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萍，张梓涵

（西华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四川 南充637000）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社会治理”的命题，要求改进治理方式，创新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①。而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党和国家长久以来的重要议题，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忽视的重点和难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经历了管控型、管理型和治理型三个阶段①，基层社会治理逐渐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现阶段，十九届五中全会更将国家治理效能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并进一步强调要努力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明显提高。可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持续推动治理体系的创新与治理能力的发展正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前进方向。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我国学者已从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对基层社会治理的众多议题展开了研究，但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需求多元化以及社会环境复杂化等因素，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必然会面临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从个别学科视角对基层社会治理进行独立审视显然不利于我们准确把握该领域研究的整体面貌。因此，本文基于CNKI数据库中“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发文情况、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和演进规律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和多文献样本的梳理，以期全面把握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宏观图景和研究态势，对后续研究者有所启发。

二、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整体情况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的样本文献来源于CNKI数据库，为保证文献的质量和权威性，使用CNKI中高级检索功能，将检索主题设置为“基层社会治理”，期刊来源选定为“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发表时间设置为“2006-01-01”至“2020-11-10”。检索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0日17:00，符合检索条件的文献共有629篇。对检索出的文献做进一步筛查，剔除会议记录、通知和征稿信息等，最终获得497篇有效文献，其中每一篇文献都含有作者、关键词、机构、摘要等有效信息。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样本文献进行知识图谱绘制与数据分析。通过作者合作情况、机构资源分布、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突现词分析以及文献耦合等可视化功能来呈现学科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显示某一学科在某一时段的研究动向、发展历程和前沿动态。

（二）发文量及其变化

从497篇文献的历年分布和增长状况来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6－2013年，该时段的主要特征是发文量偏少且平稳；第二阶段是2014年及以后，主要特征是发文量持续快速增长（见图1）。

图1 2006－2020年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发文量

据图1所示，第一阶段发文量较少且波动起伏不大，可能的原因是，2006年我国取消农业税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基层组织和农民的联系渐行渐远，组织体系原有的功能模式不能发挥出以前的作用[2]，基层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另外，社会复杂多层和多向流动使治理难度和强度加大[3]，所以学界对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开始进行研究，但研究处于初探时期，关注该领域的研究者较少，导致发文量偏低。

第二阶段是2014年及以后，发文量持续快速增长。可能的原因是，首先，基层社会治理逐渐成为党中央关注的焦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②，在政策推动下，研究者对基层社会治理展开大量的研究。其次，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流动人口逐年增加，居民需求多元化等因素导致基层社会矛盾凸显，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刻不容缓。简言之，政策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双重影响使2014年后发文量呈爆发性增长。

（三）核心研究者分析

在CiteSpace中，将时间跨度设置为“2006－2020”，分析项目设置为“Author”，运行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即可获得研究者之间合作关系的网络图谱和发文情况（见图2和表1）。

图2 研究者合作网络图谱

表1 发文量3篇及以上的作者

（四）发文机构分析

将分析项目设置为“Institution”，其他设置则默认不变，运行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即可获得发文机构情况和合作情况的知识图谱，结果由图3显示。在图3的基础上整理出发文量超过10篇的机构，结果由表2显示。

图3 机构合作知识图谱

表2 发文量超过10篇的机构

从机构的发文量来看，表2显示发文量超过10篇的机构共有7个，其中华东理工大学的发文量最高，共发表16篇，其次是华中师范大学发表了15篇，但总体来说大部分研究机构发文量在3篇以下，发文量较少。从发文机构的属性来看，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研究力量来自综合实力强劲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这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软硬件条件。从发文机构的合作程度来看，图3显示，仅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合作连线较多，其他大部分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的机构处于分散游离状态，总体并未表现出很高的集中度。因此，各个研究机构需要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三、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热点及前沿动态

（一）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学术论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体现了论文的主要研究视角和核心观点。将分析项目设置为“关键词”，为突出重要的结构特征，把链接剔除功能设置为“Path finder+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其他默认不变，即可对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并获得关键词共现图谱，结果由图4显示。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整理出频次排名前20的关键词，结果由表3显示。

图4 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4中共有91个节点、97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237。图中的节点代表关键词，节点大小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具有正相关性；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连线的粗细表明关键词之间联系的强弱。节点周围的连线数量越多，表示该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越强。中介中心性是指某一节点在某一领域中的中介作用及其影响程度，中心性大于0.1，表明通过该点展开的研究较多，该节点的影响力较强[5]。结合表3可以看出，首先，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其中介中心性不一定高，表明关键词出现频次与其中介中心性的大小具有不一致性。其次，节点较大的是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关键词，包括“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等。标识研究视角的关键词主要有“基层党建”“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创新”和“党建引领”等，代表研究视角的关键词与代表研究主题的关键词通过连线相连接，表明学界是通过这些研究视角对研究主题展开研究，且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也意味着该领域所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亟待解决。最后，从年份上看，除搜索主题词“基层社会治理”以外的其他高频关键词主要分布于2014年及以后，这也印证了2014年后发文量激增。

为进一步探析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热点分布以及关键词的相互关系，在图4的基础上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并运用对数似然法（LLR）进行聚类命名，所得关键词聚类图谱由图5显示。

表3 频次排名前20的关键词

图5 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5显示了10个聚类模块，其聚类模块值（Modularity Q）为0.7688，聚类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为0.576。一般认为当Q>0.3时，表明聚类结构显著，当S>0.5时，表明聚类合理，所以，此次聚类效果较好。为深入分析各个聚类模块中所包含的信息，将图5中各聚类模块的具体信息整理为表4。

表4 关键词聚类模块中的具体信息

表4中，Size表示聚类模块中包含的子簇个数，Silhouette值的大小代表单个聚类模块内部各个节点的紧密和分散程度，一般呈正相关关系。根据各个聚类模块的具体信息，可以将这10个聚类模块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研究对象聚类；第二类是研究主题聚类；第三类为治理模式聚类。

第一类研究对象聚类包含的主要关键词有“社会组织”“枫桥经验”“基层党组织”“疫情防控”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新的社会问题也相继凸显。汪伟全（2020）将这些问题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二是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增多，三是信访压力依然严峻[6]。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研究对象，不仅能够从“枫桥经验”中汲取经验，还能够为“枫桥经验”赋予新时代意义，从而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王斌通（2018）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中新乡贤参与治理为视角，分析新乡贤参与基层自治、法治与德治行为，这不仅丰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还创新了基层善治体系[7]。汪世荣（2018）从制度供给角度强调了“枫桥经验”中村规民约的重要作用，并且重视各类规章章程的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合力[8]。李霞（2019）则从健全基层法治体系、科学决策体系、治理监督体系，加强执法队伍和法治机构建设等方面探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实践①[9]。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③，以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将社会组织的细胞——家教家风作为切入点，能促进社会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效用。吴帆（2019）从注重家教家风的意义出发，认为良好的家教家风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家庭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能增强社会的凝聚力[10]。更为重要的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应发挥出党组织的作用。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首先是明确党组织的功能定位，要减少行政化色彩，向服务型党组织转变，根植于人民群众，回归社会[11]。其次就是明确党的领导方略，对于城市基层党组织，熊阿俊（2020）认为应加强党的领导，运用平台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12]；伍玉振和昌业云（2017）认为基层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要强化制度供给、实现功能转化、妥善处理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注重利益整合与利益协调[13]。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而言，需要从全面提升统筹协调能力，提升社会整合能力和积极探索社会整合的科学方式三个方面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14]，构建符合农村基层社会实际情况的政府治理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建立基层社会自治、德治和法治共治模式，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体系进行重构。同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应注重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防止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15]。

第二类研究主题聚类包含的主要关键词有“社会治理”“城市基层社会”“社区”“市域社会治理”等。研究主题聚类的名称以及包含其中的关键词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形成了“社会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的层次性。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迈向提升质量，满足人民多元需求的新型发展阶段[16]，这对我国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社会治理首先要强化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理念[17]，面对社会治理范围和层级广与社会治理问题的复杂多样和特殊性[18]，要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市域社会治理遵循民生为本的价值导向，以城市为依托，衔接城市社区和农村等空间范围，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社会治理格局[19]。城乡社区是组成国家有机体的细胞，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治理政策的具体落实点。所以，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至基层的过程中，城乡社区既是难点，也是重点。就城市社区而言，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不清晰，应然角色和实然角色严重背离，社区居委会未能发挥沟通协调的作用，反而行政“官气”愈发浓厚，社区总体服务欠缺且社会力量薄弱，社区文化软实力建设还不够全面[20]，加之城市社区治理绩效评估体制尚不完善，使城市社区在多方面陷入治理困境。就农村社区而言，在“乡村政治”的治理结构下，表现出“维控型”和“压力型”治理，村民公共参与意识薄弱，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农村社区治理的代表性难题[21]。且在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呈多元态势，出现多种利益主体，利益的交织与碰撞难免会滋生矛盾，而原有的道德、宗法已难以维稳，需要借助法律效用确保农村社区的秩序与规范，这对农村社区的治理与发展提出了挑战[21]。因此，城乡社区治理是一项综合性工程，需健全完善以基层党组织领导，以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为基础，发挥社会力量的治理体系，提升社区居民参与能力、社区服务供给能力、社区文化引领能力、社区依法办事能力、社区矛盾预防化解能力、社区信息化应用能力。解决城乡社区治理难题，就能充分发挥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枢纽作用，从而提升整体治理效率，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类治理模式聚类包含的主要关键词有“合作治理”“县级融媒体”“基层民主”“吹哨报到”“智能化”等。治理模式的研究可分为案例分析和理论分析两部分。就案例分析来说，研究者对不同地区的治理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石力月和戴冉（2020）通过对上海市16个区级融媒体中心的调研，提出将区级融媒体中心融入城市治理的媒体精准公共服务，使区级融媒体中心整合庞大的政务资源，提供智慧化公共服务；构建群众沟通服务机制，提高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效率[22]。黄俊尧和魏泽吉（2020）通过考察杭州市D区的基层社会治理案例，分析了“党建”与“共建”的行动逻辑，认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应是两者的集成，并且两者还应该做出适当的区分[23]。吕维霞（2020）对北京“吹哨报到”进行多案例实证研究，通过动力系统、压力系统、保障系统、协作系统、效能系统来分析“吹哨报到”的动力机制，对“吹哨报到”提出了加强执行力，精准识别所涉及的问题，增强信息共享能力，不断落实和完善绩效评价制度[24]。就理论分析来说，学界多从协商民主、合作治理、治理模式的转变等方面展开探讨。周庆智（2014）通过总结现阶段与帝制时代所不同的社会治理内涵要义，梳理出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关系，阐释了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客观条件，认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是优化治理思维，要以权力改革为开端，紧扣制度改革和创新[25]。牟言波和赵宬斐（2017）总结基层民主本土资源的本地性、分享性、独特性、实践性和归依性特征，分析了地方基层民主本土资源的实践样本，将基层民主本土资源聚合和转化，以达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善治[26]。胡小君（2020）根据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论述，认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人的联合，从而引出民主协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营造多元利益共同体，凝聚情感共同体，联结和参与行动共同体的独特内涵和价值，最后从弘扬民主协商精神、完善民主协商运行机制、落实民主协商结果三方面巩固民主协商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从而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27]。概括而言，学界研究基层治理模式是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统一的过程，理论分析为创新治理模式提供思路，案例分析能发现已有的治理模式在运行中的不足并加以解决，提高治理模式运作效率。

（二）研究前沿动态分析

CiteSpace提供突现词探测功能，突现词是指某一段时间内出现频次突然增加或者被使用频率明显上升的关键词。对突现词进行相关分析，可以把握基层社会治理在某一阶段内研究热点的重大转向，其演化特性能反映出该主题的研究前沿。运用CiteSpace中Control panel面板里的Burstness功能，修改个别参数，即可获得突现词和突现强度及其突现时间，探测结果由图6显示。

图6 关键词突现图谱

结合图6和样本文献，可以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主要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的重大转向，每个阶段所关注的前沿不同。

第一阶段为早期探索阶段（2006－2012年）。在取消农业税和召开党的十七大背景下，学界注重对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进行研究，为提升社会管理效率建言献策。在此阶段，研究者多从试点地区治理改革的个案分析、古代社会治理制度分析等方面展开研究，在持续探索中总结基层治理的经验，解决现有的问题。

第二阶段为治理转型阶段（2013－2017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流动人口增多，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化解社会矛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使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成为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此阶段以目标为导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从管理变为治理”思路引导下，学界从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治理模式的创新、网格化管理等角度对基层社会治理进行研究。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研究视角进一步细化，涉及基层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和转型机制、多元关系互动等方面的研究，并呈现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地域性分化。

第三阶段为治理升华阶段（2018－2020年）。党的十九大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意味着社会治理体系需进一步完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界首先从以“枫桥经验”为代表的过往治理经验中探寻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方法，包括矛盾化解、村规民约和治安综合治理等，助推治理升华；其次深入研究由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路径，强调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消除短板，使党的引领治理升华；再次，使自治、德治、法治三治合一，保障治理升华。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振兴战略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创新与发展。

四、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研究知识图谱的绘制与分析，可以发现该研究领域经历了发文量偏少且平稳波动（2006－2013年）和发文量呈快速增长（2014年及以后）两个阶段。从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来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体，研究比较分散，综合实力强劲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是该研究领域的主阵地。从主要研究内容来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如下特征：

1.治理问题棘手化

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加、社会关系变迁、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等因素，使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许多严峻的问题。首先是基层党政干部腐败。现行体制下权力难以平衡以及社会自治领域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建构困难，使基层干部常常游走于国家行政体系和社会自治体系两个场域，加之基层社会组织发育迟缓，导致基层党政干部贪污腐化，而农村社会衍生出的干部腐败尤为严重[28]，这将造成社会治理效能降低，官民矛盾增加，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其次是多元主体协调性差。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参与多方协作，但实践过程中“重行政轻服务”的现象层出不穷，且治理主体多元必然导致利益多元和矛盾交织，加上基层各个组织间信息不畅通不共享而形成“信息孤岛”，这必然导致基层治理协调性变差。再次是人民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有学者指出，基层社会治理被纳入政绩考核使党政部门参与治理积极性升高，催生出一系列基层党建引领治理的项目，实际上是党政主导下吸纳社会力量的“动员式参与”和“非均衡参与”，而人民参与度和积极性还比较低[29]。社会流动性增强一定程度上影响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流动人口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低下导致其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30]，流于形式的多元参与机制同样挫败人们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最后是“黑天鹅”问题，现代社会难免会发生难以预见和确定的风险事件，如新冠肺炎的侵袭，面对突发情况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何增强风险治理效能，提高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应对风险事件的能力则是值得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2.治理理念创新化

长久以来，我国实现了由“单位制”为载体的社会管控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再到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现了治理理念的根本性变化。在转变过程中，党政组织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作为核心，将善治理念作为导向，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面对社会利益、社会关系“碎片化”和基层党建“悬浮化”等现实性问题，多元主体树立整合协同理念，不仅注重内部的沟通与协调，也注重外部有序的共同治理。通过多方互动与协作，能够实现“多元共治”，形成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互联、互补、互动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网络，凝聚社会治理的合力[31]。此外，法治理念是有效保障，法律能有效约束基层治理主体，保障公平与正义，使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良好运作。

3.治理主体多元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以及城乡基层自治制度被赋予法律效能，“单位制”下的公民向“社区”人逐步转化，也意味着以党和政府主导的管控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逐渐瓦解。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多元主体相互协作的社会管理模式逐步升华为构建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能够盘活基层社会各要素并促进各要素整合，缓和社会矛盾，优化治理体制机制。现阶段，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越来越强，参与治理的途径也逐渐丰富，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政府服务平台、服务热线等方式参与治理，在共同治理的语境下，基层治理主体呈多元化趋势。

4.治理模式多样化

面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棘手问题，全国各地探索出多样化的治理模式，城乡基层治理模式具有不同的特征。农村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治理主体欠缺活力，在脱贫背景下，大量的资源要素输入农村，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但发展的同时，农村社会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也发生改变，并滋生出一系列的矛盾。有的地区采用“村医村教进班子、法律顾问进乡村、农民办事不出村”的“三位一体”治理模式[32]，使扶贫与治理有效融合。由于生产活力释放，农村内部情况日趋复杂，村两委和村民之间布满了利益与矛盾网，为了避免乡村内耗，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2019年党中央积极推行“一肩挑”治理模式。“一肩挑”治理模式使“一把手”在党员内部和村民内部获得双重认同，具有双重权威和合法性，有利于乡村党组织、村委会和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33]。另外，受民主建设、社会资本、宗族势力等因素的影响，贵州的五瓣章制度、源于江苏的大学生村官制度、云南团结镇生态经济治理模式等运用于治理实践。滕玉成和牟维韦（2010）将我国现有的农村治理模式进行了统一归纳，比如以农村社区建置及边界划分的“一村一社”“多村一社”；以与城镇的距离为特征的“城郊型农村社区”“就地城市化农村社区”；以农村社区体制改革为角度产生的“村落自组织模式”“村社合一模式”“村企主导”等模式[34]。就城市基层治理模式来说，城市人口持续增加且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人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但在城市基层治理体制运行过程中，政府的过度干预使基层自治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还带有明显的“管理”气息；城市人口结构复杂化使利益诉求多元化，网格化管理下部门人员相互独立、权责不清，这无疑加大了治理难度。因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要立足于精细化，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积极培育基层自治力量。北京“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模式赋予街道执法“召集权”，召集信号发出后相关部门执法人员必须赶到执法现场，根据职责拿出具体执法措施，解决了权责错配、条块分割的问题[35]；从杭州和西安试点后推向全国的“路长制”统筹治理主体，以责任制为纽带，联动城市公共事务管理重要节点，优化工作方式，使治理更加精细化[36]。“互联网+”的应用将居民的真实需求提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方，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另外，北京的“朝阳群众”“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小区”“社区志愿者”“义警”等治理模式提高了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拓宽了参与治理的渠道。由此可见，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5.治理平台智能化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在信息化时代，每一个行动主体代表一个信息源，在更加自主、多元、多变的社会，众多信息源相互交织，形成网状分布的社会结构，用科层化的方式来整合信息社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基层治理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使之更趋于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当前，许多地区都在积极搭建社会治理智慧平台，浙江萧山宁围街道建设“宁聚蓝”智慧治理平台，引入物联网、人工智能、AR虚拟现实等智能技术，协同智慧消防、智慧城管等多个行业系统和政务服务平台，整合资源要素，丰富治理方式，提高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37]。嘉兴市运用互联网技术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新型智慧平台，使公共服务能力有效提升，行政审批流程进一步优化，行政权力进一步透明，政务资源进一步集约化。江苏以科技为支撑，打造信息化治理平台，实现对基层社会“人地物情事”的管理，建立民情民访代办平台，重视群众的需求与心声，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利用信息化手段改进治理方式，优化治理流程，提高治理质量和效率[38]。可见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平台与高新技术手段深入融合，使基层治理具有智能化和现代化特征。

（二）研究展望

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仍是政学两界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对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需求更加多元化，社会矛盾也更加复杂多样。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主要立足于国内，对国外基层社会治理的趋势、模式、总结和借鉴等方面的内容研究较少，应将研究视域拓宽至国外，汲取国外优秀的治理经验。目前来看，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主体之间的合作仍不紧密，发文作者之间和发文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多存在于高产作者和机构中，大部分作者和机构在图谱中呈现出分散游离状态，这说明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中研究主体独立性较强，今后，研究主体应进一步加强合作与联系，集思广益，实现优势互补，使研究成果具有连续性和创新性。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下的理论规范研究和个案分析的实地调研，缺乏不同主体对治理满意度、治理影响因素等相关内容的量化研究，应将数理统计方法引入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运用SPSS、STATA等工具进行统计分析，完善研究方法，丰富研究成果。此外，后续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化拓展：

第一，深入研究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党的领导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保障，基层党组织发挥着整合社会资源与利益，提升社会凝聚力，引领社会价值的作用。所以，基层党组织如何补齐自身短板，统筹协调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

第二，创新基层治理智能平台模式。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还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推动力。面对复杂的治理难题、治理结构的碎片化以及地区人口的复杂化，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必须依托信息技术，比如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打造多样化的治理平台，对基层社会治理进行精细化、灵活化操作，使信息技术与治理有效结合，这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创新的举措。

第三，探索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及其实现机制。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是人，如何使人人树立社会治理责任意识，社会治理成果如何使人人都能享有？个人与共同体如何激励相容？这不仅需要自治、德治、法治的嵌入，还需要协商民主作为依托，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无疑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巨大挑战。因此，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实现机制无疑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热点与难点。

第四，新时代“枫桥经验”如何有效嵌入基层社会治理。“枫桥经验”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宝，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基层社会治理中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时代意义。因此，应根据不同地区实际情况，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基础，完善治理体制机制，对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基层社会治理进行互融性和适用性研究。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新华网《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http://www.xinhuanet.com/video/2020-01/17/c_1210442878.htm。

②资料来源于人民网《加强和创新社会基层治理》，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1217/c40531-31508869.html。

③资料来源于人民网《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http://edu.people.com.cn/n1/2020/0817/c1006-318244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