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永辉,王 雪

(浙江科技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杭州 310023)

“一带一路”倡议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全球合作框架,试图通过“设施联通”而达到“贸易畅通”。因此,能否在“设施联通”上带来切实效果,直接关系到倡议的成败。倡议提出后出现了较多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的关联研究,其中有些研究直接聚焦于“一带一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对域内双边贸易的效应,例如张鹏飞[1]与胡再勇等[2]发现基础设施建设对双边贸易有正向促进作用;另外一些研究则关注到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物流绩效变化,樊秀峰等[3]发现物流绩效变化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进出口,孙慧等[4]发现物流绩效变化可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的中间品出口,王东方等[5]指出物流绩效改善有助于实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的贸易潜力,而冯正强等[6]则发现物流绩效对出口三元边际产生不同幅度的影响。

以上研究发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的正向关联关系,但并非真正的对“一带一路”倡议效应的估计。比较常用的政策效应的估计方法是双重差分,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孙楚仁等[7]发现倡议显著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Du等[8]发现倡议增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地投资和并购,Soyres等[9]、Baniya等[10]则发现倡议可以减少运输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一带一路”政策效应评估研究大都采用两组两期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