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101）

1931 年到1937 年是梁漱溟乡村工作中最重要的时期。1931 年6 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成立，直到1937 年底日军侵略而被迫结束。在这一时期，梁漱溟得以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实验。邹平县政改革实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内容。本文聚焦于文教卫生领域的改革实践，关注乡村建设的举措及其影响。

有关邹平文教卫生领域的改革与实践的研究，在以往对梁漱溟的乡建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多有涉及，但由于分类标准和侧重点不一样，这些举措常常笼统地被归为社会改革，或被单独列举。①例如贾可卿把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主要内容分为经济、政治、文化，文化方面的中心内容是进行全民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乡间礼俗改革、树立文明风尚（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1 期）。沈志佳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三个方面评述了邹平的乡村建设工作（Zhijia Shen: Zouping, 1911—1949 :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Thesis (Ph. D.)-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t. of History, June 1997, p 114-150）。周祥林认为邹平乡建运动是一场综合性运动，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等各个方面，但在本质上是一场道德实践运动，文化方面的实践主要是兴办学校、普及文化和人格培养（周祥林：《梁漱溟乡村建设伦理思想与实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长沙：中南大学，2011 年）。艾恺把乡学村学总结为邹平方案的精髓，除此之外还从合作社、自卫力量、地方团体、农业技术、公共卫生六个方面重点分析了邹平乡建的实践活动（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版，第239-255 页）。李善峰从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教育改革三大方面梳理乡村重建的实践（李善峰：《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320-355页）。赵庆河着重分析了乡农学校、自卫组织、合作事业、农业改良和风俗卫生之改良（赵庆河：《梁漱溟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1929—1937）》，硕士学位论文，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80 年）。陈重光从普及民众教育、合作社与农村金融实验、农业改良、乡村自卫和卫生保健五个方面介绍了邹平实验县的工作概况（陈重光：《我国乡村建设实验工作之比较研究》（1926—1936），博士学位论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1 年）。许多研究的着眼点并非邹平乡建实践本身，对文教卫生领域的研究也远不够系统详尽，因此本文希望结合既有史料，以更丰富的历史细节梳理邹平文教卫生改造的历史过程。本文不仅关注师范教育、实验中小学等正式学制教育，还关注共学处、盲目改良词曲学校等处于辅助地位的教育形式，此外还对邹平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改良风俗的实践加以论述，全面勾勒邹平文教卫生改造的基本面貌，概括其主要做法和历史影响。

一、建立学校

初期邹平，以乡农学校的方式普及民众教育，后改为村学乡学后，依然有普及民众教育的课程设置。但是，村学乡学不仅是教育机构，还是行政机构，负责推进乡建工作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自卫、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梁漱溟的理论设计中以“教育替行政”，希望以此改变“对立之势”，而增加“相与之情”。从广义上说，甚至连自卫军事训练也是一种民众教育。邹平的乡建事业主要以教育方式推行，因此教育贯穿所有乡建实践。本文从学校教育层面讨论实验县的办学措施。

1.成立师范学校

邹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以下称简师）创办于1933 年，前身是邹平县学师范部。它的创办开创了邹平办中等普通学校的历史。由此开始，取得高小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可以不再远去省城求学，或者到长山、惠民等地就读，可直接在本县升学。简师位于县城南门里路东的文庙内，环境幽静，适宜读书。前边是大成殿，东西两廊，东廊东面有两处小院；后面是两排宿舍和一座教室。①宋一平、王景五、耿巨吾：《邹平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与张宗麟老师》，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35 页。

简师在1935 年8 月从晓庄师范聘请了张宗麟担任校长，他思想左倾，以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指导思想，大胆进行教育改革，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在张宗麟的主导下，简师改革了教学方式。由教师讲授、学生听讲，改为“道尔顿制”，即讨论制。教师设4 张长桌，学生分4 组围桌而坐，各科任课教师事先将学习内容告诉学生，学生自学、提问、讨论，教师再总结讲解，布置作业。学生分组学习，包括文学组、数学组、史地组、理化组、教育学组、社会学组、军事组、音乐美术组等，分科培养，术业有专攻。

学校把大成殿改造为阅览室，订购《大众生活》《大众哲学》《铁流》《社会科学》《世界知识》《中国农村》等刊物，报纸则有《大公报》《中央日报》《邹平实验县公报》等，扩展学生的知识和视野。学校还组织学生办壁报，由语文教师指导。一年级的壁报名为《萌芽》，二年级的是《野火》。师生在壁报上写文章、画漫画，多是抗日救国的主题。另外受到学生欢迎的一个项目是教唱进步歌曲，如《开路先锋》《大路歌》《满江红》《打回老家去》《凤阳花鼓》等。校园里、田间路旁随处可听见学生的歌声。为了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教师在课余时间组织排演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雷雨》，其中《雷雨》在邹平公演后轰动一时。张宗麟还组织高年级的师生到乡里露营，带着帐篷、行军锅，白天组织宣传，向民众演讲、教唱歌曲、作社会调查、采集植物标本。晚上住帐篷，轮流站岗放哨，有时举办篝火晚会。②宋一平、王景五、耿巨吾：《邹平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与张宗麟老师》，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36-239 页。

由于与其他一些乡建派成员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张宗麟被迫离职。1936 年春张宗麟离开简师后，简师被并入乡村建设研究院师范部，后来师范部又并入山东省第一乡村建设师范学校，成为该校的简师部。③罗琪等：《邹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师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32 页。

张宗麟在简师的改革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校风变得更加蓬勃有朝气。实际上，他的理念与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建派并不一致。他主导下的简师越来越偏离梁漱溟的乡建道路，与当局和乡建派矛盾激化，所以才有了“简师赤化”的说法，张宗麟也在1936 年春被辞退。他的改革和思想对简师影响重大，有一批学生跟随他去了延安。这反映出当时面临日军战争威胁下的乡建派的尴尬境地：依附于现政权，但其基础已日益薄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2. 成立实验小学

简易乡村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成立于1934 年，前身是邹平县立高小。附小是完全小学，设有高级和初级部，分为10 个班，共有学生300 多人，其中高小部有130 多名学生。高小部完全采用组织教授法。学生每6 人为1 团，有团长1 人；每6 团为1 组，有组长1 人；各组联合选出最高活动委员会。每种功课先由学生自习，再在团里研讨，有疑难处由教员讲解、说明。使用活页讲义，留有空白，由学生自行整理、填写。年级升级不严格，学业优胜者可提前升级。①袁植群：《青岛邹平定县乡村建设考察记》，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二辑，第八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361-362 页。

高小课程不限于智识研究，还包括健康体育活动和社会活动。这些活动由最高活动委员会组织安排。全体学生每日五点半起床，参加朝会，朝会时间为40 分钟。朝会是必修课程，每天考勤。朝会时分团、分组排列，团长向组长报告出席人数。初小的三、四年级也逐渐采取组织教授法，与高小类似。②袁植群：《青岛邹平定县乡村建设考察记》，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二辑，第八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361-362 页。惟一、二年级学生年级较小，自我管理和组织能力较差，教学以常规教员讲授的方式进行。

3. 成立共学处

1935 年7 月，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办理短期义务教育，山东省教育厅颁布办法，要求邹平实验县须在该年度增建短期小学25 处。此项教育经费只给少数补助，需由实验县的军事款和义务教育基金拨充，然而教员和学校设备都耗费不少，长期无以为继。当时邹平正在尝试导友制共学处的实验，正有成效，所以以此替代短期小学。成立共学处更为经济、便捷，可依托已有的村学系统，研究部、训练部和师范学校的学生都可充当师资。

共学处的办法是利用在学的优等学生来教育失学儿童，以空闲时间（如午饭前、晚饭后），为他们提供教育。一般失学儿童家境贫苦，无力负担学费且需要充当劳动力干农活儿，无法系统地接受学校教育。利用零碎的时间和灵活的地点，可以不妨碍其日常工作。从1935 年下半年开始，各乡学村学陆续成立共学处，截至1936 年3 月，邹平成立了262 个共学处，收容失学儿童2 227 人。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实验区概况》，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599 页。

共学处设备简陋，没有固定教室。常见的教学场所有墙角、树下、院中、井台旁等，桌椅不完备，就由担任教师的学生自己带着小脚凳，必备的设备是一块小黑板和一支教竿。共学处的教师被称为“导友”，教育失学儿童的任务由导友完成。乡学村学的教员则担任循环导师，负有指导考察之责。凡是7 ～14 岁的失学儿童都可到共学处就学，一处的规模为3 ～10 人。共学处使用的教材遵照山东省教育厅对设立短期义务教育的规定办理，必要时酌情变通。实验县拿出500 元的预算，对于办得好的共学处予以奖励。④《邹平实验县实施短期义务教育计划大纲》，李鼐编：《山东邹平实验县规程汇编》，邹平：乡村问题研究社，1936 年版，第7 章，第9-11 页。

共学处具体的做法从当年担任过“导友”的乡师学生王景五的回忆可以略窥一二。“导友”先在附近农村选择一合适的地点，常常在午饭后，召集村内的失学儿童，教他们识字、唱歌。王景五当年被分配到南关村，他挑中一棵大槐树，在树下进行教学活动，很快吸引了几个小男孩儿和小女孩儿的注意和围观，好奇地围在他身边，他抓住机会和孩子攀谈，告诉孩子他是县城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后会常来这里教唱歌、识字，还讲故事给孩子听，并让他们互相转告，那些没上学的孩子每天午饭后都来大树下学习。⑤宋一平、王景五、耿巨吾：《邹平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与张宗麟老师》，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38 页。

共学处借鉴了定县平教会的“导生制”，导生是“教学生的学生”，定县的“导生制”则受到陶行知“小先生制”的启发。⑥《教育研究》，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三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135-136 页。定县的“导生制”、陶行知的“小先生制”和邹平的“导友制”非常类似，都是乡村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经费、设备、师资严重不足，儿童失学率极高，正式的学校教育无法覆盖大多数学龄儿童，而用这种临时的权宜之计为失学儿童提供的替代性教育。虽然不能保证稳定的、高质的教学品质，但聊胜于无。相较于其他的贫困农村而言，邹平这些无力负担正式学校教育的失学儿童还算幸运，共学处的设立对他们多少有些助益。

4. 支持盲目改良词曲学校

梁漱溟不仅重视成人教育和一般的儿童教育，也关心残疾儿童的教育。盲目改良词曲学校的前身为创建于1928 年的盲目改良词曲研究所，由时任县长的楚礼阶创办，地址设在县城西南的准堤庵，是一所福利学校。聘请当地知名盲艺人杨再河任校长兼教师。杨再河精通多种民俗乐器，亦擅长唱曲、卜卦。学校成立后招收10 ～15 岁的失明儿童，每届十多人，学制3 年，可延期。学员一律住校，伙食自理。办学经费由县政府补贴。学员根据兴趣和特长自愿选修一门或多门课程，如唢呐、三弦、扬琴、二胡、占卜等。①《注重残疾人教育》，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 年版，第109-110 页。

楚礼阶卸任后，地方秩序混乱。在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研究所经费亟缺，学校举步维艰。1931 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落地邹平后，梁漱溟听闻此事，十分关心，特去盲目改良词曲学校调研、了解情况，肯定其教育意义和社会意义。于是，将该校划为县级正式学校，由县财政拨款支持办学，维修、改造校舍和教学设备。校长工资等同其他高等学校校长，盲童学员与其他普通学校学生同样享有参加县政府组织活动的权利。凡在校学员，县财政补助4.5 元的生活费。这所学校办了10 期，培养盲童近200 人。②《注重残疾人教育》，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 年版，第109-110 页。盲目改良词曲学校使这些盲童有机会得以学一技之长，有安身立命之处。

二、发展公共卫生事业

1.成立医院、卫生院

研究院早在1933 年夏就打算举办医药卫生事业，不过由于人才和经费限制，未能立刻办成。梁漱溟为此多方奔走，终于得到内政部卫生署及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的协助，与私立齐鲁大学医学院合作，并得到上海市卫生局李延安的同意，借聘其下属的高桥卫生事务所副所长李玉仁为主任，成立医院和卫生院。

医院先于卫生院成立，参加医院初期筹备工作的专业人员除了主任李玉仁外，医师有齐鲁大学医学院的章钊及其爱人唐桂莲、高继孟大夫，沈阳医科大学毕业的宫来泉等，管理药物的是齐鲁医院的张鸿琪，护士是上海高桥卫生事务所的牛席卿和黎梦琪，另外还有助产士罗静娴。③牛席卿：《我在邹平乡建期间所从事的卫生工作》，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6-177 页。经费则由省政府批准划拨4 800 元开办费，加上每月1 185 元的常用经费。常用经费由内政部卫生署、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和齐鲁大学共同拨付。医院地址定在研究院图书馆和县政府第五科房屋，经修葺整理后使用。医院自1934 年7 月筹办，9 月13 日开始诊疗，10 月1 日正式开幕。④《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实验区概况》，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628 页。

卫生院1934 年11 月成立，与医院的组织人员和经费并没有分开，实际上是一个团体，算是“一班人马，两套牌子”。如此设置是为了地方行政上的便利：医院作为救治诊疗机构直隶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卫生院则作为县政实验区的卫生推行机关直隶于邹平县政府。医院和卫生院内部原分为医务组、保健组、总务组、卫生教育组四组，后改为三组，将卫生教育组取消，职能并入上述三组共同处理。医务组的业务范围包括门诊、病室（即住院部）、病理检验、药物审查；保健组则负责妇婴卫生、学校卫生、传染病制止、环境卫生；总务组负责文书、庶务、会计、医药管理、生命统计、撰写工作报告等。另外，三组共同担负卫生教育方面的工作，即卫生刊物编辑、医务卫生人员训练、社会卫生教育、卫生教学等。①《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实验区概况》，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628 页、第629 页、第642 页。其内部组织职能可参考图1。

图1 医院、卫生院组织职能图②此图据《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实验区概况》中有关乡村卫生实验部分的内容绘制，原书中的图表可能由于排版或编辑失误，将保健组和总务组的职能范围倒置了，现将其修正。

卫生事业的推行除了医院和卫生院，也依托乡学村学。乡设立卫生所，村设立卫生室。卫生所由卫生院和乡学合力设立；卫生室由卫生所与村学合力设立。每个卫生所设卫生助理员（经过一年卫生教育培训的学生担任）2 人，卫生室设卫生服务员（村学教员兼任）1 人。为了更好地组织推进卫生医疗事业，还将全县分为三个卫生区，每区设乡村卫生工作指导员，由医师担任，专门指导卫生助理员的工作。邹平的卫生行政系统组织机构可参考图2。

医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诊疗工作。门诊的时间为每天上午8—12 点，下午2—5 点。治疗以免费为宗旨，初诊仅收铜元10 枚，复诊为4 枚，对特别困难的民众不收费。药费除了“九一四”外，一律免费。从医院成立到1935 年6 月底止，共诊7 635 病人，诊疗次数17 868 次。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实验区概况》，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631 页。据当时医院工作人员牛席卿回忆，每天去看病的往往有几十人。④牛席卿：《我在邹平乡建期间所从事的卫生工作》，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8 页。除了门诊，医院还在1935 年10 月创办了病室，即住院部，接受住院病人，有25 张床位，设有自来水、下水道、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为此医院特意临时请款3 800 元。⑤《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实验区概况》，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630 页、第640 页。除了在医院开展诊疗工作，为了方便民众就诊，医院和11 乡乡学合作，1934 年11月开办了11 乡诊疗所，每五天逢集日由医院医师和护士各1 人去坐诊。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实验区概况》，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638 页。

图2 邹平卫生行政系统组织机构图

医院将诊疗和卫生并重。除了治病诊疗，传染病预防和卫生教育也是工作重点。疾病预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注射疫苗，二是检查和发现传染病。邹平百姓对种痘认识尚少，为了减少天花，研究院作种痘训练，在各乡各村展开种痘，为10 500人种痘。另外，还为100 多个村的民众注射霍乱疫苗，防止霍乱肆虐。同时在学校中为学生体检，注射疫苗。医院医师和护士在诊疗和探访中，注意检查传染病，例如痢疾就是当时比较严重的传染病之一，一经发现，立即采取治疗措施。⑦《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实验区概况》，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633-636 页。

2.推进卫生教育

卫生教育包括学校卫生教育和社会卫生教育。学校卫生教育主要在学校，如简易乡师、乡师附小、11 乡学校儿童部试点，根据目的和学生层次各有侧重。在附小开设卫生课，进行卫生教育，注意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促进学生自身身体之健康。例如设立盥漱室，将患沙眼学生的洗漱用具分离搁置，以免传染他人。设立饮水箱，每个学生各有自用茶杯。在乡师则更注意培养具有卫生常识和技术的人才，以图将来能办理一村及村学的卫生工作。乡师的卫生教育分为甲级和乙级，课程设置均为四年，甲级是已经过一定的卫生培训，乙级则是新班。以新班为例，第一年基本课程每周2 小时，主要课程是生理学、解剖学和细菌学。第二年基本课程为普通疾病治疗，包括急救、眼科、皮肤病、药学等科，每周3 小时，并要求去医院实习。第三年基本课程为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包括传染病预防及接种、一般环境卫生、妇婴卫生常识、生命统计及死亡原因调查，每周2 小时。第四年实习。①《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实验区概况》，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633-637 页。

社会卫生教育主要通过设立卫生陈列室、组织巡回讲演队、卫生运动会等来推广卫生教育、普及卫生常识。另外，还于1934 年3 月举办了卫生助理员训练班，为期一年，为乡村卫生事业培养基础的工作人员。②《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实验区概况》，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639 页。

医院特别注重妇婴卫生和义务接生。当时的邹平还是旧法接生，婴儿出生死亡率很高，破伤风是常见的致死原因。为改善这一状况，1935 年4 月首善乡成立妇婴保健会，在各乡设分会，设会长、顾问各1 人，干事10 人，由医院护士、助产士和热心地方妇婴卫生的妇女组成，负责本乡妇婴卫生工作。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实验区概况》，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631-632 页。妇婴会从会员中选出人员学习新法接生，并对孕妇逐一登记，让孕妇及时通知，妇婴会派人义务接生。由于先期训练不足，几乎都是由医院护士负责义务接生，护士牛席卿回忆说“邹平的每个乡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④牛席卿：《我在邹平乡建期间所从事的卫生工作》，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9 页。。此外，还举办家庭卫生训练班，宣传讲授家庭卫生常识和妇婴卫生知识，这使得邹平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

三、改良社会风俗

梁漱溟十分重视矫正乡村的不良风俗，他认为，“乡间礼俗的兴革，关系乡村建设问题者甚大。不好的习俗不去，固然障碍建设；尤其是好的习俗不立，无以扶赞建设的进行。”⑤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230 页。在乡建期间，邹平破旧俗、立新风，在反缠足、禁毒禁赌、戒烟戒酒、改良婚姻陋俗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

1.反缠足

邹平女子缠足的风俗十分盛行，为了改变这一陋习，县政府在1934 年下达了女子放足令，颁布了《邹平实验县检查放足办法》，在乡和村两级分别组织建立妇女放足委员会。各村放足委员会每旬检查全村一次，各乡放足委员会每月检查全乡一次。规定自4 月10 日起，如果检查发现20 岁以下的女子没有放足的话处2 元以下罚款，7 月1 日后则处10 元以下罚款。例如，第五乡乔木村张玉楷的女儿没有放足，检察人员来的时候他态度不佳、拒绝被检察，说：“俺家这么大的闺女，怎么能随便让你们看。”⑥王建五：《忆邹平实验县自卫训练及第五乡学》，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01 页。县政府对其罚款5 元，以儆效尤，对其他村民有所震动，工作得以推进。

县政府对反缠足的力度较大，县政府公职人员及各级学校教职人员之家庭内若有检查发现继续缠足的则处10 元以上罚款甚至可撤职处分。县政府各科处职员下乡工作时皆负有抽查放足的责任。为了防止地方不端分子借机敲诈或执法随意的流弊，规定处罚由县政府执行，各乡村不得擅自处罚。罚款所得拨给村学使用。⑦《邹平实验县检查放足办法》，李鼐编：《山东邹平实验县规程汇编》，邹平：乡村问题研究社，1936 年版，第10 章，第1-2 页。除了乡、村两级的检查妇女放足委员会，县一级也成立了放足督查委员会，设督察处，主任张景南，有十几个工作人员，为了便利工作，多为妇女。督察处往每乡派一位工作人员同乡队长不定期挨户检查。

针对坚持不放足的家长，处罚还包括“游街”。例如，1935 年夏，村民就目睹了如下一幕：乡学职员在路上敲着锣，后面跟着一个50 多岁的老者戴着高帽，边走边喊：“我是某某村某某某，因为我不让闺女、媳妇放足，罚我游街，大家可别跟我学！赶快叫你们的闺女、媳妇放脚！”在他后面则跟着乡理事，手提“文明棍”（即手杖），押视这一惩戒的执行。在众目睽睽之下，受罚的老者充满羞愧、委屈、尴尬，啼笑皆非。①王向浦：《乡建时期邹平农村宣传、文体活动的片断回忆》，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80-181 页。

除了通过颁布法令、成立放足委员会对继续缠足的家庭施以惩罚之外，也非常注重教育宣传，但由于缠足的风气顽固，单单是教育宣传效果不佳，因此采取了教育和处罚“双管齐下”的手段。在颁布放足令之前，实验县就在做宣传反缠足的工作。例如，1933 年秋研究院师生曾下乡演“文明戏”，即通常所说的现代话剧，通过话剧宣传缠足之害。主要剧情是一家财主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缠足的闺阁秀女，二女儿是未缠足的学堂学生。一天夜里，财主家遭到匪徒绑票，二女儿翻墙跳到院外逃走；大女儿由于缠小脚，跳不起、跑不动，被歹徒绑走，老财主花了大笔银元赎回大女儿，最后醒悟，还是不缠足好。②王向浦：《乡建时期邹平农村宣传、文体活动的片断回忆》，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82 页。

2.禁毒禁赌，戒烟戒酒

当时国民党在全国开展肃毒运动，严禁贩毒，贩毒者一旦被抓捕，立即枪决，且无须上报上级机关，县长批准后就地执行。吸毒者则一般被关押在自新习艺所改造，待戒毒后由保人领回。对贩毒吸毒，实验县采取严厉措施加以禁止。为此实验县政府成立了禁毒委员会，各乡学乡队之间互相配合，设卡盘查，夜间定时巡逻，发现吸毒者立即关押，贩毒者被枪毙。禁毒中有名的“一役”便是截断邹平十三乡的走私贩毒路线。其时军队常涉及走私贩毒，当时驻扎周村的曹福林师就有副官卷入其中。为了肃清毒品，梁漱溟争取到韩复榘的支持，缉查军队走私贩毒，查获大量粉状和片状的海洛因，并将其当众焚毁。由于这些严厉的措施，加之邹平自卫联防组织程度高，执行有效，经过一个时期的治理，邹平境内贩毒、吸毒者大大减少。③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 年版，第98-101 页。

对于赌博、抽烟喝酒等不良风气，研究院主要采取劝导教育的办法，加之适当的惩戒。先加以教育劝导，以期乡民自觉改正向善，然后以强制手段配合，对顽固不改者抓捕处罚。研究院鼓励乡民根据乡约互勉互诫的原则建立地方组织，最为典型的有“乡村改进会”和“忠义社”。

“乡村改进会”和“忠义社”成立于1932年底。改进会以改良风俗、革除不良习惯为宗旨，不限于禁毒禁赌，还包括其他不良风俗，吸烟喝酒等也在其列。一般来说，村庄的农民都有资格参加改进会，选举出正、副会长，每月开一次全体大会，特殊情况可临时召集会议。改进会的劝诫公约内容有：劝导会员尊敬长上、亲爱和睦、协作互助、勤劳俭朴、听从规劝，不得谩骂斗殴、奢侈懒惰、沾染不良嗜好、欺凌孤弱、背弃公意。改进会还订立戒烟酒赌公约，对于会员违反公约吸烟喝酒的罚款5 角或1 元，犯赌者罚款2 元，违反公约三次即革名出会，会员之间负有互相监察纠正之责。④《乡村建设旬刊汇要》，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266-267 页。

忠义社则一般吸收15 ～45 岁的男性农民，入社需公正人介绍，每年需缴纳1 元储蓄金，退社时退还。忠义社有正、副社长各1 人，另有会计1 人、干事若干。社员大会每年两次，通常在六月初一和腊月十五举行，特殊情况可临时召集会议。忠义社的宗旨是互相规劝、忠实做事，培养人格、明辨是非、主持正义，改善乡村风俗。规约提倡孝悌力田，戒免横暴游堕；崇尚节俭诚朴，戒免浮荡奢华；尊崇敬老慈幼，戒免傲慢欺诈；奖劝急公好义，戒免赌博盗窃。规约特别强调，赌博、欺诈、吸毒贩毒属于永久戒绝之事，凡社员一律禁止以上行为。对于急公好义的行善者，忠义社以息金购买纪念品予以奖励。许家道口的忠义社还有自己的早起歌：“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扫庭院，修道路，要内外整洁，清光无限好。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勤俭孝友，慈幼敬老，乡村风俗自然好。力田而食，布衣亦尊，天下将太平了。”①《乡村建设旬刊汇要》，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210-212 页。

改进会和忠义社是在研究院的鼓励引导下，农民自发组织的地方团体，旨在改善乡村风俗。除了农民自发的努力外，乡村工作人员注意到许多不良习惯和风俗，例如赌博、吸烟等，原因在于乡民生活劳苦，乡村文化低落，几乎没有合理良善的娱乐。针对这一情况，组织乡民同乐会、农民俱乐部，从事新式话剧、播放留声机、教农民演奏乐器、唱歌、放电影。定期召集谈话会、聚会，使得乡民有机会各献其技，吹拉弹唱、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变戏法，以尽其乐，寓道德教育于娱乐之中。②《乡村建设旬刊汇要》，王强主编：《近代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280-281 页。乡学师生和乡队为了配合改良风俗的举措，也常常编演一些劝诫宣传歌曲，如《戒烟歌》《回头是岸》等。③卢资平：《忆邹平实验县第十二乡乡学》，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15 页。用良好正当的娱乐丰富乡民的生活，减少赌博吸毒等不良之风。这些娱乐方面的举措受到乡民的欢迎。

此外，对坚持恶风陋习者的处罚也必不可少。在不良风俗中，查处最严厉的就是赌博，为此实验县成立了禁赌委员会。若赌博被县、乡自卫人员查获，第一次当众责打5 板，第二次责打10 板并罚款，坚持不改的送县政府关押。1935 年成立的“自新习艺所”就是关押各种违法犯罪分子的地方，所内设木工、编织、印刷等手工作坊，为轻犯劳动改造所设，一般教育改造表现良好者，10 ～15 天即可释放。④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 年版，第118 页。梁漱溟为自新习艺所题联：“施教育，设感化，希望他永勿再犯。建工厂，习技能，以求其自谋生活。”⑤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 年版，第119 页。从自新习艺所的名称和梁漱溟所提的对联可以看出，其与一般监狱相比，它注重教育，即使在最强力执行的暴力机关如监狱也没有完全放弃教育。

乡队常和赌徒斗智斗勇。据当时第五乡的乡队长王建五回忆，第五乡周乔村赌风炙热，有些赌徒常常聚众赌博，张玉红家就是一个赌场，还吸引了第三、第四乡的许多赌徒。他们为了防止乡学抓捕，派专人在村头放哨。有一次联庄会员10 人去“抓局”，还没到村头，就有放哨的人去通风报信，因此赌徒都跑散了，只剩桌上赌具来不及收拾。乡队将赌具没收烧毁，并对张玉红提出警告。还有一次在东范后街抓聚众赌博者，为首的罚款5 元，其余的罚劳役，为乡学体育馆跳高、跳远的沙坑推沙子一天。⑥王建五：《忆邹平实验县自卫训练及第五乡学》，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01 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赌徒为了继续赌博发挥各种“聪明才智”。例如十三乡双柳村的禚宜先是个职业赌徒，禁赌运动在邹平开展后，他收敛了一个时期，后跑到十三乡与高苑等县接壤的田镇聚赌，影响很坏。田镇中心街西属于邹平管辖，街东属高苑和滨州、浦台，这些县对聚赌根本不管。禚宜先利用这一点，在街西聚赌，配有暗哨，一听到十三乡乡队骑自行车开始行动了，马上撤到街东继续聚赌，十三乡乡队几次抓捕失败。后来这一情况上报到梁漱溟那里，梁漱溟指示可越境抓捕，他负责向其他县长交涉，最终乡队越街抓捕，按规当众责打。他后来试图贿赂乡学负责人，送猪肉、烟酒和50 元大洋，被拒收。禚宜先见乡学禁赌态度坚决，从此不敢在附近聚赌。

3.改良婚姻陋俗

邹平盛行早婚，男子常常十二三岁就结婚，更有不满十岁即成亲者。通常女子大男子7 ～8 岁，亦有大过10 岁以上者。这种“小新郎大媳妇”的婚姻在邹平十分常见，男方家为了早些得到一个劳动力，很小就给男孩儿娶媳妇。女方家庭索要的彩礼较重，一般要300 ～400 元，童年订婚的童养媳也要100 元左右。①《附告白》，李鼐编：《山东邹平实验县规程汇编》，邹平：乡村问题研究社，1936 年版，第10 章，第5 页。针对邹平男子早婚、新郎新娘年龄悬殊、索要彩礼过重近于买卖婚姻等不良婚嫁习俗，研究院专门制定了《邹平实验县取缔婚姻陋俗办法》，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民法，规定男满17 岁、女满15 岁可订婚，男满18 岁、女满16 岁方可结婚，且女方接受彩礼不可超过150 元，违者将依法从严处理其法定代理人（家长或其他主婚人）及介绍人。②《邹平实验县取缔婚姻陋俗办法》，李鼐编：《山东邹平实验县规程汇编》，邹平：乡村问题研究社，1936 年版，第10 章，第2- 3 页。

针对早婚陋习邹平采取了教育劝导和行政处罚相结合的举措。村学乡学教员宣传早婚之害，有了完善的户籍制度后，青年订婚、结婚都需要登记审核，符合要求的发给核准通知书，违反的则拒绝登记并劝止，违者罚款10 元，家长打手心，但收效甚微。有的青年试图绕过户籍管理处登记，自行结婚，在得知情况后乡学将其家长拘留教育，勒令其退婚。③耿巨吾、宋一平：《邹平实验县第二乡乡学》，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10 页。由于长久以来的习俗和强大的现实需求，实际执行起来并非易事，“偷婚不报者有之，冒名顶替者有之”④王峻明：《简述邹平实验县第十三乡乡学》，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27 页。。还有村民明着早婚，准备好罚款，主动交给工作人员。⑤田慕周：《我参加邹平实验县户籍工作的情况》，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66 页。这些办法和宣传有一些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邹平的婚姻陋俗，但并非立竿见影。

四、结语

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平教会或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不同，本着平民教育或职业教育的初心，专注于乡村教育。梁漱溟一开始并未把乡村教育作为重要的关注点，如他在1934 年所说：“我当初本来不愿承认在此地是办教育，而今日事实上又不容不承认是办教育。”⑥梁漱溟：《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431 页。这种张力在于梁漱溟不愿研究院被视为单纯的教育机关，更不愿意邹平的乡建运动被视为乡村教育运动，他有着更宏大、高远的目标，即一种“建国运动”。不得不承认是因为教育在其乡建理论中有重要的地位，而在本着其理念行动的实践过程中自然不能不走向教育。本文侧重从学校教育的层面审视梁漱溟在邹平的教育实践，这只是邹平教育实践的一个方面。邹平最具特色的是普通民众教育而非学校教育，广义上的教育其实贯穿于乡建事业的方方面面。

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邹平的医疗卫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尤其是在诊疗、传染病预防、卫生教育和妇婴保健方面。医院的建立有益于解决邹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诊疗带有公益性质，住院部的设立更是解决了需要住院的重症病人的需求。除了县一级的医院还与乡学合作开展诊疗所，医生护士下乡坐诊，便利了农民就诊。邹平卫生医疗的一大特色就是诊疗与预防、卫生教育并重，从医院和卫生院“一班人马，两套牌子”的机构设置可窥见一斑。疫苗接种有效防止了传染病的扩散，义务接生和妇婴卫生普及降低了婴儿死亡率，这些都是有益于民生、保障民众生命安全的措施。抽水马桶、盥漱室、自来水、饮水箱等在当时的邹平农村算是相当先进的卫生设备，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民众卫生习惯的养成，这些举措推进了邹平个人健康和社会卫生的发展。学校卫生教育特别是乡师的卫生教育，相当有体系。四年的课程设置，虽然和专业的医学院不能相提并论，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是经济高效的乡村基层卫生人员培养方式。邹平的医院和卫生院作为医疗卫生事业的推进机关，从个人、学校、家庭、社会和人才训练方面着手，提升了邹平的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了农民卫生习惯。邹平之前几乎没有西医，农民大多找中医、巫医。研究院在邹平初步建立了现代医疗卫生系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医院和卫生院在人员和经费紧张的情况下，短短几年时间做出这些成绩，实属不易。

改良风俗是研究院和实验县工作的重要部分，乡建工作者有意识地破旧俗、立新风，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变，使得邹平的面貌焕然一新，特别在反缠足、禁毒禁赌、戒烟戒酒、改良婚姻陋俗方面，是研究院重点抓的工作，相应地也最有成效。在改良风俗方面，除了上述主要举措外，研究院还提倡婚葬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拆除神像，破除封建迷信；鼓励民众向善向上；热心公益和团体；禁演有伤风化的“粉戏”；组织剪辫子活动等。移风易俗不是“雷厉风行”便可一蹴而就，而需要缓慢而长期的“春雨润无声”式的潜移默化。总体而言，这些改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