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佳山 白龙飞 贾宇鑫

摘 要：《大明王朝1566》的草蛇灰线蔓延在清末民初、“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乃至于20世纪中国的基本气质，都飘散着来自明朝中后期的精神气息。“明清小冰期”这一覆盖全球范围的重大气候现象及其对明朝中后期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剧中最重要的线索之一。如果脱离当时极为特殊的气候条件对全球农业文明的全方位影响，而单纯、孤立地去探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不仅无法进入到《大明王朝1566》的历史现场，甚至在美学上都无法对该剧进行有效的解读和阐释，更遑论对在气候变迁周期的个人奋斗与历史进程之间所生成的人类情感、经验与美学等感性机制，投以极限的未来眺望。

关键词：刘和平;“明清小冰期”;封建伦理;完美君臣

2007年，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一经播出，就以其精湛的制作水准、激荡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很快被视为中国电视剧的顶级标杆。该剧的相关话题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相关讨论也早早溢出了传统电视剧评论的单一范围。

在刘和平的“王朝三部曲”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明王朝1566》，其实存在大量涉及气象灾害的内容。全剧总共46集，其中不低于三分之一的篇幅都直接涉及到了气象灾害所引发的连锁问题。该剧中气象灾害出现的频率和比例，要远高于一般的历史题材电视剧，而且在剧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于一般历史题材电视剧。气候变迁导致的气象灾害，并不是一般性的历史背景，而是常常作为戏剧矛盾冲突的核心线索，直接推动剧情发展，影响人物命运，是全剧叙事展开不可或缺的主要动力之一。

然而颇为尴尬的是，一方面，该剧迄今为止都被视为我国电视剧行业的标杆性代表作;另一方面，评论界、学术界的相关文章和讨论稀少极为反常，相关领域的一线专家几近从未专门撰写过该剧的评论和研究文章。评论界、学术界在过去十多年来对该剧的解读和阐释角度也多集中在封建伦理、“朝廷不分”、“家国不分”、“王权主义”、正义—邪恶、资本主义萌芽等十分有限的视野，始终没有从这些宽泛的文化、社会层面跳脱出来，更遑论进入到全球气候变迁的大历史视野对该剧予以深入审视。“明清小冰期”这一覆盖全球范围的重大气候现象及其对明朝中后期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剧中最重要的線索之一，评论界、学术界长期以来几乎从没有进行过任何讨论，因为如果脱离了当时极为特殊的气候条件对全球农业文明的全方面影响，而单纯、孤立地去探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不仅无法进入到《大明王朝1566》的历史生成现场，甚至在美学上都无法对该剧进行有效的解读和阐释。

一、从嘉靖到海瑞，为什么这对“完美君臣”具有典型性和悲剧性？

“海瑞罢官”等《大明王朝1566》中所标识的明朝中后期的文化印痕，在中国的近现代文化当中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由于20世纪中叶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影响力不仅没有衰减，反而一直延续到诸如世纪之交的《万历十五年》，甚至来自网络文学这样的“平行”世界都有“工业党”的穿越题材创作在不断向明朝中后期予以遥远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大明王朝1566》、对于明朝中后期的解读和阐释，就不仅仅是一个封闭文本的内部问题，其复杂性、开放性也放大了传统理论范式、认知工具的局限性和无效性。

《大明王朝1566》的编剧刘和平曾有过这样的自述：“明朝人特别是我书中所写的那个时代的人，都生活在‘困境人生之中。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到了明朝，几乎达到一个顶峰，最严重的问题是‘朝廷不分‘家国不分。”{1}所以，在该剧的评论当中，最不乏从封建专制的政治伦理角度，认定《大明王朝1566》是着意通过表现“三大权力交锋”，来折射嘉靖、海瑞和众多内阁成员的“困境人生”，着重表现这个过程中的人性挣扎，从而控诉“朝廷不分”“家国不分”的权力体制。

例如，政治思想史学学者刘泽华就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质是什么？......刘和平的作品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王权主义。电视剧一开头，就以天象示警，就在朝廷上打板子，几板子打下去，就打出了君臣关系的本质——‘王权主义”{2}。

文艺评论家梁光弟则进一步展开：“本剧在矛盾设置展现方面的特点之一，把多种多样的的矛盾演绎成悬念四起、险象环生的矛盾，这里有忠臣与贪官的矛盾，有太监群起内部的矛盾，有严氏父子之间的矛盾，有叛变分子与倭寇之间的矛盾等八九种之多的矛盾，在叙事策略上也是不容易的。但是本剧在构建上最重要的一个优长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众多矛盾冲突之中，贯彻始终的是正义和邪恶的矛盾，这样和过去的历史剧是不同的，过去历史剧津津乐道的是皇族内部为了保住皇帝宝座，尔虞我诈，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反目成仇。”{3}

对于该剧，也不乏从资本主义萌芽角度展开的探讨。明史专家毛佩琦指出：“《大明王朝1566》这个戏，我们认为它基本把握住了历史的本质，这个历史本质是什么？用过去传统的说法，明朝在中后期有五种社会形态，这个怎么回事儿，这个还需要讨论。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出现生产力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时期，出现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的时期，是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时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文化还有根深蒂固的土壤，但是新的东西已经出现了。这么一个时代，《大明王朝》把握了这个时代。”{4}

文艺评论家曾庆瑞则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当时在中国为什么不能茁壮成长？因为朝政腐败，生产关系就是这种关系，他不可能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再生长。因此就必须要扳倒严氏父子，这个问题的解决，才有了后来的发展……海瑞只不过是那场政治斗争的板砖，他重重地砸在了贪官的身上，他们受不了。所以解决社会的矛盾是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矛盾是为了创造条件，让资本主义萌芽更好地发展。所以通过改稻为桑就是具有一个科学的历史意识，乃至于我所讲的历史真实的精神。这也是符合当时的现实。”{5}

诚然，探究“困境人生”中的个人在“朝廷不分”“家国不分”的历史进程中的命运，固然是《大明王朝1566》的主题之一，编剧刘和平也十分认同托尔斯泰的名言“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奴隶”。然而，为什么选择明朝嘉靖年间这个具体时间段来呈现这一主题，这一主题为什么在明朝嘉靖年间最具艺术上和思想上的典型性？显然，封建伦理、“朝廷不分”、“家国不分”、“王权主义”、正义—邪恶、资本主义萌芽等这些线性层面的解读和阐释，远不足以回答上述问题，因为同样的逻辑在任何封建王朝的末期都存在，这些普遍性、流俗性的“常识”并不能回答《大明王朝1566》的典型性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明清小冰期”带来的全方位冲击，即便基于农业文明的封建王朝内部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一般性的封建统治也仍然可以大体维系，至少不会迅速走向崩溃。在“朝廷不分”“家国不分”的背后，是“明清小冰期”的气候变迁等“天灾”所带来的粮食大幅减产，将政治腐败等一系列“人祸”因素不断放大，才最终导致明朝逐步衰亡。没有这一清晰的外部因素，明朝中后期就不具备“顶峰”的特殊性，《大明王朝1566》艺术上的典型性显然也无法确立。

对于该剧，编剧刘和平还有过这样的自述：“嘉靖和海瑞，一个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他们互相懂得。而在我的心目中，对这两个孤独者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共鸣。他们都生活在困境之中，嘉靖不愿做最大的奴隶，却把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囚徒，27年不上朝，足不出丹房，自己软禁了自己;海瑞在自己的精神中建盖了一座牢房，为原则可以牺牲一切，对自己制定的原则绝对不放弃。两个人都在坐牢，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6}因此，也有评论家、学者试图探讨《大明王朝1566》中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强调“最高权力境界孤独者”的嘉靖和“最高道德境界孤独者”的海瑞，作为封建伦理的完美结合，都是自己精神的囚徒，因而他们抗争历史进程的自我奋斗充满着悲剧色彩。

文艺评论家杜高就指出：“海瑞和嘉靖这两个对比性的人物，是这部作品刻画最成功的两个形象，加上这两个演员，确实是最成功的策划。当然最成功的是因为作者对这两个人物个性的把握，一个是那样的奢华，一个是那样的俭朴，一个是那样的崇高，一个是那样的卑下，一个是那样的冷酷，一个是那样的真诚，一个是那样的虚假，一个是那样的耿直。”{7}

如果把嘉靖、海瑞这对封建伦理的“完美君臣”，放置在“明清小冰期”的气候变迁背景下审视，二人的悲剧性就不仅仅体现在“孤独者”的精神困顿，更彰显于其卷积在历史进程中的自我奋斗的徒劳。正如剧中嘉靖帝所说：“海瑞是大明朝的一把神剑，唯有德者方可执之。”但气候变迁的大历史进程所造成的内忧外患，不仅使他的“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最终沦为泡影，嘉靖和海瑞这对封建伦理的“完美君臣”组合，也更接近明朝中后期的堂吉诃德，他们的所有自我奋斗都不过是刺向“风车”的无望挣扎。

“明清小冰期”极端的气候条件带给人类社会的全方面影响，这些因素在《大明王朝1566》中其实都已被以“明码”的方式标识，并且作为中心线索之一一再呈现。非常遗憾，该剧播出已经超过了一个轮回，评论界、学术界对于《大明王朝1566》中的这一关键脉络，并不是选择性地忽视，而是功能性地盲视。从嘉靖到海瑞，为什么这对在封建伦理的封闭结构中堪称完美的君臣组合，双雙陷入无可挣脱的孤独和深入骨髓的悲剧感？又有哪些只属于他们的外部因素造成了他们的孤独和悲剧感？这些关键问题，从未被回答，甚至从未被触及。

二、《大明王朝1566》的B面：并非偶发的频繁气象灾害

《大明王朝1566》通过在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过程中，以裕王为首包括海瑞在内的“清流”和严嵩父子及其党羽构成的“严党”的政治斗争为主线，辅之以沿海抗倭、海瑞上疏等支线，全景展现了明朝嘉靖年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根据“改稻为桑”的主线，全剧剧情大致可分为8大部分：毁堤淹田、赈济灾民、追责毁堤淹田、查四箱账单、抗倭大捷、嘉靖倒严、迁宫事件、海瑞谏嘉靖。在这8大部分中，除了最后“海瑞谏嘉靖”的部分主要聚焦于君臣两人的封建政治伦理博弈之外，剩余的7个部分对各类气象灾害都有直接提及。气象灾害作为一股强大的外部力量，始终在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剧情的发展和走向。

全剧第一个大事件，就是提出“改稻为桑”的国策。开篇第一个场景就展示了异常的气象情况，并暴露出积蓄已久的政治经济危机。钦天监监正周云逸借气象问题直谏“朝廷开支无度，官府贪墨横行，民不聊生，天怒人怨”，因此惨遭毒手。朝堂也因国库开支过度而争吵不休，最后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增加国库收入，严嵩提出“改稻为桑”的国策，并得到嘉靖帝的支持。“改稻为桑”的国策是贯穿全剧的中心线索，通过集中展现“清流”和“严党”之间的政治斗争，生动地表现出了明朝嘉靖年间的结构性政治困局。“改稻为桑”的目的，就是试图恢复海上对外贸易，将浙江地区生产的蚕丝对外出口，以增加国库收入，这也是朝堂上的“清流”和“严党”经过一番争吵之后，能够想出的唯一对策。

第一部分是“毁堤淹田”。虽然在表面上看，“改稻为桑”对普通百姓有利;但实际上，却是“严党”和富商大户剥削百姓的良机。桑苗耕种周期长、经济收益慢，普通百姓并不具备承担经营风险的能力，如果强行推行“改稻为桑”，就只能卖给富商大户，这就形成了土地兼并。普通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本就粮食大幅减产的农业更加雪上加霜的同时，饥荒还会造成流民大规模出现的局面，并最终引发农民起义。这也是浙直总督胡宗宪最为担心的隐患。为了强行推动“改稻为桑”国策的实施，“严党”党羽利用三天三夜暴雨的气象灾害，借机炸毁9个县的堤坝，试图“毁堤淹田”，强迫农民改种桑树，由“天灾”导致“人祸”。

第二部分是“赈济灾民”。“严党”党羽使用各种权谋手段，欲迫使农民把土地贱卖给以沈一石为代表的富商大户，以便从中捞取油水;胡宗宪等人则是设法为受灾百姓从外地借粮。在农业社会中，粮食和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也是封建王朝稳定繁荣的基石，嘉靖帝深知此理，所以他必须依靠胡宗宪内安百姓、外抗倭寇，这也是胡宗宪敢于拒绝推行“改稻为桑”国策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追责毁堤淹田”和第五部分“抗倭大捷”，都和抗击倭寇的历史背景有关。元末明初，进入“小冰期”的日本正处在其南北朝分裂时期，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浪人等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骚扰抢掠。明朝初期，倭寇问题尚未形成大患，但到了嘉靖年间，倭寇问题开始集中爆发。正是气候变迁导致沿海战事频发，这也构成了胡宗宪、戚继光抗倭这条支线。在“追责毁堤淹田”的时候，谭纶明确分析了时局：抵制“改稻为桑”打乱了“严党”的阵脚，沿海倭寇必定会有举动，东南即将有大战事。而胡宗宪则清晰预判，眼下能填补国库亏空的只有沈一石，所以沈一石这个手眼通天的富商终究难逃一死。从表面上看，沈一石是“严党”和“清流”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从根本上看，他所代表的富商大户，不过是气候变迁时代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之一。

在第四部分“查四箱账单”中，海瑞提审郑泌昌、何茂才，直逼新安江毁堤淹田和释放倭首井上十四郎两件重案。郑泌昌、何茂才与赵贞吉对峙时的一番话非常值得深思。郑泌昌说：“大明朝不止我一个郑泌昌，换上谁来做这个官，都会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么做……我大明朝一个大学士，一年的俸禄才一百五十八两，我当了巡抚一年的俸禄也就一百余两，一头鹰，一只虎，靠这些俸禄也吃不饱啊，穿上这身袍服，你我哪个不是衣冠禽兽？” “你今天这么对我，明天就会有别人这样对你。”一旦整个王朝遭遇“小冰期”式的无法化解的政治经济危机，身处政治旋涡中的地方官员们就再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无论怎样都难以自保。正如嘉靖帝死前说：“没有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

第六部分是“嘉靖倒严”。“严党”的最终倒台，同样是由明朝的政治经济危机所造成。在剧情逻辑上，嘉靖帝是通过对“毁堤淹田”事件的调查，意识到贪腐问题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才下决心“倒严”。值得注意的是，“严党”倒台的两个时间节点都和气象灾害直接相关。第一个时间节点——当嘉靖帝意识到“严党”尾大不掉，想要调查严嵩父子时，胡宗宪的一番陈词直接推迟了嘉靖帝“倒严”的时间表。胡宗宪说：“今年正月，鞑靼从河西渡冰河犯山西，顺天府百万军民缺粮，二月，山东济南府饥荒，三月，京师又饥荒，四月，山西又饥荒，五月，东川土司内乱，闰五月，江西流民叛乱，攻泰河，四川苗民叛乱，犯湖广界，本月，宁夏、陕西、山西闹地震，死伤军民无算，更何况，东南沿海战事，又已到了决战时刻，国事艰难如此，如果兴起大狱，牵及内阁和六部九司，我大明朝立时就大乱了。”一番陈词当中，除了外有强敌入侵，内部的饥荒等气象灾害，直接延缓了嘉靖帝的“倒严”安排。第二个时间节点——虽然嘉靖帝打击了“严党”，但当时并没有处死严世蕃，而是晚些时候才将其最终处决。剧中通过字幕交代：至嘉靖四十四年，多省灾情频发，国库益空，赋役益重，天怒人怨。徐阶、高拱、张居正策动御史再度上疏，该年5月嘉靖帝虽诛杀严世蕃等，天下不耻嘉靖已甚。可见，严世蕃等人的被处决和当时频发的气象灾害有直接关系，他们成为了嘉靖帝疏浚民愤的政治工具。因此，反观严世蕃这个人物，虽然他是整个剧中的最大反派，但也带有很强的悲剧色彩。在第12集，因为沈一石打着织造局的名义去贱买农民田地的事，嘉靖帝怒斥了严嵩、严世蕃父子。之后严世蕃对严嵩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把矛头直指皇亲国戚。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固然有“严党”中饱私囊的成分，可是能够成为国策，最终的决策者还是皇帝。整个王朝遭受了一系列气象灾害，粮食减产，内忧外患，皇族、官员、富商、农民等各个阶层的利益平衡被打破;而在重新分配利益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激烈的政治纷争，以严嵩、严世蕃为首的“严党”也不过是气候变迁时代的另一群牺牲品而已。

在第七部分“迁宫事件”中，工部把大量查抄“严党”所得用在了修缮宫殿，彼时剧情再次提到气象灾害。7月，13省多处遭灾，秋收无收，漕银、漕粮不能按数上缴户部，官员欠俸欠上加欠。年底，京城众多官员的欠俸已经多达全年俸禄的一半以上，于是就有了“百官大闹广盈库”事件。直到海瑞上疏，海瑞痛陈朝廷流弊，指责嘉靖帝不上朝、不作为，直接把嘉靖帝推到了历史的法庭。嘉靖帝先是震怒，后来开始反思，发现海瑞的奏表虽然无礼，但却越看越觉得有道理。后问徐阶，为何群臣蒙蔽他这么久，无人直谏。徐阶以封建王朝的“君为臣父”伦理解释。当徐阶希望嘉靖帝重新振作、重整乾坤的时候，嘉靖帝一时激动地让徐阶给自己上药，想再有一番作为，然而毕竟年岁已高，沉疴已久、有心无力。由此可见，在主观意愿上，嘉靖帝并非刻意不关心国事，尤其比照后来的崇祯帝就不难发现，即便崇祯帝勤于政事，尽己所能地去拯救明朝，最终还是于事无补。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农业文明为根袛的封建王朝，根本无法应对“小冰期”气候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气象灾害。

由此可见，气象灾害对明朝中后期历史进程的影响，在《大明王朝1566》中其实有着足够的呈现。那么，为什么明朝嘉靖年间的气象灾害如此之频繁？这都和“明清小冰期”这段特殊的气候历史周期息息相关。

三、“明清小冰期”：个人是气候的人质

“小冰期”（ Little Ice Age） 的概念是由弗朗索瓦-埃米尔·马泰在1939年提出，最早用来描述“全新世”最暖期之后，自13、14世纪开始，在经历了一个相对温暖期，全球气温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下降到一个周期性历史低点的过程。我国通常将15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末的气候寒冷周期视作小冰期。由于这一时期恰好是明清时期，所以我国也称之为“明清小冰期”。

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对我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我国过去5000年气候变迁的基本模型，将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大致划分为4个温暖期和4个寒冷期。{8}这个模型也间接指出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和气候变迁的有机关联：在温暖期，一般都会建立起强大的中央王朝，彼时大多疆域辽阔;而在寒冷期，中央王朝的实力则大打折扣，边疆少数民族开始“兴盛”，来自外族的压力大增，大多数改朝换代，都是发生在气候变冷的低温区间。

虽然我们不能就此断言，封建中央王朝的兴衰完全是由气候变迁造成，但大多数改朝换代与低温区间的对应现象绝非偶然和巧合。明朝灭亡距今已有近 400年，但对其灭亡原因的探究，各家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了将其灭亡的原因归结于政治腐败、吏治黑暗、农民起义、军事失利等传统观点之外，气候变迁也是这一系列现象背后的一个历史的基本驱动力。

“明清小冰期”的基本气候特点是冷暖变化和干湿变化异常，冬季十分寒冷，而夏季十分干旱，且洪涝灾害频发。古代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调的农业文明，非常依赖稳定的气候条件，在气候变迁面前也非常脆弱。气温的持续降低和降水量的忽高忽低，使粮食等农作物生长的自然条件变得十分严苛，从而导致粮食等农作物的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对于农业文明而言是最为致命的打击。据史书记载，明朝中后期气象灾害爆发的频率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洪涝、干旱、地震、蝗灾等各种气象灾害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纷至沓来，破坏程度相当巨大。频繁的气象灾害，不仅导致农作物的大面积减产，畜牧业也受到极大打击，大量饥民出现。频发的气象灾害，也不仅导致明朝中后期难以进行正常的税收，而且还要被迫进行赈灾，这就使原本就十分空虚的国库面临高企的压力，于是朝廷不时地催征、加派税收，使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尤其在明朝中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普通百姓根本无法生存，于是就產生了大量的流民。流民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一大不稳定因素，如果封建王朝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方法去化解，一旦流民和饥民结合，就会引发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

“明清小冰期”还造成外族不断侵犯中原王朝，这也是《大明王朝1566》中的另一重要元素。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是游牧模式，游牧民族完全靠草原牧草来维持生计。当气候进入寒冷周期，湿度降低，连年旱灾，导致牧草的生长受到很大影响，草原沙漠化现象严重。正是草原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必须南下掳掠才能获得生存机会，这就对中原的封建王朝形成了直接的威胁。努尔哈赤对明朝发动战争，就是为了掠夺资源，度过饥荒。

气候变迁引发的气象灾害，不仅对封建王朝的社会层面造成了影响，心理层面的影响其实更为深远。在传统中国，封建王朝极为重视气象灾害的发生，因为气象灾害对古人来说，在很多时候象征着“天谴”，是上天对人惩罚。任何朝代违背了天意，上天就都會以气象灾异的形式予以警告。如果天降异象，则往往被视作改朝换代的谶语。因此，每当气象灾害发生时，朝廷除了赈灾以外，皇帝往往还会下诏罪己，以示改过。明朝中后期频繁的气象灾害，无疑对社会心理产生了直接的、内在的影响，再加上政治腐败，普通百姓民不聊生，自然会把这些灾难归罪于封建王朝，归结为“天怒人怨”。

全球范围的人类历史一再说明，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任何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封建王朝，对于“小冰期”带来的剧烈气候变化都是难以应对的。“小冰期”期间，全球各地发生的饥荒、战争和改朝换代之频繁堪称空前绝后，被西方学者称为“17世纪全球危机”：英国爆发内战，法国爆发宗教战争、投石党之乱，德意志爆发农民战争、宗教改革战争和三十年战争，俄国进入大空位时期，奥斯曼也爆发内乱，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的覆灭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具体王朝模式的特殊性，特别是结合17世纪的全球史，明朝中后期，也就是《大明王朝1566》中的光影周遭，既不是个案，也不乏先例。

四、“明清小冰期”与20世纪中国的基本气质

在不可逆的气候历史进程中，“明清小冰期”在无形中成了农业文明下的中国古代史的天花板，为以小农经济为基调的我国农业文明锚定了历史的上限。在《大明王朝1566》中，从嘉靖帝到海瑞等“清流”，为了挽救明王朝的覆灭，所有基于农业文明的封建王朝伦理所做出的自我奋斗，在气候的大历史进程中，都如同螳臂当车，他们个人命运的悲剧感，也因此闪烁着格外迥异的美学光芒。而这不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是历史的人质”等流俗所能阐释和事实上被盲区式功能性忽视的复杂历史面向吗？既往的理论范式、认知工具对《大明王朝1566》的解读和阐释，不仅完全没有考量到直接影响历史进程的气候变迁因素，也缺乏足够广阔的世界史视野，即便是在典型性、悲剧性等美学关键问题上，也太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明清小冰期”这一特殊的气候现象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也前所未有地放大了中国式封建社会治理的弊端，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以至于后来的“康乾盛世”都不足以弥补这段历史的心理创伤，甚至到了世纪之交还在通过《万历十五年》中的“数目字管理”来完成心理补偿。1840年以来现代中国所遭受到的种种历史悲剧及其无力感，在从嘉靖、万历到崇祯年间都能找到相似的感受和体验。因此，《大明王朝1566》中的人世浮沉，其实是对晚清以降的一次绝望预演。

从《大明王朝1566》眺望未来，其草蛇灰线蔓延在清末民初、“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20世纪中国的基本气质，都飘散着来自明朝中后期的精神气息。特别是当下，在全球气候变暖似乎已经被坐实为“铁律”的现实语境下，我们将迎来的是不可逆的气候变暖，还是两轮“小冰期”之间的小“间冰期”？{9}其实在科学上，远未有确切的结论。但即便是前一种走向，由明朝中后期所标识的上一轮气候变迁，也依然会被不断追溯，同样会被不断重访的，还有在气候变迁周期的个人奋斗与历史进程之间所生成的人类情感、经验与美学等感性机制。

《大明王朝1566》在那个可预见的未来，注定还会被赋予今天所无法预测的重新解读和重新阐释。真正重要的问题是：面对那样一个未来，哪怕是在感性机制上，我们这个时代是否做好了应有的准备？

（中国电影资料馆2019级硕士齐思婕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⑥刘和平：《“无中生有”写大明》，《中华读书报》2007年1月24日。

{2}刘泽华：《<大明王朝>乃文学传神历史命运之笔》，新浪，http：//ent.sina.com.cn/v/m/2007-01-14/19311409810.html

{3}梁光弟：《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专题研讨会发言纪实》，新浪，http：//cul.book.sina.com.cn/n/2007-05-30/15021690

18.html

{4}毛佩琦：《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专题研讨会发言纪实》，新浪，http：//cul.book.sina.com.cn/o/2007-06-01/14251690

62.html

{5}曾庆瑞：《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专题研讨会发言纪实》，新浪，http：//cul.book.sina.com.cn/n/2007-05-30/15021690

20.html

{7}杜高：《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专题研讨会发言纪实》，新浪，http：//cul.book.sina.com.cn/n/2007-05-30/1502169019.html

{8}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15—38页。

{9}孙萌萌：《从冰期预测到全球变暖假说——气候科学的议程转变研究（1960—1979）》， 上海交通大学，2018年7月25 日。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