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至2020年初，我在重庆市的城市社区里采访“老漂族”及其相关话题。

“老漂族”是什么？在各个社区采访，我问到许多人，包括社区工作者，知晓其义的并不多。

其实，这个词可以“顾名思义”一下——那就是漂泊在异乡的老年人。

不同于以往的时代，“漂”在异乡的老年人，绝大多数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生计，而是出于为人父母的情义。他们离开家乡给儿女帮忙，帮着他们带孩子——家庭里的第三代，尤其是在当下“全面放开二孩”的大背景下。

“老漂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最先如此称呼这些给儿女帮忙的随迁老人。

社区里，“给儿女帮忙”的随迁老人有很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调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更高达43%。

——引言

一、一份生育报告引发的讨论

在我的走访中，与“老漂族”话题遥相呼应的，首先是“生育率”。

2019年在喧嚣繁忙中刚刚过半，《中国生育报告：2019》便新鲜出炉，在许多有了“二胎”或犹豫着是否要“二胎”的“75后”“80后”的朋友圈中传播。这份“报告”的核心要义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

人口即红利。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近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

报告指出，“ 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创1949年以来除1960-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2018年出生率降至10.94‰，创1949年以来新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52，即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52个孩子。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以来，出生人口攀升至2016年的1786万，然后连续两年下滑，政策效应明显消退。”

关于为什么不生，报告将之归结为两个根本原因：一是生育基础削弱，二是生育成本约束。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而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其中，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7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4%，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7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2.4倍。“四二一”家庭結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在沙坪坝区，33岁的某单位经济适用房小区居民李羽闲暇时在朋友圈翻到了这个报告，觉得有意思，顺手转发，并且抽空细细看了一遍。“调查数据很详尽，部分观点挺有道理。”李羽说。但他对“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这样的观点有自己的看法。

“在城市里，从单位退休的父母都有退休金，有的甚至还能在经济上支持自己唯一的儿女。年轻人生养二胎最大的顾虑，主要还是带孩子的各种成本太高，尤其是人力成本，谁来带孩子的问题很突出。”李羽说。

不像在私企工作的朋友——如果说做高管的妻子怀孕生子，产假期间，不仅原先年薪二三十万的职位不保，就连工作也岌岌可危，随时面临失业的危险，家里可能因为新兴的生育计划塌掉半边天。李羽与爱人都在政府下辖的事业单位工作，属于“体制内”，两人“一切加完”的月收入接近三万，且几年前就有车有房，在重庆这样的准一线城市，这种经济状况还算不错。李羽有2个孩子，大的男孩7岁，小的女孩2岁。儿女双全，在外人眼中堪称完美。

但事实上，小女孩的到来绝对是一个意外。在经历过四处找人求人花钱送儿子进一家知名连锁幼儿园的折腾后，夫妻俩已深感养个孩子不易。看见别人把刚满3岁的孩子送进每学期学费将近一万的美语启蒙学校，李羽也咬咬牙把自己的儿子送进去——知道跟风不科学，但不跟风你晚上又忧心得没法睡着觉。所以，一个孩子已经够折腾了，绝不能要第二个，即使几年前“二孩”全面放开，熟人朋友纷纷行动，看似最具备条件的李羽夫妻也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可家里的老人们却一直希望夫妻俩再要一个孩子，口口声声说他们还帮得动。推拉之间，直到一次避孕失败，“二孩”不请自来。

“好歹是条命，或许天意如此。”刚检出怀孕，李羽的母亲这样劝说儿子。李羽是家中的独生子，从小耳闻自己60代的父母对“二孩”的渴望。直到现在，他与父母闹别扭的时候，母亲都会抱怨说：瞧你这个样，要是我还有个孩子，哪里非得指着你？

“老人一直鼓励我们生二胎。有句话很打动人——两个孩子将来好互相照应。”

老人到底是体贴的。从大孩子出生开始，李羽和爱人的父母，两家老人开始轮换着带孩子。李羽爱人本就是地道的重庆人，所以她的父母早上八点坐公交车来，晚上七点再坐公交车回自己的家，而李羽父母则每隔两个月从忠县老家过来帮忙一个月。一切很好，直到二孩三个月的时候，李羽爱人的父亲突然脑梗，母亲必须照顾半身瘫痪的病人而无暇顾及其他，李羽父母便彻底离开家乡长住重庆主城，帮忙带两个外孙。

“几年下来，看得出我爸妈在主城并不快乐，也不完全适应，他们，很像被连根拔起的树。他们记性很差，现下的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可是老家的很多细节却一清二楚，比如，屋前的三棵柑橘树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挂果，装果子的竹篮挂在灶台对面的墙上…….我不忍心劳累年事越来越高的父母，如果这个成为要二胎的代价的话。可是，单靠我们夫妻照顾两个孩子根本不行，尤其是还没入托的小孩子。我们的工作需要常常加班出差，如果没人帮忙照看，必须得有一个人辞职;如果请保姆，最低价位4000元且管吃住，对工薪阶层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且不说能否同时照顾好两个孩子。有的保姆素质堪忧，可能对孩子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李羽说。

“这个生育报告有些夸张了，写报告的人基本都是在经济和物质方面衡量，情感方面的考量太少了。”一位住在某高档商品房小区的年轻女人对我说出她的看法。这是个自由职业者，在线上卖美妆产品，如果有人在平台上下单，她就忙活半天，没有单子也并不着急。“她不急着挣钱的，开心就好。屋里有人挣钱养家。家里老人也有钱的。”有嘴碎的邻居说。

“没错，住我们这个小区的，主要是一些高收入居民，他们物质生活水平较高、文化素质较高、精神文化需求较高，一些鸡毛蒜皮的烦心小事确实少了很多，不会像许多安置房社区、企业旧社区或者公租房社区那样，涉及低保、困难群众帮扶或者与居民生活习惯相关的问题一大堆。可是，这样的居民，在精神层面的要求会更多。某个风雨之夜，居委会院子里的国旗绑绳松了，旗帜掉下一半，当时并无人觉察。次日早上六点过，晨练的居民发现了这个情况，竟然选择赶紧给区政府反映：瞧，社区无缘无故降半旗了。哭笑不得。”一位社区干部曾告诉过我这个高尚小区的情况。

女人的两个孩子是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极度期待和相互“争夺”中先后出世的。第一个孩子刚刚落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齐聚产房，为了谁带孙子争得天翻地覆，仿佛忘记了孩子还有正当履行监护人责任的父母。那段时间，孩子换个尿布，都是六个大人一齐围拢，体育教师出身的外公显然身手敏捷，每每都是他抢得先机，一手把着孩子的小屁股，一手裹尿布的同时还逗弄几下小鸡鸡，“瞧瞧，长大肯定是个标小伙儿！”爷爷奶奶年纪略大，比拼之间，事事落于下风，但不久之后，这两位来自浙江的老人，却出乎意料大获全胜。他们出手，在儿子儿媳的小区里迅速买下了一套精装房，并把孙子接到了自己的住处，还有拿得出手的理由：“年轻人应该忙事业，亲家离得远也不要操心了，小孩子嘛，就放心交给我们。”

可是外公外婆并不愿服输，他们退休不久，亟需精神寄托。虽身在异地，却常常打电话给女儿女婿唠叨排班带孙子的事。家中连续两年为抢着带孙子的事闹得不大愉快。好在两年后小儿子出生，外公外婆赶过来与女儿一家住在一起，帮忙带小外孙，算是得偿所愿。

“两个孩子让总想找事做的老人有了精神寄托，不管在哪里只要和孙孙在一起，他们就是开心的。我们自己也觉得两个孩子好。你看，兄弟两个相伴着长大，多快乐。”女人对我说。大儿子六岁，刚上小学，小儿子快四岁，读幼儿园。两个小孩平时相处很好，唯一的缺点就是老人一直带着未免太宠，就淘气得过分了。前一天小儿子因为抢不到大儿子霸着的滑板车，一生气就把哥哥的作业本给撕了。

我问到两对老人如今的身体情况是否还适合帮忙带孩子，女人表示“两头”都请了钟点工的，老人不至于很累。带大儿子的爷爷奶奶那边，平日请了做饭做卫生的钟点工，而且请的是城里的人，“讲卫生、会做菜”;外公外婆带小儿子跟他们住在一起，也请了做卫生的钟点工，因为外婆总觉得别人做的饭菜不讲究不可口，所以总要自己做，但房子面积太大接近二百平米，自己打扫太吃力，所以才请了人。总的来说，老人虽然年纪越来越大，很多事情慢慢力不从心，但他们和小孩子的心“已经长到一块了”，祖孙隔代亲，根本分不开。

“看看我周围，生二胎的比比皆是，只要身体条件还可以，再跟屋里已经懂事的大孩子谈好条件，其它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生育率下降了吗？没有啊，感觉周围好多婴儿车推一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一个的。”女人对我说。

“国家放开生育或者说是鼓励生育，就应该再设计点配套的优惠政策，关于生育补贴或者教育补贴，哪怕社区里能有照管入托前的孩子的地方。这些，才是报告里最应该提到的建议。毕竟，现在多养一个孩子，早已不是几十年前添双筷子添只碗那么简单。”黄洁与同小区的几个二胎妈妈议论着朋友圈里广泛流传的“中国生育报告”，趁着业主大會聚在一起的时机。无一例外，几个二胎妈妈都上着班，家里也都有帮忙带小孩的老人，且大都来自异地。

据说，这次业主大会主要是为了解决电梯年久失修的问题。两个月以来，常常出毛病的电梯已经三次将带着小孩的老人困在里面。其中一次，一个儿子儿媳都在外地出差的六十七岁老人，带着八岁的小孙女乘坐电梯回家，岂料电梯突然半道卡壳，婆孙俩被困在电梯长达半个小时。老人来自四川偏远农村，并不知道遇见这样的紧急情况应该怎样处理，直到同一楼的邻居们发现电梯有异样找来物管。待电梯门打开，老人已经瘫倒在地，而孩子哭得岔了气。回迁房电梯造价低廉，反复维修已经不起作用，如果彻底换掉，不仅要动大修基金，且如果基金余额不足，还面临再次缴费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小区，缴费——无论什么项目或情况，数目只要上百，都多多少少有些问题，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普遍经济不宽裕。

大会上业主们七嘴八舌，但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定论。妈妈们担心着自家的老人孩子未来在电梯里的安危。带着这样的焦心，聊着聊着，便自然会聊到一些共同感兴趣的热门话题，牵扯到许多日常的生活。

黄洁在一所私立小学任教，丈夫长年在外工作，每年回家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三个月。“二孩”是她和丈夫经过反复思考后的决定，既有从众的因素，更有对未来的期许，“虽然知道养育孩子的艰辛，但毕竟从长远看，多个子女还是有益的。”

黄洁丈夫的父母已经年近八旬，年老多病，没有能力帮着带孙子。黄洁的第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开始，就是自己的母亲黄妈妈一手一脚带大的。算来，黄妈妈背井离乡有十年了，而黄爸爸坚持留在老家涪陵。他一直是个逍遥派，退休以后就喜欢自在玩耍喜欢钓鱼养花，自己也能弄些简单的吃食，偶尔与三五好友出去旅游。过去的十年，黄爸爸每隔一个月来重庆一次，探望老伴和女儿外孙，带来他亲手钓的鲜鱼。“二孩”落地后，黄爸爸依然不愿意“因为小娃娃受拘束”。所以，两个孩子还是黄妈妈一个人帮着带。亲家那边也晓得一个60多岁的老人带两个娃娃不容易。亲家有3个儿女，黄洁丈夫是最小的，所以大姑子从单位内退过后，白天会过来帮着带小娃娃，喂奶瓶换换尿布逗着玩，直到小孩子满半岁。

“我妈妈是家里绝对的顶梁柱。在我们这样最普通的工薪阶层，顶梁柱的定义有时并非指谁最能挣钱养家，而是谁能解决家里最棘手的问题。”黄洁说。

她告诉我，在她的姐妹圈里，家里有老人可以帮忙照顾孩子已经实属幸运。像她的一个好朋友，母亲很早就过世了，父亲再娶有了新家，她在娘家早就没了倚靠，而丈夫的父母不仅都年过七旬，且双双是严重的慢性病患者，也不可能指望。好朋友及其丈夫工作不稳定没有什么存款又欠着房贷，孩子一出生便是夫妻俩自己带。孩子上幼儿园之前，这位朋友甚至专门辞职在家带娃，家里所有的开支全部落到她的丈夫身上，“她丈夫除了在公司上班还悄悄接外活，这样下来一个月收入有将近一万块钱。但除掉房贷和娃娃的奶粉钱，所剩无几。”

“那当时她就没考虑过请个人照顾小孩，然后自己出去工作？”

“考虑过呀，但是在重庆，如今就算请只做饭的钟点工，一个月也得两千，看小孩子的更不消说，费用绝对在4000元以上。你想呀，她一个大专毕业生，能找什么样的工作，挣到4000元以上的工资。与其挣钱付保姆费，还不如自己在家带娃。”

黄洁告诉我，那几年，朋友一家子的生活质量低到外出吃个串串香都觉得奢侈，直到孩子大点有地儿搁，那位朋友才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在一家物业公司找到了一份“管理岗”的工作，一个月的工资，除掉“五险一金”，也就三千多块钱。所以，黄洁的这个朋友想都不敢想二胎。

“话说，帮着带孩子的老人付出真的很大，他们失去了本该逍遥自在的晚年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他们稳住了国家的生育率。”黄洁身边的一位二胎妈妈感叹。

也就在2019年，有一项国际调查反映了各国母亲们一天的安排。从这项调查中可以看出，日本母亲们在下午5点左右下班后，需要独立完成接孩子出幼儿园、回家做家务、育儿等一系列工作，日本的父亲们一般要上班或应酬到晚上9点左右回家，此时孩子们大多已经就寝。母亲几乎独立完成全部育儿任务，负担相当沉重。而受经济水平和特殊宗教文化的影响，印尼母亲们的工作时间短得多，其育儿过程可以得到邻居和社区的协作，最为轻松地完成育儿过程。芬兰由于强调男女平等和福利社会，父母在四点左右下班后，会协作进行育儿，有了丈夫的分担，母亲们的工作变得容易得多。最为有趣的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中国家庭，调查发现，尽管中国在职妈妈的工作并不轻松，但双方的上一辈（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分担了育儿相当大的压力，很多中国城市家庭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们主动承担了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并在父母下班前带孩子的任务，中国的在职母亲们只需要在下班后与丈夫一起分担育儿任务，压力相比日本更少——这或许解释了中国虽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工薪阶层工作压力极大，“少子化”现象却较日本为轻的原因。

该调查还提及，目前中国祖父母一辈人大多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他们一方面受传统观念思想影响，乐于为下一辈付出，另一方面崇尚个人奋斗，类似于日本的“团块世代”。但日本的“团块世代”更多受欧美文化影响，家庭观念相对淡漠，不会承担替子女看孩子的任务。因而，中国目前这批乐于付出的祖父母们的存在，事实上成为目前中国减缓“少子化”影响的重大因素，当然，亦成为城市“老漂族”现象广泛存在的重要原因。

二、冷暖自知

早上5点半，黄妈妈起床，轻轻推开房门，简单洗漱之后，去厨房做早餐。头一天晚上，黄妈妈已经问清楚女儿和念小学五年级的大外孙女一早要吃什么。这是12月份，天还没亮，厨房里，淡黄的灯光，热气升腾，她静悄悄地蒸包子、煮粥、烧开水。漂泊异乡的十年间，黄妈妈已经从“做菜马马虎虎”变成了“无所不能”，馒头自己做，花卷自己做，包子也能自己做，这在川渝家庭妇女中是少见的。尤其是包子，虽然做馅颇有些麻烦，但还是要自己动手，几个月来猪肉价格居高不下，她怀疑外头卖的包子里的肉不够让人放心。当然，厨房里的一切动静都尽可能轻声，以免吵醒昨夜做奥数题和英语作业到十一点半的大孙女，还有断断续续起夜的女儿。准备好早餐，黄妈妈开始等待她们起床。黄洁是有毅力的，身为班主任，或许昨夜因为给小女儿喂奶把尿或者蓋被子只睡了四五个钟头，但一定会在清早的六点二十分准时出现在餐桌旁。大外孙女有时候会赖床，黄妈妈心疼她学习辛苦，不到可以赖床的最后一分钟，绝不会上去催她。这天快七点了还没见大孙女有动静，黄妈妈便开门进去叫醒她。匆匆吃过早餐，黄洁塞上一盒纯牛奶给大女儿，便拉着她飞跑出了门。黄洁需要开车跑四站地送大女儿上学，方便的是，黄洁也在这个学校工作。这是私立小学给教职员工的一项福利——孩子可以以最优惠价格入校读书。大女儿还有一年就要考学了，如果按照她平时成绩发挥正常的话，完全可以升上一个好初中，这样又可以免去好多操心劳神。

送走女儿和大外孙女，黄妈妈才正式开启她忙碌的一天。

照顾不到1岁的小外孙女玲子起床，喂早餐。早上蒸包子的时候在水里煮一个鸡蛋，剥开鸡蛋壳，去掉蛋白，取出蛋黄用小勺子一勺勺刮给玲子吃。有高中文化的黄妈妈从婴幼儿保健杂志上了解到，蛋黄营养好，1岁以下的宝宝不适宜吃蛋白。

喂完早餐，立马打扫卫生。100多平米的房子，两室一厅，黄妈妈爱清洁，看不得一点脏污，房间每天都要打扫一遍，必须先扫后拖。此外还要擦桌椅、洗衣服，小孩儿的衣服得格外分出来洗。看到母亲那么细致，黄洁曾经想要再买一个小型洗衣机专门洗小孩衣服，以降低母亲的辛苦程度，但是这个提议被母亲坚决拒绝了，“不要乱花钱，以后两个孩子用钱的地方多得很。”冬天，黄洁做事怕冷水，黄妈妈却全用冷水，只是戴双橡皮手套。因为放热水要老半天，太费水了，而且又添了燃气费。做家务时，黄妈妈常常把玲子放在客厅的沙发上。玲子不会走路，在沙发上爬来爬去，有时候不乐意一个人坐着就大哭。黄妈妈就用背带背着她打扫卫生。伏在黄妈妈背上，玲子不哭了，但背着一个16斤重的婴儿做一个多小时家务活也够吃劲。何况玲子总是不安稳地在她背上动来动去。

10点左右带玲子出门。黄妈妈觉得，小孩总是闷在家里，长大了不聪明。散步的地方大多在小区里面。也许是婴儿车坐腻了，这次玲子一坐上去就大哭。黄妈妈抱起玲子，一手兜着她，一手指着周围的景物给她介绍，这是树，这是小湖，那是金鱼……黄洁叮嘱过母亲，一有机会就给小孩儿启蒙。玲子虽然不会说话，但她会顺着黄妈妈指的方向低头，盯着池子里游动的金鱼格格笑。玲子是个倔性的宝宝，有时黄妈妈走累了，一坐下，玲子就大哭抗议，非要继续逛;有时连续几天逛小区，玲子腻了也会大哭，黄妈妈便带她到小区外逛一圈，不会去太远的地方，半个小时以内回来。

午饭，女儿和大外孙女都不回家，黄妈妈简单准备自己的饭菜，通常是热热昨晚的剩菜剩饭。黄妈妈吃饭很快，只要15分钟，后续省下的时间要喂玲子。

给玲子喂米糊，黄妈妈得事先准备一卷纸巾，玲子小淘气吃着吃着就用手指把嘴里的东西抠出来，甩到地上，黏糊糊的。黄妈妈要马上把它擦掉，不然很容易粘到身上。喂饭真的是件麻烦事。有时候玲子不肯吃饭，又哭又闹。气得黄妈妈没辙，她就放下碗，瞪着玲子不说话，大多时候这招都奏效。但有时玲子会回瞪黄妈妈，就是不吃，还哭个不停。每到这时，黄妈妈干脆站起来说，你再这样，婆婆走，不要你，这下玲子乖乖就范。好不容易喂完饭，哄了玲子午休，黄妈妈开始在缝纫机上缅一条裤子的裤脚，这是她前些天在网上给老伴买的休闲裤，颜色面料都不错，就是裤脚长了点。半个月前老伴过来看她们，她发觉老伴身上那条旧裤子膝盖和臀部都磨花了，是该添置新的了。缅完裤子，她还要把乡下亲戚带来的折耳根叶子拿到阳台上风干，过几天让女儿寄给女婿。女婿好吃这一口。

这天下午六点，女儿带着上完奥数补习班的大外孙女回来了。“婆婆，有吃的吗？”小女孩儿进门就喊。黄妈妈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锅贴给外孙女“打尖”，然后准备炒最后两个菜，晚饭就要上桌了。

“女儿工作忙，我白天帮她看小孩子，晚上跟周末她都坚持自己带。夜深，给大孩子辅导完功课，她又带着小孩子睡觉，中间还要起夜，挺不容易的。她休息的时候，就自己开车去菜市买足三天的量放冰箱。遇到孩子生病，也都是一个人冲在前头。我们女子能干。”黄妈妈在人前心疼自己的女兒，讲述女儿的不易和体贴。可邻居们看见的却是，这个老大姐原本是个讲究人，过去出门脸上都化着淡妆，衣服样式和面料也讲究。因为要带出生不久的“二孩”，在生活陷于打仗般繁忙的同时，人也显而易见变粗糙了：剪裁得体的淡雅改良旗袍换成了宽体适于活动且不易脏的深色衣裤;细瞧那双推着婴儿车或超市购物车的手，可以看出先前曾在美甲店做过的精致指甲，现在已经磨砺得斑驳不清;从发根处开始灰白的卷发，粗粗绾成发髻，在脑后用根塑料簪子随意别着。

“黄老师的妈妈现在太辛苦了。”邻居们都这样认为。

与黄妈妈在同一个小区的张老师家，晚饭也要上桌了。周五的晚饭有五个菜一个汤，包括两个“大荤”，很是丰盛——念高中住校的大孙子要回来，儿子儿媳带着小孙子也要回来。75岁的张老师和妻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的生活却一点也不轻松，夫妻俩从四川到重庆帮儿子带孩子，已经将近10年了。这套“回迁房”是老两口出钱让儿子从一个拆迁户手头买的。当年儿子离婚，直接把读小学的大孙子交到老两口手上，然后就很少管孩子的事情。大孙子成绩不好，连读个高中都是老两口四处去跑学校，“是呀，我们人生地不熟的，但为了孙子也是扯下老脸不要，四处问四处求人。”后来，儿子再婚，生了小孙子，又在老两口全力支援下在渝北区另购了一套商品房，“这下两边离得很远，开车快一个小时。”饶是这样，小孙子周末两天时间也放在老两口那里。通常在周五，儿子一家三口过来，吃完晚饭就把小孙子留在这里，周日晚上再接回去。与黄妈妈不同，张老师夫妻俩都是病人。张老师的爱人几年前得了肝癌，幸而发现得早，治疗后恢复得不错，而张老师自己早年也曾因为严重的胃病做过手术，如今只能少吃多餐，中饭晚饭都只吃几口饭夹几筷子菜，一米七五的个头才90斤重。

也是在那天傍晚，原本按照计划，我要去采访某单位安居房小区里一位陈姓老人——他和爱人在县里退休以后就来主城帮女儿带孩子，如今已经整整七年了。但采访被临时取消，因为这对老人临近晚饭时间与女儿女婿爆发了激烈争吵。其实，在之前的沟通中，我就感觉到他们一家子氛围有些不对劲。陈姓老人一再在电话里向我强调他的亲家“很狡猾，故意推诿带孩子的事情”，而且，“我们老两口出了大力，也不见他们有任何表示，你不出力好歹出钱嘛，结果是又不出力又不出钱。”同时，他还一口咬定“女婿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啃老族”。我闻言大吃一惊，连忙问他，难道女婿伸手向你们要钱了？他在电话里扯着嗓子回答，出一点点生活费，就让我们给他义务带孩子，不是“啃老”是什么？你去打听打听，外头的保姆费是多少？我说，那也是你们的亲外孙呀！他说，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哩，我们又没有带孩子的义务！

几天后，陈姓老人的女儿小陈主动联系了我。她告诉我，那天他们家又是为生活费起了纠纷。两位老人和他们住在一起，她和丈夫每月给帮忙带孩子的老人两千元的生活费，家里和孩子的各项开支都是夫妻俩自己支付，平时老人如果给孩子买了衣服之类，他们也会马上把钱还给老人。但老人却一直抱怨生活费没有给足。

“我爸妈属于企业退休人员，退休工资各有三千多一点，在当前退休待遇双轨制的背景下，在工厂里工作了几十年的他们确实有些吃亏。但退休老人之间就爱攀比，他们出去打牌，经常听到牌友说自己的儿女如何大方，生活费、年节红包出手就是五六千，甚至有人说自己儿子一个月能给一万块钱生活费，有比较就有伤害。但我和丈夫都在基层工作，孩子读书开销也很大，确实拿不出更多的生活费，也请不起保姆。尤其疫情过后，政府减省开支，经济收入差的地方，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受到了影响。”小陈说，“我们自己带孩子也确实有困难，因为工作性质，我们需要经常待在乡下。孩子才八岁，又是个女孩，不可能让她成日一个人在家。”

末了，她很感叹，外地人到异乡定居、工作生活，在本不熟识的城市里真的举目无亲，特别是有了孩子，感觉更明显——看吧，家在本地的同事朋友如果有事，可以把孩子临时放在七大姑八大姨家里，平时可以自己带，因为一遇见困难有亲人就近帮忙，就像随时随地上着一根“保险绳”。对定居异乡的外地人来说，他们的根不在这里，所能倚靠的，唯有自故乡前来帮忙的父母而已。

相爱相杀，迫不得已。

李羽的父亲近来返回老家处理自建房管道老旧漏水的问题，爱人这段时间频频出差。李羽下午五点半下班，就要立刻卡点回家，因为儿子的奥数题和课后作业是留在家长手机APP上的，赶着做晚饭的李羽母亲不大会用智能手机。路过“婴幼儿启蒙园”，李羽顺便接每天下午在这里学两个小时的小女儿。

儿子放学通常是下午四点半，一般由李羽母亲赶两站地的公交车去接。就在上午，李羽还特意交代母亲，要教儿子学着单独过马路、学着赶公交车，后面要试着让儿子自己回家，毕竟他们班上已经有几个同学能自己赶车来回了。

“老人每天买菜、接孩子，到处东奔西走还是怕出意外。”这是李羽想让儿子早点独立的重要原因。

李羽母亲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医生甚至说过，只要她跌一小跤，就可能骨折。但前来给儿子帮忙的老人是坐不住的。山城秋冬季多雨，某小超市附近的路面很湿滑，松脱的路面砖下面藏着“积水炸弹”。为了在那个小超市买到打折的鲜肉鲜鱼，老太太还是小心翼翼地踩着盲道撑着伞前行。为了抢时间，老太太也时常牵着孙子一路小跑越过马路，他们踩的又并非人行横道线，“两头没有车嘛，不怕的！”老太太总是这样说。这一切，令李羽很担心。

李羽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在某个社区，一个老人带着才1岁的外孙女横穿马路，被一辆飞驰而来的货车撞飞，婆孙俩都受了重伤，所幸保住了性命，但外孙女因为伤及颅脑落下了终身残疾。孩子如今已经十岁了，念了小学成绩也不错，可就是走路时一侧身体不听使唤，像个脑瘫儿一般，歪着身子一瘸一拐。年事已高的外婆像个“罪人”一样，成天颠着脚步跟在孩子身后招呼着照顾着——外婆来自外地农村，本来只是偶尔过来看看孩子，后来因为这个出事的孩子，数年间不得归乡。当年的车祸婆孙俩负主责，并没有拿到什么赔偿金，为了治孩子，年轻的父母拿出了全部身家，连做营生的铺面也被迫卖掉了，现在夫妻二人双双在外打工，拿著一点微薄的困难职工补助。

张伯和爱人王姨住在渝北，他们从外地到重庆照顾孙子，前前后后已经有八年了。而张伯和王姨有失眠这个毛病快五年了。

毛病是在不知不觉间有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原本沾床没几分钟就打呼噜的老张，变成每天晚上最多只能睡四个钟头，并且是在一番辗转反侧之后;而王姨睡眠很浅，总是处在迷迷糊糊半梦半醒的状态。有了失眠这个毛病以后，夫妻俩常常会相互埋怨，最多的是王姨说张伯：你能不能不要老翻身，你快两百斤的人翻下身，床很响，本来我快睡着也醒了。老张很无奈，不翻身一侧身子僵得疼。五年来，他们先是按照朋友的推荐吃维生素，“说维生素有催眠效果”，感觉作用不大。异地就医实际操作起来有些麻烦，老两口习惯于拿着儿子的医保卡去社区医院开一些艾司锉仑——属于传统的安眠药，睡眠情况似乎要好一些了。社区医院年轻的眼镜医生，开药时甚至头都不抬，因为找他开这种药的人很多，尤其是老年人。这种药长期吃有药物依赖，肌肉松弛作用会导致老年人摔倒。但这些副作用恰好被这对老夫妻所忽视。

2015年底，张伯带着王姨游古镇。四合院里，王姨在抬腿跨过第二道门槛的时候，一只脚突然不得劲儿，脚尖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啪的一声摔一跤，结果脚腕骨折。许是年纪大了，休养了两年才慢慢康复，可是睡眠问题更突出了。

“我俩其实挺孤独的。”张伯在我面前露出落寞的表情。

由于不会说四川话、不适应巴渝风俗，“连麻将打法都完全不一样”，在这里几年下来，张伯王姨的朋友圈只有儿子儿媳，能称得上点头之交的邻居只有两三个，“其实有一个挺谈得来的，跟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可老伴不喜欢她，说老了老了还涂脂抹粉，妖艳。”这个社区10多栋楼里住了上千人，虽然一早一晚老两口都会在小区花园遛弯儿，但对张伯和王姨来说，基本都是陌生人。“现在不像以前，家家户户门都关着，谁也不理谁。哪像原先八十年代的平房闷罐房，小归小，成日家门都是打开的，邻居之间互相串门。”生活没有任何动力，只有在面对两个孙儿的时候，他们才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为了辅导孙子学算术，张伯特意买了一个小黑板回家，摆在客厅最显眼处，用硬壳纸剪的算式卡片也堆成厚厚一叠——这是一种传统的教法，在我过去对“50”“60”代老人的采访中也曾听闻过。儿子儿媳下班回家后，张伯常常感到很失落，“他们下班回来，要么看电视、玩手机、逗孩子，要么在家继续加班，反正不大跟我们说话。我理解，他们白天忙了一天，回来不想说话也正常。”

失眠已久、脾气大变的王姨对儿媳的生活习惯已经发展到“忍无可忍”“深恶痛绝”。看不惯儿媳周末睡懒觉啥都不干，看不惯儿媳连自己主卧的马桶都不拿洗涤剂擦干净，看不惯儿媳没事喜欢买买买，更看不惯儿媳时时很晚回家还一身酒气。跟儿子说几句，儿子却向着媳妇说话，反而劝她不要干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还替媳妇辩解，说什么“接待是工作之一，都是工作所迫”。每每爆发激烈的争吵，王大姐都想直接撒手回老家了，“说不定回家就睡得着觉了”，却又舍不得两个孙子。

老张对我说：“我和老伴真想回老家，去过一段真正退休后的日子。旅游，走走看看，见见故乡的朋友。现在再不走动，以后想动也动不了。”

在渝北这个周边生活很便利的新兴社区里，“老漂族”几乎都来自区县和外省市，其中农村、乡镇占了一半，照顾晚辈的更占到了70%。不容忽视的是，“失眠”“心情抑郁”成了这群“老漂族”的通病。

一篇专业分析文章指出，城市“老漂族”不断壮大是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也带有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区隔的特点，同时反映出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合理性和隔代育幼的现实性。但不可忽视的是，老人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随迁老人”面临不适应、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不适应主要集中在环境气候、语言交流、风俗习惯、人际交往等方面，家族成员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可能加剧，随迁老人的心理和身体问题，包括睡眠障碍等便会凸现。

三、国家利好政策与城市边缘人群的碰撞

张开贵一家住在江北区观音桥商圈边缘，一个叫做小苑的老旧小区。相隔不到百米，这里的灰暗破落与城市核心商圈的繁华时尚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带隐藏着很多烟火气的百姓小食店，“肥肠鸡”“牛筋火锅”之类，有的甚至连门面也没有，就是街边摆的几张桌子，饶是如此，也吸引了许多衣着光鲜的食客前来。从北城天街或者观音桥广场走过来，街景的变化，让人感觉时光在这里，仿若倒退了二十年。

2011年，张开贵在这里买下了一个建面不足六十平的二手房，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企修的集资房，没有电梯，年近七旬的张开贵夫妇需要每天爬楼梯上下六楼，气喘吁吁。“这里方便，要什么出门都买得着。”张开贵说。楼栋外面，就是自发形成的“夜市”，晚上两边都是游摊，几块钱的衬衣买得到，五金店才有的螺丝钉也买得着。

张开贵夫妇都是重庆开州区的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双双到重庆主城奔生活，做过棒棒也开过小面摊，这套位于繁华掩藏的破败之地的小房子，就是这对夫妇在一座大城市奋斗三十余年之后，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所。虽然，区县乡间还立着一栋属于他们的两层砖瓦小楼，却已荒废多年。当初，张开贵夫妇属于乡村“超生游击队”的一员，他们在1979年底生下大女儿，但这在农村是不够的——必须想方设法再生个儿子。他们是来重庆主城以后生下二胎的，运气很好是个儿子，“不能让小孩儿一直黑着没名没分，攒的钱全部当做罚金缴了，才给儿子在乡头上起户口。”张开贵回忆当年的场景，仍然心有余悸。但他的小弟，和他一样在城市里超生，却轻轻松松的给儿子上到了户口——因为恰好碰到了全国人口大普查。

“不漏一人”的全国人口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那些城乡结合部的漆黑夜晚，社区工作者一手打着手电筒，一手提着简陋的公文包，腋下还夹着塞不进公文包的宽宽大大又不可折叠的人口统计报表。国人都听过这项工作，但不会有多大感觉，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项工作看似太常规，最多在将来演化为报刊新闻中的“我国现有人口**亿”。但是，这项工作却真的很重要，对某些个人来说更是如此——那些租住于亟待拆迁的农家小楼的外来打工者或小摊贩，他们因为超生等原因未能上到户口的小孩子，会因为在这个夜晚被城市的社区工作者如实登记在表里，然后在家乡理所当然地得到一个金贵的户口，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我弟弟算是运气好赶上了，我这个完全是一波三折，交罚款之前还得在乡里到处求爹爹告奶奶，不然端着猪头找不到庙门。”缴完罚款，他和妻子女儿吃了三个月的白面条，只放一勺盐，但却始终保证每个星期有肉渣蒸鸡蛋给1岁多的儿子吃。后来，女儿早早嫁了，最宝贝的儿子读书也没有读出来，最后念了个职高，如今在一个房屋中介工作，儿媳则在一家大超市做收银员。现在，张开贵夫妇和儿子儿媳，以及两个孙子一块挤在小苑的这个蜗居里。

“最近，左邻右舍很是开心，因为这片马上要拆迁了，拆迁有拆迁补偿嘛。我们可高兴不起来，因为现在重庆房价算高的，拆迁费拿到手恐怕还得补个大几万才买得到一套差不多大小的房子，位置还偏。可是，我们手头真没钱哪，要尽着两个孙子供呀。”下午3点，小苑角落一个坐满老年人的茶馆热闹非凡，大伙儿都兴致勃勃地聊拆迁的事。夹在当中，张开贵一脸心事的模样颇有些与众不同。

张开贵的儿媳，同样出生于农村的多子女家庭。本来，生二胎在张开贵的儿子儿媳这一代是没戏的。2011年实施“双独二孩”政策， 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张开贵都心痒痒：啥时候能全部放开啊？毕竟只有一个小孩还是不稳当啊！所以，2016年国家全面放开“二孩”，张开贵的儿子儿媳便立刻要了老二。老二和老大一样，也是男孩。

“男娃娃小时候不好带，就爱生病。”张开贵说。

张开贵夫妇户口还在老家，也买了新农合，但毕竟报销金额有限，在主城平时小病小痛就拿儿子的医保卡去药店开点药对付过去。可孙子就不行了，那两个孩子动辄就发高烧，非得去儿童医院看病打针吃药才压得下去，每个孩子每次进医院都得花费近千元。2018年春天，大孙子因为肺炎住了一个星期医院，直接用去了五千多元;大孙子才消停没多久，小孙子又因为急性支气管炎高烧住院。2018年年底，家里给两个孙子都买了城乡居民医保，又从某商业保险公司那里买了重大疾病险。这样一来，仅是保险这块，两个孩子每年就要花费将近六千元。

“自从有了两个孙子，我们这一家子好几年都没有存款。你算算，我们两个老的没有什么收入，儿子儿媳每个月加起来好的时候八千左右，不好的话也就四千上下，大孙子读小学，小孙子刚上幼儿园，正是花钱的时候，日常还有各种固定的支出。”张开贵叹息道。不过，他并不后悔，“人这辈子不就是奔着儿孙去的吗？”

自从两个孙子渐大，白天都有了去处，为了补贴家用，张开贵夫妇又在老街街口推车子卖起了狼牙土豆、玉米棒、凉粉凉面等小吃，“这一带摊子摆得多，社区跟城管时不时来打打招呼，也没有赶呀什么的，我们家的情况他们知根知底。”夫妇俩的游摊每天上午十一点准时摆出来，晚上八点收摊。

与张开贵夫妇住在同一个社区的，也一直在给儿女帮忙的，还有薛大伯。

与张开贵一样，薛大伯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主城讨生活的区县农民。但薛大伯是有手艺的，他会用白铁皮做水桶、蒸笼之类，数年前商圈周围小饭店争相开业，这个手艺特别受欢迎。薛大伯在街上有一间十几平米的铺面，每天敲敲打打，硬是靠着手艺养活了一家老小。虽说薛大伯根子也在农村，妻子至今也是城市农村两头跑——农村有院子还有几分地，种了蔬菜又养有鸡鸭，多少可以省去城里的一些开销。2019年下半年，猪肉价格疯涨到将近四十元一斤的那段时间，薛大伯家连续一个月没有买肉，吃的都是自家养的东西。

与张开贵不同，薛大伯很现实，“放开二胎又如何？我是一开始就反对儿子儿媳再生一个的。”在他看来，当下养一个孩子成本已经很高，特别是教育方面，“现在的孩子从幼儿园起，竞争就开始了，哪个不学几样技艺，什么美术、音乐、舞蹈之类的，读了小学还要额外学奥数、英语，哪样不花大價钱？不学？人家的孩子都学了，你还坐得住？难道你准备让他将来和你一样四处混？看，一个孩子都养起费劲，还能养俩？”

薛大伯的儿子工作算不得稳定，儿媳几年前生第一个孩子时丢了饭碗，至今一直待业。所以，已经66岁的薛大伯依然是家里的顶梁柱，“帮衬着孩子，孙子的学费补习费都是我一锤一锤挣来的。”若是在夏天，薛大伯裸着上身打蒸笼露出一身腱子肉，让人感觉很是精壮，可私底下他知道，自己已经撑出一身毛病了，腰肌劳损、间盘突出，每天早晨起床，腰背疼得直不起来，要一两个小时才缓得过来;夜里有时会喘不过气，一下子憋醒。

前年年底，儿媳发现怀上二胎，薛大伯态度很坚定地要求她立刻到医院去把孩子做掉。不到三十的儿媳怎么也不肯，儿子站在媳妇一边，小两口都想要生二孩。没有这个条件还硬要往上凑！薛大伯大动肝火。家里为了能不能要二孩的问题争吵了两个多月，直到儿媳月份已经大到只能做引产，方才作罢。气不过的薛大伯明确告诉儿子儿媳，他们老两口只顾得上带一个孙子，至于二孩，只能请亲家帮忙带。亲家一直在区县农村务农，从未出过门。如今，二孩已经1岁了，按照出生前既有的约定，这个小孩一直在农村跟着外公外婆，一个月才能跟城里的父母见上一面。

“儿子儿媳都怪我这个做老人的心狠。但想想吧，我不到三十岁就出来讨生活，现在又过了三十多年，还依然不得休息不得告老还乡。我一个黄土都埋到胸口的老人，哪里还禁得住儿孙一起啃？”薛大伯很无奈。

“我家的情况不是个例。”采访中薛大伯很肯定地告诉我，“当年我们一起进城的那些朋友，现在也都不大主张儿女生二胎，有的还建议儿女结了婚先不忙生，存点钱再说。二胎，生可以，你自己得有条件养，我们说到底还是农村老人，自己将来如何都说不清楚，哪能顾得上那么多？”

看过《最底层的10亿人》就知道，全球经济空前繁荣，但仍有10亿人口被甩在了发展行列之外。这10亿人，70%是居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国家经济长期陷入停顿或衰退，看不到改善的希望。 而我们大多数国人，都绝对不是那10亿人，但要创造人口生育红利，似乎还有许多现实因素的阻隔，包括隐藏在城市角落的边缘人群。平素，他们很难走进我们的视野，但他们却真实地存在着。这样的边缘人群中的“老漂族”，为国家全面放开二孩以及今后不再实行计划生育提供了重要支撑，但这些生活本身危机四伏的老人自身亦非钢铁，风烛残年摇摇欲坠。

四、“一碗汤”的距离

重庆市某专业机构的调查表明，老年人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大多数人更为倾向“居家养老”。61.4%的居民选择基本在家养老，而14.4%的居民选择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机构提供部分上门服务;有近10%的老年人有入住养老机构意愿，其中又有80%倾向于在离家5公里内选养老机构。

在社区里，我走访过20余位老人，有前文所述的“老漂族”，也有本地的“老辈子”，问及“心目中的最佳养老方式”“是否愿意与孩子在一起”这样两个问题，得到的回答几乎清一色：愿意在家里养老，日间照料中心之类可以被视作休闲娱乐的场所，在那里跟同龄人打牌聊天很开心;对于住养老院是排斥的，只能算一种迫不得已的选项;内心深处还是愿意“和孩子在一起”“愿意给他们帮忙”。

“虽然同一屋檐下难免磕磕碰碰不愉快，也好过晚年孤独。现在动得了的时候帮儿女带孩子，将来动不得了，但愿儿孙也能知恩图报。”一个快七十的阿姨跟我说。她只有一个儿子，丈夫很早就过世了。儿子在重庆读大学，毕业后便留在这里工作生活，成家定居。孙子出生后，她又赶来帮着儿子儿媳一手带大孙子。如今，孙子已经念高中住校，儿子儿媳白天都不在家，她便常常出现在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那里可以花十元钱吃个不错的中饭，下午和朋友打打牌聊聊天”，下午快五点回家煮晚饭，儿子儿媳大概六点回家吃饭。

“反正我是跟定了儿子，将来也绝对不会进养老院的。”这位阿姨说。

事实上，随着我国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如何养老，如何选择合适的养老方式，已经成为父母、子女共同关注的话题。有时，选择入住养老院，并不是不孝，反而对父母、对子女都是最好的选择。

“养儿防老只是我国的传统观念，入住养老院，或许在传统上，不能被大家接受。但社会在发展，思想在进步，只要放下这种想法，发现老年选择住养老院，真的是好处多多。”一位在社区从事养老服务的社工说。她同时向我列举了入住养老院最重要的5个好处：

一是减轻子女压力。现在子女压力都非常大。特别是独生子女，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是家中4个老人年纪越来越大，情况越来越多。工作中，中年子女也面临着升职、挣钱养家的压力。哪一头都会让子女忙不过来，但哪一头都不能让子女兼顾好。作为父母，还不如放手，不要用“恩德”对子女强行道德绑架，让自己的子女轻松一些。他们轻松了，做父母的也应当感到欣慰。

二是老人能够得到更好的医疗救助。现在大部分养老院都有自己开设的医疗诊所，或者和医院开展合作，医生定期上门检查老人身体，时时关注老人身体变化。当老人突发某种疾病时，养老院的护士也能立即赶到。而且，现在老人在养老院内进行治疗，同样可以进行医保报销，这也免除了老人求医路途的辛苦。

三是消除寂寞。老人最害怕的就是寂寞。当老人在子女家里时，子女上班，孙子上学，一个人在空空的房间待一整天也是烦闷抑郁。如果在养老院，有一群和自己年龄相仿的老人，和自己阅历差不多的朋友，大家坐在一处，聊聊天说说话，也会很有意思。

四是生活更有规律。养老院的生活都有时间表，每天按时起居，一日三餐全都准点，且实施营养搭配，菜谱每周变化，活动和休息时间也有专人调节。除了吃好睡好休息好，其他的都不用操心。

五是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大部分的养老院都设有活动室，老人们可以看书、看电影、上网、打麻将、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等。某些条件较好的养老院还有卡拉OK厅、游泳池、舞蹈室、书画室、门球场等活动场所，老人的一天可以过得非常充实。

“当然，入住好的养老院还是必须得有不錯的经济条件。像酒店公寓式的养老院每月的固定费用将近五千元，这样的规格，当下只有少数老人能承受得起。”社工说。

就算从理论上讲，养老院好处多多，可是就中国的国情和传统，大多数老人还是无法接受进养老院的选项。在一般国人看来，老人即便儿孙全无纯属孤寡，但凡有房子有点钱，将来动不得的时候，请个闲的亲戚帮忙做饭或者照料，也好过把自己交到养老院去。我曾听一位阿姨说起过，她的老母亲被弟弟送进还算高档的养老院，两年后就去世了。她每每去看望母亲，临走，老人像个小孩子一样，牵拉着她的衣角，哭得撕心裂肺。

我也参观过几个建在老社区的养老院。楼里，走廊两侧尽是一个个不到十平米的房间，一般住两到三个老人。条件较好的单人间，里头则有一床一桌一柜两椅一台旧彩电，窗台边有一个旧式空调，夏天转动起来发出呼呼的响声，很刺耳。楼下，是半个篮球场大小的花园，到了可以出来散步的时间，老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也看不清他们是否开心。我上去询问他們关于养老院生活的细节，他们总是停滞半天，然后答非所问。

社会上的人们似乎也对养老机构的设立格外敏感。在沙坪坝区张家湾，社区想尽办法才与辖区内的一栋商住楼达成协议，利用该楼商用的一至三层建设一个养老中心。为了方便老人上下，需要在楼栋外的绿地上“跨个包”修电梯。说得好好的，岂料，动工那天挖机刚刚到达现场，便被一群愤怒的业主给拦住了，他们说自己并不知道这里要动工修这么一个晦气东西。但事实上，关于这个养老中心，社区事先确实与楼栋业委会商量协调好了的，也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变成了现在这番模样。现场闹哄哄。有人说，养老中心建在这里，这下得经常看见救护车，甚至殡仪馆的车往居民集中的地方开，像什么话！有人接着补充，往后烧纸钱的哭灵的也全在这附近了，不吉利……最终，社区又是一个个加业主微信，逐个沟通解释，又是做PPT给业主和业委会演示所有建设环节，力证不会危害业主利益，最终才把养老中心建设的事艰难地推动下去。

我想，这一切，大概也是大多数老人心甘情愿选择“老漂”的原因吧，如前文所述，且算是当下居家养老的一种重要形态。但是，老人与年轻人生活在一起，撇开若干客观存在的矛盾问题，无论是生活习惯，或是育儿方法都不尽相同。比如煮饭的问题，老人在米里加许多水，煮成入口即化的“粑粑饭”;年轻人加很少的水，煮那种颗粒分明的“硬饭”。比如孙儿日常如何穿衣的问题，老人主张多穿一些防止感冒，她的依据是“早起看见外面刮风了，感觉很冷”，于是初夏的阳光下，孩子还穿着长袖衬衫，扣着小背心;年轻人体质强健，不大能感觉到寒气，自己换上短袖，也给孩子换上短袖，孩子在太阳底下活蹦乱跳汗流浃背，旁人一看就指指点点，“看那小孩短袖短裤穿得利索！”“这种呀，一看就是年轻人带的孩子。”

“或许，亲密但有间才是最好的相处方式。”一位叫做龙劲涛的社区书记说。

当年，儿子刚出生的时候，龙劲涛的母亲专门赶过来照顾孙子。老人家操持家务忙活了一辈子，到了哪里都“眼中出活”，所以在儿子家里，母亲除了照顾孙子，还自然而然帮着儿子儿媳料理料理家务。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的母亲看哪哪有问题：瞧，你这个厕所边沿都是黑的，像公共厕所一样;瞧，你这个地上一圈一圈的黑印子，这个必须先扫后拖;瞧，你们年轻人就是不懂得节约，一天尽买些不顶用的东西浪费钱……..照顾孙子，老母亲有许多过来人的老办法，但是其中一些，儿子儿媳又觉得不大科学。时间一长，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龙劲涛夫妻和母亲时不时闹些不愉快。看来三代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确实有隔阂，要不分开？

从儿子3岁上幼儿园开始，龙劲涛夫妻就独立地带孩子，母亲住到离他们只相隔两站地的小区，一趟公交车五分钟就到了。若是两口子有事离家，就把孩子托付给母亲暂时照管，一家三口平日时不时上门看老人，夸夸母亲屋子打扫得干净，菜烧得好吃，也做出一副诚心求教如何做家务的样子，总归让老人开心。

龙劲涛的母亲喜欢煲汤，每每煲好一砂罐的汤，第一件事就是用保温桶给儿子盛上一桶，然后匆匆忙忙给他们送过去。“揭开保温桶的盖子，母亲送来的鲜汤，还散发着刚出锅的热气。”

我曾经看过很经典的一句话：最好的距离，是一碗汤的距离。这句话是表述成年子女与父母的最优距离。住得过近过于亲密，家庭观念的不同，会让家中平添矛盾;住得过远或过于疏离，彼此又会有很多的担心。所以，最好的距离是一碗汤的距离——从家里端一碗汤，到牵挂的人那里，汤的温度，刚刚好。

我住在成都的一位朋友，与自己远道而来的父母，同样保持着一碗汤的距离。朋友是广安人，大学毕业后留在成都工作，与丈夫结婚后，在距离单位步行约十分钟的小区里买了一套小户型。朋友是家中的独女，自幼父母视之为掌上明珠。待到朋友成家后一切安稳，退休的父母便举家迁来成都，在临近女儿家的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将户口落在房子里，一家子都成为成都人。父母替朋友接送孩子上学，给孩子做饭，辅导功课，朋友下班后在父母那里吃过晚饭，就将孩子接回家。父母与子女相互照应，但又有各自的生活空间。朋友家的装修简洁时尚，她父母家，则像把过去在县城的旧时光迁移到繁华的都市里。

“我当老师，我爸妈以前也是当老师，职业一样，但当下我的压力明显更大，因为现在的要求更高考核更多。爸妈作为过来人，则觉得上个课哪有那么恼火，一口咬定是我太娇气，吃不得苦。”朋友带高三毕业班，某天同事生病她顶班，站着讲了一个上午，中午“下场”几乎累瘫倒了，大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跟父母倾诉自己的难受吧，以过来人身份自居的父母却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谁都是这样过来的”。

“冲突肯定有，体现在许多细节上，但隔着距离，密切而有间，这样肯定好很多。”朋友对我说。

同样是“一碗汤”的距离，这个距离是楼上楼下。

《青海日报》退休记者安老师，与妻子一前一后，来重庆帮儿子儿媳带孩子，如今连户口都迁到了沙坪坝区的某社区。帮忙带孙只是这对夫妻迁居重庆的理由之一，“咱们原本就计划定居重庆，在孩子身边养老。”安老师的爱人王阿姨对我说。

不像其他省会城市独生子女的父母，孩子在异地大学毕业，就匆匆忙忙替他们做主——先帮着他们在本地找份稳定工作，然后再想方设法唤回他们。安老师夫妻豁达宽容，总是尊重孩子的选择。

安老师的儿子小安是在重庆上的大学，毕业后留在重庆一所重点中学教书，找的对象是自己的同事。对此，安老师夫妻很看得开：西宁反正也是移民城市，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谈不上什么到老要“落叶归根”之类，儿子不回来，咱们就到他那里去！先是落实房子的事儿。恰逢儿子儿媳单位建集资房，两个人都有资格买，于是一人选一套——小两口买一套，安老师夫妻买一套，楼上楼下。然后学车——是王阿姨鼓励安老师学开车的。本来嘛，安老师还有些担心自己年纪偏大，“重庆是一座山水城市，你学会开车，才好带着我到处走走看看呀！”王阿姨说。

安老师有两个孙女，大孙女读小学六年级，小孙女上幼儿园中班。白天老两口帮忙看顾小孩子，儿子儿媳下班，大家一起吃顿晚饭，然后孩子們跟着父母回到楼上。

“跟年轻人若要相处好，做老人需要谨记的第一件事，一定是要少言。”王阿姨总结道。比如给孙女买衣服，虽说老两口跟孙女打得火热最熟悉，但穿什么款式选什么颜色都由儿媳决定，王阿姨绝不会按照自己喜好来讲个一二三四，像有些固执的老婆婆那样，非跟儿媳妇儿争个面红耳赤。再比如教育方式，虽说安老师王阿姨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有自己育儿方面的一些独特认知，但儿子儿媳在教育孙女的时候，他们也不过多去干涉，最多说说自己的建议，大主意还是由年轻人来拿。

大孙女念小学二年级，儿媳就开始让孩子拿着公交卡独自坐五六站公交车上学。其实安老师王阿姨对这件事起先是很不赞同的，“心疼呀，那么一丁点大的孩子，在排队上车的人群里特别扎眼。”但儿媳坚持，老两口就不再说什么了。

“第二件事，要不计较。”安老师夫妻俩的退休金加起来不少，在职时单位都办了医保，退休后把手续也转到了重庆，没有更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他们没有必要向儿子儿媳要生活费，日常许多开支水电气什么的“谁碰上就顺便缴了，现在微信缴费多方便呀”。当初安老师为了更好地适应山城生活专门学了开车，加上儿子儿媳需要开车上班，如今家里养着两部车，安老师常常驾着儿子的车去替他加油保养。安老师的亲家住在成都，给另一个闺女带孩子。安老师夫妻俩帮忙带两个孙女也不去抱怨，“各有各的难处嘛。”儿子儿媳懂事儿，逢年过节总是抢着给安老师王阿姨送红包。

对王阿姨来说，重庆是个宜居的好地方，甚至空气里都透着青山绿水的清新和润湿，这是空气干燥的老家青海所不能比拟的。但老家依然有她最牵挂的人，那就是王阿姨90岁的老母亲，“母亲健在，却不能在老人家跟前尽孝，真的遗憾愧疚，好在还有其她姐妹照顾老母亲，只有每年夏天回去看看老母亲。”

是的，一碗汤的距离，不止是物理距离，也是心理上亲密距离的生动比喻。两颗心灵之间的距离，要用温度来测量，而不是用直尺。这个温度是最舒适的28-32℃，不会过热也不会过冷，在需要的时候，很快就能将温暖传递过去。

【作者简介】李燕燕，重庆市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重庆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成都文学院第八届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33届高研班学员。发表作品近70篇，出版专著2部，2015年获解放军总后勤部第十三届“军事文学奖”。