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星，陈少晖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州350108）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2018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2%，超过16700万人[1]。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转折点出现在2013年，在此之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是盈余状态，而2014年所需养老金支出则超出养老金累计金额。不同省份之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当期养老金收支情况来看，2016年东北三省、内蒙古、湖北、河北、青海七个省份面临养老金收不抵支的困境，而且省份间出现巨大的养老金结余差距，在广东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仍保持7653亿元时，黑龙江却出现累计结余亏空196亿元[2]。如此巨大的差异直接影响全国层次的养老金财务可持续性，如果能实施全国层次的养老金统筹，则中国半数省份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可以被养老保险制度“内在化”[3]。为此，2018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明确从2018年7月1日起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调剂制度。区域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地区间利益格局调整障碍是推行全国统筹的阻力[4]，基于此，深入研究区域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总体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以及各差异产生的影响因素，为推行养老金全国统筹提供更多驱动力和制度建议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地区差异研究。金博轶和闫庆悦（2015）以省为单位建立人口模型和养老金统筹帐户收入和支出模型，以此测算未来各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统筹帐户收支余额，结果显示各省年度余额和累积余额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人口流动和出生率对收支平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5]。李文军（2017）认为各省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政策差异较大，从养老金绝对水平来看，北京、上海、天津、青海、西藏高于东北地区和西部的多数省份，从养老金相对水平来看，上海、北京、西藏养老金替代率高于大多数省份[6]。刘伟兵和杨扬（2019）对各省份养老金制度的历史债务、替代率、制度抚养比和覆盖率等指标进行比较，指出我国养老金制度在各省发展存在显著差异，省份间有严重的利益冲突[7]。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影响因素研究。邓大松等（2019）从人口结构和制度参数两个维度选取指标分析影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因素，结果显示人口教育水平、人口城镇化水平、制度替代率、工资水平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有正向影响[8]。郭秀云和邵明波（2019）利用2012－2019年数据测算出我国各省份养老保险制度在经济支撑、制度支撑和制度需求三个维度存在显著差异[9]。杨凤娟和王梦珂（2019）利用测算出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数据构建模型，通过分析发现老年抚养比、人口就业率与养老金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收入和城市化程度反向影响养老金水平[10]。

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比分析各省份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差异，并且主要针对省份之间的差异，较少涉及全国总体差异、区域间差异及其关联性；对于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也大多基于全国层面，没有对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的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差异作区别分析，不利于各省份有针对性制定措施。本文将泰尔指数方法运用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区域差异分析，不仅能够分析总体差异，还能将其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而且运用多个指标从多角度构建回归模型研究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影响因素，为了解并减小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区域差异、加快实现养老金全国统筹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单元和数据来源

研究中包括两种地理区域概念，一种是以中国31个省份作为城镇养老保险支付能力演变格局的基本单元，因为中央多次强调要进一步完善省级养老金统筹制度。另一种是以当前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划分的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大区域，其中东部有十个省份，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有六个省份，分别是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有十二个省份，分别是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北部即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选取2002－2018年17年的连续时间序列反映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统计年鉴》。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1.研究思路

首先，采用泰尔指数方法，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的差异称为区域间差异，将各个省份的差异称为区域内差异，以此分析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区域差异及其差异的主要来源；其次，运用回归分析法，以差异的主要来源为研究单位构建回归分析模型，分析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区域差异的原因，并在全样本分析结果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衡量指标，分析同一区域内不同省份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2.研究方法

泰尔指数法是衡量区域间平等程度的常用实证方法，既能测算出总体差异，还能将其按照地区划分方式测算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其计算公式如下：

分解如下：

以人均养老金收入为例，在公式中，i（i=1，2，3，……，31）表示31个省份，gi为i省份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pi为i省份城镇人口数量，G为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P为全国城镇总人口。由此可以得出全国养老金区域差异公式，如公式（1）所示。将全国31个省份分为四组，用kj表示（j=1，2，3，4），各表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Gkj表示第kj组区域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占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比重，Pkj表示第kj组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总人口的比重，Gi表示i省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占全国的比重，Pi表示i省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Tinter为区域间差异，Tintra为区域内差异，其计算公式如公式（3）（4）所示。

回归分析法是分析随机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即对大量数据进行数学分析，为因变量和自变量建立一个相关性较好的函数表达式。根据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个数可以分为一元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根据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可以分为线性回归和非线性回归。

三、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区域差异测度

（一）衡量指标的选取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和支出需求密切相关，分别选取地区GDP、人口数量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作为权重衡量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和地区GDP的比值（养老金收入GDP比）反映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下支付能力的差别，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和地区人口数量的比值（人均养老金收入）反映不同地区人口规模下支付能力的差别，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比值（养老金收支比）反映不同支付需求下支付能力的差别。

（二）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区域差异分析

以不同指标衡量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既有相同特征也有不同表现。相同之处在于，三个指标所表现出的区域间差异都小于区域内差异，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不同之处在于，在养老金收入GDP比和养老金收支比中，区域差异整体呈上升趋势，养老金收支比区域差异上升幅度最大，速度最快，而人均养老金收入的区域差异在缓慢小幅下降。

如表1所示，从养老金收入GDP比来看，总体差异均值为0.0517，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总体泰尔指数2002年为0.0459，2016年达到峰值0.0850，上升幅度为85.19%，之后有所回落，2017年为0.0694，2018年为0.0457。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内差异，区域内差异与总体差异具有相同的趋势，区域内泰尔指数占总体泰尔指数的比重整体是提高的，各年比重均大于59%，最高时为87.49%。而区域间差异总体表现出波动下降趋势。从人均养老金收入来看，总体差异均值为0.1582，呈下降趋势，2002年为0.1984，2018年为0.0956。区域内差异与总体差异有着相似的趋势，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构成部分，占总体差异的50%以上，最低为2005年的54.74%，最高为2017年的81.53%。从养老金收支比来看，总体差异均值为0.0108，呈波动上升趋势，波动幅度大，上升趋势增快。区域间差异上升相对平缓，其泰尔指数没有超过0.01，区域内差异在2014年之后明显上升。在这17年里区域内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均大于另外两个指标下的差异贡献率，但是其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总体而言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来源。

表1 2002－2018年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总体、区域内、区域间泰尔指数

四、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

（一）指标选取及说明

对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区域差异进行泰尔指数分析后，发现2002－2018年支付能力的区域差异显著，且差异主要来自于各个省份之间，即以区域内差异为主，因此以各个省份为研究单位进一步分析支付能力区域差异的原因。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人口结构差异悬殊、劳动力市场差异等因素导致我国各区域养老保险财务状况相差甚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富带动后富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西部地区，而东北三省老工业则逐渐退化，经济结构转型困难，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露。经济越发达，地区生产总值越高，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也越高[11]；我国各省人口结构也有不小的差异，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各省养老制度赡养比[3]，制度赡养比显著影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水平[12]；财政对养老金缺口具有兜底作用，财政补贴对养老金制度的保障水平并非线性关系，在一定情况下会提高养老保障水平，但是过于依赖该政策则导致个人责任缺失，产生负向激励作用[13]。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财政扶持四个维度5个变量研究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影响因素。根据前文泰尔指数的研究，2014－2018年养老金收支比的泰尔指数波动较大，故将年份设置为虚拟变量，2014年（包括2014年）之后的数据用1表示，2002－2013年的数据用0表示，将地区也设置为虚拟变量以区分四个地区的不同效应。具体变量说明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说明

（二）数据说明及模型设计

选取中国31个省份2002－2018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相关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由于社保和就业的财政支出只公布2007年及之后数据，因此2002－2006年缺失的数据根据已有观测值采用平均增长率或趋势线的方法计算整理得出。该面板数据包括了31个省份17年的地区GDP、产业结构综合指数、老龄化系数、制度赡养比、财政支出5个指标，每一个变量有527个观测值。随着时间的增长，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动的过程，在研究中增加年份作为虚拟变量；为了分析各地区支付能力的差异性，把地区设置为虚拟变量，利用SPSS构建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养老金收支比、养老金GDP比和人均养老金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地区GDP、产业结构综合指数、老龄化系数、制度赡养比、财政支出、年份虚拟变量、地区虚拟变量为解释变量；其他影响支出水平的因素归为随机误差项，构建模型如下：

模型1：Y1i，t=a+b1X1i，t+b2X2i，t+b3X3i，t+b4X4i，t+b5X5i，t+b6D0i，t+b7D1i，t+b8D2i，t+b9D3i，t+ui，t+ei，t

模型2：Y2i，t=a+b1X1i，t+b2X2i，t+b3X3i，t+b4X4i，t+b5X5i，t+b6D0i，t+b7D1i，t+b8D2i，t+b9D3i，t+ui，t+ei，t

模型3：Y3i，t=a+b1X1i，t+b2X2i，t+b3X3i，t+b4X4i，t+b5X5i，t+b6D0i，t+b7D1i，t+b8D2i，t+b9D3i，t+ui，t+ei，t

其中，i表示省份，取值1～31；t表示年份，取值2002－2018；a为常数项，系数表示解释变量变动一个单位引起的被解释变量的变动程度；ui，t为非观测值效应，ei，t表示和时间地区无关的随机误差项。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总样本的养老金收支比、养老金收入GDP比和人均养老金收入的平均值分别为1.208、0.036和177.534，标准差分别为0.248、0.024和204.557。地区GDP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异悬殊，经济发达省份和经济落后省份经济差异巨大。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平均值为2.317，标准差为0.127。老龄化系数平均值为0.093，标准差为0.021。制度赡养比平均值是0.393，意味着大约每10个参保人员的缴费要承担4个退休老人的养老支出，标准差为0.118。财政支出平均值为0.137，标准差为0.044。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四）相关性分析

在将数据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前需要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检测数据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在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利用Pearson相关检验对变量间的两两关系进行检验。各个变量的相关性系数都小于0.6，如表4所示。

表4 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在各模型的各个变量中，VIF值都远远小于10，判断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五）全样本模型回归分析

分别将养老金收支比、养老金收入GDP比和人均养老金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地区GDP、产业结构综合指数、老龄化系数、制度赡养比、财政支出作为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在模型1中，养老金收支比为被解释变量，模型拟合度为0.494，F值为57.954，模型显著。地区GDP对养老金收支比为正向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影响系数为0.186。广东省作为近年养老金收入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其高额的养老金收入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实力。产业结构综合指数正向影响养老金收支比，影响系数为0.276，在1%水平下显著。老龄化系数反向影响养老金收入，影响系数为-0.077，在10%水平下显著。我国有多个省份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东北部和西部地区占了多数，其中四川省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其养老压力也随之增大。制度赡养比反向影响养老金收支比，影响系数为-0.578，在1%水平下显著，制度赡养比越大意味着离退休参保人员占在职参保人员的比重越大，养老金支付压力也就越大。财政支出反向影响养老金收支比，在1%水平下显著，存在负向激励效应。政府财政补助各地养老金支出需要掌握一个平衡点，避免弱化地方责任。年份虚拟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系数为负，说明相比于2002－2013年，2014－2018年养老金收支比更小，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地区虚拟系数D1、D2显著，系数分别为0.414和0.217，表示相比于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养老金收支比更大，养老金支出压力较小。

在模型2中，养老金收入GDP比为被解释变量，模型拟合度为0.423，F值为43.780，模型显著。地区GDP和产业结构综合指数正向影响养老金收入GDP比，都在1%水平下显著。制度赡养比反向影响养老金收入GDP比，且在1%水平下显著。老龄化系数对其有反向影响。年份虚拟系数对其有正向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养老金收入GDP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大。地区虚拟系数D1、D2、D3在1%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相比于东部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的养老金收入和地区GDP的比值较高，东部地区GDP收入高，养老金收入比不上地区GDP增速。

在模型3中，人均养老金收入为被解释变量，模型拟合度为0.660，F值为114.592，模型显著。地区GDP和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对其有正向影响，分别在5%和1%水平下显著，制度赡养比对其有正向影响，年份虚拟系数对其也是正向影响，说明人均养老金收入是上升的。

（六）分样本模型回归分析

全样本模型分析了全国各个省份之间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差异的影响因素，再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进行分样本分析，分析处于同一个地缘区域的省份之间产生支付能力差异的原因，在以养老金收支比为衡量指标时，各区域模型显著，有较好的回归结果，以人均养老金收入和养老金收入GDP比为衡量指标时模型拟合度较低，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结果见表6。

表6 不同区域养老金收支比影响因素分析

如表6所示，在四个区域中年份虚拟系数都具有显著反向影响，说明各区域养老金收支比在2002－2018年呈逐渐缩小的趋势。在东部模型中，地区GDP和产业结构综合指数都对养老金收支能力有显著影响，老龄化系数和制度赡养比都具有显著反向影响，财政支出影响不显著。东部各省份经济发展速度快，人均收入高，养老金收入也较多，财政对其补助比不上西部地区，作用效果也不如西部明显。在中部模型中，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在1%水平影响显著，老龄化系数影响不显著，制度赡养比、财政支出都具有显著反向影响。在西部模型中，地区GDP和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影响显著性较低，制度赡养比和财政支出具有显著反向影响。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但是西部的养老金支出仍然面临严重压力，西部落后的经济能够为养老金收入提供的支持相对较小，西部养老金支出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不同于其他区域，在东北部模型中地区GDP越高，养老金收支比越小，老龄化系数越大，养老金收支比越大，这可能和东北部巨大的养老金收支缺口有关。东北三省的累计养老金缺口呈逐渐增大趋势，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和财政支出对其影响也难以跟上缺口增大的速度。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采用2002－2018年各省份数据，利用泰尔指数从养老金收支比、养老金收入GDP比、人均养老金收入三个指标测度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区域差异，再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影响支付能力的因素，得到以下结论：

（1）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区域差异总体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并且该差异主要来自于省份间的差异，区域间的差异较小。以养老金收支比来测度，区域差异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上升速度也在加快；以养老金收入GDP比来测度，2016年之前该差异明显上升，2017年和2018年有所缓和；以人均养老金收入来测度，区域差异的变动呈现平缓下降趋势。

（2）影响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因素是多元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基础因素，地区GDP和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对支付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老龄化给支付能力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是未来支付能力可持续性面临的现实难题。制度赡养比对支付能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影响程度较大。财政支出对养老金收支比有显著反向影响，表现出财政支持的负向激励效应。

（3）不同区域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影响因素略有不同。区域经济越发达，养老金人均收入对地区GDP和产业结构综合指数越敏感，与西部和东北部相比，东部和中部的影响系数更加显著；与中西部相比，人口老龄化在东部和东北部影响更显著；财政支出对养老金人均收入的影响在中部和西部更加明显。

（二）建议

不同区域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差异不利于全国统筹的推进，为缩小区域之间的这种差异，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提供条件，提出以下建议：

（1）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提高各省份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是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先富带动后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等多个经济区，而中西部逐渐落后，伴随着落后经济水平的是低质量的就业和教育，而这些因素都会对区域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产生影响。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实施，西部地区经济逐渐呈现出繁荣景象。为了缩小区域养老保险支付能力差异，首先，平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推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加大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优化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发展。其次，重视区域协同，加强区域合作交流，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合理流动。打破区域行政区划的界限，加强区域间的经济交流，鼓励区域跨界合作，充分利用知识、人才等的溢出效应，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发挥集聚、辐射和服务功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2）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完善人口流动养老保险制度。人口结构对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能力具有显著影响。首先，一个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和老龄化人口直接决定该地区的养老压力。既然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只能积极调整政策加以应对，可以采取渐进式延长退休年龄政策，缓解养老金收不抵支问题。其次，人口流动加剧了地区差异，人口流动在区域上呈现北部与西部向东部流动的现象，人口流出地的青壮年劳动力给流入地的退休人员养老，而人口流出地的养老问题则越发严重。养老保险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互助共济、风险共担，为此要完善流动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收入再分配的功能。

（3）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发挥财政对养老金的再分配作用。财政补贴在养老保险方面具有引导作用，加大财政投入，充分发挥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是减少区域养老差异，提高养老保险水平的重要手段。首先，逐步加大财政投入，逐年提高养老保障支出比重，弥补个别省份养老金缺口，保障养老金正常的支付水平。其次，完善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处理好养老保障的整体发展与区域发展间的关系，针对目前存在的区域间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不平衡和缺乏政策衔接等一系列矛盾，中央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调节区域差异的功能，合理分配财政支出，保证财政补贴的相对公平，避免财政支持的“负向激励”，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要谨防其对财政支出的过度依赖，对于欠发达地区则要加大养老财政投入，提高其养老金财务能力。

（4）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体制，减少各省份间的政策差异。首先，建立独立的管理系统，由中央垂直管理地方，中央政府设立具有法人性质的最高管理机构负责运营和实施全国养老保险制度，提高机构运营的规范性，同时各个省份要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分支机构，由最高管理机构和地方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领导，负责实施和运行省级养老保险制度。其次，完善养老保险征缴体制，税务部门税收征缴专业化程度比较高，服务体系相对完善，可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基本养老保险费，这样既能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管效率，还能避免不同省份各自征收带来的“碎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