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友

[摘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紧随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贵在理论视野从历史走向现实。在追寻理想社会这个论题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倡导，从维护人类利益的世界视野、协调社会发展的内在冲突、关注现代个人的生存境遇等角度，与“自由人的联合体”具有理论契合。在诸多保持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努力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失为行之有效的现实探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8-0040-05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在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倡导，并被习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加以阐释充实，以正确对待本国发展与他国合理关切的问题，寻求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共同发展与社会和谐。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期彰显出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在引领我们追求民族复兴梦想的同时，也将这么一系列理论问题带进我们的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否具有内在共通？它是否能够成为实现理想社会的一个探索契机？我们进一步深思，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更好地关注现实社会，并在展现时代性中保持理论自觉？

一、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开启的时代性任务

思想要密切关注变化中的现实社会，并洞穿于现实社会的发展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原动力，也是它被视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的重要因由。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就在于，深入时代的根基，将内含于社会现实之中那些最根本的思想任务和实践任务指明出来；因此之故，任何对于社会现实的漠不关心，都不能不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背离。

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作为思想关注的对象，我们需要反思现代生活中人们的生存境遇，进而追寻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终极目标，应当成为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所要坚持的方向。当抽象思辨从天国降到尘世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由现实生活开启的历史任务——切入时代根基去感知历史行进与人的生存。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情结合之后，这一历史任务显得更加不可推卸。为此，在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问题上，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能为我们打开思考空间。

其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求理论的时代展现。黑格尔曾将哲学视为“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马克思也将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难看出，作为社会精神生活内容的反映，理论一定源自特定时代的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尤其如此，倘若伟大理论的诞生只是源于封闭书斋的冥思苦想，无异于在“头脑风暴”中独自徘徊和自我陶醉。马克思主义虽然被萨特誉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但它仍面临着把现实生活据为己有的任务。依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生命力，必定只能从理论与现实的接洽之处生发而来，易言之，它要打通横亘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城垣。在黑格尔那迷宫似的思想体系中，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尽管给人一副厚重的历史感，但先天不足的是，这种厚重的历史形象却站立在“精神的沙滩上”。马克思基于现实生活表明理论的来源，并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P72）。以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来自于它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并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倡导，从追求人类理想社会的视角，无疑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一种努力。查尔斯·泰勒曾言：“历史的极致，是一个完全符合于理性的共同体，或者我们可以说，一个体现自由的共同体。”^{[2]（P149）}共同体原本是“无中介的”、“直接的社会”，因其并未产生私有观念而表现为原生意义的社会；如果其中萌生出分工与交往带来的私有观念，那么意味着原生共同体的瓦解与追寻理想社会的启程。谓之“理想”恰恰表明它在现实中的不理想，因为共同体在向社会的过渡中，私有制的出现使其性质发生异化。例如，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充满矛盾的共同体，就是“在没有私人所有的共同体瓦解后，在‘土地所有制统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作为同样立足于私人所有原理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3]（P214）}。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似乎并没有退化至穷途末路的境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当代依然无法克服，最终使得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共同体获得现实依据。因此，在我们追寻理想社会的路途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行动，正以另一种思维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创造契机。

其二，在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之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担当。在现实社会中开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必然关涉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毕竟社会的总体进步与个人的生存发展，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进程中得到统一。马克思在论述“现实的人”时就表明了这一点：“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P73）。由于以“实践”概念作为开启哲学革命的武器，马克思在彻底瓦解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后，丝毫没有脱离理论形态由以生发的现实生活，没有脱离“现实的人”及其进行着的物质生产活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作为一种探寻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也始终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树立一个路标。正是如此，那些将马克思主义指认为“见物不见人”、“经济决定论”等论调，无不显得滑稽与荒诞。

致力于追求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学说，马克思主义需要保持自身与时代的强烈共振，能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保持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在不断解答社会变化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图景。在现代性特征逐渐深入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就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存在样式：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法治、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以及资本统治、物化意识、技术理性等现代的观念体系。现代社会所显露出来的一张张“扑克脸”，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所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乃是在现实社会中抵御现代形而上学的宰制，还原本真的人类生活。

无疑，一个理想的社会共同体依然值得我们努力去建构，它将在现实性、紧迫性的特征之下，将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一旦它从观念走向现实，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在实际行动中具有实现的可能，人类实现理想社会将不再是一个千年梦想。因此，“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又何尝不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一项未完成的工程”。

二、马克思“理想社会”的革命意蕴

立足于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并将理论批判转化为无产阶级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革命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追寻理想社会中表现出来的根本特质。也正因如此，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社会才值得期待。

所谓共同体（Community），指人们在某种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或是指若干国家在某些方面形成的统一组织。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最早使用“共同体”一词，以表示人类在“社会”产生之前的组织形式：由最初形成的血缘共同体，发展和分裂为地缘共同体，后来又在相同价值的追求上形成宗教（精神）共同体。在人类发展史上，有的放矢建立起来的“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机械聚合”和“人工制品”而已，它明显晚于共同体这种组织类型。所以，“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4]（P54）在英国社会学者齐格蒙特·鲍曼那里，共同体则是一个温馨家园和舒适场所，人们在其中彼此信任、互相依存。然而，这种“共同体”并不是我们已经获得和正在享受的世界，它在人类生活中早已无可奈何地逝去，我们只能希望在未来重新将其拥有。

倘若说滕尼斯钟情于追溯历史与缅怀过往，鲍曼重在送别过去与展望未来，那么，马克思则是立足现实而把握当下。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是工人阶级愈加贫困以及人们交往机制异化的现实。在批判这一现实的过程中，马克思将理想的社会共同体指明出来。资本主义得益于近代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以商品和资本开道取得世界性的胜利。然而，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始终是资本主义华丽外表下的固有症结，并由此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经济危机与社会异化等问题。面对此种境况，如何建构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马克思指出，唯有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实现自身的政治解放，进而争取实现人类解放以达到“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有可能。可见，在追求理想的社会共同体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早已给出明确论断：资本主义的繁荣表象丝毫不能掩饰社会的根本矛盾，而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将通过解放自身的革命斗争将社会推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马克思看来，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中，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等级，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层次，且每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阶层。资产阶级打破这种社会分裂，无情地斩断各种束缚人的封建羁绊，以金钱这个唯一尺度推动社会平面化的平等。然而，资产阶级却在反对封建等级和特权中逐渐走向反面，在金钱最终成为维系和评判一切社会活动的准绳下，人们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与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无别的联系。可见，从封建社会的废墟之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不但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反而造成阶级对立的普遍化。因此，资产阶级时代的思想家们所信奉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在资本主义社会活生生的现实面前无不显得苍白无力，易言之，现存的社会状态绝非他们希望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接过这一“未竟之事业”，继续对理想的社会共同体进行探索。“共同体”概念散见于马克思文本的各处，主要以家庭、氏族、部落、社会、国家等形式存在。氏族与部落虽然具有自然平等与原始民主的观念，但却因生产力低下而呈现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中心的交往机制，并非理想的社会共同体类型。其中尽管偶尔也存在着交换，但这种偶然的交换并非以市场为基础，而只是附带进行的“不发达交换”，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它“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决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5]（P105）}。同样，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与国家却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因为它存在着不合理的、异化的现实状况，“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构成其主要的交往机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极大地解放推动人们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社会—国家等因素都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实现统一，人们才真正拥有共同体的生活。这样，“自由人的联合体”遂成为马克思理想社会的最终表现。

马克思对于理想社会的认识，重在分析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及其现实条件。个人自由与共同体和谐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层面，保障个人自由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共同体的和谐。由此说来，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是值得追求的理想，乃是因为它能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的统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将这一关系描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资本论》中也论及，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只有在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6]（P95）的共产主义社会才得以实现。马克思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探索，并非进行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深入现实去寻得根据，理论关注现实的宝贵品质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因此之故，特里·伊格尔顿在其《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英文版前言中指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然而，这些都被《共产党宣言》的[HJ2.32mm]作者实现了。

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并非马克思通过抽象的逻辑推论而来，而是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研究中，得出的关于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构想。马克思毕生都在为这一构想而努力，它也集中体现了实现无产阶级及人类解放的价值关怀。然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时常被批评者指责为具有“乌托邦情结”。波普尔就认为它“是一种美学的和乌托邦的信仰”^{[7]（P219）}。其实，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上，将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未来学家相提并论之举，无疑极大地抹杀了马克思所做的努力。与批评者们所说的恰恰相反，那些完全脱离社会现实而去抽象谈论未来（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些彻底断绝过去和现实的历史关联而径直预言未来的未来学家，正是马克思所极力批判的对象。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考察和理性批判中，马克思寻找到人类通向共产主义这一理想社会的“现实依据”。因此，马克思并非历史的先知先觉者，也没有离开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奢谈未来。对于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无制定“时间表”与“路线图”之意，而是基于现实为人类历史建立一座路标。对此，伯特尔·奥尔曼之言不无道理：“相信一个质量更好的社会是可能的，或者希望它的到来，这不是乌托邦。”^{[8]（P205）}

“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与社会的“真正的共同体”，在其中，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整个社会也呈现繁荣与和谐的状态。正是这种内在的价值诉求及其厘定的理论范畴，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倡导显得顺理成章。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吁求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背景下，两种社会形态之间似乎也相安无事地共存，且为了自身的发展而进行不懈努力。我们置身其中的现代社会，国际交往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更加频繁，世界各地的时空距离也因现代交通与通讯而极大缩短。在如同村落般的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独善其身，人们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密依存。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光鲜外表下，却掩藏着马克思曾经诊断过的基本病症：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没有改变，社会的“虚假的共同体”依然存在。既然历史不曾终结，那么事情总是需要有些改变。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渐行渐远，我们看到，现时代酝酿在国家间合作发展中的共同体意识，某种程度上却是追求理想社会的当代回应。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体人类利益相关与命运相连的立场，表达出一种旨在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体意识。这体现出共同体观念在当代社会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与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共通。

第一，维护人类利益的世界视野。就对社会的关注内容而言，倘若罗尔斯关注社会的分配问题，诺齐克关注社会的权利问题，那么马克思已然超越就某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探讨，而是从整个人类命运出发来关注世界历史问题。这种世界情怀的集中体现，深深凝聚在那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著名号召之中。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由此开辟出来，并带动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的发展。这些成就将人类带入世界历史时代，打上资本主义烙印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各地，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自那时开始，人类获得空前的全球紧密联系，同时也注定未来担当责任的共同性和不可或缺性。作为人类普遍交往的机制，全球化将人类生存空间以“村落”的形式呈现出来，也将人类维系在事关生存与发展的整体命运上。

新世纪的人类正共同面临着一系列生存危机：资源枯竭、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粮食短缺等问题，同时，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逐渐突显。所以，命运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这些难题并非一国之力所能解决，而是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应对。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处境，而克服挑战与谋求发展都是各国共同的利益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标示全人类需要站在生存与发展的高度开展全球合作、发展共赢，这是一个寻求共识的价值目标，也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现实行动。我们看到，“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习总书记外交的重要新标签，先后呼吁打造上合组织、金砖国家集团、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东盟等各种“命运共同体”。

第二，协调社会发展的内在冲突。社会由不同利益诉求的个人和不同价值倾向的群体组成，大小不一的矛盾犹如幽灵般充斥其中。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始终存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也此起彼伏。而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会成为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矛盾协调，都需要在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中进行，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现实生活中，那种没有矛盾的田园牧歌般理想社会也许仅仅只是“理想”，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无所作为。事实恰恰是，一种朝向美好社会的努力正在现实中展开。着眼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的合作与发展意识，是人类寻求共识、应对危机的内在需要。在利益相关、命运相连的共同体意识下，中国提出建立“命运共同体”目标，携手共建、同舟共济，符合当代历史的发展潮流。

第三，关注现代个人的生存境遇。无论是孔子向往的“大同世界”，抑或是柏拉图描述的“理想国”，它们之所以值得追寻和向往，乃是因为个人在其中得以过上幸福生活。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绝对贫困与社会关系普遍异化的实情，将改变工人阶级悲惨处境作为一项紧迫的历史任务指示出来，并被马克思深刻领悟和化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行动。由此，作为社会历史最深层也是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个人的生存处境，被马克思在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中触摸到了。从关注的对象而言，马克思对人的生存的关注远远大于对财富利润的关注。只有在共产主义这种真正的共同体中，社会遵循大写的共同体逻辑，每个人才能获得“挺立的人格”。

就社会变革与历史进步而言，人民群众从未间断的物质生产活动无疑是决定力量，但在生产力得到发展的现代社会，或者说是在我们追赶所谓的“现代性”的路途中，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却出现新的征象。尽管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的工人悲惨生活如今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依然面临着新的生存困境。当今人类遭遇的生存困境来自于现代社会本身的固有矛盾，譬如，各司其职的官僚科层体系与流水作业的现代生产模式，将人及其生产活动铆定在某一环节之中；工具理性正试图褫夺价值理性的位置；大众媒体与传播技术承载的海量信息充斥日常生活；等等。可以说，作为一种统治方式的现代形而上学正在社会生活中全面落实，现代人普遍处于一种莫名的“焦虑”状态，以至于泰勒将这种种迹象视为现代性的“隐忧”。“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球性的合作，实质却以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最终依归，它使人类意识到自身正在参与的社会历史进程，并作为一个整体去共同经历和克服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病。

社会终将发展成为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基本结构的共同体，人们在其中充分发展着自由与个性。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要消灭现实矛盾的现实行动。马克思并没有为后世的社会变化做出具体预言，所以，探索理想社会之路依旧敞开，而对于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失为一种积极的现实行动。也正是在此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必须成为理论自觉。

捕捉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境遇，是我们在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性中的责无旁贷之事。基于此，在我们追寻理想的社会共同体路途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具有的深化之功，将在现实社会与时代呼唤中继续得以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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