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斌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1.引言

歧义容忍度(Ambiguity Tolerance, TA)的概念最早由心理学家Frenkel-Brunswick(1949)提出，她把歧义容忍度定义为“情感和认知的个性变量”(Frenkel-Brunswick, 1949: 268)。之后，这一概念又进一步得到了发展。Budner(1962:29)将它描述成“不排斥模糊情景的趋势”；McLain(1993:184)说它是“对于看上去不熟悉的、复杂的、动态不确定的或存在多种不同解释的刺激而做出的从排斥到吸引的一系列反应”；Durrheim和Foster(1997)则突出强调了它的另一个维度，认为它是个随语境变化而变化的概念。总之，歧义容忍度是个体应对陌生、复杂的模糊情景的能力，也是是否愿意冒险的行为特质。

作为个体差异因素之一，歧义容忍度被广泛运用于多个领域。就语言教学而言，研究涉及歧义容忍度和自我效能、动机、焦虑、决策及策略选择等其他影响学习效果的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Almutlaq，2018；El-Koumy，2000；Hwu，2007；Oxford，1990；Oxford & Ehrman，1993；张庆宗，2004)或涉及歧义容忍度对语言技能产生的影响，如Naiman等(1978)注意到以法语为第二语言的高中生的听说成绩受歧义容忍度的影响显著，歧义容忍度低的学生处于劣势；Kimura和Miyamoto(1996：63)发现日本大学生的歧义容忍度与英语听力理解能力不相关，但他们使用的听力理解策略却随歧义容忍度的不同而不同；周英(2000：75)报告说歧义容忍度对英语专业学生听力理解综合能力以及听后做题、推测和捕捉大意这三项分技能具有显著影响。张小林等(2011)分析了歧义容忍度影响口语能力形成的过程。El-Koumy(2000)认为中等歧义容忍度的埃及大一学生阅读成绩最好，高歧义容忍度的次之，而低歧义容忍度的受挫感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