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现代文学史中，老舍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待儒家文化的理性态度。由于自身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老舍不像“五四”作家那般一味地反传统，而是始终保持着对传统文化最清醒的认知，理性地批判，选择性地继承。在提倡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对老舍作品中儒家文化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清醒的认识，有利于我们传承优秀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民族自信。

关键词：老舍;儒家文化;文化渊源;人物形象;礼仪文化

与同时代的“五四”作家相比，老舍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待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五四”作家意识到要使中国强大，不仅要引进西方的武器技术，还要在思想上学习西方进行大变革。于是，一群“五四”知识分子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西方思想，提倡个性解放，并且他们认为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已经落后于时代，要全面推倒重构。老舍在“五四”之后登上文学创作的舞台，虽然受到了“五四”精神的深刻影响，但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却更为理性。在老舍看来，西方的文化思想不一定绝对优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一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老舍与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对其有深入的了解和判断，我们很容易从老舍先生本人的成长足迹中体会到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必然会融入到他的小说创作中。因此，在老舍先生的小说中我们随处可见传统文化的影子。不管是批判还是赞扬，老舍总是以他幽默而有深度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他所感知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文化渊源与发展

一个城市对常年生活在其中的民众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的，它所呈现的一切都被这里的民众无意识地吸收，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自觉地呈现出来。老舍出生在北京，这个传统文化氛围极其浓厚的七朝古都对老舍先生思想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曾是帝都的老北京城是旧中国的缩影，整个城市对于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保存与沿袭使与之相关的文化教育、礼仪风俗渗透在一代又一代北京人的血液里，成为每一个北京人磨灭不掉的文化烙印。老舍曾在回忆北平时说：“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1]由此可见，老北京城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给老舍生活带来的影响确实是深远且持久的。

此外，从老舍先生的半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可以看出，从他一出生接受的就是传统文化教育。他的母亲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农家妇女，母亲身上勤俭节约、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的美好品质对老舍性格的形成无形中有着重要的影响。老舍回忆母亲时曾满怀深情地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2]这“生命的教育”便是蕴藏在母亲品性中的优良的儒家文化。九岁时老舍在刘大叔的帮助下进入私塾读书，跪拜孔圣人，学习“诗、书、三字经”等儒家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熏陶下，老舍身上表现出自强不息、舍身取义、善良孝顺以及强烈的家国天下等明显的儒家道德品质，这也成为他后来文学创作思想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古都浓厚的文化气息、母亲的以身作则以及私塾的文化教育成为童年老舍的文化印记，使他一生对传统文化都有着割舍不断的眷恋之情。即使后来受到“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影响，对儒家文化产生了质疑，老舍也依然能够用长远的目光理性地看待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性格重建的重要作用。

老舍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深受这场文化论争的影响。“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一批提倡新文学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都童年时期学习传统文化，青年时留学海外，学贯中西。这批新文学的提倡者不仅广泛译介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还用自己所学西方知识进行新的文学创作。他们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正不断地侵蚀国人的灵魂，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主张全盘西化。老舍从这场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中吸收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敢于质疑的精神，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他开始质疑儒家文化中有碍人发展的因素，态度由全盘接收转为既维护又批判。这成为他之后创作时对传统文化的主要态度。但赞扬与批判两种情感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比重。

1924年夏到1930年3月老舍到伦敦讲学，期间曾游历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这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更真切、更全面的体会与感知。老舍开始以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关照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深刻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不足，认为我们需要引进西方的优秀文化帮助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转型。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些中西方文化比较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二马》。小说直接将两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放置到英国伦敦这个极具现代化的城市中并观照其生存状態，通过两种不同文明的激烈碰撞展现了传统文化的不足，而对英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求真务实、公私分明、勇于进取的国民性格则流露出由衷的欣赏。这一阶段老舍的作品倾向于批判由儒家文化构成的国民劣根性，如尊卑长幼的伦理观念、“学而优则仕”的人生哲学、懒散虚荣的传统性格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进入抗战的艰难时刻。“日本侵华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国土主权的沦丧和经济的损失，我们的民族文化作为国人抗战的精神支撑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出于深沉的民族文化危机感，于是很多文人加入到文化抗战的行列中来，老舍便是其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一位。”[3]14面临这一民族文化危机，为鼓舞国民，激发抗战志气，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老舍对传统文化给予了更多地赞扬与肯定。这一时期的作品把儒家文化中自强不息、舍生取义、民族大义等优点进行了放大。《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虽然战前闭门吟诗诵文，俨然一副隐士和退休官员养老的状态，但抗战爆发后，战争中的遭遇使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成为不惧个人生死的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曾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等职，处于政治职位上的老舍把关注度更多地投放在现实生活变化和政治经济建设上，这种状态下的言说有其特定的政治倾向。创作环境宽松时，老舍也曾回归本心，继续书写内心真实的感受与体验。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话剧《茶馆》和半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这两部作品依然秉持了他以往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正红旗下》是老舍想要潜心创作的关于自己的人生和时代的小说，读者可以从中真切地感受到清末旗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各种礼俗文化。话剧《茶馆》则是通过一个茶馆的变化折射出中国时代的变迁，在主要人物身上依然渗透着传统文化精神。

老舍的一生都与传统文化有着种种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作品中的儒家文化

“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个体发育成熟之前的这段时期，个体所接受的教育和发生的事情对他今后的性格和思维方式起着决定作用，并且在这一阶段新的的知识与经验是以后理解一切事物的基础。”[3]10老舍儿时的文化教育影响了他的一生，他与儒家传统文化有着如此深的渊源，其文学创作也必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表征，以展现他对传统文化或眷恋或批判的情感态度。这里我们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礼仪文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人物形象

老舍从小生活在社会底层，这使他对市民生活有更深刻的了解和体会。他的作品正是通过车夫、艺人、巡警、妓女等小人物展现北京普通人贫穷劳累的生活状态。人物是作者思想情感的载体，可以使其思想外化、具象化。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身上发现老舍对儒家思想的态度。

老舍对儒家文化一直秉持着既批判又赞扬的理性态度，并把这种态度转移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基于这一态度，我们可以把老舍作品中的人物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寄托了老舍完满人格的理想人物，一种是性格有缺陷的现实人物。理想人物身上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品性，他们或朴素善良、慷慨义气，如《老张的哲学》中的车夫赵四的善良慷慨;或有着舍生忘死的家国情怀，如《赵子曰》中舍身取义的李景纯;有的还集中了中西方文化的优点，既有儒家文化要求的君子品性，又兼有西方求真务实的优秀人格，如《二马》中踏实肯干、公私分明的李子荣。这些人物身上几乎都具有儒家传统文化的优良性格，是受读者喜欢的“完美”人物，体现了老舍对优良传统文化的赞扬，但却显得有些单薄虚幻。相比之下，使人印象最深刻、最能代表他作品的是那些性格上有缺陷的现实人物，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如《骆驼祥子》中起初朴实善良最后麻木潦倒的祥子;《我这一辈子》中为一家人生活操劳一生的主人公“我”;《赵子曰》中整天无所事事迷恋当官掌权的赵子曰;《牛天赐传》中知足常乐、不思进取的牛天赐;《二马》中遵循传统礼教、爱面子的老马;《离婚》里恪守儒家中庸之道的张大哥;《四世同堂》中战前闭门饮酒栽花，最后蜕变成舍身取义的爱国者的钱默吟等。这些不完美的人物身上凝聚了传统儒家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市民特点——勤劳能干又不思进取、朴实善良又爱慕虚荣、自强不息又贪图安逸，他们组成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链条，向读者全面形象地描绘了一幅被传统文化滲透的中国市民社会图。

（二）礼仪文化

老舍说：“中国是天字第一号的礼仪之邦。”[4]192他所塑造的很多人物形象都遵循儒家所推崇的伦理纲常，讲规矩，讲礼节。《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姑母对待儿女婚姻的态度就完全符合传统的家庭观念。在她看来，“儿女的爱情就是对于父母尽责”，因此，她要求侄女李静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习俗，反对李静嫁给意中人王德，因为赵姑母认为她“对于李氏宗族负责任，不但对于一家，就是对于一切社会道德，家庭纲纪，她都有很正气而自尊的负责的表示”[4]58。接受过现代思想洗礼的老舍在小说中对这一行为进行了讽刺：“有我们孔夫子活着，对于赵姑母也要说‘贤哉妇人！我们周公在赵姑母的梦里也得伸出大指夸道‘贤哉赵姑母！”[4]159同样，王德的母亲也为王德物色了一个自己中意的儿媳妇，给他娶了勤俭持家的陈姑娘，婚后王德对于家庭、妻子、婚姻的负责顺应了母亲的心意，也即是符合了“礼”和“仁”的传统儒家道德规范。

不仅如此，老舍笔下的年轻人也懂规矩讲礼节。《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是中国传统家庭里培养出来的长房长孙，他的行为举止充分体现了儒家忠孝恭亲的道德品行，是儒家道德规范的完美化身。韵梅是一个尊老爱幼、吃苦耐劳、朴实善良的贤妻良母，她是老舍笔下完全符合传统女性美的人物。与之相应的是《正红旗下》里的大姐，在这部半自传体小说中，老舍对大姐的形象描写得非常全面具体。她勤俭持家，家里的饭食、活计、卫生全由她一人去做，在婆婆那边受了委屈还不对丈夫、母亲说，一个人独自承受;她还熟知待人接物的礼节，在长辈面前端茶倒水从不多说话。还有那位受到大家喜欢的二哥福海，“他请安好看，坐着好看，走道儿好看，骑马好看，随便给孩子们摆个金鸡独立，或骑马蹲裆式就特别好看”[4]207。老舍对这位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二哥显然有着崇敬之情，从而也流露出作者对儒家文化的眷恋。

作品中具有“京味儿”的风俗民情的描写也渗透了儒家文化，如对一些重要节日的庆祝仪式的详细叙述。虎妞结婚时婚礼的布置无论是准备的嫁妆还是结婚仪式都是典型的中国式婚礼;刘四爷过生日的详细描写也充满了浓浓的中国风，寿宴前“彩屏悬上，画的是‘三国里的战景，三战吕布，长坂坡，火烧连营等等，大花脸二花脸都骑马持着刀枪。……紧跟着家伙铺来卸家伙：棚里放八个座儿，围裙椅垫凳套全是大红绣花的。一份寿堂放在堂屋，香炉蜡扦都是景泰蓝的，桌前放了四块红毡子。”[5]寿宴上老友纷纷前来祝贺，大家打牌消遣等礼俗的描写都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式生日仪式。老舍对这些重要节日的描写展现了中国人的好面子、讲排场，在批判的同时也有对传统文化的眷恋。

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生存的市民和带有“京味儿”的风俗民情集中体现了老舍作品中的儒家文化的印记，展现了老舍既批判又赞扬的理性态度。在提倡文化自信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对传统文化有清醒的认知，分辨出糟粕与精华，借鉴老舍先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断追寻传统文化的足迹，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建构完满的民族性格，增强民族自信心。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全集·想北平（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55.

[2]老舍.老舍散文·我的母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262.

[3]李慧玲.论老舍抗战时期的传统文化观[D].青岛：青岛大学，2017.

[4]老舍.老舍文集·老张的哲学（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老舍.骆驼祥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126.

作者简介：李冰洁，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