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建木，盛雅婷，李夏露

(1.武汉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呈放缓态势，为了降低经济主体成本，我国先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减税。然而，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大力度持续性减税降费的影响下，企业税收负担并未减轻，税负呈现逆经济周期的稳定增长。丛屹等[1]指出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多在企业生产与流通环节征税，与企业盈利水平的关系并不密切，且以企业利润为税基的所得税占企业总税负的比例较低，因此当业绩下滑时，企业税负水平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税负刚性”的特征。由于税制结构自动调节功能和弹性均较弱，在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缓慢增长的过程中，经济主体的税负痛感必然强烈[2]。

作为重要费用性支出项目，税负影响企业会计稳健性和净收益[3]，而企业净收益与市值是股权激励的最终依据，因此管理层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将着重关注企业的整体价值，在这种情境下，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整体税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苏坤[4]指出股权激励使管理层克服了风险规避倾向。杨旭东等[5]认为管理层为实现自身财富最大化，会积极承担风险进行激进的税收筹划，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刘义鹃等[6]认为企业赋予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占薪酬比例越大，管理层的避税活动越积极，实际税负占会计盈余比例就越小。苏冬蔚等[7]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激励的实施促使CEO为行权而进行盈余管理，行权后业绩大幅度下滑，表明股权激励具有负面的治理效应，激励效应与理论预设产生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