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凯宜 于水

摘要：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标识，日常生活成为透视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窗口。此窗口包含着对危机根源的诠释、对危机背后技术问题的反思和对危机治理之道的寻觅。全球公共危机源自日常生活在加速变革中的失控，见证了与日常憧憬相反向的风险，由此可用“反向”来概述危机的根源。危机的扩散，暴露出过分推崇技术和对技术的极化反思双重困局。唯有日常生活赋予的现实感，方能使对技术的反思避免陷入虚无化的泥潭。现实感的最终载体，则是日常生活中化解危机的治理实践。“反向”、技术、实践可谓形塑日常生活基本逻辑的三重维度，为探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全景化的社会视野。

关键词：全球公共危机;危机治理;日常生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研究”（20ZDA023）;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创新项目“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结构观的转向及批判”（NJUDPGRA2020）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3-0072-06

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场景中提出“找回日常生活”的研究主题，具有深刻的学理内涵与现实指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存在，促使相关研究深刻反思危机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危机所暴露出的技术性问题以及危机的治理之道。实质上，公共危机从孕育、发生到应对的过程，均渗透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公共危机恰可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危机。公共危机由日常生活中不确定的风险孕育形成，如果说加速变革本身意味着正向度的憧憬，那么风险本身便是一种“反向”的因素。“反向”代表着变革预期与技术有限性的张力，暴露出过分推崇技术的认知瓶颈，然而反思技术的极化又易于陷入否认现实生活本身和治理不复可能的认知泥潭。日常生活赋予的现实感可以辩证地统一对技术的反思与对虚无化泥潭的避免，最终落实于治理实践。“日常生活”是晚近社会批判理论中的概念，然而“找回”并非意味着复制后现代主义般的空无论调，而是要透过“反向”、技术与实践，构筑起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视野，在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中寻觅良善的治理之道。

一、起点：“反向”的内在逻辑

日常生活对诠释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深刻意义，首先体现在日常生活本身是危机的孕育之场，危机对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而言，其内在逻辑实则体现为“反向”的风险。风险本身意味着日常生活在演化过程中所孕育形成的不确定、复杂性、负面化的因素，此类因素的生成与影响难以被既有技术手段绝对掌握，然而风险却以公共危机为现实样态，渗透于日常生活中。透过历次重大突发性事件可以发现，公共危机可理解为不确定风险的现实化与扩散化。故而日常生活不仅反映常态下的社会结构运行主线，亦是突发性事件最基本的作用对象。若要透過日常生活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总体性反思，那么观察的起点应是日常生活概念中的“反向”特质，此特质可从生成、转换与回溯三个层面细化探讨。

（一）生成：加速的变动与负面的回响

在影响全社会的普遍危机下，对日常生活基本样态和演变轨迹的充分观察显得十分重要。基于社会变革的具体实践，可诠释危机的普遍化趋向与“日常生活中的地域化时间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①。换言之，重新分化组合的生产、分工与交往已形成了从局部到总体的全面效应，展现在社会成员面前的正是日常生活中加速变革的全景视域。在此过程中，对加速（acceleration）的推崇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趋向。加速本身便是与社会转向变革相捆绑的某种关键概念，这一概念指涉的是加速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态度，已成为无须怀疑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即形成了现代社会变革与治理的过程中正当化的运行样态，使全社会“向加速的需要臣服”②。此逻辑之所以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往往因为社会变革本身便意味着与传统社会结构的诀别和对现实场景中各类信息、财富的获取。加速的过程在带来世俗利益激增的同时，又意味着另一种维度的含义，即接踵而至的、构成“反向”的负面要素。

“反向”属于与加速变革对应的、内生于日常生活的变量。如果说加速变革包含着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对变革福利的憧憬与现实资源的积累，那么风险所代表的“反向”则是与变革相违背的反作用力，可理解为孕育于正面推动中的反面力量。故而“反向”对应的是加速变革时日常生活的自我反对、自我拆解，可理解为“从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③。现代社会结构在生成中会释放出日益多元、异质化的生产、分工和交往要素，此类要素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亦涵盖着对现代社会结构而言不确定的冲击作用，这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结构内部要素与结构本身的张力。日常生活成为现代社会生成、变迁和重组的基本载体，亦成为孕育“反向”要素的能量场。其印证了一种逻辑，那便是围绕变革的活动模式本身将在加速化的过程中冲击自我、孕育危机。

（二）转换：现实的危机与潜在的风险

风险转换为危机可被视为日常生活中“反向”维度的集中呈现。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海啸、流感、P2P资金链断裂等一系列可能诱发公共危机的社会问题，皆可理解为潜在危险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化。诸多突发社会问题暴露出社会总体结构过分臣服于加速度所带来的消解自我的后果。公共危机发生的逻辑往往在于风险以不可控的形式转换为现实且普遍的负面影响，造成全社会的效应。作为危机的诱发因素，风险本身处于可能性与实存之间，成为悬临并随时坠落于日常生活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既往研究中较为主流的观念认为，“风险概念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没有必要纠结风险究竟属于所谓客观危险还是主观认知，风险对日常生活的作用介于观念与现实、当下与未来之间④。依据此类观念，风险是在现在到未来无数个节点上将要显现且正在显现的负面因素，此逻辑可理解为“现在将来进行时”。

加速变化中孕育的、由潜在风险转化而成的危机使具有消解现代社会固有结构的因素日益凸显。故而可以说，“反向”属于社会变革在风险催生中的内在化维度。既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曾对风险的内在特质提出过两个论断：一是“定义关系”，二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⑤ 前者指涉风险孕育于看似成熟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中，一系列要素的排列组合在层次分明的科层结构的统合之下，呈现出清晰的轮廓，然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力求严密的规划非但不能消解风险，反而成为孕育风险的温床。后者则指涉科层组织结构的失效，意指风险的具体环节根本无法用科层组织结构中的常态化标准进行监测，不确定、不可控的事故无法明确其确切来源。危机不可控的根源并非在于预设机制本身的执行性，而是源于社会成员在信息掌握上永恒的有限性。基于此认知，可发现公共危机的降临揭示了日常生活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困境。

（三）回溯：诉求的迷思与失控的循环

困境在于对加速变革的诉求与信息掌握的有限性似乎永远并存，二者之间的矛盾亦构成了某种循环。此循环构成了公共危机频发的逻辑根源，其含义是现代社会在加速变革中的追逐与自身信息掌握有限性的悖论，使社会成员永远无法摆脱随时可能降临的总体危机。寄托所谓“严谨科层组织结构”的思维终将成为“反向”的诱因，而并非防范风险的可行之道。基于日常生活可发现，悖论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结构的生成、演进处在开放、动态的过程中，而并非局限在闭合、先验的结构内。同理，风险的发生亦打破了“生态环境”与“人文社会”二分的先验性预设，原因在于风险和由风险转换的现实危机印证了现代社会属于“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性”⑥。在广阔、开放的社会场景中，任何预设化的结构安排均显得微不足道，这正是“定义关系”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含义所在。

治理实践的瓶颈表明，过往获取的既有信息和其他社会资源无法囊括复杂、开放社会场景的全部逻辑。基于对现实场景问题的考量可知，“反向”进程使加速诉求与信息掌握在公共危机中最终失去了平衡的虚幻外衣。首先，加速诉求与信息掌握的平衡并非科层化的构想所能达到。在断裂化的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单一化的科层管理多次被验证是失效的模式。其次，通过对二者失衡的反思，可以推导出“国家—社会”固化模式的局限性。纵观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公共卫生服务的精准化覆盖与专业化语言似乎成为众所周知的现象，然而新型冠状病毒的冲击亦暴露出既有服务体系和评估体系在资源整合与信息评估上无法追赶公共危机不确定的脚步，且此种现象发生在诸多国家和地区。既往一些研究围绕所谓国家权力范围与社会自主性而喋喋不休，却忽视了现代社会结构自我消解的逻辑需从动态、开放、充斥风险的日常生活中寻找。

二、反思：技术的现实感

回溯既往研究，对技术的青睐可被视作在现代社会寻求良善治理的某种依托。其核心逻辑在于精准化、结构化地配置信息、协调资源，从而力求“达到一切知识之最后境界”⑦。在加速变革中，技术的语词逐渐浮现在围绕社会场景的研究中。这是因为对世俗的浓厚兴趣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变革，而变革的逻輯则使崇尚技术效能成为认知的共通规范，围绕技术的认知方式构成了“一个物体系列、系谱或系谱线”⑧，体系化的科学技术范式自工业化以来得以全面建构。技术主导反过来可促使加速变革的举措在治理实践中日益成为现实，加速变革亦加剧了对技术的依赖。技术既成为加速变革的认知内核，又成为诠释日常生活“反向”维度时所需重新定位的对象。反思逻辑可归纳为催化、悖论与契机三个层面。

（一）催化：反思的缘起与极致

公共危机的发生对反思技术实则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在反思中可发现一组若隐若现的张力存在于反思的主体化与现实性之间。在既往研究中，技术的现实感伴随着对围绕技术形成的一整套认知方式的质疑而出现了暗淡化的趋向。诸多观点认为，技术的加速拓展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构成了二元对立的存在，崇尚加速的时尚外表已然泯灭了日常生活的本来样貌，日常生活成为“不可能存在之真”⑨。回溯历史，对技术与技术主导认知方式的怀疑乃是反对百科全书派的主要论点，并被认作是反思技术滥用的先驱性观念。按照此论点，一切技术的功用莫过于使社会成员“沾染上这些虚浮的知识”⑩。换言之，技术的日渐主导非但不能促进社会成员对日常生活的把握，反而会压制社会成员认知日常生活的主动性，使社会成员在实质上成为被技术化认知方式束缚的对象。在此类观念看来，对技术的推崇与对良善理念的寻觅似乎成为难以共融的双重向度。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加速变革，反对过分推崇技术的论调持续存在，且伴随现实场景中危机的日益频繁，此论断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某种共识。20世纪后期以来，现实场景中危机的频发使反思乃至指责技术本身成为某种时尚话语。相应观点认为，技术通过“排斥日常生活的方式统治日常生活”{11}，技术的初衷在于精准获取现实资源，然而技术的加速反而导致了现实感的晦暗。如果将此趋向推到极化，那么，不只滥用技术，就连技术本身亦将成为日常生活中所需摆脱的对象。基于对历次重大突发性事件的观察和思考，一些后现代主义观念认为技术本身几乎已成为在日常生活中开展良善治理的梦魇。技术日益复杂化的、超出传统认知方式的变革和围绕技术产生的系列负面效应，使得“不可能存在之真”的执念在既往的一些论述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依据此类论述，精准化技术包裹下的一切认知均不存在任何独立演化的希望，而是盲目服从于现有技术架构的符号。

（二）悖论：现实的丧失与治理的前景

很明显，上述论断并非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良善化导向，其实质是将现实场景本身加以否认。极致化的反思在批评技术滥用的同时，磨灭了认知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使治理的命题不再可能。由于无法摆脱崇尚技术的认知，日常生活本身将最终沦为“空无”。如此会产生一个直接的困境，即对现实场景中突发问题的淡漠和对日常生活中治理愿景的彻底回避。在晚近研究中，关注日常生活重构的学者从未放弃一个追问，那便是技术渗透下的现代社会究竟是飘忽不定、晦暗不明的“虚无”，还是可以从实践中治理的真实场景？或者说，技术的反思与厚重的现实感之间是否可以得到统合？统合是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必要的前提，亦是克服和化解危机中的可行命题。风险在现代社会场景中复杂的内在逻辑以及治理危机的迫切性，使日常生活不能在对技术过分否定的迷茫中就此沉沦，而应结合现实情境反思技术，从而寻求治理之道。

真正适应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内在逻辑的论点在于，对待技术的审慎态度应是在日常生活中将其合理定位，从而重构技术在一整套现代话语中的地位。依据相关论述，重构技术的关键要义是对语言背后“由其哲学体系与西方科学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准”有明晰的认知{12}，并在此认知中统合技术变革与良善价值这两个交互辩证却并非不能共融的层面。公共危机的降临，意味着潜在的风险在一定的突发社会问题中成为现实的破坏性因素，真实化地影响了日常生活，也激起了全体社会成员对技术如何合理发挥其现实效能的思考。故而反思技术的要义不在于脱离日常生活实际场景的遐想，而在于能够将技术合理作用于危机治理的举措中。唯有引入日常生活的坐标，观察技术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演变的塑造作用，方能赋予技术本身以厚重的现实感，进而诠释技术与风险之间的现实关联。这既包含对过分推崇技术主导作用的质疑，又涵括对技术的认可，即承认技术在日常生活演化中的不可替代性。

（三）契机：危机的窗口与日常的重构

打破“不可能存在之真”的认知误区，其实质意义是为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可认知、可描述的问题对象。唯有以日常生活为坐标，技术的反思才不会沦落为片面化的悲观论调，反而会在对未来治理之路的探寻中找到现实的依托。故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化解危机的实践路径，才是全社会需直面的问题。如果说现代社会在与传统结构的断裂中得以加速变革，那么技术自身已成为使加速变革成为可能的“利维坦”（Leviathan）。正是现代技术使国家政权对资源更为高效、便捷地惠及全社会的整合得以可能，即将国家政权建构与技术变革基于现代社会场景相统一{13}。强有力的政权整合成为广泛的诉求，而技术则使国家政权的整合能力能够真正进入社会场景，并投入日常生活中的治理实践。既往研究无论以何种方式反对技术的滥用，其必须承认的是技术在历史时空中长期在场，且是日常生活在应对危机时不可或缺的基本维度。

对反思技术而言，公共危机赋予了探寻现实感的绝佳契机，而危机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则是把握此契机的窗口。依托日常生活的坐标可发现，后现代主义对技术批判的极化莫过于对现代社会的另类“装饰”，其论点无法撼动现代社会场景在实践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对公共危机治理本身而言，现实感是至关重要的概念。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存在是社会活动真实的载体，是诠释公共危机发生逻辑、寻求公共危机治理之道不可回避的真实主线。公共危机所展现出的“反向”维度，并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情结中的虚无，而是意味着对既往认知的突破与重构。此种重构具备了对技术负面效应的必要反思，亦在对技术的社会影响的全面理解中包含了围绕日常生活的良好愿景。唯有日常生活的现实场景才是探讨公共危机的前提，技术则是现实场景中长期在场的维度{14}。在此过程中，“对专业技术知识的再使用过程，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相关”{15}。

三、归宿：实践的可能性

探讨实践的可能性，是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归宿。其关键在于寻找到使公共危机治理成为现实主题的基本维度。公共危机的逻辑可见诸具体社会实践产生的突发问题，故而应基于实践脉络，把握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效用，进而探讨何种治理之道能够积极有效地作用于具体实践，使通往良善治理的日常生活重构之路成为可能。遵循此种逻辑，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方能最终贯穿于现代社会场景中的具体实践。如果引入日常生活的基本坐标便不难发现，日常生活是实践的基本社会场景，而实践则使得日常生活能够真正承载现实的公共危机治理主题。换言之，唯有实践才能将日常生活真正引入公共危机治理中，赋予治理以现实的基础。该逻辑分别体现在理念、路径与愿景三个层面。

（一）理念：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脉络

若要寻觅实践的可能性，那就需要在既往纷繁复杂的观念中相对独立，直面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宝贵财富。马克思的论点可谓精辟，“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6}。具体实践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的演进需在对实践维度的把握中确立起良善治理的愿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实践观为反思现代社会的技术变革勾勒了清晰的轮廓，也强调了实践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逻辑形塑。通过对实践主线的把握，技术的合理定位方能最终获得厚重的现实感。基于實践维度，社会成员将充分认知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本身的自我消解。“反向”孕育于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活动模式的断裂式变化，此变化以加速变革的方式充分呈现在日常生活中，其要义不在于外在化的形式，而在于内在化的实践范畴。加速变革与信息掌握的失衡，实质上是社会成员在生产和分工中对各类资源的盲目追逐与现代社会组织结构总体性调控之间的张力。

秉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公共危机在日常生活中的样貌将最终得以清晰呈现。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来，公共危机背后的失衡性逻辑，实质上体现为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生产活动中的偏差。生产过程中对财富的过分攫取和活动方式的失控性加速，在一定环节中使潜在风险转换为现实化的公共危机。依托马克思对日常生活中具体实践变化与后果的阐释，公共危机治理的“反向”与技术维度不言自明。既往研究中对技术的一系列反思性概念与现实场景中对治理机制创新的探索亦可得到辩证统一。统一的核心是在具体实践中把握日常生活演化的内在逻辑，辩证地反思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逻辑，进而确立起良善治理的愿景。因此，对实践维度的把握不仅体现在公共危机的发生层面，还应体现为对治理可能性的把握。实践的可能性正意味着治理的可能性，即寻求良善治理的可能浮现于危机降临的日常生活。

（二）路径：共在与权力

良善治理在实践上的可能性源于日常生活中共在与权力两个基本层面。

一是“我怕”的共在。“共在”即“作为日常共处的存在”{17}。风险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现实的、普遍的公共危机，使日常生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同质化过程。这是因为社会成员共在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场景中，亦共在于公共危机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是作为普遍的危机受众而存在的。例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中，部分国外的政府首脑亦难逃此劫。曾有一个代表性论点认为，21世纪的危机使社会成员的诉求从“我饿”转向了“我怕”{18}。“我饿”属于经济文化表达和国家政权回应的固定模型，其假设前提是社会场景永久地处于闭合、静止的状态，而“表达—回应”是固定模型中的唯一张力。此范式局限于社会精英与普通成员在经济文化张力中的过分“二分”，然而其忽视的是，随着实践的变革，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成员将成为令人害怕的危机之受众。共同的受众，也意味着日常生活中总体化共同防控的可能性。

二是在场的权力。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自下而上的总体防控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总体整合是统一的范畴。加速变革的社会场景往往需要强有力且妥善的治理举措，以促使日常生活在有序的状况下运行，故而国家需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在场的主体。国家政权的有效整合能力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质，诸多国家和地区在危机中整合资源的失效往往源于国家政权整合力度的缺失，即面临“国家过于薄弱和最终衰败的问题”{19}。公共危机治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的失灵印证了一个事实，即忽视国家、政府作用是既往部分研究的误区所在，依赖不确定社会场景中的自发性活动意图实现良善治理的论点存在自身固有的局限性。部分研究曾提出的“重构日常生活”实则意味着总体性的重构，重构的基础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而整合实践中多重资源要素的力量则应是统一的国家政权，故而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与国家治理是统一的命题。

（三）愿景：认知的质变与治理的行进

回顾历史，自21世纪以来，单一化的科层组织形式在治理实践上已面临适应性危机的“破碎”阶段，故而“这个阶段要求重新定义思想的框架、新的指导原则，构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20}。此类具有新公共管理运动风格的呼吁深刻影响了既往关于治理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受此影响的部分研究试图寻找妥善的资源配置机制，然而其着眼的场景仍然是闭合化的社会内在结构，危机则是缺席的概念，故而新的治理形式无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无法真正成为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良善之道。相反，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可发现公共危机如何孕育于日常生活、如何暴露出现代社会结构“反向”特质的基本逻辑。公共危机的发生融合了自然与社会中的不确定要素，然而其根源仍是具体实践在加速中的失控。在既往研究中，无论是对风险的認知，还是对新的治理形式的构建，其探讨的现代社会困境问题都应从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把握实践之维，实质上印刻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与日常生活是相统一的范畴，正是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生产与分工使日常生活得以形成，而日常生活中加速变革的活动方式则使得此生产与分工方式面向全社会扩散。基于具体实践，日常生活不再是晦暗不明的概念，而是生产、分工和交往所构成的现实坐标。对技术的反思亦将剥离后现代主义纷繁复杂的表象，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回归，确立对技术合理效用的认知。实践维度的确立，是“反向”与技术两重维度得以共存于日常生活中的前提。三者共同形塑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内涵，赋予公共危机治理总体性的轮廓，使治理举措能够面向现代社会场景，不断进行自身调整。在具体实践的变化中，公共危机治理没有“完成时”的经验或模式，唯有在现实的可能中不断行进。

结语：交互辩证中的治理愿景

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并非悬设化的概念，而是由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突发问题产生的主题。以日常生活作为公共危机治理视域的做法，乃是与现实社会场景的契合。危机的负面效应暴露出日常生活内在化的困境，即在加速变革中孕育出破坏、消解自我结构的“反向”特质。在“反向”中，作为加速变革催化剂的技术亦成为反思的对象。无论是社会成员活动方式的变化，抑或是技术本身在现代社会变化中的现实效用，均属于实践的范畴。故而“反向”、技术与实践属于日常生活概念中不可或缺的、交互辩证的三重维度，其中实践维度乃是另外两重概念的归宿所在，是日常生活视域得以确立的最终根基。在三重维度的辩证中，治理之道在全球范围内得以重构的契机依稀可见，且可由此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其一，日常生活的演化并非“过去完成时”，而是处于“现在将来进行时”。公共危机在全球的发生实则是日常生活短暂化平静的终结，亦是对既往研究局限性的清算。此类清算体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反向”，即通过现代社会结构内部的自我消解，宣告固有秩序在治理中的失灵。

其二，对技术的反思将在公共危机中褪去后现代主义情结中的晦暗不明，获得厚重的现实感。脱离日常生活的现实坐标去指责技术幻象，与臣服于加速的做法一样，均无法把握现代社会在演进中的“反向”实质。

其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魅力将在公共危机的治理愿景中得到凸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并不局限于任何先验化的概念范畴，而是将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作为诠释现代社会的出发点与归宿。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是动态、开放的现代社会场景在变革中发生的一切现象的根源所在，故而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将不会被固定的学科范式、单一的语言文化所束缚，其本身是行进中的主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当代的内涵体现，亦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相关研究可能的深化方向。

注释：

①{15}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123， p.125.

② Benjamin Noys， Malign Velocities： Acceleration & Capitalism，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4， p.1.

③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London： Polity Press， 1997， p.116.

④⑤⑥ 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 Loon，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214， pp.214-216， p.222.

⑦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F. Max Mueller，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371.

⑧{12}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lated by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77， p.222.

⑨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⑩ Jean-Jacques Rousseau， 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translated by Ian Johnston， Nanaimo： St. Martins Press， 1964， p.6.

{11}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1， p.165.

{13} Carl Schmitt， The Leviathan in the State Theory of Thomas Hobbes： Meaning and Failure of a Political Symbol，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and Erna Hilfstei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49.

{14} 韩水法：《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17}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7页。

{18} [德]乌尔里希·贝克、王武龙：《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19}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

{20} [法]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高凌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

作者簡介：姜凯宜，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于水，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5。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