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西安 710126)

贞观时期，唐帝国积极经略边疆，先后完成对东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处密、处月部、薛延陀的军事征讨。在历次征讨前，唐廷内部的意见并无太大分歧，唯独在出兵高昌问题上曾出现短暂的激烈争论。与出击东突厥的决策不同，由于高昌所处的特殊战略位置，征讨高昌必然会触动整个西域局势的巨变，引发更大范围的连锁反应。这不仅会牵涉唐王朝的“国家意志”与绿洲政权原有传统的激烈碰撞，而且会加剧唐与西突厥对西域的争夺，进而要求唐王朝对西域的国策进行重大调整，因此唐廷对此格外慎重，高昌问题的两度争论即是这种谨慎态度的真实反映。关于唐平高昌之后国家政治控制在西州的推行，张广达先生的研究已成奠基之作(1)参见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收入《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52页。。孟宪实先生对此也有精深研究。王永莉女士系统梳理平高昌前后两次争论的过程和原因后认为，争论的实质是唐朝君臣关于要不要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分歧(2)参见王永莉《唐置西州问题再探索》，西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5-23页。。吴展渊先生只对高昌设立西州的争论有所讨论，其观点和论据无出王永莉之右(3)参见吴展渊《唐代边疆问题论争研究》，西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5-16页。。以上诸位立论各有侧重，但出兵高昌与否的主动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唐朝一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