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晔（以下简称“佘”）：卓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以此打开通向您精神世界的窗，目睹一位女性基础科学研究者的个人风采与人格魅力，这是一件颇让人激动的事。首先，我们从您与文学结缘的契机谈起，好吗？您是如何从一个偏远的湘西县城出发，一步一步抵达今日个人的文学研究高地？我想，这是一次漫长的人生跋涉，更是一次次人生的突围表演与精神历练，可否详细说说？

卓今（以下简称“卓”）：佘晔好！嗯，我们私下里其实也经常聊天，今天比较正式。文学高地还谈不上，山高水长、遥不可及。我老家是慈利农村的，溇水河边离县城7公里处的一个很漂亮的村庄。从农村到科研机构的确是很漫长的跋涉，至少在我20岁以前我是不知道我会干这一行。说来话长，我求学的道路很坎坷，初中第2个学期只读1个多月就辍学了，才12岁。辍学的原因主要是不小心把学费弄丢了。辍学那几年主要兴趣在两件事上——看书、下象棋，属于不务正业。村里小伙伴都到国营石灰厂捡小石灰，厂里回收我们捡来的石灰，我们需要到总务处窗口开票后再到财务领钱，每次踮着脚到窗口取票时总会看到给我们开票的朱法瑾大伯背后一排书柜满满的书。有一次我说你那些书可不可以借我看看，没想到朱法瑾大伯爽快地同意了，但每次只能借一本，看完再借下一本。就这样，他背后书架上的书基本上都看了。明清章回小说、历史文献、四书五经，以及其他学术著作，虽然看不懂也看了。街边书摊的连环画也看了不少。到县城图书馆还办了借书卡。外国作品看得少，只看了3部。除了看书就是下象棋，当时国营石灰厂工人业余热衷于下象棋，村里孩子受影响，都懂点象棋套路，我是其中比较狂热的一个，跟县里获得过省级奖的人挑战，后来我在学校还拿过象棋冠军。辍学6年，已经18岁，当时被作为村里妇女主任后备人选，入团以及选为乡人大代表。亲戚邻居为我担心，认为我成天泡在书里，整个人废掉了。好在我父母对我这个行为比较放纵。我想重新上学，又不想插班初一或者初二，他们都小我好几岁。我把村里上过高中的韦从军的课本借来，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初中数学、物理囫囵吞枣过了一遍。我又说服二舅让刚刚初中毕业的表妹也重返学校，我们一起插了一个初三班，我跳两级，他们都是初三复读，这样我跟他们年龄差距就不明显了。恶补英语，床上墙上都贴的英语单词。化学比他们复读生还考得好，一向对自己化学成绩自信的武金爱还哭了一场。当时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就考了常德的一个中专，那是1987年。经济管理专业要学高数，我一直喜欢数学，对数学的热情又被点燃，第二学期时成为数学课代表。这所学校据说不在了，我非常感谢这段学习经历。如果没有这一个阶梯，那么后来进一步知识提升会更难。毕业 21岁了。未来的路怎么走，没有人规划，自己也是稀里糊涂。现在做文学研究，做基础理论跟少年时期大量阅读有关，特别感谢当年给我借书的朱法瑾大伯。大概10年前我要我表弟找到了他，他从县经委退休，住在滨河大道澧水河边。知道他家地址后，我自己又登门感谢。老人家70多岁，很健谈，正直善良，关心国家大事，愤世嫉俗。至于他家为什么有那么多藏书，忘记问他了。

说到跟文学结缘，其实主要是少年时期读的那些书做了铺垫。我最开始是在报社工作，编副刊版、周刊版，就很自然过渡到文学。工作量不大，看了很多闲书，也算是为后来搞文学研究做了铺垫。到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后，正式搞学术，因为是半路出家，珍惜时间，一路狂奔，没歇气。

佘：在您讲述的这些不同阶段的人生故事中，现在回想，您觉得哪些事或人对您个人的成长来说是比较重要的，甚至说改变了您的人生轨迹？

卓：现在看来，每一个阶段都重要。比如少年时期的阅读很重要，虽然不系统，不专业，这些资源对做批评和理论是有大用的。还有在报社那段时间也很重要，报社副刊的工作很轻松，不像现在这样高密度、高强度的工作状态，那种闲适的状态对人的身心是有好处的，看自己喜欢的书，有时间思考。那时候阅读虽然比较杂，但比少年时期更深入、更系统。现在觉得那时候浪费了很多时间。不过，想开一些，人不能一直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

人生的轨迹其实很奇妙，有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很早就埋下了伏笔。虽然说20岁之前不知道未来的发展，这种痴迷于阅读实际上就有一个指向。也有好几次选择职业的机会，党政部门、银行、出版社等都是有机会去的，但“想做学术”这颗种子很早就埋下了。当我又一次面临职业选择时，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听到“社会科学院”这个词，它像一道光直冲我的心灵，带着一种神秘的力量，让人无法抗拒。进省社会科学院以后是我成长最快的时期，科研机构逼着人上进，如果在别的行业就不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经历了不完整的本科教育，学了汉语言文学和英语两个专业，硕士研究生是学的英语翻译，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士时已经是研究员。

佘：更进一步说，您是省里专门文学研究机构省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在您的倡议下发起成立了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您担任首届会长;您还先后获得过省直机关“巾帼建功标兵”和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由此是否可以理解您骨子里还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是一位积极追求“入世”的女性？在此基础上，您又是如何处理和平衡社会身份、文学研究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

卓：“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的发起人实际上不是我。大概是2017年1月，龚爱林书记（后来升任省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发起成立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要我着手组建队伍。当时筹备组包括我自己一共有9个人，还有40多位理事，160多位会员，大家一起组建这么一个学会，想为湖南文学做点事。2017年11月召开成立大会。第一届名誉会长也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文学评论大咖，凌宇老师、李元洛老师、胡光凡老所长他们都亲自参加成立大会。省委宣传部、文联、社科院、作协等部门的主要领导都出席了会议。这个学会成立得到官方和民间双重的重视。成立这个学会也是希望湖南的文学评论家为湖南文学繁荣发展出力，同时也有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任务。

我大概属于只埋头做事不看路的那种人，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所以不知不觉地全身心投入，至于你说的那些荣誉也不是“入世”的证据，我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做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量化与价值之间是有张力的，而且后者非常抽象。我早期的阅读视界的确集中在儒家的经典文本，这些经典曾经给了我一些精神信念。很多人对儒家精神是有误解的，儒家经典也培养人的理性精神，我们看到的这个理性精神最突出的表现是参与社会活动和国家治理。儒家主张人的价值理念的塑造，它的表现方式不能仅停留在空想和思辨，而是要通过行动去完成。西哲也不是纯思辨的，如苏格拉底之死就是超越字面意义去解释理性的。后来随着阅读类型和容量的扩大，有了更广大的视野。当然总体来说，儒家讲实证，西哲讲理性，道家讲悟证，禅宗讲心证，各路的知识根基有它最合理的部分。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搞学術需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世界价值体系解释能力，二是处理增量信息的能力。当你形成一个大的知识架构后，就会发现任何问题需要整体地、系统地看待。儒家的“慎独”对于人格修养是有普适性的。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实际上就筑起了一道理性的堤坝。王阳明在《传习录》提出了省、察、克、治具体修炼方法。儒家的入世也是有弹性的，所以你刚才提到个人获得荣誉与入世的关系，孟子早就提醒人“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就中国哲学本身来说，各种学说综合起来才是圆融的。人不可能一直很投入，一直很刚性，总有放松的时候，或者遇到阻力的时候，那么老庄学说、禅宗学说都是可以解决人生遇到的艰难复杂的“大问题”的。迂回和中庸也可以作为方法论来看待。《庄子·秋水篇》庄子钓于濮水，他把自己比喻成那只老龟就很有意思。所以你说的社会身份、文学研究与个人生活之间如何处理的问题，它们并不是分裂的，文学研究包含的价值理念一样可以不露痕迹地渗入个人生活，成为生活常识的一部分。知识的纵深度和空间感对每个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佘：您说得太对了！确实，就像您说的，可能我对儒家“入世”精神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人的一切思想都要靠行动去实践，并把每一种实践自觉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以此实现人生价值。我们又回到文学内部接着说，综观您目前已发表的百余篇研究论文和出版的多部专著来看，湖南作家残雪在您的研究生涯中占据重要位置，对此您认同吗？为什么如此？

卓：残雪是一位有未来感的作家，她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展现。我到社科院第3年就参与《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中的《残雪评传》的撰写。这要感谢我们胡良桂老所长，这个项目一共4本书，培养了几位包括我在内的青年学者，像吴正锋、刘长华。为了写好残雪评传，不得不研究西方哲学，西方文学也由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扩展到其他现代派，为后来研究阐释学打好了基础。在写《残雪评传》之前喜欢看“好看”的哲学，如法国存在主义的尼采、波伏娃、萨特、加缪等。英国经验派我也喜欢看。当然西方文论如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对做理论和批评的人来说那都是必修课。研究残雪后，因为残雪的作品有很深的结构，要打开她的文本，需要哲学思维，所以从那开始看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直是案头的“工具书”，书本上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有这样的阅读基础，后来研究阐释学，再看伽达默尔、施莱尔马赫、保罗·利科、帕尔默等就很得心应手了，看马恩全集就很轻松，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来说很通俗。

佘：除了残雪，还有很多作家也是您积极关注并做出精彩阐释的，如黄永玉、韩少功、格非、张翎等。这些研究视角独特，学理深厚，同时兼具时代性和创新性。可否分享一下您的研究心得？

卓：湖南作家我写过很多评论，有几十位，其中有大作家也有暂时没有名气的作家。有些作家我还没有评论，还在等他们出好作品。我认为有些作家虽然已经很有名气，但还没达到他自己的最高水平，但只要他还在写，好东西就出得来。省外的作家也有几十位，单独研究的有格非、张翎、金宇澄、冯良、东西等作家，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作家也有涉及。你上面提到的几位，湖南作家研究比较多的有残雪、黄永玉、韩少功。黄永玉是湘西走出去的文化巨人。大家都知道他是大画家，忽略了他的文学方面的成就，他的诗歌曾经获过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奖（评1979—1982年出版的诗集）一等奖，一等奖一共7名：艾青、张志民、李瑛、公刘、邵燕祥、流沙河、黄永玉;二等奖有19名，其中有舒婷、杨牧、刘汉、雷抒雁等。黄永玉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收获》已经连载了1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200多万字。这部小说以自传体形式，从3岁开始，已经写到20多岁了。97岁的老人，文笔仍然有激情活力。他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感悟，诗人的语言，哲人的思想，传奇家的叙事技巧，透露了很多具有人类学和社会学价值的亲身经历。读者也可以从他的小说中得到各种体验：深思、放松、治愈等。整体的文风既有沉稳厚重的包浆，又很时尚很鲜活。这部小说关注不够还有一个原因是体量太宏大，研究者望而却步。韩少功是研究得比较充分的作家，他是国内比较少见的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他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走向有很深的洞见。思想深度与形式探索是同步的，你能感觉到每一部新作中他的那种敏锐的艺术嗅觉。作品的前沿性和预见性与未来价值是有深刻关联的。

周立波、张枣、昌耀、王跃文、阎真、唐浩明也是在我近期研究计划之中，有的研究论文已经发表了，有些是以著作的形式出现。还有湖南当代作家的整体研究，涉及到几十位，包括80后、90后，也是以著作的形式呈现，已经写了大半了，顺利的话近两年完稿。

佘：前面提到，您既是“所长”，又是“会长”，作为湖南文艺评论事业发展的领头人，您在积极开展文学研讨活动、加强省内各个文学平台之间的合作与联系、推动湖南文艺评论走出去等方面做了大量积极而有效的工作，请问您对湖南文艺评论事业的发展有何深层次的思考和期待？

卓：研究和评论区分开来谈，文艺研究包括文艺理论、文艺史、文艺批评。我理解你这里说的文艺评论应该是指文艺批评，与学术论文不同，批评有它自己的优势，尤其是短评，好的评论新鲜多汁、有启发、有引领，它的影响力可以贯通读者、作者、文艺市场全领域。这一块别说湖南，整体上中国的文艺评论都做得不够好，文艺评论人才集中在高校和研究机构，评论家的精力被考核制度指向大论文。人文社会科学重大原创性成果需要深度研究，这种考核制度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的拓展空间还无限大，这一块任务很重。国家每年发放那么多社科基金项目也是基于这个考虑，学者的晋升指标指向了这个标准。那么，学者对那种形式灵活的文艺批评的热情就必然被占用。

“湖南文艺评论事业的发展”这个话题是个应用对策性的研究了，湖南文艺评论事业发展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到人才、平台、制度、观念、政策等方方面面。评论家成长的外部环境很重要。评论家的成长需要平台，青年评论家发表文章很难，像《文艺论坛》这样的专业文艺学术期刊还要多扶持他们。孵化和培育一定数量的知名学术期刊，这个需要有大环境大政策支持。

评论家个人品牌提升，请进来和走出去都很重要。举办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也是评论家扩大影响的途径，还要保护批评家的个性，应给批评家充分的批评自由，鼓励有见地、有思想、有风格的个性化批评，学术争鸣、积极向上的批评氛围很重要。批评同创作一样需要产生标志性的人物。实际上“文学评论湘军”“文学理论湘军”一直没有成气候，这也影响到湖南文学创作在全国的影响。批评是连接创作和读者的中间环节。信息化时代文学的生产、传播已经不能是单打独斗，需要发挥创作、评论、理论互联互通的功能。要整合文学批评人才力量，投入经费，发挥文艺评论团体力量。

要從考核机制上加深评论与创作的联系，将评论纳入职称评定等考核指标。高层的政策激励很重要，对文艺评论、理论有政策导向，有经费支持，加大奖励力度，在资金投入比例上向上海、浙江、江苏等发达省份看齐。增加文学评论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数目，增加文学评论的社科评奖数目，让真正从事文学评论的专家在项目评审方面有话语权。文学评论项目资助在给予主旋律题材立项的基础上，加大对普通题材的扶持力度。做一个评论家其实要求很高，评论家还不能只坐冷板凳，除了进行文本（作品）的内部研究，还要了解社会外部环境，身兼社会活动家，与创作界、市场、出版界有联动，批评家通过一些外部活动提升自身能力，如把握文艺市场脉动的能力、预判文学写作总体走向的能力等。自身素养是基础性问题，如观念更新、学养提升等，既要视野宏阔又要手法精进。这里不展开，这些基础性问题也是需要专题讨论的。

佘：好的。我记得有一次到您办公室汇报学习、工作情况，您说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我顿感惊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同时自信心受到极大鼓舞，谢谢您！所以可否描述一下您年轻时候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您对当下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有何寄语？

卓：全国大大小小高端学术会议都能看到你的身影，到处找大专家约稿，你这股拼劲很让我感慨。我从搞学术以后很拼，高强度工作，一年到头没休息。我每天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散步，有些问题就在散步时思考解决。现在我感觉精力充沛，做学术50岁正当年。人生太短，很多事要抓紧做。

不敢说对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寄语，分享一点经验吧。青年人还是要有甘愿奉献学术的心态，要有丰富的知识打底，理论基础要好，眼光还要独特，要有原创精神，说自己的话。青年人作为网络原著民有个不好的习惯，遇到问题首先上网找模版，自己懒得耗费心智思考，改掉这个毛病很重要。评论者面对作品时，对这个作品的定位就需要放在大纵深时间和大广度空间的坐标系里，评价这个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处于一个什么层次，历史性和现实性同样重要。一个批评者如果阅读太贫乏，见到一个新东西就会一惊一乍，停留于感性层面，无力进行深层次挖掘，就很难拿出有分量的批评，那么说出来的话也就难以服众。

现在的青年人从事文艺评论有很多现实问题，高校和社科院从事文学评论的学者很累，因为要晋升职称，要按体制内的考核量化标准去做，做评论其实很不自由。当然很多青年人找到合适的方法，还是可以做好。文联、作协还有媒体编辑做批评在考核这一块要好一些。现在文艺事业开始繁荣起来，文艺形式越来越丰富，而文艺评论相对滞后。青年人敢于创新，有新视角、新思路、新发现，要发挥好这个优势，因为现在是最需要文艺评论的时候，也是最能出成果的时候。

佘：感谢您宝贵的经验分享与判断。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包括我自己的评价，您都毫无疑问是一位成功的女性，同时散发着社会女性和知识女性的双重魅力。相比成功男性，您在时间和精力上要付出更多。在这条漫长的文学研究之路上，对您来说最难的是什么？有过哭泣、遗憾和放弃的时候吗？

卓：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研究者，算不上成功。实际上，这一行做久了，时间和精力分配是一个不需要过多考虑的问题，砍掉不必要的应酬，生活简单，关闭工作以外的社交通道。家庭事务会花费很多精力，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时间，想要沉下心来做学问，就得像吝啬鬼攒钱一样攒时间。最难的是要做出有价值的东西，做研究就会有问题意识，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就得啃硬骨头。在突破问题的难点和堵点时，看你怎么做，你是哭泣、绕开、放弃，还是迎难而上？依我的性格，我肯定是选择后者。

佘：可否透露一下您接下来的研究计划和人生规划？

卓：我的人生规划和研究计划总体来说是重叠的，也就是说除了做好研究没有额外的人生规划。其实我想去的地方很多，想到世界各地走走，但没时间，只能趁开会的机会抽半天时间在当地看一看，现在制度按规定开会就是纯粹开会，没有安排文化考察的时间。2017年去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学开会，来回一共5天时间，两天会议，路上两天多，实际上只剩余大半天时间，冬宫一个地方就得花一天，不过能顺便看一眼也可以了。

未来的研究基本上按现在手头做的顺着往下走，一是做评论，二是做理论。做好评论一定是要在文学现场，重点做好湖南文学研究，做好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史等研究，这也是作为地方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职责。同时关注和介入国内重要文学思潮、现象、相关作家作品研究。我们社会科学每年有寒暑期集中调研，做一些田野调查，利用这个机会会做一些地方文化研究。

做理论主要是文学阐释学，这个已经做了好几年了，你现在去知网看，会发现我近年来的成果这方面比较多。现在手头正在做的有两个大东西。这是一个正在开拓的领域，这一块遇到的难题很多，希望有生之年在这方面做出有价值的东西来。

佘：非常期待您在新领域开拓出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其实，“价值”二字您经常提及，我的理解中，它包含了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时代价值等多个层面，集中融合于像您一样的知识分子的人生实践与探索当中，这也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所以，作为一名人文社会科学从业者，特别是文学研究者，您认为新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有怎样的胸怀与情怀支撑去践行时代赋予的学者使命？

卓：学者使命有一个基本的东西是不变的，我们仍然可以以出生在1000年前张载的话来给自己定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新时代学者比过去更难，面临的压力更大。学者的使命跟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每个时代学者思考问题的重心不一样，解决的难题也不一样。过去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花很大的精力学习西方，研究西方理论，这是必要环节，因为整个工业化、现代理念都是从西方来的，现代性仍然处于未完成状态，但学习和模仿西方的时代已经结束，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下，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当务之急。古今对接、中西汇通，现在做研究要有全球意识，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经到了这个层面，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因此学者在思考问题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为什么高层提出要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些软实力不上去，就会出现“经济巨人”“文化矮子”的局面。西方人经营西方强势文化不是一两天形成的，撇开古希腊古罗马不说，人家也经历相对封闭相对滞后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他们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你会发现从几百年前，他们一些小团体小地方的研究机构、大学做的文化研究都向外的，他们文化扩张与经济扩张是配套的，探险的舰队、船队随行人员除了自然科学工作者，还有大量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以及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传教士，甚至把印度文化、东方文化、斯拉夫文化、阿拉伯文化都纳入他们的研究范围。新时代对学者的要求更高，感性层面的知识解决不了问题，需要有大的逻辑框架和知识体系。

（作者单位：湖南省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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