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红色文献馆藏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管理，不仅是保护红色文献典藏的需要，也是大数据时代提升红色文献利用率与传播力的需求。本文以周恩来图书馆馆藏红色文献资源信息化建设为例，阐述了红色文献资源保护的价值与紧迫性，论述了红色文献资源数字化、网络化、数据库建设及教育传播功能的开发与利用等方面的实践工作。关键词 红色文献  文献保护  数字化建设  阅读推广

分类号 G25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1.04.009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Red Literature Resources： Taking the Digitization Construction of ZhouEnlai Library of the Meiyuanxincun Memorial of the Deleg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an Example

Sun Lietao

Abstract The digit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red literature collection resources is not only the need to preserve the red literature collection， but also the need to enhance the util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red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big data. Taking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the red literature resources in the Zhou Enlai Library collec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value and urgency of the conservation of red literature resources. This paper also expounds the practice in digitization， networking， database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educational dissemination functions of red literature resources.

Keywords Red literature. Literature conservation. Digitization construction. Reading promotion.

在一些革命纪念馆及图书馆中，其馆藏的文献档案资料都是采用纸质材料为载体进行保存的，但由于受天气潮湿的影响，再加上馆藏环境、技术设备等条件的限制，部分馆藏文献资料可能已存在不同程度老化甚至损坏，严重影响使用。相关单位虽然开展了一些针对性的保护，比如对文稿进行了资料扫描件缩微化和音像视频化，但从目前的时代发展来看，有必要拓展印刷型红色文献的生存空间，通过利用数字化技術来更好地展陈和利用红色文献[1]。对此，本文基于周恩来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实践来探讨对于红色文献保护和利用的实施路径，以便更安全和长久地保存和利用好这些优秀的红色文献信息资源。

1 红色文化特色馆藏资源数字化保护面临的瓶颈

以数字信息技术为支撑，加强红色文化特色馆藏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已经成为一种有效且可靠的方法，对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在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方面，切实做好“革命文物资源目录和大数据库”“适度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增强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的互动性体验性”等任务，真正让红色文化文献资源活起来[2]。为贯彻执行文件精神，各省级和市级相关专业部门在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在收集、整理、记录红色文化特色馆藏资源信息的工作中，突破了红色文献特色馆藏资源保护相关问题的局限，打破了在挖掘、收藏、保护等管理机制、工作方式上相对滞后的传统手工作业状态， 取得了一定成效[3]，但目前还面临一些亟待突破的发展瓶颈，还需要加强对馆藏革命文物级党史文献、文稿等资料的数字化保护[4]。笔者认为，加强红色文化特色馆藏资源的数字化保护需要从资金、人员、共建等几个方面来加强。

1.1 需要寻求专项资金，加强对红色文献数字化保护的支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各级财政对文物级文献保护的投入有所增加。如在“十五”期间，全国文物级文献保护事业财政拨款125.45亿元，比“九五”期间增加75.25亿元，增幅为151%。但由于负担过重、历史欠账多等原因，总体上对文物级文献保护的投入与实际需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需求满足度约为1/3。以江苏省为例，中央文物级文献保护经费虽然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由于江苏是东部地区，国家对江苏的文物级文献保护经费投入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呈逐年减少趋势。“十一五”期间仅江苏省级文物、文献需要开展保护项目经费需求总量就已突破10亿元，而省财政核定专项补助经费为1亿多元，缺口巨大[5]。可以说，仅就江苏省目前针对文物级文献保护性财政拨款项目而言，不足全省整体需求的28.9%，也就是说一般性或非重点保护项目尚在公共财政的覆盖之外。从财政投入结构上分析，现有的文物级文献保护资金覆盖面狭窄，投入范围仅仅覆盖国有或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内的所属保护单位，而大批非国有文物级文献管理部门单位，除极少量的特殊情况之外，基本得不到财政资金的支持性保护投入[5]。由此看来，在图书馆对于文物级红色文献资源实施数字化保护上，需要建立专项资金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资金额度。

1.2 尝试社会参与式经营，打通自身营收与投入渠道不畅问题

由于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特色型图书馆信息数字化程度是与属地的财政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那么在红色文献，尤其是文物级红色文献的数字化保护方面也必然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性。虽然江苏省在2015—2019年间地区文献保护类资金构成中财政资金占比为58%，但当前江苏省的很多具有红色文献保护职能的图书馆及组织机构依然面临着数字化经费短缺的窘境。为弥补或是追赶上高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弥补财政资金投入侧重点不同的局限，目前有些单位在尝试社会参与式保护开发，以打通自身营收与投入渠道不畅问题，如苏、锡、常地区就在探索经营性营收活动。

各级红色文献保护部门近年来虽然尝试引入社会资金参与数字化经营，采取了非公有经济和市场化资金运行管理的手段，但多年的实践也表明，这种引入还是有限的，而且缺乏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1.3 建立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加强数字化关键技术的攻关合作

红色文献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工作，涉及的专业知识面既专又广，对技术含量的要求也较高。然而，就现有保护与开发特色红色文献资源能力来讲，在不同地区及行业馆中从事信息数字化工作人员的总体专业技术素养并不高，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的更新程度也相对缓慢，网络化、数字化技术水平和信息资源信息处理技能都亟待提高。因此，红色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保护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各种具备综合素质的信息化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3]。笔者认为，首先，作为单位领导要重视人才培养，需要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信息科技人才主动到一些纪念馆或图书馆参与数字化技术开发;其次，建立人才培养基地，组织各种类型的信息技术培训班或讲座提升相关技术人员的综合信息技术能力;第三，加强与其他各领域、各行业、各区域的信息化进程合作的力度，充分利用各类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师资和设备优势，组织关键技术的协作攻关，在边干边学中为红色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保护培养一批专门的高质量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6]。

1.4 需要开拓创新思维，加强红色文化馆藏资源共享共建意识

近年来，虽然数字资源总量得到了较大的增长，但由于受“重馆藏文献不轻易示人”的保守思想制约，在传播共识度意识上，还缺乏用红色文化资源引领对当代社会共享价值的认同感及重视度。在一些纪念馆或图书馆的数字化资源建设中，存在重文物轻文献、重收藏轻使用，重自有目录建设轻外网共享与互通有无的问题，导致当前红色文化信息资源的传播相对滞后，可以说存在红色文化馆藏信息资源数字化传播推广事业整合不足的现象。如含有周恩来纪念元素的淮安、天津等地的纪念馆，围绕中共代表团国共谈判重庆、南京、上海等地纪念馆，围绕周恩来、国共谈判所建的特色专业数据库，他们都有类似有关周恩来的文献资料，但在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元数据处理上都各自为阵，呈现出“信息资源孤岛”和传播碎片化现象;与此同时，在文创产品开发上，文物元素与革命文化元素的深入挖掘也不足，造成了事业与产业的整合与融合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加强数字化保护方面，还需要强化馆藏资源的馆际协作、互借等共享共建意识，在较大程度上提高红色文献信息资源的共享度[4]。

2 红色文化馆藏文献资源数字化保护建设中注意的问题

馆藏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不仅能够让红色文化文献资源实现永久保存，而且能够在通过新媒体融合传播的过程中活起来，有助于扩大对红色资源内容的影响规模。然而在推进馆藏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2.1 馆藏资源数字化应突出纪念馆红色特色文献馆藏资源的价值及利用率

馆藏资源数字化、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是一项持续性、技术性和复杂性的工作，是一项需投入较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工作。为了能够顺利实施对红色文献资源的数字化信息管理，就必须要从项目初始规划好数字化工作的重点、难点与突破点，力求在数字化工作的系统性、实用性与针对性。另外，根据目前的现实状况，每个馆本身的经费是大量投入在文物保护、在展陈的推陈出新上，而花在数字资源建设上的经费是不可能在现阶段有较大的改观。据资料显示，美国国会图书馆实施的资源信息数字化近期目标程度也不超过30%[7]。据此，在红色特色图书馆馆藏资源数字化工作方面，应确立馆藏文献资源中价值与实用性高的，且具特色性的文献资源品种范围，有重点分布骤地实施，做好馆藏资源数字化工作。

2.2 做好红色特色文献的积累与遴选，不断完善红色文献数字化各项工作

在飞速发展的新技术信息时代，为适应特色图书馆红色文献资源检索，图书馆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数字化进程，即使因技术或资金的制约而暂时无法建立数据库，也应尽早实施在特色资料积累与遴选，人力资源的配制和建设方面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做好特色馆藏的数字化项目的立项与筹划工作。

特色文献资料的搜集、遴选、整理是特色图书馆基本职能的体现，因此在确立哪些红色特色文献馆藏资源作为数据库内容之前，首先要认清自身已有的馆藏文献资源在载体、文献类型、学科、主题等方面存在的特色与不足;其次要调研已有商业数据库如超星、万方、CNKI等综合性全文数据库相关资源;再次要与兄弟馆开展馆际互借工作丰富资源;再次要与区域大型综合性图书馆进行馆际合作，依托其丰富的数字资源体系，充分挖掘本馆缺藏的专题数字资源，做好（商业）数字资源馆藏化工作。

2.3 建设特色馆藏红色文化文献数据库，应遵循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规律

建设纪念馆红色文化特藏文献数据库系统首先要规划好数据库类型，以循序渐进为宜。从初步的书目型、文摘型等相对易开发、易维护的数据类型，逐步过渡到全文和多媒體类型等形式较为复杂的信息介质，并能提供保障在数据库中的数字化内容保持一定的更新和迭代能力，以保障数字化内容的新颖性和实效性;其次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规避版权及著作权等法律风险，做好数据库信息加密，防止数据泄露，确保内部数据安全，尤其是商用数字资源馆藏化与馆藏资源数字化的使用过程中特别注意;在商用书目数据库与全文数据库的选取中，注重系统的稳定性、包容性与前瞻性，当然价格也要合理。

3 周恩来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信息数字化工作实践

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的周恩来图书馆，1998年作为江苏省暨南京市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的重点工程，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指导下，以保存、收藏周恩来的论著、文献以及介绍研究他的生平和思想的书刊、音像资料、照片及其相关红色文物等为目的的全国第一家周恩来文献资料研究中心。现馆藏以周恩来为主题的相关文献、图片影像资料近8万册（件套），其中国家等级资料文物1043件册，记述了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国共“南京谈判”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不畏艰险、纵横捭阖的一段卓绝斗争历程。这些存量丰厚而独特的史学文献、红色革命文物跨越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涵盖了独有的周恩来品格、周恩来精神、伟人风范和杰出楷模等事迹，是我们传承红色基因的宝贵财富，极具重要的党史价值和红色文献革命史学意义。因此，在周恩来图书馆红色文化馆藏图书资料信息数字化管理运行中，我们注重拓展和延伸周恩来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个性化服务形式和服务范围，以此提升周恩来图书馆新时期各项服务能力。

3.1 以周恩来精神研学为核心，搭建红色文献教育资源数字化服务建设模式

梅园新村纪念馆周恩来图书馆所收藏的文献是集印刷型资料、图片、音像视频、数字专题库和红色革命文物等多元媒介为一身的馆藏资源，由此在面对红色特色资源数字化建设时，我们知道这是一项涉及知识工程学、教育技术学、影视学和软件工程学等多学科领域专业知识的工作。在实施过程中，一方面注重专业团队分工合作，以资源数字化项目作为专业化团队的依托，以项目任务分工为基础，采取合理化开发方案，从项目确定、教学设计、素材处理、平台开发、红色资源管理等方面， 保障每个开发环节最优化，凸现周恩来图书馆红色教育资源特色;另一方面开展个性化资源服务推广，形成学科专家任务分工的线上教学、成果分享开发模式[8]。该建设模式的最大优势是在团队成员组成上形成以“专家协同、专业化分工，学科技术联动”的开发团队，采取模块化、系统化开发路径，充分发挥学科教学专家、教育技术专家和教学设计专家以及软件开发等各类人员的专业优势作用，实现最佳人员配置[9]，具体如图1所示。

3.2 联合其他组织机构，合作推进数字资源馆藏化与馆藏资源数字化

为了形成一个完整的有关周恩来与国共合作的专业虚拟数据库，需联合其他组织机构，组建维护专业技术团队，合作推进数字资源馆藏化与馆藏资源数字化。这样才能发挥各自人才、文献、技术上的优势，强化其协调功能，既在文献布局、数据库建设、编制联合目录、网络化建设、人才培训等方面发挥协调作用，又在各自的服务领域拓展了特色服务，共享资源、群体及阅读推广空间。同时能确保系统及相关数据库的安全、稳定与高效运行。因此，我们主要依托南京市图书馆（金陵图书馆）丰富的商用全文数据库，围绕有关周恩来、国共合作谈判两大主题来进行资料的挖掘和整理， 合作推进数字资源馆藏化与馆藏资源数字化。一方面，通过利用金陵图书馆丰富的商用数字资源库，找寻相关红色文献，形成题录库、文摘库与全文导引，并汲取金陵馆人员在虚拟专业库系统建设方面的流程以及应用的技术控制经验，形成规范化与标准化的处理数据，完善系统功能检索体系。另一方面，发挥周恩来图书馆人员在革命史方面的专业知识，强化红色文献资源数据库构建的相关质量控制， 合理把握好数据源， 科学规划好数据库的规模，注重数据库的附加值。此外，定期对系统的运行状况和响应时间开展分析，修正、维护、更新数据以保障数据库质量，推进系统中的有关资源逐步得到完善。

除了上述的数字资源的馆藏化工作之外，在针对我馆的周恩来专题研究的图书资料、报刊研究资料、方志资料、文物信息多媒体库等专题数据库建设项目方面，我们依托市馆馆藏资源数字化的人才、技术方面的支援，发挥本馆的专业优势，进行了有重点、有计划地对印刷型馆藏资源的数字化扫描、OCR、标引、入库、检索工作。

3.3 创建周恩来特色分馆，提高周恩来图书馆红色文献书目数据查检率

在数字资源馆藏化与馆藏资源数字化的基础上，我们将本馆所藏的文献信息资源纳入南京市级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管理系统服务平台。该平台具有强大成熟的文献信息数字化管理系统，完善的数字化文献资源馆藏书目体系，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数字化信息传播服务方式，多层次广范围的服务区域。依托该平台， 可将周恩来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服务作为一个特色分馆形式运行，实现我馆文献资源一卡通及通借通还网络化便利的服务体系。在市级公共图书馆OPAC检索系统和周恩来图书馆公共检索系统中分别检索出有关周恩来与国共合作谈判两大主题的书目数据。

为了提高文献检索查全率和查准率，考虑到周恩来图书馆馆藏红色文献资源的独特性与特殊性，我们围绕周恩来生平、著作史料、国共“南京谈判”整个历史发展与变革过程及《周恩来年谱》《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等九个主题，遵循《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的相关类目，在海量书目数据资源中，选取形成了具有针对性的九个类目的周恩来史学及党史文献的书目数据专题库，一期数据库共收录了周恩来相关史学文献数据11 243条。同时，在主题词、关键词选取上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与探讨，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有关周恩来图书馆标引词库，使得专题书目数据库标引与检索更加精准。

4 结语

红色文献资源馆藏建设，尤其是其数字化工作，初始目的在于对文物级红色文献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因此，将已有馆藏的红色文献及其具有等级文物的红色文献资料数字化处理，符合周恩来图书馆数字化管理建设的要求。我们不仅要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经验和做法，将红色文献及资料内容转换为数字信息进行长久保存，而且要加快运用包括OCR、数据压缩、存储、数据关联等数字化技术，完成数字化的标准红色文献目录信息、数字化的标准红色文献全文信息和数字化的标准红色文献数据库信息，实现文本在不同载体之间的自由转换，全方位拓展对区域性的红色文献及具有等级文物性的红色文献资料的利用与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既有利于保护红色文献资料原件，又能形成一种向社会提供红色文献教育产品和服务的红色文化产业化模式，通过网络传播和信息共享来促进红色文献资源的利用与传承。

周恩来图书馆馆藏红色文献资源数字化保护工作是一个红色文献数字化品牌示范建设的过程[10]。今后，我们将以一贯之地对周恩来图书馆馆藏红色文献的资源历史、数目规模分布、资源价值、资源特征等开展进一步的分析规划，对馆藏红色文献资源细化著录分类，有重点地对文物级革命红色文献、报刊杂志、音像资料等最具代表性的可数字化资源进行分析和评价，谨慎细致地论证筹划，以此构建起以国家红色文献资源信息数据中心为核心、各省市为支撑、以采集、存储、传播、管理等硬件设施为基础、多级网络节点为体系的红色文献资源信息专网，实现对数据的远程动态查询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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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烈涛 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周恩来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江苏南京 ，210018。

（收稿日期：2020-05-20 编校：刘 明，左静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