

在“四个共同体”中，卫生健康、安全和发展议题都指向了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硬要素，它们主要依靠产业和行业的组织机构去实现，但人文共同体的建成却取决于文化的交流互鉴和民心的自觉相通。笔者认为，城市传播会成为推动人文共同体实现的重要力量。本文将探讨城市在人类文明和社会文化中的角色和作用，从而论证如何运用城市传播的力量实现人文共同体建设。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有利益，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危机与挑战。这一理念的提出旨在谋求共同发展、推动世界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和反全球化等论调依然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被错误地认为是中国建立国际新霸权的手段，是要替代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理念工具。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路线的差异，许多国家对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承担世界责任仍然抱持着怀疑和观望态度，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推行愈加艰难。

其次，中西方文化中对“共同体”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西方语境下的共同体以法权为基础，边界相对清晰，而中国文化中的共同体则是以亲缘为基础，边界相对模糊。西方的共同体往往向内认同以形成强大共识，且通过建构外部矛盾来增强自身凝聚力。例如在基督教文化中，基督徒之间都是兄弟姐妹，而非基督徒则被视为异端。社会学者鲍曼认为，在充满变动的现代性社会中，共同体体现了安全感，但同时也剥夺了人的自由，因而断言共同体是人类渴望的但却永远失去了的天堂。① 费孝通先生则认为差序格局是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基本形态。②

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与中国所想要倡导的这种理念，不说南辕北辙，也很有可能大相径庭。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较为宏大，也使普通民众联系具体实践场景理解其含义较为困难。在“四个共同体”中，卫生健康、安全和发展是当下各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世界各国可以在这些领域中加强合作，增强互信，共同发展。但若是仅局限于这些领域的合作，仍然很难形成理想中的共同体。

诚如鲍曼所言，“共同体”这个词是一种感觉③，它起源于人的感性需要。这种需要亘古不变，对文化的想象的共同体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的特质。但是以古希腊城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下的封闭共同体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借由东方文化中开放共同体的观念，建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型共同體。要让全世界理解我们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的开放共同体，跟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有所不同，那就更需要加强文化交流，以人文共同体为基础，让世界在文化交流中相互理解，才能把全人类的呼吸和命运长久地联系在一起。

二、文化传播的城市面向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人类首次进入了绝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的局面。城市，这种人类创造的独特生存方式，正在成为世界的主导状态。相较于影视剧、音乐舞蹈、绘画等形式的文化内容，城市本身就是将其包括在内的复杂综合体，城市包含了城市的物理空间、人类活动和一切观念性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正因为城市领域本身包罗万象，才能充分调动“人”最完整的感受和体验，在城市身份的认同中形成我们所期盼的人文共同体。

城市是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场所。芒福德提出“城市戏剧论”，认为城市培育出戏剧艺术，且城市生活本身就是戏剧艺术的蓝本，两者都体现出对话和交流是城市的生命。芒福德将城市称为“一个有意为了更重大意义的行动以及人类文化更崇高目的而服务的戏剧性场景”。④在咖啡馆、市政厅、广场，各处城市空间中，人们得以施展自身的角色——服务者、游客、管理者等等，也带来了社会交往和互动的可能性。城市人的交际范围远超出了乡村中的亲友邻里，个体人本身和交往对象都具备了更多元的身份和角色，对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包容度也更高。这亦符合了文化共同体所倡导的逻辑。可以说，每一个城市基于自身的地方身份认同，已然形成了一个个完整自洽的人文共同体。

城市是人类活动所形成的复杂网络的中心。交通、通讯、新闻、广告，在每一个交错纵横的可见或不可见的信息网络，城市都是集散和传播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城市是人的流动的中心。全球治理领域的研究认为，人的流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全球结构失衡和文明冲突消解的恶劣影响。⑤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人的流动并非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意义上的人口流动，而是马克思强调的“自由发展的人”的流动。在缺乏交流和了解的不同文明之间更容易形成矛盾， 甚至将防御性行为视为进攻性行为， 从而加深矛盾。⑥ 把握城市在国际交流之间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互鉴，利用人类活动的复杂网络形成开放包容的人文共同体。

文化是城市的底层逻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认为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以产业集聚、交通和通讯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密集程度等量化视角看待城市，甚至称城市为“现代社会根本的解决方案”。在亚洲西南部距今15000年的城市卡塔胡悠的考古发现，打破了人类文明从狩猎、采集、农耕，逐步走向城市的线性发展论断，有诸多证据表明，城市的出现早于乡村，城市始终处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地位。城市的出现源于人们对安全感的需求，是凝聚文化共通性而形成的自组织。在全球化推动下的现代性社会，城市已经不再仅仅是功能性的空间容器，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性的文化产品，一种具有情感吸引力的文明场所。

三、以城市传播构建人文共同体

传播是城市的本质属性之一。受到杜威对乡村民主共同体和传播观点的启发，帕克认为城市因传播而存在，并且一直存在于传播中，城市交往的本质是传播。⑦ 当前国内外学界对城市传播的理解存在两种范式：一种是作为品牌化进程的城市传播；另一种是作为社会互动和意义交流过程的城市传播。⑧无论从哪个视角去理解，都可以看出城市传播活动本身的文化属性，从而为人文共同体建设提供路径指引。只有通过信息传播才能形成持续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才能实现民心相通，从而自然构建起人文共同体。

各级政府在城市品牌化方面的努力，不能单单看作为了应对竞争和挑战、吸引旅游和投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活动，更要看到文化认同和文化独异性需求是这些经济考量背后的根本动因，也是这些实践在精神层面的终极追求。

2017年和2018年前后，苏州市针对北美市场开展了一系列推广活动，以“苏州制造”为主题，从书法、美食、丝绸、园艺四个方面记录苏州的文化传承。优雅的苏式生活和精致的苏州制造给北美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年间，苏州旅游局的官方推特账号粉丝已超过11万人，在中国旅游目的地中名列第一，“苏州旅游”相关的浏览量在照片墙上也超过了25万人次。⑨

城市品牌化的过程是传播独特的城市文化、凝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情感和共识的过程。推进我国城市品牌化进程，深度挖掘城市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增进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是建立人文共同体、促进不同国家和民众之间对话交流的重要方式。

而作为社会互动和意义交流过程的城市传播，突出了城市交往的重要性。在互联网时代，作为地理空间的城市也趋向于网络化，但媒体接触并不能取代城市生活，而是与其融为一体。在万物皆媒的时代，城市与媒介相遇并融为一体，媒介的城市化和城市的媒介化已经悄然发生。

近年来，事件活动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各类城市所钟爱的文化旗舰。无论是体育赛事、文化节庆，还是狂欢嘉年华，成功的文化旗舰都能够将事件融入城市自身风格和文化基因，从而将城市变成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交流场所。这些城市交往活动，一方面能够吸引城市居民参与、建构活动的独特形式和内容，塑造本地居民的文明意识和文明价值观；10另一方面，外部群体的参与可以与本地居民形成良好的交流互动，在城市场景中深刻感受城市的文化和人文的温度。

因此，城市传播中绝不仅仅是城市符号视觉及其媒介化的传播，作为社会互动和意义交流过程场所的公共空间体验无可取代。在城市传播的营造中要给城市场景中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创造充分的条件，调动城市居民的作用，以平等、交融、互鉴、对话的态度创造自由开放友好的城市环境，并以此促进地区间的政府合作、建立互信，实现商贸、经济、文化对话的复苏与活化。

四、结语

在充满危机和挑战的当今世界，寻求共识、呼唤人类文明和文化认同力量的必要性，比以往都更加突出。在政治话语对抗、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互联网充满偏见和情绪的境况下，城市或许会成为一条通向人文共同体的可能路径。城市是温和的、开放的、充满文化氣息和富有情感的。某种意义上，城市本身就是一种人文共同体。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运用城市传播的力量或许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一方面通过城市交往、旅游、城市事件和文化活动，推进内部和外部群体的交流和互动，形成城市的体验和故事，培育人文情感；另一方面促进城市品牌化的传播，以城市对人类文明的吸纳和发扬，促进对话和交流的更多可能性。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一批享誉国际的大城市，这些都是我国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城市空间的营造和品牌化建设，从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传播的高度看待城市，加强与国外城市的友好交流和合作，共同建设人文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的北京形象研究”（项目编号：17ZDA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③同①。

④[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296页。

⑤高奇琦：《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

⑥[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

⑦汪苑菁：《“交往”的城市——谈齐美尔、帕克、沃斯的城市交往思想》，《文化与传播》2016年第5期。

⑧刘晓晔、文春英、吴莹莹：《技术驱动视角下城市传播的发生、演进与进路》，《传媒》2019年第12期。

⑨景雯雯：《苏州旅游海外推广亮点频出》，《苏州日报》2018年5月25日。

⑩尹帅平：《城市传播与社会文明建构：问题、路径与动向》，《东南传播》2013年第12期。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