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云，苗英华，朱 海，黄金鹭

(1.遵义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0；2.南昌工程学院 网络信息中心，江西 南昌330099；3.南昌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99)

2019年底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对我国各行各业及广大民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全国上下，人、财、物、信息等都被集中到战胜疫情这个头等大事和最重要的工作上来。通过群防群控的防疫措施，我国已取得新冠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疫情防控进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常态化防控阶段。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广大民众展现出对政府的高度信任，自发配合政府的各种疫情防控措施，为我国取得抗击新冠疫情的阶段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府信任是民众在与政府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政府组织能否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与目标的主观感知和判断，这种主观感知和判断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情绪和民众对政府的行为反应[1]。作为民众的一种主观认知，政府信任能展现出显著的“合作效应”，既能抑制民众的对抗行为，还能激发和促进民众的合作行为[2]。尤其是在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突发公共事件下，政府信任的“合作效应”会更为突出。民众在受到突发公共事件的威胁时，对价值意义和控制感的需求会提高，对政府会有更高的期望，而信任能够帮助民众减少不确定性，并提升威胁状态下民众的合作行为[3]。非典期间的研究表明，民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下，如果政府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民众克服恐慌，就能极大地促进民众的合作行为[4]。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1：新冠疫情下，政府信任能显著提升民众的合作行为。

新冠疫情背景下，民众的政府信任是如何影响其合作行为呢？作为积极情绪典型代表的乐观情绪可能是政府信任影响民众合作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之一。积极情绪在应对危机情况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验到积极情绪的个体可以获得更强的韧性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危机[5-6]。根据情绪认知评价理论的观点，情绪是个体与外在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对外在环境的感知和评价决定了个体的情绪[7-8]。而情绪又具有动机性，能激发个体随后的行为[9]，这样就会形成认知→情绪→行为的反应路径。相关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亲社会行为还是反社会行为都存在认知→情绪→行为这一路径，情绪在认知和行为反应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桥梁作用[10-11]。新冠疫情背景下，如果民众高度信任政府，认为政府是以确保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根本目标，相信政府有能力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并使社会经济正常运转。这种对政府的积极评价使民众产生乐观等积极情绪，并在乐观情绪的激发下出现配合政府防疫政策的合作行为。这样，乐观情绪作为一个概念上的桥梁将民众对政府的认知评价与合作行为连通起来。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2：新冠疫情背景下，乐观情绪是政府信任与民众合作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

新冠疫情背景下，除了乐观情绪外，自我效能感也有可能会中介政府信任感与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根据保护动机理论，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情境下民众的积极防护行为[12-13]。即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与低自我效能感的民众比较而言，高自我效能感的民众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自我防护行为。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在民众保持对政府较高信任度的情况下，自我效能感中介了政府应急公共信息披露与积极防护行为之间的关系[14]。有关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也表明，效能感在政府信任与政治参与行为之间起到中介桥梁的作用[15-16]。新冠疫情背景下，如果政府展现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责任担当和有效控制疫情的能力，民众则会产生通过自身努力成功控制疫情的信念，进而产生配合疫情防控的合作行为。据此，提出研究假设3：新冠疫情背景下，自我效能感中介了政府信任对民众合作行为的影响。

新冠疫情背景下，民众的政府信任还有可能通过乐观情绪和自我效能感所组成的中介链影响合作行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自我效能感和积极情绪是影响民众是否采取积极防护行为的两个重要个体因素，两者关系紧密[17]。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个体的情绪状态是影响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可以把情绪看成是自我行为动机、信念的重要来源[18-19]。焦虑等消极情绪会削弱自我效能感，而乐观等积极情绪可以增强自我效能感，说明情绪是影响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新冠疫情背景下，假如民众对疫情发展抱有乐观情绪就会对通过自身努力成功控制疫情产生较高的预期。结合前文所述，政府信任会影响民众的乐观情绪，乐观情绪又会影响民众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最终会影响到民众的合作行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政府信任通过乐观情绪和自我效能感最终影响民众合作行为的中介链。据此，提出研究假设4：新冠疫情下，政府信任可以通过乐观情绪→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链作用于民众的合作行为。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背景下政府信任对民众合作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三条中介路径。具体如图1所示：政府信任可能通过乐观情绪的中介作用于民众合作行为；也可能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于民众合作行为；还可能通过乐观情绪→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链作用于民众合作行为。通过对以上假设的检验可以进一步了解公共突发事件下民众合作行为产生的机制，为有效应对公共突发事件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图1 研究假设示意图

一、研究方法

1.被试

在新冠疫情期间(2月26日至3月15日)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来自贵州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浙江省、广东省等6个省份的5000名被试参与此次调查，其中贵州省选取1600名被试，江西省选取1000名被试，湖南省、湖北省、浙江省、广东省各选取600名被试。实测回收有效问卷4453份，回收率89.1%。其中男性1820人(40.9%)，女性2633人(59.1%)；城镇1765人(39.6%)，农村2688人(60.4%)；平均年龄为29.59岁，30岁以下1987人，31～40岁1276人，41～50岁531人，51～60岁507人，60岁以上152人；涵盖各职业。

2.问卷测量项目

(1)政府信任。该变量参考Muller和Jukam[20]的政府信任量表(Trust in Government Scale)编制而成。包括“我相信政府有能力控制疫情”等4个项目，项目采用7级评分制，得分愈高，说明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政府信任问卷的 Cronbach’s α=0.90。

(2)乐观情绪。参考Scheier、Weintraub和Carver[21]的乐观问卷并根据测验情境进行了适当修改，最终形成3个题项，包括“我相信疫情很快会过去的”等3个题项。项目采用7级评分制，得分越高，说明越乐观。在本研究中，3个项目的 Cronbach’s α=0.91。

(3)自我效能感。参考郑建君[22]的效能感问卷并根据测验情境进行了适当修改。包括“如果每个人都注意自我防护，就一定能战胜疫情”等3个项目，项目采用7级评分制，得分越高，说明效能感越高。在本研究中，3个项目的Cronbach’s α=0.93。

(4)合作行为。该变量参考Moos[23]应对行为量表(Coping Responses Inventory)并根据测验情境进行了适当修改而成。包括“愿意为控制疫情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等3个项目，项目采用7级评分制，得分越高，说明合作行为(意愿)越高。在本研究中，3个项目的 Cronbach’s α=0.92。

3.施测过程

考虑到疫情防控的要求，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发放和收集。前期通过辅导员在贵州某高校招募问卷调查员，要求每位问卷调查员负责联系20位亲朋好友作为被试进行问卷作答。被试采用网上作答的方式完成问卷作答。问卷的指导语部分强调本次调查的匿名性、保密性和数据仅用于科学研究之用。要求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真实的想法进行回答，回答完毕后立即回收问卷。

4.数据筛选与处理

采用SPSS21.0和Mplus7.0软件对筛选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二、结果分析

1.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通过自陈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首先在问卷具体施测阶段通过强调问卷调查的匿名性、保密性等来进行控制。其次，为进一步检验研究中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效应，采用前人推荐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24]，对“单一因素解释了所有变异”这一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如下：χ2=18972.60，χ2/df=291.88，CFI=0.54，NNFI=0.44，RMSEA=0.26，SRMR=0.16。各项指标均显示不支持假设，说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2.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可知，民众政府信任、乐观情绪、合作行为处于较高水平，民众自我效能感也处于中上水平。相关分析表明，政府信任与乐观情绪(r=0.61，p<0.001)、自我效能(r=0.41，p<0.001)、合作行为(r=0.51，p<0.001)呈显著正相关；乐观情绪与自我效能感(r=0.39，p<0.001)、合作行为(r=0.48，p<0.001)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效能感与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r=0.36，p<0.001)。4个变量之间两两均相关显著，符合链式中介模型的要求。

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

3.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根据温忠麟与叶宝娟推荐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25]进行分析，采取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乐观情绪、群体效能在政府信任和民众合作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首先检验政府信任对民众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如图2所示。显示样本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χ2=66.46，χ2/df=5.11，CFI=0.99，NNFI=0.99，RMSEA=0.03，SRMR=0.02。在控制了性别、居住地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政府信任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民众合作行为(γ=0.34，t=25.88，p<0.001)；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

图2 政府信任对民众合作行为的影响

对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如图3和表2所示，样本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χ2=352.85，χ2/df=5.98，CFI=0.99，NNFI=0.98，RMSEA=0.05，SRMR=0.03。在控制了性别、居住地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政府信任正向预测民众乐观情绪(γ=0.56，t=31.02，p<0.001)；乐观情绪能够正向预测民众合作行为(γ=0.24，t=12.25，p<0.001)。采用Bootstrap法抽样1000次计算乐观情绪在政府信任与民众合作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95%的区间为[0.10，0.14]。因此，乐观情绪中介了政府信任与民众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中介效应量为0.39，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

表2 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和效果量

图3 路径系数图

对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正向预测自我效能感(γ=0.35，t=17.39，p<0.001)；自我效能感正向预测民众合作行为(γ=0.21，t=10.99，p<0.001)；采用Bootstrap法抽样1000次计算自我效能在政府信任与民众合作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95%的区间为[0.05，0.09]。因此，自我效能中介了政府信任与民众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中介效应量为0.22，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

对中介链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能够正向预测乐观情绪(γ=0.56，t=31.02，p<0.001)；乐观情绪能够正向预测自我效能感(γ=0.35，t=17.39，p<0.001)；自我效能感能够正向预测民众合作行为(γ=0.21，t=10.99，p<0.001)。采用Bootstrap法抽样1000次计算链式中介效应，95%的区间为[0.03，0.06]，因此，政府信任通过乐观情绪→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链对民众合作行为产生作用。中介效应量为0.10，研究假设4得到验证。

三、讨论

1.政府信任对民众合作行为的预测作用

调查结果表明，政府信任对民众的合作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表现出较强的“合作效应”。这与强调政府信任对合作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的相关研究[26-27]相一致。作为衡量民众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关键指标，政府信任能有效提高民众对公共政策的支持程度。尤其是在需要民众牺牲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政府信任对民众政策支持度的作用就尤为突出。更重要的是，政府信任能激发并促进民众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更多具有利他性的合作行为。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具有较高政府信任的民众会为了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积极主动的遵守和配合政府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

2.乐观情绪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乐观情绪中介了政府信任和民众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存在认知→情绪→行为这一加工路径。情绪认知评价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群际情绪理论都将情绪看成是认知评价和行为反应之间的关键中介变量，能有效的将认知和行为反应连接起来[28]。此时，情绪不但可以作为结果变量，还可以作为一种中间机制串联认知和行为反应。在H1N1流感疫情期间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感恩和希望这两种积极情绪中介了政府认知评价对民众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29]。具体到新冠疫情背景下，信任政府的民众会积极评价政府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有效作为，认为政府有能力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种认知评价能激发民众的乐观情绪，并在乐观情绪的驱动下进一步产生积极配合政府防疫政策等合作行为。

本研究发现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自我效能感中介了政府信任对民众合作行为的影响。来自组织领域的研究表明，对组织权威的信任可以通过影响员工的自我效能感从而进一步影响员工负责行为等组织公民行为[30]。作为个体的主体因素之一，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在与外在环境交互过程中产生。个体的亲身经验以及他人的替代性经验都能影响个体成功完成某项活动的信念，并且这种信念具有强烈的动力学意义，能进一步影响个体随后的行为。政府信任正是民众在和政府不断互动过程中形成，高政府信任度说明民众通过自身的经历或观察他人的经历形成了政府有能力承担公共责任的认知。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民众这种自身经验或替代性经验使其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即民众产生能在政府领导下成功应对疫情的信念和判断，并在这种信念和判断的激发下产生合作行为。

3.乐观情绪和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效应

本研究还发现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政府信任通过乐观情绪→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链对民众合作行为产生作用。这说明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作为影响民众积极防护行为的个体因素，既能显著正向预测民众的合作行为，还可以作为中间机制将政府因素与民众合作行为有效连接起来。控制—价值理论认为，如果情绪的积极成份在个体情绪中占主导地位，则会正面影响个体的自我能力评价，即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31]，而自我效能感的提高将进一步影响个体随后的行为。在最新一项有关新冠疫情下民众防护行为的研究中，积极危机沟通策略、谣言驳斥等政府因素既可以单独通过影响积极情绪或自我效能感进一步作用于民众的防护行为，还可以通过积极情绪和自我效能感构成的中介链作用于民众的防护行为[32]。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我国政府展现出了高度的可信性，民众也认为政府有能力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并使社会经济正常运转。民众这种对政府的积极评价使民众产生乐观等积极情绪，而积极情绪可以通过增强民众的感知效能最终促进民众出现配合政府防疫政策等合作行为。

4.研究的启示

本研究结果对于政府当局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首先，政府当局应当重视政府信任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注重平时在与民众的互动中展示政府的可信任性，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33]。近年来欧美国家不断爆发政府信任危机，民众不支持、不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这也是欧美国家无法有效控制疫情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政府当局要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当中采取积极的危机沟通策略，通过公开公共卫生事件的详细信息、驳斥谣言、采取正确舆论引导传递正能量等方式增强民众的积极情绪和自我效能感，引导民众采取科学的应对行为。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中国政府通过在主流媒体滚动发布累计确诊患者人数、累计疑似患者人数、确诊患者运动轨迹信息、驳斥关于疫情的不实谣言，这种沟通策略既避免民众出现恐慌情绪，又使民众有了合理的疫情风险认知。同时，主流媒体发布的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实时建设进度等正面信息让民众领略了“中国速度”，使民众对在政府引领下战胜疫情充满乐观情绪，也使民众认为自身有能力应对此次危机。正是中国政府在疫情中采取了教科书式的危机沟通策略提升了民众的积极情绪和自我效能感，并使民众愿意配合政府的各项防疫措施。

四、结论

(1)新冠疫情背景下，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合作效应”，正向预测民众的合作行为。

(2)新冠疫情背景下，民众的乐观情绪和自我效能感分别中介了政府信任与民众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

(3)新冠疫情背景下，政府信任还可以通过乐观情绪→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链作用于民众的合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