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娜·阿哈提 罗 鲜 李瑞锋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29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在疾病预防、治疗和康复方面拥有独特的理念与方法。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更是成为了国家战略[1]。但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问题非常突出，优化中医药卫生资源配置有待进一步提高[2]。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熵权法和优劣解距离（TOPSIS）法对我国31 个省级区域中医药服务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以期为各地区合理配置中医药资源，提高中医药服务的质量与效率提供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9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3]和《2018 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4]。本研究选取31 个省级区域（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中医药服务相关指标进行评价，坚持全面性、代表性、可比性、可操作性为指标选取原则[5]，参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财务司发布的《2012 年中医药统计分析提要报告》[6]和沈雅萍等[7]建立的中医药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结合专家咨询，形成了以中医药资源总量、中医药资源可及性、中医药服务规模情况、中医类医疗机构运行效率、中医类医疗机构患者负担5 个维度，共计15 个指标的体系。

1.2 研究方法

1.2.1 熵权法

熵权法[8]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通过各个指标提供的信息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客观性强，精度高[9]。

1.2.2 TOPSIS 法

TOPSIS 法是于1981 年首次提出的一种逼近于理想值的排序方法[10]，是在评价对象中进行相对优劣评价的综合方法。

②构造加权矩阵：指标权重的确定有主观法和客观法[12]，本研究采用熵权法，权重向量为W=[w1，w2，……，wj]T，数据进行加权：cij=wj·aij，i=1，2，……，m；j=1，2，……，n；进一步得到加权矩阵：C=（cij）mn。

③确定正负理想解：Z+=（maxZij，j=1，2，……，n）=，Z-=（minZij，j=1，2，……，n）=，其中，Z+为正理想解，Z-为负理想解。

2 结果

2.1 中医药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在中医药服务能力相关的15 项指标中，中医门诊人次均费用和中医住院人次均费用两项指标作为低优指标，在计算过程中采用倒数法进行同趋势化处理。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见表1。其中，每万人口中医类医院卫生技术人员数的权重最大，其次是每万人口中医药人员数，同时，中医类诊疗量和中医类医疗机构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的权重值也较大，其他指标权重较为均衡，而中医门诊人次均费用和中医类医疗机构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指标权重最低，其他指标权重较为均衡。

表1 中医药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2.2 2018 年我国31 个省份中医药服务能力综合评价及排名情况

运用TOPSIS 法计算各指标与正负理想值的欧氏距离及相对贴近度，得到2018 年我国31 个省级区域中医药服务能力综合评价及排名情况。在中医类医疗机构运行效率指标中，西藏自治区缺失中医类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中医类医疗机构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中医类医疗机构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三处指标的数据，为不影响各地区中医药服务水平的比较，采取该指标数值中位数补充缺失值。综合排名前10 的地区是北京、浙江、广东、四川、上海、江苏、河南、内蒙古、天津、吉林。综合排名后5 名的地区分别是江西、新疆、黑龙江、海南、辽宁，相对贴近度范围仅为0.16～0.21。各省份综合评价平均相对贴近度为0.3081，有12 个省级区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 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从最优解相对贴近度来看，仅北京地区相对贴近度数值＞0.50，而其他省份均＜0.50。见表2。

表2 2018 年我国31 个省份中医药服务能力综合评价及排名情况

2018 年我国各地区中医药服务能力综合评价情况见表3。华北、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东北地区中医药服务能力综合评价平均相对贴近度分别为0.3709、0.3562、0.3222、0.2859、0.2853、0.2645、0.2336，华北地区中医药服务能力综合评价平均相对贴近度位居第一，且排名前10 的省级区域中有3 个分布在华北地区。华东地区也相对较高，同样该地区有3 个省级区域排名在前10。中南、华南、西南地区中医药服务能力均在全国平均水平左右，但华南地区变异系数较大。东北地区中医药服务能力综合评价平均水平整体低于其他地区，且变异系数最大。西北地区虽综合评价平均水平较低，但变异系数最小。

表3 2018 年我国各地区中医药服务能力综合评价情况

3 讨论

3.1 中医药总体服务能力普遍不高，应加大政策落实执行力度

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自新医改以来，国家制订了一系列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一些地方政策落实不到位。本研究结果显示，除北京市之外的其他地区最优解相对贴近度均<0.50，说明我国很多地区中医药服务能力仍较为落后。我国中医院整体存在中医特色优势欠缺、医疗服务能力有限等诸多问题[15]，综合性医院的中医药工作存在中医科室投入不足、中医收费标准低、特色项目优势淡化等问题[16]。北京市非常重视中医药发展且注重政策措施的落实，如在2017 年实施《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意见》[17]，不仅制订推动首都中医药发展的措施，而且建立了中医药部门联席会议，进一步督促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学习。因此，各地政府应加强政策的落实力度，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地，促进中医药服务能力稳步提升。

3.2 中医药服务能力区域差异较大，重点优化中医药资源布局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中医药服务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华北地区整体中医药服务发展水平最好，华东地区次之，而东北地区中医药服务能力整体低于其他地区。同时，各地区内部发展不均衡，特别是华南、东北地区的各区域内部差异较大。因此，应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促进中医药资源合理配置[18]。在提供中医资源及服务供给时，应充分考虑中医资源的区域差异性，调整优化中医药资源的布局，合理配置资源[19]。加强华南、东北地区中医药资源的调整、整合，着力解决分布不均衡问题，针对部分地区的薄弱环节加大扶持力度，向中医药服务水平落后地区倾斜，补齐短板，提高区域内中医药资源的均等化和可及性，逐步减少区域间差距，实现均衡协调发展。

3.3 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影响中医药服务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关键是各地政府对中医药的重视程度

根据王哲璇[20]由聚类分析得出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序，本研究得出的中医药服务能力排名前10 的省级区域中有7 个省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同在前10，中医药服务能力排名后10 的省级区域中有6 个省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同样靠后，说明中医药综合发展水平与经济水平存在一定联系。然而，本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的四川、内蒙古、青海、甘肃、重庆中医药服务能力排名均在前15，其中，四川省排名第四，可见当地重视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多措并举健全中医药体系[21]；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服务综合水平排名第八，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促进蒙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文件[22]，这说明中医药服务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还与当地政府对中医药发展的重视程度有关。因此，各地应提高中医药发展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在疫情背景下，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加大政策支持，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3.4 人力资源是中医药服务能力的关键，应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从指标权重可知，我国中医药服务能力影响最大的是人力资源相关的两项指标，即每万人口中医类医院卫生技术人员数和每万人口中医药人员数，因此中医药人力资源是关键。2017 年我国每万人口中医执业（助理）医师数为3.79 人，全国仅12 个省份超过此值[23]，说明目前中医药人力资源仍显不足，省际间人力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依旧突出[24]。各省级区域应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优化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区域配置。同时，建立健全中医院薪酬制度，提供培训学习、职位晋升等机会，形成长效机制，提升中医药相关职业的吸引力。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和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鼓励医务人员去基层、边远地区及医疗资源薄弱地区执业，加强农村订单定向中医学专业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25]，拓宽基层中医药人才输送渠道，鼓励人力资源向资源稀缺区域的流动[26]，进一步优化中医药人才资源的布局，加强人才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