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虹

(南昌工程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99)

近年来，大学生作为社会就业的主要群体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伴随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全民迈进创新创业的新阶段，积极响应和投身到创业中去成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出路之一。但由于自身创业能力和外界创业条件的双重局限，大学生创业往往面临诸多困难，这也导致我国大学生创业比例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9届本科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为1.6%，高职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为3.4%。这一比例与西方国家大学生平均25%的创业比率相比相差甚远。为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国家相关部门、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2020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我省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江西省教育厅发布的《2020年江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要点》，这些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外部环境保障和支持。

现有研究关于创业政策对个体创业活动的影响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以Lundstrom&Stevenson为代表的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的方式证明创业政策能够为个体创业提供良好的机会，促进个体参与创业，并能提升个体的创业活动技能[1]。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个体是否愿意参与创业还受自身内在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拥有创业激情的个人不仅能对创业产生积极的情绪，更能激发个人积极投身到创业活动中去[2-3]。由此可见创业激情作为影响个体的心理因素之一能对大学生参与创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有关研究分别提出了创业政策和创业激情对个体创业活动的影响，但鲜有研究去探讨创业政策与创业激情之间的联系，创业政策能否激发创业激情？如果能，创业政策又是通过何种途径激发创业激情的？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尝试探究创业政策对大学生创业激情的影响路径，并以创业氛围为中介变量构建创业政策影响创业激情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研究验证模型的效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创业政策

有关创业政策(Entrepreneurship Policy)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是Lundstrom&Stevenson[1]对创业政策的研究，指出创业政策是促进创业和提升创业活动水平的有效手段。随后学者们对创业政策的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Hart[4]认为创业政策在减少企业早期创业风险方面起到重要作用。Lundstrom&Stevenson[1]在对众多国家创业政策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按照创业发展阶段将创业政策定义为在创业进程中为鼓励更多的人创业，按照满足创业者动机、技能和创业机会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Acs&Szerb[5]则从更宽泛的范畴提出凡是为创业经济提供服务的公共政策都可以纳入到创业政策的范畴。到目前为止，关于创业政策的定义尚未有统一的结论，本文在综合分析上述各学者的观点基础上认为创业政策是国际社会、国家政府、区域组织等为支持和促进创业活动而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2.创业氛围

上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创业活动中的创业氛围(Entrepreneurship climate)，Jackson & Rodkey[6]基于公众主观态度视角来分析创业氛围，认为创业氛围是在某一地区范围内形成的人们对创业的主观规范和态度。Anderson &West[7]从团队视角出发，对团队氛围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团队氛围是促进团队创业活动的主观和客观气氛。Birch[8]等把创业氛围概括为一种“软”因素，认为创业氛围是一个地区的人们对创业所形成的主观态度。到现在为止，学者们对创业氛围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但从各学者的观点中可以归纳出创业氛围涉及的要素主要包括主观态度和客观环境两个方面，因此本文将创业氛围定义为创业活动中人们的主观精神和所处的客观环境所共同营造的气氛。

3.创业激情

21世纪初，在创业领域的研究中，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有关创业者积极情绪的研究，其中以创业激情(entrepreneurial passion)的研究最具代表性。通过分析已有的文献发现，学者们对创业激情概念的界定主要围绕情绪和动机两个要素展开。Vallerand[2]等认为创业激情是创业者在参与到创业相关活动过程中时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状态。Cardon[9]等认为创业激情是创业者有意识的、持续的、积极的和强烈的情绪体验，并将创业激情划分为创新的激情、创建的激情和发展的激情。另一些学者从动机的视角出发，提出创业激情作为一种动机表现形式是激发创业者的创业思想和行为的动力来源[3]。本文更倾向于认同情绪视角的界定，认为创业激情是创业者在创业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心理和行动上的积极反应。

(二)研究假设

1.创业政策与创业激情

我们已经知道创业政策对创业活动有支持和促进作用，当创业者意识到创业政策的支持和促进作用时，会无形中调动创业者的积极性，而创业激情是个体在创业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具有强烈积极性的情感，因此良好的创业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业者的创业激情。

当个体感受创业政策对创业活动有利时，其愿意创业的情绪会被进一步激发出来[10]，创业政策能够从创业动机、机会和技能等方面影响个人的创业激情[1]。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不确定性风险，良好的创业政策能够帮助创业者降低创业中的各种风险，进而增强创业者对创业活动的信心，而信心的增强也能进一步提升创业者的创业激情。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创业政策与创业激情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2.创业政策与创业氛围

Roxas在构建创业氛围的评价维度时，将创业氛围的构成因素分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11]，其中正式制度中就包括政府政策维度，可见良好的创业氛围离不开创业政策这一要素。良好的创业政策能够为创业者创造良好的创业氛围，进而促进创业活动的增长[12]。还有学者认为创业氛围体现了创业文化环境，即人们形成的关于创业的价值判断、主观规范和态度[13]，对创业活动具有鼓励性和推动性的创业政策能够帮助人们对创业产生良好印象，进而形成良好的创业氛围。从一个公司的创业团队层面来看，创业政策能够帮助团队明确实际可行的创业目标，同时良好的创业政策能够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进而形成良好的团队创业氛围。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创业政策与创业氛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3.创业氛围与创业激情

从创业氛围的影响力来看，一般某个地区的创业氛围越浓，该地区的人们对创业的热情就越高涨。与此同时，良好的创业氛围能改善社会对创业者的态度，创业者能从社会中感受到更多的尊重，进而提升创业者的自我实现感。Bowles指出公众受规避风险心理的影响，在面对充满不确性的创业活动时，往往缺乏足够的勇气和魄力，而创业氛围的形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创业者的负面情绪，提升行为人对风险的偏好[14]。此外，对一个公司的创业团队来说，当团队成员感受到良好的创业氛围时，这种主观的感知又会无形中改变他们对创业的态度、信念和动机，促进团队成员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愿景，而创业激情也在这样的积极情绪中得到增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创业氛围与创业激情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4.创业氛围的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创业氛围在创业政策和创业激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纽带关系，由于创业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良好的创业氛围形成，而良好的创业氛围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人们的创业热情，形成积极的创业情绪，从而对创业激情产生影响，由此可见，创业政策可以通过创业氛围间接地影响创业激情。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创业氛围在创业政策与创业激情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二、样本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并结合专家和大学生的深度访谈对问卷进行修订，在此基础上编制正式问卷。我们将问卷导入到问卷星平台，选取位于南昌、宜春的两所高校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随机发放问卷，共发放2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28份，回收有效率为91.2%。如表1所示，其中男性84人，女性144人；宜春学院106人，南昌工程学院122人；经管类学生120人、理工类学生49人、医学类学生30、其他类学生29人。

表1 样本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二)变量测量

1.创业政策

在有关创业政策的维度测量方面，Lundstrom&Stevenson[1]认为创业活动中涉及三个关键要素，即动机、技能和机会，因此创业政策应围绕这三个要素来建立框架体系，在这样的思路引导下，他们提出创业政策体系应包括创业文化、创业教育、创业障碍的减少、创业金融支持、创业商业支持以及创业目标群体激励六个方面。Dabson & Karen[15]以农村创业环境为落脚点，提出促进农村创业活动的六项政策内容，包括创业社团、竞争优势的形成、创业教育、融资服务、网络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创业实际情况，对创业政策维度进行了相关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涉及创业融资、创业能力、创业服务、创业文化、创业配套扶持等要素[16-18]。本文基于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大学生创业特点，将创业政策的测量维度主要分为创业教育(EDU)、创业服务(SER)和配套支持(SUP)三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测量量表，其中创业教育的测量问项包括“学校的创业教育(选修课或竞赛指导)师资队伍很强”“学校创业教育课程很丰富”和“学校与创业相关的竞赛活动丰富多彩”。创业服务的测量问项包括“学校提供了很多与创业相关的咨询和指导”“学校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创业基地和平台”和“学校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创业培训(如竞赛培训、经验交流)”。配套支持的测量问项包括“学校对在校大学生创业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支持(如提供补助或奖励)”“学校对在校大学生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学业支持(如学分认定)”和“学校有较完善的创业保障措施”。

2.创业氛围

有关创业氛围的测量维度，Jackson & Rodkey[7]从人们对创业态度的主观态度出发，从个人性格、敢于承担的创业风险程度、创业成就感、创业个人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五个维度对创业氛围进行测量。Anderson &West[8]以团队创业为研究对象，从团队成员的远景目标、参与安全、任务导向以及创新支持四个维度对团队氛围进行测量。国内学者对创业氛围的测量也大致参照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大学生所处的创业环境，以团队氛围为主要指标来测量创业氛围，设计的团队氛围的测量问项包括“我所在或所知的创业团队有共同的创业愿景”(TC1)、“我所在或所知的创业团队有一致的行动和目标导向”(TC2)、“我所在或所知的创业团队能经常相互交流，共同探讨和解决创业中遇到的问题”(TC3)。

3.创业激情

目前围绕创业激情的测量维度设计的量表较为权威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Vallerand和Cardon等学者的文献。Vallerand[2]等将创业激情分为和谐型激情(harmonious passion)和强迫型激情(obsessive passion)，认为和谐型激情来源于内在积极情绪，而强迫型激情则来源于外在的压力，并围绕这两种类型细分出14个问项。Cardon[9，19]等围绕积极情绪和身份认同两个维度来测量创业激情。本文在设计创业激情测量维度时以和谐型激情作为主要参考指标，和谐型激情的测量问项包括“我能够很好的协调创业和我的其他生活”(PASS1)、“我在创业过程中感到愉悦和充满激情”(PASS2)、“我完全沉浸和投入到创业当中”(PASS3)。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及理论模型的建立，本文实证研究涉及的变量包括创业政策、创业氛围和创业激情，各变量的问项指标参考现有文献并结合专家访谈进行修改完善，最终设计了23个测量问项，问项采用Likert 7级量表形式。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信度、效度检验

本研究使用SPSS21、AMOS21分析软件来检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情况，量表的信度主要从组合信度(CR)和Cronbach’s α信度两个指标来检验，量表的效度主要从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两个指标来检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各量表的CR值均超过0.60的推荐标准[20]，Cronbach’s α信度值均超过0.70的推荐标准[21]。这说明测量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收敛效度AVE的值均超过0.50的推荐标准[22]。区别效度是将潜变量收敛效度AVE的均方根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表明变量间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23]，通过计算可知，创业政策、创业氛围、创业激情AVE的均方根分别为0.934、0.942、0.903，由此可知这三个潜变量 AVE 的均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这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表2 创业政策、创业氛围、创业激情信度、效度检验结果(N=228)

(二)相关性分析

在通过信效度检验后，本文使用SPSS21中的相关性分析对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检验，数据分析见表3所示，结果表明创业政策、创业氛围、创业激情三个变量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本研究的假设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表3 相关性分析结果(N=228)

(三)假设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SEM)能够通过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检验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22]，因此，本研究运用AMOS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创业政策、创业氛围、创业激情三个变量间的假设关系进行检验。

1.直接效应检验

本研究构建了三个结构方程模型，分别为Model 1创业政策与创业激情、Model 2创业政策与创业氛围和Model 3创业氛围与创业激情，Model 1用于检验假设1，Model 2用于检验假设2，Model 3用于检验假设3。在Model 1中，因创业政策包括三个测量维度，基于上述检验结果，三个测量维度的信度与效度良好，因而可把各测量维度下的多个问项合并为单一观察变量，具体做法是把各测量维度所包含的问项得分的均值作为该维度的得分，然后把该维度作为新的观察变量，在此基础上进行一阶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三个模型的适配度GFI均符合大于0.90的推荐标准，Model2、Model 3的RMSEA均符合小于0.08的推荐标准，Model 1的RMSEA稍大于0.08的推荐标准，综合来看三个模型的适配情况可接受。三个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510、0.610、0.810，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综上可知，假设1、假设2、假设3均得到了支持。

表4 直接效应检验结果(N=228)

2.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Hayes，2013)的方法[24]，本文运用Process 3.0的模型4对创业氛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创业政策为自变量，创业氛围为中介变量，创业激情为因变量，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专业、所在学校和个人创业特质后，经过5000次Bootstrap后发现：第一，创业政策对创业氛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61，SE=0.04，p=0.000)，创业政策-创业氛围模型整体上匹配良好R2=0.75，MSE=0.39，F(5，222)=130.31，P=0.000，假设2得到支持。第二，创业氛围对创业激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79，SE=0.39，p=0.000)，假设3得到验证。另外，统计结果显示，创业氛围显著中介着创业政策对创业激情的影响，其效应值为1.04，对应的95%CI为[0.67，1.55]，置信区间不包含0，即创业政策通过影响创业氛围从而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激情，假设4得到支持，创业氛围的中介效应模型见图2。

数据结果进一步显示，中介模型总体上能够解释创业政策影响创业激情78%的变异R2=0.78，MSE=13.02，F(6，221)=128.54，P=0.000，假设1得到验证。在控制了创业氛围的中介作用后，创业政策对创业激情的直接影响变得不显著，β=0.03，SE=0.28，p=0.62，95%CI=[-0.68，0.40]，可见创业氛围对创业政策和创业激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注：***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图2 中介效应模型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在现实背景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创业政策、创业氛围和创业激情三者的关系假设，并构建了三者的关系理论模型。在收集了江西省两所高校四个不同专业的228个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之后，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创业政策、创业氛围和创业激情三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创业氛围在创业政策和创业激情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对创业政策的完善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理论上，本研究将影响个体创业活动的三个变量创业政策、创业氛围和创业激情联系起来，验证了三者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这一点弥补了目前对创业政策、创业氛围和创业激情关系研究的空缺，进一步丰富了有关创业领域的理论内容。实践中，本研究通过揭示创业政策、创业氛围与创业激情的内在关系机理，为创业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了新的创业政策完善思路，为有效地落实创业政策、充分发挥创业政策的效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在数据取样方面，主要来源于江西省两所高校，且专业主要集中于管理类和医学类，这使得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受到一定的限制。二是本研究只涉及创业氛围这一中介变量，许多对创业政策、创业激情产生影响的前因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并未一一考量进来。今后本研究将根据现有研究的局限，进一步拓宽调查对象的样本范围，并尝试将个人创业特质等个体因素纳入到创业政策和创业激情的研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