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锦云 程勇

摘要：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与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传统的经济社会二元治理模式导致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且存在路径单一、进程缓慢、在全面脱贫背景下依然存在相对贫困等问题。从治理相对贫困问题入手，持续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既是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制度安排。相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有赖于手机的快速普及，我国城乡信息一体化建设成效显著;生态环境的改善促使城乡环境一体化指数大幅度下降;农村物流体系的逐步完善，使城乡物流一体化指数保持逐年缓慢降低;随着城市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指数增长趋势明显。因此，要抓住全面脱贫的历史机遇，加快补齐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短板，依靠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农村物流体系建设来解决相对贫困等问题，从而优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脱贫攻坚;城乡经济一体化;二元结构;相对贫困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展问题研究”（18BJY136）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3-0030-07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述评

去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和心血，是广大干部群众扎扎实实干出来的。”现阶段，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脱贫攻坚成效显著，解决了贫困人口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生活保障等问题，但返贫和相对贫困问题仍然不可掉以轻心。事实上，到2020年底实现贫困县全部摘帽后，全国各地发展仍会有先进和相对落后之分，家庭经济状况也还有富裕和相对贫困之分。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仍需要国家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帮扶政策，收入水平低于一定程度的家庭仍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贫困地区摘掉穷帽子，也只是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阶段性胜利。在贫困县全部摘帽后，反贫困将从针对绝对贫困家庭转向相对贫困问题，在公共政策上需要更加注重提升相对落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包括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支持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等。

进入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与城乡经济一体化协同发展是趋势，而贫困治理依然存在相对贫困问题突出、特殊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返贫等诸多问题。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会阻碍城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城乡经济一体化可有效提升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缩小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为治理相对贫困问题提供经济基础。因此，要从重点治理相对贫困问题入手，通过建立健全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助推城乡经济一体化协同发展。学术理论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全面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全面脱贫是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要求，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支撑①。消灭绝对贫困后，下一阶段我国脱贫攻坚的任务主要集中在对脱贫成果的巩固和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通过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城乡二元不平衡发展的现状，而且能够促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②，也必将在实践领域与全面脱贫攻坚的理论探索“遥相呼应”。

二是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国正处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阶段，城乡经济一体化是为解决中国特殊问题而提出的③，不同学者对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认识有所不同。从产业融合视角来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农村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④。在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将会存在一个经济与社会政策、政治发展逐步一体化的过程，这将有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⑤。为加快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少学者提出了诸如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推动形成城乡经济社会绿色循环体系、构建城乡社会经济生态空间秩序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对策建议⑥。这些措施和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三是关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关系研究。关于两者联系的研究刚刚兴起，少量文献主要集中在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加快城乡二元体制并轨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⑦，而且能推进形成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治理有机衔接、长效互促、协同发展的良性联动格局⑧。

综上文献分析，目前关于城乡一体化和全面脱贫攻坚的理论研究成果较丰富，但现有成果还囿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旧语境体系，在新时代背景下，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基于相对贫困治理的视角来研究城乡一体化路径优化的文献是匮乏的，相关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笔者认为城乡经济一体化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是相辅相成的，将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融入城乡经济一体化路径优化的实践研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全新课题，不仅需要理论创新，更要从实证上重构城乡经济一体化指标体系，精准分析其发展水平和制约因素，从而为优化路径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指导。

二、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诉求与路径依赖

在相对贫困治理背景下，有必要从理论上阐释通过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融入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实现对城乡经济一体化路徑的优化，从而明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架构及其新的路径依赖。

（一）城乡经济一体化路径优化的理论依据与时代诉求

1.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新时代需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本文认为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要认清我国现阶段相对贫困治理的主要特点，明确下一阶段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战略方向;二是持续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探索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2020年我国已完成绝对贫困治理任务，当前的贫困结构已经发生转变，表现为相对贫困问题突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本质上就是构建城乡资源要素合理分配的新格局。城乡资源禀赋差异大，农村应立足自身的资源优势，激发相对贫困地区人民的内生动力，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链，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促进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是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不仅是当前治理相对贫困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需求。

（二）评价体系的構建

笔者运用SPSS软件对评价因子进行KMO和巴特利特检验，得出KMO值大于0.5，表示数据可用。因此，可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城乡经济一体化进行评价。其次，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分类选择提取四个主成分，由表2可看出，四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7.316%，能够反映整体的特征。

四个主成分如下：

F1=0.918X1-0.428X2+0.874X3+0.898X4-0.752X5+0.927X6+0.957X7+0.961X8+0.027X9+0.919X10（1）

F2=0.199X1+0.718X2+0.368X3+0.276X4-0.240X5+0.176X6+0.139X7+0.229X8+0.0969X9+0.221X10（2）

F3=0.309X1+0.495X2-0.292X3-0.168X4+0.191X5+0.312X6+0.242X7+0.116X8+0.090X9-0.172X10（3）

F4=0.003X1+0.175X2+0.082X3+0.113X4+0.583X5+0.009X6+0.049X7+0.070X8+0.104X9+0.073X10（4）

通过上述主成分以及方差贡献率计算得到城乡经济一体化各个指标的权重，如表3所示。

综上可得：

F=1.147F1+0.234F2+1.278F3+1.225F4（5）

运用所得权重和原始数据，再对各指标的综合指数进行计算，得出城乡经济一体化各项指标指数。因为各指数值均为城乡之比，所以，赋值越小表示城乡一体化程度越高。鉴于指标的可获得性，城乡经济一体化各项指标选取有限，表4只是反映城乡经济一体化的部分情况。

为便于观察，绘制城乡经济一体化各指标指数变化曲线如图2所示。观察图2可知，一方面，城乡经济一体化指数呈逐渐平稳趋势，这符合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处于平稳阶段的现实。例如，绝对贫困人口的消除和逐步完善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果，让城乡居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城乡间的各项指标差距在逐渐缩小，但近五年的数据呈现出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路径单一和发展速度缓慢等问题。

（三）评价结果分析

一是2018年城乡信息一体化指数为0.961，是四个指数中唯一接近于1的指数，是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最高的指标，这与指标X7（城乡移动电话用户数比）有密切关系。在农村手机和电视是信息的主要来源，手机的快速普及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信息的传递速度和广度。从图2可见，城乡信息差异有明显缩小趋势，但农村信息获取途径单一、信息真伪难辨、信息时滞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比较突出。而城市有获取信息渠道广、信息收集和传播速度快的优势，能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对生产要素会作出及时有效的分配。

二是城乡物流一体化指数保持逐年缓慢降低的态势。当前中国社会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农产品物流总额逐年递增，农业生产的运输、保管、配送、装卸、加工等过程都离不开物流的支撑，这些现实需求进一步提升了城乡物流一体化水平。而物流在农村区域配送具有季节性，使得电商物流季节性波动较大，且农村在传统节日时消费支出较大，而其他时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另外，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对相关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差异，同时农产品“上行”也具有季节性，所以造成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不均衡，无法像城市物流产业那样保持全年高量高质。

三是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指数由2002年的2.992增长至2018年的4.098，其间略有波动，这是四个指数中唯一有增长趋势的指数。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1）X1（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呈上升趋势，反映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X3（城乡商品零售价格比）大于1，原因是城市的商品零售平均价格高于农村。（3）X2（城乡消费水平比）呈上升态势。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城乡商品零售价格直接关系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高，消费市场规模大于农村，导致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指标X2虽为负值，但其影响因子远小于X1和X3，因此，X2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影响较小。综合X1、X2、X3指标的分析结果，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指数整体呈扩大趋势，这将延缓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

四是城乡环境一体化指数下降幅度最大，由2002年的23.287降至2018年的6.211，从近年来的城乡环境一体化指数来看，每年的降幅都在放缓，但城乡环境的差距依旧很大。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已经连续五年下降，但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造成的高排放高污染依旧严峻。第二，农村医疗条件和环境差，体现在医疗基础设施落后和农村居民缺乏医药卫生知识等方面。第三，近年来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使得城市人口基数更大。另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城市人均收入高，城市旅游人次高于农村。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从上文四个维度的分析结果来看， 2002—2018年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在信息一体化和环境一体化发展上城乡差距显著缩小，但城乡一体化总体进程缓慢，与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差距较大。同时，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单一，其对信息化的依赖度偏高。另外，通过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来治理相对贫困问题的成效并不明显，方法和路径也尚未形成体系。

具体来说，城乡商贸流通、物流、信息和环境一体化四个维度的研究结论是迥异的。因为指数为城乡之比，所以各项赋值越小，越说明城乡一体化程度高，值为1是最理想的情形，即完全实现了城乡一体化。源于我国农村手机的快速普及，城乡信息一体化建设成效最显著，在该领域基本上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两山”理论的广泛实践，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显著，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城乡环境一体化的发展，其指数下降幅度最大;随着农村物流体系的逐步完善，城乡物流一体化指数保持逐年下降，但下降速度缓慢;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指数增长趋势明显，对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有严重的制约作用。综合分析可知，我国城乡信息和环境两个维度的城乡一体化指标的改善是明显的，而城乡商贸流通和物流两个维度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是不如人意的，尤其是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指数不降反增，不仅会延缓城乡一体化的进程，还会增加相对贫困治理的困难。

在全面脱贫背景下依然存在相对贫困等问题，从治理相对贫困入手，持续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制度安排。

一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74。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这主要得益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归功于政府充分发挥收入再分配等政策，加大了对“三农”领域的保障和投入力度，这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治标手段。另一方面，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两倍多，收入差距依然很大，并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逾越的经济“鸿沟”。目前仍然不能快速有效地缩小经济差距和减少相对贫困人口数量，使得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和返贫等问题依然严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治标的基础上来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本”，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乡村“产业兴旺”等内生动力来提高农民收入。

二是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在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进入后扶贫时代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就成为持续减贫的重点;在我国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既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又面临相对贫困还将长期存在等困境的挑战。因此，优化城乡经济一体化路径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应该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并最终实现“殊”途同归。

三是纲举目张，补齐短板。城乡经济一体化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借助新科技等优势来优化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当然，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路径优化，离不开工业和服务业的支撑，而我国农村地区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普遍滞后，且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因此，对于我国大多数的农村地区来说，优化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必须抓住全面脱贫的历史机遇，加快补齐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短板，把产业扶贫作为根本之策，依靠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农村物流体系建设来解决相对贫困等问题，从而优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路径。

四是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我国城乡信息、物流、商贸流通和环境一体化发展成效差异较大，有的发展态势良好，需要继续巩固和提高;有的呈逆一体化发展趋势，需要及时引导和纠偏。因此，需要分类施策。另外，四个维度的一体化问题成因各异，也需要因地制宜采取适宜的政策。首先，农村要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加快建设农村大数据中心、物联网工程、人工智能、5G通信网络和智慧气象等设施，从而加快实现城乡信息一体化。其次，鼓励大物流企业“下乡”，建立农村物流发展基金，补贴因“季节性”造成的亏损，支持农村物流企业发展壮大，加快形成城乡物流互联互通一张网，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物流发展滞后等问题。再次，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振兴乡村产业，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意愿和水平，增加农村消费市场规模。最后，通过引进新技术、提高服务业占比、向市民推广绿色环保生活方式等来降低城市居民人均煤炭电力消耗量。同时，加大普及医药卫生知识力度，加强基础医疗设施等建设，满足农村居民对优质医疗条件和环境的迫切需要。

注释：

① 仲德涛：《习近平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略思想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朱炳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逻辑》，《红旗文稿》2018年第5期。

② 涂圣伟：《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导向与实现路径》，《宏观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王怡、周晓唯：《精准脱贫与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于2010—2017年扶贫经验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③ 張强：《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研究与探索》，《中国农村经济》2013年第1期。

④ 王乐君、寇广增：《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6期。

⑤ 李明、邵挺、刘守英：《城乡一体化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6期。

⑥ 刘永强、苏昌贵、龙花楼、侯学钢：《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创新研究》，《经济地理》2013年第10期; 翟坤周、侯守杰：《“十四五”时期我国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框架、意蕴及推进方案》，《改革》2020年第11期;贺艳华、周国华、唐承丽、谭雪兰、陈征、范曙光：《城市群地区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理论初探》，《地理研究》2017年第2期;金青梅、付燕：《基于系统协调性的城乡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年第1期;陈修颖、汤放华：《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地方府际关系重构与政府职能转型》，《经济地理》2014年第12期。

⑦ 邓磊、罗欣：《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理路探析》，《江汉论坛》2020年第2期。

⑧ 薛军民、靳媚：《城乡一体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以郑州市为例》，《农业经济》2020年第2期;边慧敏、张玮、徐雷：《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研究》，《农村经济》2019年第4期。

⑨ 潘锦云、汪时珍、李晏墅：《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产业耦合的视角》，《经济学家》2011年第12期。

⑩ 纪良纲、王佳淏：《“互联网+”背景下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模式研究》，《经济与管理》2020年第2期。

作者简介：潘锦云，安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安徽安庆，246133;程勇，安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